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话
【摘要】通过对相关彝、汉历史文献的分析，结合田野资料，从主位的角度，考察了彝族的族类自称、族源、世系的自我认识，是否属同一群人的自我界定，族内婚意义上的联姻情况等，以此表明，民族识别以前，在今天被划定为彝族的人群中，在较大范围内应当存在着族群意义上的认同。
【关键词】彝族族群主位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彝族是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后，由中国政府正式确定的一个民族，现今人口有七百多万，分布在川、滇、黔、桂等省区。彝族内部支系繁多，一般认为彝族可分为武、乍、糯、恒、布、默六部，每个部内又可细分出一些不同的人群，还有一些被界定为彝族的人群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六部中的任何一部。
在不少研究者的笔下，彝族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统一的人群，其各支系有着共同的族源，如果它们之间在风俗、语言、服饰等方面存在着差别的话，那是由于各种原因受到割裂而各自发展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它们在本质上属于不相同的族类。另一些研究者如美国人类学家郝瑞(Steven Harrel)等批评有关彝族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从客位立场出发，由旁观者拟定几条标准来界定何谓彝族，并且这一界定过程本身受到了方便管理的现实需要，并非一项纯粹的学术活动。他强调彝族各支系间在自称、语言、文化、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并从族群认同的主位角度，认定彝族本来是“局外观察者指定或构建出的一个范畴”。在他看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一种新的彝族意识才出现并发展起来。
郝瑞的研究其实代表着二战以后特别是1960年代以来有关人们共同体研究的潮流。有意思的是，当笔者带着这种主位立场，参照郝瑞的族群概念与标准，试图去接受其结论时，却产生了更大的困惑。如果说彝族真的是“局外观察者指定或构建出的一个范畴”的话，那么局内人对于自己族类的看法与这个构建出来的范畴之间，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相关性呢？也就是说，在民族识别以前，在今天被界定为彝族的这个人群范围中，是否存在或在多大程度上有着内部认同呢？在我看来，在能够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之前，轻言彝族是一个自在的实体抑或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范畴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本文拟结合田野资料，分析彝、汉文献中有关彝族认同的信息，以期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
二、“娄”与“啥”：族类自称与他者观念
本文对历史上彝族认同问题的考察，首先从黔西北彝族的族称及其涵义开始。
“彝”在古汉语中是一个颇具高贵色彩的词，除泛指各种青铜祭器外，还有“常道”、“常法”之意。清代的官员与文人们常常用“彝”取代“夷”，泛指周边族类，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以后，“彝”才成为了固定的族称。这一族称涵盖了众多族类，这些族类大都共享着相同的族源故事，并呈现出一些相似的风情与习俗，但他们的自称却多种多样，计有诺苏、诺苏濮、阿西濮、格濮、聂苏濮、罗武、倮倮、所都、撒苏、六米、堂郎让、希期、罗罗濮等上百种，其中没有一种是“彝”或与之音近，显然，彝是一种他称。
