彝族土司与精英：近代凉山地区民族交流的先行者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研究成为学界热点[1]。公开出版的著作主要是各地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召开的研讨会论文集[2,3]。近两年报刊上的相关研究论文日益增多，这些研究主要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的历史视域、政治视域和文化视域等方面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存在研究视角褊狭、研究内容形而上学、研究方法较单一等问题[4]。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与区域研究、微观史学结合的探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5]，拓展了我们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笔者长期关注近代凉山地区的族群问题[6]，抗日战争国民政府西迁时期，凉山地区的彝族民众与中原地区的汉族民众的沟通联系逐渐加强，客观上有利于凉山彝族民众逐步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在这个过程中，以岭光电、李仕安、曲木藏尧等为代表的彝族精英是紧跟与促进这一变化的凉山地区民族交流的先行者。他们通过在中原地区的学习、在国民政府中的工作以及个人著述的与之相关的论著等，一方面使外界对凉山彝族的相关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又把中原地区追赶世界的现代化潮流介绍给凉山彝族同胞，使近代凉山彝族民众逐步加深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从而逐渐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一、彝族土司岭光电的历史作用

岭光电(1913-1989),彝名纽扭慕理，出生于1913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出生在四川凉山甘洛县田坝区胜利乡斯补村，煖带田坝土千户[7]。1926年2月，由于其家被川边军借口“改土归流”查抄，岭光电只能去汉源投靠川边各军总司令羊仁安，在其资助下先后接受了小学、中学和中央军校的现代教育[8]。从这段经历自述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岭光电一开始实际上是被动融入“他者”的世界(中原汉地)的。但是岭光电在接受现代教育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外面世界之广阔：不仅仅有中华民国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族裔层面的“民族”区别，还有国家、领土层面的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民族”区别。而且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与整个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彝人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也应该努力学习现代科技文化知识，争取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应有的贡献。所以岭光电这个时期的经历实际上实现了两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他个人自身的转变即由彝族土司到现代知识青年和军队干部；另一方面他利用身份的特殊性主动穿梭于不同族群中，成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族际沟通的纽带，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潜移默化的民族融合进程。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青年时期岭光电

首先，岭光电在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委员长重庆行辕办公厅工作、参加行辕组织的边区调查团到宁属各地考察时期就认识到：既要通过主动融入汉族主流社会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又要与其他的西南民族代表联系，通过成立组织，出版刊物，为西南“夷族”作宣传和争取权益。他们是“他者”世界(中原汉地)中的少数，他们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争取这个“新世界”认同的过程中，也会逐渐与一个更大的外面世界产生交流与互动，产生出一种融入近代世界的认识，从而与中国的其他民族结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而才能更好地维护彝族同胞的利益。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筹建西南彝族文化促进会来努力实现其宗旨：改善彝族的生活条件，通过教育和文化开发提高彝族的整体素质，并通过彝族自身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9]。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其次，岭光电在1937年初被羊仁安封为宁属汉彝民团彝务大队长和经越嶲政府批准恢复土司职位，收回土司印信后就“成了一个身兼双重身份，既属国民党行政官员，又是彝族土司”的人物[7]。在这种双重身份“护佑”下，他通过兴办教育，开始帮助家乡的彝族同胞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因为他从自身经历已经意识到只有通过兴办教育才能帮助更多的彝族同胞一方面通过学习增长知识文化水平，免受地方军阀势力的迫害；另一方面通过学习来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进而改变彝族社会整体的落后状况。最终也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水平，从而实现共同繁荣进步[10]。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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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抗战时期，岭光电先在1938年4月受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委托招收彝族青年入校培训，进而引导彝族青年参与到拯救中华民族命运的抗战伟业中去；其后又在1940年1月任边民筑路队北段支队支队长，带领彝族民众参加抗战重要大动脉之一的乐西公路修筑工作。岭光电通过引导彝族民众参与这些服务抗战战时需要的全国性事务，既使全国各界认识到彝族民众在国家危难时刻也为国家抵御外来侵略而流血流汗，尽到了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国民职责；与此同时也让彝族民众认识到外面更为广阔的世界，有利于他们摆脱过去那种“夜郎自大”的狭隘心理；而且彝族民众还通过参与上述活动学到更多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生产、生活技能，促进了他们自身的发展和进步[10]。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综上所述，其一，岭光电通过求学和工作中长期以来的有意无意引导使近代凉山地区的彝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其他民族(尤其是内地的汉族)的双向交往和交流得到了加强，使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向着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良性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促进了族群之间的自然融合。其二，岭光电的相关活动也为抗战以来勃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彝族民众中的传播创造了一些前提条件。学界论及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时，有学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其实已经由种族主义的民族观修正为康梁等维新派和清廷所阐释的“文化主义民族观的叙述结构”，从而使中华民族开始由“五族”(满、蒙、藏、回、汉)组成和使中华民族继续“承袭着大清帝国的边界线”来重建或者说建构[17]。另外还有学者认为“虽然同样是处于清王朝的统治之下，中国西部与北部的蒙古、西藏以及新疆的维吾尔地区，在一旦进入中华民国时代之后，就开始出现要求独立的声音；而在清朝坚决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中国西南地区，不仅没有出现民族独立的运动，而且涌现出许多挚爱中国甚至为之洒热血献生命的汉族以外民族出身的人士”，清朝推行“改土归流”客观上使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问题的焦点由政治层面转移到了经济层面[18]。当时的岭光电先生意识到作为中国西南民族一份子的彝族在民国初期并未被中央政府最高当局提高到与上述“五族”同等重视的程度，而且学界一般认为，清朝“改土归流”以来西南苗彝各族其实已经开始日益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他们很少有不认同自己的中华民族身份的。但是由于他们认识到自身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与内地汉族等先进分子是有差异的，为了个人和族群的自身利益着想，他们又必须靠着一种“我者”的族群认同来抱团发展，所以他们对自身所属的族群又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情感。正因如此他们无论是到内地学习和工作，还是因战时工作需要又回到凉山地区，在他们身上始终都具有两种层次的民族认同：一种是族裔的民族认同就是对彝族身份的认同，另一种是国家主权层面的认同就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很显然随着国情认识的增长、知识水平的提高都使他们认识到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才能保护包括彝族在内的西南各民族的现实利益，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主动地利用身份的特殊性积极为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这种民族融合与共同繁荣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二、李仕安的历史作用

李仕安，彝名格尔加甲底取，后自取彝名伊里底取。民国二年(1913年)农历八月初三，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城东门外二里地的靖远乡落水湖旁现称为海湾乡的彝汉杂居地一个衰败的白彝地主家庭[11]。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图片来自 南方人物周刊）

(一)求学工作经历中的先行示范

李仕安祖上世代为凉山“阿卓兹莫”(即雷波长官司)杨家(彝族)首席头人，且清代中期以来经常兼土司的师爷。李先生说他们家六代人近200年来，敬仰汉族文化，为彝人当中少有的书香门第[11]，文化素质较高。李仕安从小到大都受到了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后来又先后在成都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成为“天子门生”[11]和去华西大学攻读，成为第一位彝族大学生。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我们通过李仕安回忆与彝族土司安树德合作解救被掳掠的北京大学学生邓祖植的过程可以看出，白彝和彝族土司等彝族精英在彝汉交流中化解民族矛盾、加强族际沟通和民族融合中的作用。1942年冬国民政府农林部派遣大学生邓祖植到普格县实验农场工作，途径布拖古家坪时被当地头人安尼家掠去做奴娃。国民党中央严令西康省解救该学生，屯委会指令忠良区处理此事不果，只好强行任命李仕安先生为区长处理此事。李仕安通过拜访布拖土司安树德，取得安树德信任后，召开当地头人大会，阐明政府处理此事的态度：首先，国民政府对少数民族有扶持的“德意”，西康省刘文辉主席对彝务持“三化”(即德化、同化和进化)和“六不”(即不收投诚费、不收见面礼、不准打冤家、不轻用武器、彝汉平等和黑白彝平等)政策，屯委会处理彝务比往昔的改善；其次，说明彝人与中原汉人的人口比较，彝地与中原汉地的土地面积比较，彝汉之间社会发展水平的比较，说明只有彝汉相互亲近、彝汉合作才是对彝人真正有利的；最后，表达了国民政府对安土司的信任及李仕安本次前来的使命和对彝胞们寄予的希望。