黔西北的彝族分属布、默两部，分别以威宁、大方为中心，不管是通过对彝、汉文献的分析还是笔者的实地调查，都可以发现这两个地区的彝族往来密切、互通姻媾，并且具有同宗共祖的信念。黔西北的彝族自称娄素(即亦有译为纳苏者)或娄素濮(即亦有译为纳苏泼者)，与凉山等地彝族的自称“诺苏”、“诺苏泼”的发音极为近似，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纳苏泼 (娄素濮)”亦即“诺苏泼”，只是由于方言土语不同而稍有音变。这种理解值得商榷，“诺”意为“黑”或“主体”，“诺苏濮”之意为“主体的族群”或“尚黑之族”，“娄素濮”的含义与此大相径庭，资深彝文专家、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王继超认为“娄素(濮)”意为大地中心或世界中心的人，这是相当有见地的。“素”和“濮”都带有“人”的意思，而“娄”，则隐含着“中间”的意思，如可译作“中央”。黔西北彝文古籍同样表明，娄素认为自己是居住在大地中央的人，《彝族源流》云：
笃米的六子，如天上繁星，似地上茂草，遍布中央地。
《支嘎阿鲁王》亦载：
支嘎阿鲁)以星座，划天地界限，划内外界限，中间是彝家，四边外族人。
与“娄”相对的词是“啥”，现在一般称汉族为“啥”，但世袭布摩、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王子国告诉我，“啥”在古彝文中是“由中央向外发展的人”之意，并没有那么鲜明的民族界限。王先生的观点其实是彝文专家们的共识，他们通常不把古籍中的“啥”理解为“汉”，而是翻译为“外(人、族)”。当然，娄素也往往强调自己神圣高贵的身份。《彝族创世志》云：
彝人(即娄素)天之子，道与度来抚。
就汉文献来看，包括黔西北娄素在内的许多彝族支系，在元明清时期都被称为“罗罗”、“倮倮”、“儸儸”等。但民族调查的结果表明，仅有极少数的支系自称“罗罗”，因此有理由相信，对大多数支系来说，“罗罗”是局外人强加的他称。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罗罗”曾经是一种广泛的自称，后来逐渐被许多彝族支系弃用。
“罗罗”一词在日常生活中同样被频频使用，成为最常见的他称之一。“娄素濮”等族类对此很不乐意，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性称号。但是，在某些场合下又却不得不使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例如嘉庆年间大定府平远州发生了一桩命案，彝人陈阿佃赴京控告，其供词中称：
我系贵州平远州倮倮，年三十八岁，在本州向化里居住。我们土司头目安达屡次向众倮倮派敛银两……
娄素濮对“罗罗”之称的厌恶与排斥是有相当理由的。早在明代，士大夫们就给罗罗一词披上了歧视性的色彩，写作“猓猓”、“猓猡”、“罗鬼”等，并常常加上“性类犬羊”之类的评价。
和“罗罗”一样广为人知的称谓是“夷”，这是一种他称，却逐渐被遍布川、滇、黔等地的彝族支系认可和接受。至少在晚清时期，黔西北的娄素濮已被当地的汉人称为夷人或夷族，而且他们在汉语语境中也是如此称呼自己。文献的记载与此一致，始修于光绪三十二年(1902)，定稿于民国十三年的《威宁县志》云 ：
我邑)其他种族除汉族不计外，以苗民为最多，黑白夷次之，齐细眉次之，土老又次之，阿乌子不多，蛮子绝无。
其他彝区亦有类似情形。1943年，林耀华深入凉山考察，发现“罗罗”一词并不常用，边区汉人称“罗罗”为蛮子，“罗罗”谈话则自称“夷家”。
如同“苗”、“蛮”等词汇，“夷”所指对象常常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许多情况下只能理解为对非汉族类的泛称。其如何衍生出狭义的内涵以指称“罗罗”，目前尚难回答，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称谓具有深远的意义，直接影响到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据说，为了划定族称，毛泽东与彝族领袖协商，用“彝”取代了旧的带有歧视意味的“夷”，取“鼎彝”之义。
三、九大君长国之间的交往与认同
在民族识别之前，“夷”就已经是今天被划为彝族的许多群体在汉语语境中的自称和他称，但这还不足以说明这些群体是族群意义上的共同体，下文将以娄素为中心，考察历史上彝族的认同问题。