此次宣抚虽然达到目的，但是由于错过了解救时机，邓祖植也被几经转卖而不知去向了[11]。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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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就这样失踪了，可见当时宁属地区的社会治安和管理的确是非常混乱的。这样的事情经当时的新闻机构报道出去，对彝汉关系又会造成怎样的恶果呢？由于资料的不足，我们仅仅只能推论，就是在这种政府实际上是缺位的社会里，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可能由于一些小纠纷的日积月累而发展成为相互之间的仇恨。给予我们今天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就是：首先，政府力量一定不能在民族问题复杂的地区缺位，而且必须随时把民族间的矛盾纠纷化解于还在萌芽阶段；国家的统一富强则是上述要求得以实现的前提。其次，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各民族的交往交流，需要大量掌握两种(甚至多种)民族语言的人才作为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媒介；在近现代中国兵荒马乱、边疆区域政府缺位的时代，如同李仕安先生等民族精英人物无疑就能起到这种族际交往时的媒介作用。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二)著作《白彝革命宣言》强调彝人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性

李仕安先生自述于1945年11月2日至4日连续发表系列文章《白彝革命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近万字，分三个部分，其一《吁请政府及汉族同胞》(以下简称《吁请》)；其二《告彝族同胞书》(以下简称《告彝族》)；其三《白彝解放宗旨》(以下简称《宗旨》)。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在《吁请》里，主要是写给汉族同胞和“长官”们看的。李先生认为汉彝自从很古老的时候就是密切联系的，汉彝的血缘里也有着交流的历史；汉彝的交流里面最大的障碍还不是汉官的贪婪，而是汉民里的一些奸诈行为；但是汉族的奸商和彝族里的小偷一样毕竟都是少数，汉彝双方不应该以此为由而相互对立起来；同时汉彝交流中要注意尊重对方的习惯，不要因此产生不必要的冲突；最后要摆脱“彝性如犬羊，畏威不怀德”的汉人对彝人的固化成见，通过加强彝人的教育来促进彝汉双方的融合。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图片来自封面新闻，摄影 杨涛）

《告彝族》部分则分析了近百年来整个世界已经日新月异，天上有飞机、飞艇，路上有坦克、大炮，水上有军舰、水下有潜艇，当时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世界，彝人不知道改变落后的不良习俗、贫穷愚昧的现状，不能主动放眼世界，不能够虚心地向汉人学习，有可能会灭亡[11]。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他对彝族未来的深刻的危机感，作为在汉地学习工作过的彝族精英，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彝族只有学习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才能赢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并为整个中华民族抵御外来的侵略和赶上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潮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在《宗旨》里，李仕安先生认为黑白彝的身份分别在南诏大理时期，黑彝借南诏大理政权的力量打败白彝以后，进而给出白彝革命的要点：第一，白彝结成联盟；第二，白彝呼吁汉族和四邻，包括政府支持白彝解放；第三，最终向黑彝提出解放要求，黑彝最好主动给白彝解放，求得二者的和平、合作。这就首先在彝族内部缓和了历史上形成的主动学习内地较先进的儒家文化的族群与其他族群的关系，为近代凉山彝族更广泛地与现代文明交流，融入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创造了先决条件。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三、曲木藏尧的历史作用

曲木藏尧(1905-1940)，原名王治国，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川省越嶲县彝族“阿苏”家吉倮支[12]。曲木藏尧在越嶲县立小学毕业后，考入雅安川南师范学校，毕业后又考入贵州大学。1931年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先到重庆工作，然后到西昌行辕工作，受国民党中央委派，到云南、贵州、广西的“夷区”向西南少数民族进行“宣化”工作，撰写了《西南夷族考察记》一书(南京拔提书店1933年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就注重发挥少数民族精英对西南民族地区施加影响，以达到传播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慰问，对汉“夷”交流的关注，这些工作在客观上都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访问团的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积累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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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木藏尧曾经被彝语专家马学良教授誉为“彝族文化教育的先驱，民族团结的楷模”，因《西南夷族考察记》一书被马学良教授称为彝族“我者”研究第一人[12]。书中自序曲木藏尧论及，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他被国民政府派往川滇康一带进行针对“西南夷苗”的宣化活动，主要是“创设化夷学校，从事文化工作，领导夷族青年，改良夷族生活，并倡导汉夷通婚”，目的是为了“泯除民族界限，打破双方隔膜仇视之心理，以促成民族的大团结，作西南国防之屏障”[13]。