娄素濮统治黔西北的时期已很难确考，据明清时期的彝、汉文献及当地的口碑资料，早在三国时期，一位叫妥阿哲(汉文献称“济火”)的默系彝族首领就因帮诸葛亮征讨南中有功而被封为罗甸国王，统治包括今毕节、大方、黔西、织金、纳雍、金沙等县的大片土地，是为慕俄勾君长国。至迟在元代，慕俄勾的势力已跨过了乌江上游的鸭池河，向东一直延伸到今贵阳一带，但统治中心在鸭池河之西，因此慕俄勾亦被称为水西，明代依前朝旧例，赐封水西统治者为贵州宣慰司宣慰使。明制，宣慰使从三品，为品级最高的土司，朱元璋还诏“贵州宣慰使霭翠位居各宣慰之上”，足见水西土司的重要地位。自霭翠以后，水西君长开始采用汉姓——安，实行彝、汉双姓名制，所以又称水西安氏。
除慕俄勾外，黔西北地区尚有另一位布系彝族首领俄索折怒于元代以前在黔西北建立的乌撒君长国，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威宁、赫章二县。明代乌撒君长被赐封为乌撒土知府，并像水西君长一样采用汉姓——安。
在黔西北周边地区，尚林立着若干个相似的政权，主要有：滇东北的阿芋陡家、芒部家、乌蒙家、古口勾家；黔西南的阿外惹家；黔中的播勒家；川南的扯勒家。同水西、乌撒一样，统治这些地区的族类大都自元代起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土司制度中，并且一律被称为“罗罗”，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则被定为彝族，而彝文献则表明他们都自称“娄”。
族称的统一提示我们当时可能存在着一个横跨川滇黔三省的族群意义上的共同体。古口勾部要人欧索父奕访问阿外惹部时曾与阿弥评点娄素君长国的胜地，这一番话可以让我们体会到各君长国统治阶层对自己族属的一致认同，他说：“我的阿弥呀，九十彝(娄)君长，都住好地方，且听我来说。”接着便讲到了永宁扯勒部的柏雅妥洪、水西阿哲家的洛博迤略、芒部家的葛底翁妥、乌撒部的笃烘洛曲、阿芋陡家的举娄侯吐启、古口勾家的直诺祝雅流域、播勒家的大革滴索、阿着仇家的阿着地以及阿外惹家的住所。显然，在欧索父奕与阿弥的眼中，整个滇东北、黔西北、黔中、黔西南、川南都是彝人(娄)的住地，君长都是彝(娄)君长，柏雅妥洪等地方则是彝(娄)家胜地的代表。将几大君长国并列叙述的情况在其他彝书中亦时常出现。
这一认同首先是建立在关于共同祖先(笃慕，亦译作笃米——六祖)的信念上。据说笃慕(亦称笃慕俄)是他们的远祖，当时发生了大洪水，人类遭到了灭顶之灾，笃慕俄得到天神的指引，避难于撮匹山，成为唯一的幸存者。洪水退后，笃慕俄来到贝谷楷嘎的歌场，同三位天君的女儿结为夫妇，生下了慕雅苦、慕雅且、慕雅热、慕雅卧、慕克克、慕齐齐等六个儿子，这就是彝族的六祖，彝族由此而分为武、乍、糯、恒、布、默等六个支系。他们辗转迁徙，分布于云、贵、川三省的许多地区。乌撒家是布祖慕克克后裔的一支， 水西家的祖先则是默祖慕齐齐。六个支系先是与天上人通婚，后来天地亲路断绝，为了生存发展，经过商议，决定武系与乍系、糯系与恒系、布系与默系相互开亲。
这个故事广泛流传于三省彝区，并且在当地的彝文古籍上有明确记载。当然，对洪水发生的原因、避难的地点等细节问题有多种说法，但这些并没有动摇同宗共祖的坚定信念。通过《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彝书，我们可以拟出三省彝区彝族的分枝树谱：
在君长国之间的交往中，这个系谱的内容常常受到强调，如水西受到吴三桂攻击时，派使向芒部求援：
阿哲和芒部，是手足兄弟，要相依为命，彼此之间，系同一祖先。本是亲支系，本是亲家族。
又如乌撒曾与古苦勾(即磨弥部)对天结盟：
磨弥与乌撒，自从米(慕)克克，数到陡阿姆，二十二代祖，一直没分家，共同的祖父陡阿姆，共同祖母咪嘎。
三省彝区种类相同在汉文献上亦有所反应，朱元璋谕称：
东川、芒部诸夷，种类虽异，而其始皆出于罗罗。厥后子姓蕃衍，各立疆场，乃异其名，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水西，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
《明史》云：
四川乌撒军民府，云南沾益州，虽滇蜀异辖，宗派一源。明初大军南下，女土官实卜与夫弟阿哥二人，率众归顺，授实卜以乌撒土知府，授阿哥以沾益土知州。其后，彼绝此继，通为一家。
明代四川抚臣闵洪学言：
四川乌撒土酋安效良，水西肺腑之亲也，其顺与逆惟水西是视。
除了具有族类相同的坚定信念外，九个君长国还世代联姻，形成了一个大婚姻圈。如阿于陡部(东川、会泽一带的一支彝族支系)的姻亲涉及惹氏、恩氏、恒略丽氏、慕度部、德布氏、古口勾、卧僰、姆默遮、娄娄勾、能娄毕比、纪俄勾(即乌撒部)等。又如水西君长霭翠的夫人奢香是永宁扯勒部之女，归顺明王朝的乌撒部女酋长(鲁素舍仆)是从水西嫁过去的。《明实录》云：
蜀、黔之乌撒、乌蒙、芒部、沾益诸土司悉(水西)安酋姻连至戚。