经过此次宣化活动，发现国内一般民众及那些热心边事的同行都对西南彝族的生产生活和各种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缺少了解。所以决定写一部《西南夷族考察记》来对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宣传，希望对边事及国家开发边疆、巩固国防有所帮助。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曲木藏尧首先从“倮夷”的历史由来和“倮夷”二字本音“六苏”来展开论述，认为一般来说“倮夷”分为两种“黑夷”和“白夷”，而“水田”则“不是白族同化，也不是再白族同化，更不是黑族同化，完全是在这不白不黑的当中，直接与汉人结合，而产生的种族(去夷俗习汉制)”，简单来说就是“非纯粹的种族”[13]。我们认为曲木藏尧对“水田”人的定义还是准确的，该族群体现出边缘交界处族群固有的特征就是族群认同的不确定性，或者说“钟摆型”摇动，他们更多地依据现实的需要而选择性地认同为某种族群。从“倮夷”居住的地域宁属来看，曲木藏尧认为无论是倮夷还是其他民族都要认识到“康藏是中国所辖之领土，民族亦中国同种之民族”[13]，不能因为僻居边疆交通不便的地域就对此产生怀疑。由此而体现出曲木藏尧对祖国的国家认同，如其所言“故我之建议，将宁属划入西康建省，非徒为美谈，而实为我国家领土之完整，及民族相互生存起见也”[13]。毫无疑问，曲木藏尧的这些观点和建议是有远见的，体现出彝族精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其后曲木藏尧又从“衣饰”“饮食”“居住”“职业”“养育”“卫生”“娱乐”“货币”和“通商”等九个方面介绍了当时“倮夷民族之生活状况”。[13]曲木藏尧指出彝族人披的“查尔瓦”是一种适应彝族人在高山生活的需要的服饰，因为彝族人旅行一般是风餐露宿，该种披风可以让彝族人在野外和衣而眠，不惧风霜雪雨。在饮食方面，除了“水田”和已经被改土归流的彝民以外，大多数因为深居高山峻岭而简陋得很。由于生活条件的落后在卫生习惯方面就比较让外人无法接受，由于生产落后造成自身生产无法满足需要而从事烧杀抢掠。山地还在实行以物易物而少用货币，汉地通行的货币多在“熟夷”内使用。“倮夷”没有自己的市场，贸易通商靠汉人会使用彝语的行商走贩来实现。[13]这也就是我们党的民族政策中强调的民族地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相互之间也离不开”的客观现实。近代凉山地区的彝族精英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个客观现实，并开始注重在日常工作中发挥西南民族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的纽带作用，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进步。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曲木藏尧笔下的彝族社会组织有点像是美国人类学家詹姆士·斯科特形容的山地王国“赞米亚”族群[14]，这些族群的确在历史发展的某个时期(斯科特认为在二战以前[14])逃脱被王朝国家控制并征收赋税和徭役的压迫，可能这种生活的确是这些族群的选择。只不过斯科特把这些人群的生活想象的过于浪漫了，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认为他实际上是基于发达国家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上的压抑而对那些还在为食物的获取而苦苦挣扎的族群想象出一个不存在的“乌托邦”。从曲木藏尧对近现代及以前的彝族社会组织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乌托邦”世界并不那么美好，更多的是纯粹武力和暴力统治的世界，没有任何“国家机构”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同时也意味着没有什么力量来保障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所以在已经接受进化史观的曲木藏尧等彝族精英看来，这种社会组织是有点落后于时代的，不可能永远保持在制度之外，尤其是在近现代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浪潮之下。已经不再是过去冷兵器时代纯靠蛮力就能取胜，必须掌握必要的知识和器械才能在对等的条件下竞争。他们希望通过在彝区办学校普及这方面的知识来改变本民族的落后愚昧，实现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进步。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四、结论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上的族群交流中既有友好、互助与合作的一面，也有仇视、掠夺与争斗的一面。如果这些不太友好的一面只是在中原地区发生的话，人们会把它与阶级斗争、王朝更替联系起来；但是如果发生在族群众多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人们往往就会过分强调其中的某种“族裔”身份的差异。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如何加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各少数族群与内地民众的联系，是所有中华民族先进分子面对的一个时代之问。吴文藻先生认为族群的边缘“有若干混合民族——即中华民族所赖以构成者——分布于幅员辽广的边远省区以内，其涵化程度，介乎纯内地人与纯边地人之间，能通两种语言，过惯边缘文化生活，如来自各族而被国族化的边地人，及去自各省而被土著化的内地人是”[15]。这种处在族群边缘的人群，包括本文讨论的彝族土司与白彝上层，他们可以看作吴先生认为的“来自各族而被国族化的边地人”；还有其他白彝阶层，他们可以看作是吴先生所说的“去自各省而被土著化的内地人”[15]。并且这种边缘族群“因受文化交流的冲击，性情尤为活泼，在沟通边地人与内地民情上，在融洽民族的感情上，尤处于重要的地位”，“边政之能否有效促进”离不开这些边缘族群的媒介作用[15]。岭光电、李仕安、曲木藏尧等彝族精英人物先行示范为促进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族际交流向着团结和谐共处和共同繁荣进步的方向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近代“凉山彝区是个没有政府的社会，境内有100多个各自为政的黑彝家支”，体现出一种“无政府”状态，甚至被外国人称为“独立倮倮区域”[16]，曾经一度彝汉矛盾尖锐。