类似的论述在彝汉文献，特别是彝文献中举不胜举，其中全面勾勒出三省彝区姻亲交往的是《彝族源流》卷26《姻亲交往记》一章。古代娄素濮称君长国之间的交往活动为“叟觉”，根据各国之间的关系，在“叟觉”一词中加入修饰语，如有血缘关系的“余(即舅)、苏(即甥)”、“寸迂(家族支)”，非血缘关系的“耐优”等。因为川南、滇东北、黔西北、黔中、黔西南的娄素不但相信他们有共同的祖先，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世代通婚，互为甥舅，因此各个政权之间的交往被称为“余叟苏觉”，他们之间的交往活动，通常带有“婚亲交往”与“走访亲戚”的性质。《姻亲交往记》等彝书表明，“余叟苏觉”的活动是相当频繁的。
当然，文献上记载的大概只是彝族上层的交往圈与婚姻圈，普通民众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拥有并维持这么一个横跨三省的社交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知道其他君长国。彝俗在婚嫁等活动中往往会举行盛大的仪式，通宵达旦地歌舞饮宴，这种活动的宣传效应使一般百姓都能了解到上层社会的交往活动。
此外，三省彝区的民间交往和迁徙亦不可忽视，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访问的许多彝人大家族，如大方县普底乡黄家，赫章县雉街乡陈家等，都是从东川、安顺等地一路辗转，在上百年的时间内逐渐在黔西北安家落户的，至今他们仍然有亲属分布在其他彝区。彝文献对几大部之间迁徙的记载比比皆是，如黔西北的著名白彝布所阿铺家是武祖后裔，在布所阿铺时获得极大的发展，“得以受肥田，得以受沃土”。于是“兴盛做尼目，昌盛举维弄，祭历代祖宗”。迁徙分支由此开始，在很长的时期内，先后产生的新家支有妥尼能彝、芍吐能彝、博所能彝、益德能彝、史吐能彝、侯吐能彝、马嘎能彝等，遍布米嫩、色脱、鲁洪、色翁四大山脉及五大水系。居住范围涉及滇东北、黔西北、川南、黔中的阿芋陡部、芒部、陡靡部、古苦勾部、扯勒部、水西部等几大君长国，他们都奉布所阿铺为共祖，以其名为侯读。
四、超越九大君长国之外的认同
以上简单讨论了九大君长国的交往与认同，其实黔西北娄素濮的对外联系远远超出了三省彝区，达到四川凉山等地。今天我们看到的两地彝族在习俗方面的差异，有的可能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如在发式方面，凉山彝族在额前留一束，用布裹起，向斜上方突出，谓之“天菩萨”。这在黔西北地区已经完全看不到了，甚至连七八十岁的老人都不清楚，但在文献上却留下了许多痕迹。《大定府志》云：“(罗罗)男子雉髭而留髯，以青布束发，结髻向前如角状。”《黔书》卷1亦云：“其人(罗罗)深目长身，黑面白齿。以青布帛为囊，笼发其中而束于额，若角状。”这种发式显然类似“天菩萨”。又如乌撒地区的丧歌提到彝芦笙：“其后有一天，去到宏鲁博，开始造芦笙。第一天起造，所造的型号，用九管造笙，造成九眼笙。第二天又造，改变了型号，用六管造笙，造成六眼笙。第三天再造，造成五眼笙。”这些型号的芦笙目前在黔西北已经失传，但凉山地区却尚有保存。
相对于这些外在的习俗，笔者更为关心黔西北的彝人怎样看待凉山等地的彝族。在田野调查时，笔者曾向许多被访者请教一个问题：“解放前知不知道四川凉山，以及贵州安顺、云南镇雄、昭通等地有彝族，和你们是同一类人？”对于滇东北、黔中等地区，所有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许多人还声称自己就是从那个地方迁过来的，两地之间的人有许多来往。对于凉山，少部分人说是解放后才了解的，大部分则回答说知道，但没有什么来往。不过，整个黔西北地区都盛传着，当年吴三桂平定水西后，许多彝族支系渡过金沙江，迁到了凉山，在那里安家。
水西娄素濮迁凉山之说可以通过在凉山彝族的调查得到印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调查组在凉山的调查显示，黑彝安学成家原系水西土司，吴三桂挥师入黔后，前十五代祖先阿之立阿咁(汉名安获洁)带领百余人逃进凉山，入赘沙马家，从此改姓沙马。凉山彝族以实行严格的族内婚著称，在解放前甚至黑、白彝之间都不通婚，而黔西北彝族为了维持自己种的纯洁，亦不与他族通婚。就此看来，黔西北娄素濮迁凉山及入赘的故事不管是否真有其事都表明，至少在凉山彝区的某些地方存在着黔西北娄素濮是自己人的观念。凉山著名彝族人物、曾任田坝土司的岭光电本人的经历可以作为这一结论的有力证据，1930年代，岭光电在南京中央军校读书时，结识了正在南京女中读书的贵州水西少女安成，深为顷慕，亦有人想促成他们的婚姻，但岭对自己的前途较为悲观，不想连累安成，他还认为：“纵然水西安家的大名早已传遍凉山，受到尊重，可她已经不懂彝语，若落后的亲戚不相信她是彝族，事情就危险了，因此我不敢有进一步的表示。”可见，当时凉山诺素大都认为水西娄素濮是自己人，凉山与水西之间的联姻并无多大障碍，除非对方水西娄素的身份受到怀疑。