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所谓“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治理之下，客观上本说来就是中央政府控制薄弱的地区。近代以来的世界进入阶级政治日益退出世界舞台而民族政治则开始占据舞台中央的时代，民族主义与“孪生兄弟”——族群问题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的重大力量[19]。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以后，中原内地尚且处于军阀割据与混战的状态，边疆民族地区则更是陷入政府缺位的长期混乱之中，导致各种族群内部、族际之间的矛盾突出。到了抗战时期，由于国民政府的西迁，以岭光电、李仕安、曲木藏尧等为代表的曾在内地学习工作过的彝族精英因根据战时需要而回到凉山地区，回到本民族同胞之中，利用他们的身份优势一方面使外界对凉山彝族的相关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他们也把中原地区追赶世界的现代化潮流介绍给凉山彝族同胞。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同时他们还在国民政府西迁后的彝汉沟通和交流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通过在家乡兴办教育、鼓励家乡彝族民众参与抗战时期战略物资生命线——乐西公路的修筑，不断促使近代凉山地区的彝族民众逐步加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并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从民族政治学理论上来看，对于加深一国民众的民族认同观念，一般来说都是由“学校教育反复灌输形成的”[19]。近代西方义务教育的普及，使着为构建民族认同服务的地理学、历史学教育具有了极高的价值，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0]。因为地理教学，无疑会将民族认同与地区认同之间的情感联系起来，所以“民族建构的过程就是一个历史领土化和领土历史化的过程”[20]。而这些彝族精英的上述活动无疑是把抗战以来的整个中华民族的亡国灭种危机介绍到凉山地区彝族同胞中去，使他们认识到西南边疆作为中华民族抗战的极其重要的大后方，必须充分发挥各族同胞的国家民族意识，共同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民族复兴伟业中去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华民族大家庭所有成员的根本利益。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其一，作为率先学习近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的彝族精英在近代汉彝交往交流中起到先行示范作用，而且是民族间自然融合的纽带。如果再进一步推究为何他们能够有效发挥这种族际沟通的中介和纽带作用，除了上述吴文藻先生提到的语言优势外，还在于这些民族精英率先学习现代化知识和技术，率先了解世界发展潮流，他们是西南边疆民族中“睁眼看世界”的先锋。他们的作用就是在学习和认识到这种世界发展潮流之后，再把外面世界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介绍到边疆民族地区自己的少数民族同胞中去。他们之所以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在于他们原本就是这个族群中的一份子，不仅具有上述语言相通的优势，同时更具有天然的族群认同的身份优势。他们这些优势的良好发挥大大加快这些地区和同胞对于新鲜事物的认识和接受；而且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同胞也在这种认识和接受过程中，逐步地与内地民众加强交往、交融，客观上使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初步发展起来。其二，从民族政治学理论来看，中原对于边疆的优势就在于中心地区的精英阶层的受教育程度和人数的多寡，这也是三国时期蜀汉诸葛亮的“丞相天威”给西南夷首领孟获等造成巨大心理冲击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边疆民族地区之所以落后于中原汉地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这种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这种文化教育因素的影响虽然在短期内并不明显，但是长期来看则能带给两个区域明显的发展水平的高低差别。同样来说，近代西方世界的领先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们在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逐步普及(这一点在德国和日本两个后发列强国家身上更加明显)。所以岭光电、李仕安、曲木藏尧等彝族精英无一不把在家乡——凉山彝族地区兴办教育作为首要任务来开展；而且这种现代教育的开展，如前所述还有利于让彝族民众了解到他们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对于抗战救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肩负着历史使命。其三，通过彝族精英的上述这些有益工作的开展和良好沟通纽带作用的发挥都为日后新中国中央访问团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慰问、民主改革时期人民政府势力进入凉山地区和新中国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政策的有效推行都创造了一些先期的有利因素。如新中国的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里就有许多发挥重要作用的少数民族精英人物(如彝族张冲先生、回族王连芳同志等)[21]，再如凉山民主改革时期李仕安先生、曲木藏尧的兄弟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些相关的问题只能留待以后再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lQJ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