黔西北的彝书和一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亦认为，凉山彝族主要属于六祖中的糯、恒二祖的后裔。这些彝书还记载了一些迁徙凉山的情况，如乌撒地区著名白彝阿景家祖先在云南东川鲁女博吉大祭祖灵、清理宗谱后开始分支，其中有一支渡过那溢大江(金沙江)到达今四川凉山州境内，称“慕沽阿旨”。
彝书《阿玉哭嫁》或许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考察黔西北彝族的交往圈与族类观念。乃恩舍伟系赫海珠舍(芒布)地方史吐能彝家支的姑娘，嫁到纪俄勾(乌撒)马嘎能彝家支后，生了女儿吾茹阿玉，许配给金沙江北岸凉山地区侯阿苻家。到了迎娶的日子，阿玉却不愿远嫁，在阿爸跟前哭泣，阿爸安慰她：“……当你出阁时，慕俄勾家，赫海珠舍家，德歹濮卧家，旨堵能彝家，所有这些家，君长(仇诃)及家族，连庶出门弟，甚至到天上，喜讯都传去。……北部长的树，都高大参天，北部流的水，都清澈见底，北部住的人，都属糯家管。是这种情况。你有何不乐，我的阿玉呀？”吾茹阿玉以手拭泪说：“那北部糯家，君长根基大，虽同属六祖，不关阿侯苻！”阿爸继续开导她：“地是北部雄，北部人有志……是皇帝家，没法去统管。”吾茹阿玉仍然担心不适应北部的习惯：“天地间英雄，六祖的业绩，我曾经听说。……那北部的人，不讲究穿戴，用活的棕皮，制作衣服穿，不兴修发式，脸也不用洗，常年不穿鞋，语言不相通，同他们相处，我一生难过，如流水受阻，叫我如何过？”阿妈劝慰她：“眼下的世道，彝家无君长，外族武力强，但凭其作主。外族都得志，凡事为外族。既成了这样，那北部的人，彝(娄)家自掌权，租赋收得广，租赋收得宽，保存彝(娄)典章，礼仪存完善，自主定婚制，有条理可依。”在经过一番哭诉与开导之后，婚礼如期举行，一路跋山涉水，历十余天，终于到达侯阿符家，圆满完成了婚礼。这个故事表明，尽管与凉山地区存在着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但马嘎能彝家依然强调大家都是六祖的子孙，并且认为北部地区的人和自己一样，都是“娄素”。
五、结语
本文表明，民族识别以前，在今天被划定为彝族的人群中，在较大范围内应当存在着族群意义上的认同。尽管笔者的研究与田野经历主要局限于黔西北一隅，而且彝文献本身也可能只代表部分群体的族类意识，笔者也知道少数被划为彝族的小群体并不认可政府给予自己的民族身份，但这些并不能导致笔者对“彝族是局外观察者所构建的范畴”这一结论的认可，目前虽不能够对此得出定论，但至少可以肯定，局内人对于自己族类的看法与政府所界定的这个范畴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相关性。
黔西北彝族的自称娄素，与四川凉山彝族的自称诺苏在内涵上存在差异，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认同对方是自己人，这一有趣的事实提醒我们，族称的不同不一定造成族群认同的障碍，不同的人群可能认为对方属于同族，尽管对用何种标签来命名同族的看法并不一样。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族群认同是一个充满弹性的动态过程，但因为彝文献性质的限制，本文只能对民族识别前彝族认同的情况做一大致的共时性分析，历时性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场景方面，是笔者今后进一步努力探讨的方向。
（原载：《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为方便阅读，已省去原有注释；如需引用，请以原文为准。文字来源：腾讯；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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