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瑞：再谈“民族”与“族群”——回应李绍明教授
内容提要：李绍明教授曾在《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上发表《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一文,对于笔者历年来在一些论文中所表达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援引了笔者和他都做过研究的彝族来作为例子。本文对李绍明文章做了回应,认为他的有些论点是可以接受的,有些则涉及对族体理论的不同观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民族；族群；彝族
（郝瑞教授）
近几年来，中外人类学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日益增加，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也开始讨论一些关键词和重要概念。在对一些关键术语的理解上，中外学者存在着一些分歧。其中，分歧最大之处，莫过于对“民族”和“族群”这两个词的把握。由于这两个词直接涉及到国家政治和中国人类学的许多问题，与之相关的讨论近来相当活跃。去年11月，《人民日报》曾刊登了一篇署名沙力克的文章，对某些中国学者削足适履地使用西方的“族群”概念提出批评，呼吁中国学者多使用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有严格界定”的“民族”一词。[1]
在这样一种激烈的辩论气氛中，李绍明教授在《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教授商榷》的文章，对于笔者历年来在一些论文中所表达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援引笔者和他都做过研究的彝族的情况来作为例子。
李教授在文章中主要提出以下三个论点:首先，他不同意我在十多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谈到的一种观点，即:彝族之所以被确定为民族，其政治意义甚于科学意义。我的理由是，彝族人口多，分布广，内部差异较大，各支系之间缺乏共同特点，从而无法以民族识别所用的斯大林的四条标准来加以界定。[2]其次，他不同意我在一些文章中对彝族在历史上的认同状况所做的
描述。在这一问题上，李教授用了不少上世纪5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收集的资料来支持他的观点。他认为，这些资料可以证明，彝族各支系之间不仅存在着相互认同，而且在客观上也具有各种共同特征;由此看来，以客观标准区分的“民族”和以主观认同区分的“族群”事实上是一回事，没有必要严格区别。再次，他不同意我在一些论文中曾谈到的一种观点，即“族群”与“民族”是没有可比性的两个概念。
李教授在文章中非常客气地表达了对我的敬意以及与我的友谊，强调我们所存在的分歧是同行之间的讨论。在此，我愿对李教授的好意表示感谢，同时，也愿意出于相同的友情，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回应李教授的文章，以求达成共识。
一、关于分类学的思考
在李教授的这三点批评中，第一点中的有些东西我完全接受。自从我在1990年写了那篇文章之后，通过和李教授本人以及其他中国学者的交流，并通过阅读各种资料，已对“民族”一词的科学意义有了了解。我承认，按照民族识别的标准，彝、苗、瑶、哈尼等较复杂的群体是一种族体，虽然这些族体在其内部存在差异，但也有相同的特征和共同的历史来源。在这一点上，我原则上完全接受李教授和其他中国同行对我的观点所做的纠正。
但是笔者认为，在这方面，除了原则以外，还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考虑。民族识别工作无疑是有其科学依据和客观标准的，但也有其随意性。民族识别在科学上属于分类的范畴。而在任何分类中，类别的划分都可根据具体的情形而有粗有细，其范畴也可大可小。中国各族体之所以被识别为50多个民族，除考虑到科学的依据之外，也考虑到行政上的方便，因而具有某种政治意义。费孝通先生在198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曾提到，在民族识别工作刚刚开始时，上报的民族称谓有四百多个。[3]如果在行政上方便可行的话，民族的数量即可按此数字来定，而这并不违背民族识别的基本原则。李教授所提到的彝族的各个支系，也可被识别为不同的民族。
这样，分类工作就可以做得很细。
另一方面，分类工作也可以做得粗一些。就笔者所知，不但彝族中的各个支系具有共同的历史来源，而且这些支系和哈尼、傈僳、拉祜、纳西等族也有共同的来源。笔者就听不少彝族学者、干部和企业家说过，在民族识别时，把“大彝族”(这一概念也将上述各民族包括在内)做了重新划分，以防彝族的规模太大。当然，这种观点在中国是很不正确的。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上述各民族的共同来源和某些共同特征，则是不能否认的。可见，除科学的依据之外，分类工作还可以有其他一些依据。关于这一点，李教授在文章中也予以确认。例如，李教授就认为:对56个民族的确认，“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至为关键”。[4]
应当看到，分类学除了具有“可粗可细”的灵活性外，还有另一种灵活性。次级类别如何归类到高一级的类别，也不一定非由被归类事物的本身情况而决定，这在动植物分类学里已有众多先例。族体分类也有同样的难题，彝族的划分也不例外。李教授在同一文章中也指出:彝族中、西部方言群在语言和文化特征上，与傈僳族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许多里波人认为他们的语言与傈僳族相近，而与诺苏或其他彝族的方言相去甚远。这一点在戴维·布拉德利
(DavidBradley)的著作里也得到证明。[5]我本人在1988年到攀枝花做田野调查时，也了解到这种情况。根据中、西部彝族方言与傈僳语相近而与诺苏和其他彝族方言较远的情况，而且考虑到他们在历史上都没有自己的文字这一事实，我们也可以把傈僳、里波、拉洛等群体识别为一个民族，而将彝族的东、北、东南和南部四个支系识别为另一个民族。这样做也是具有科学依据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认为哪种分类就对，哪种分类就错，而是想指出:分类是可以有其灵活性、随意性和专断性的。
总而言之，笔者完全承认，民族一词和民族识别均有其科学基础和科学原则，不过，像各种分类学一样，选择的标准常常受到使用因素的影响。其实，在某一范围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分类办法。
二、关于族体认同意识的几点补充
对于李教授的第二点和第三点批评，笔者是有所保留的。李教授在文章中所提供的各种材料，实际上无法证明民族层面上的意识，比如说，彝族的认同早在上世纪50年代甚或更早时就已经存在，且见于社会中的各个阶层。按最严格的科学标准而言，这一论点既难以证明，也难以否定。我们无法回到那个时期，而那个时期的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又较少涉及意识问题。当时的调查者沿用的是苏维埃学派的理论和观点，不太重视意识问题，而把调查的重点放在语言、文化特征以及历史来源和血缘关系上。但是，根据近20年来的实地调查资料，我们可以质疑李教授的这一论点。以下，我同样以彝族为例来说明我的看法。
我在论证中的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确可以假定族体认同的取向是随社会和交通的发展而从小到大的。民族层面的族体认同自1950年以来只能日益加强。对于这一点，李教授也是同意的。从这一原则来看，如果说现在还有一些小群体的老百姓不接受他们的民族认同，那么，可以推测，上世纪50年代这类例子不可能少于现在。
以下是笔者在80年代和90年代接触到的一些事例:
对于李教授在文章中提到的分布在米易县横山、普威两地的彝族支系亚拉、纳苏、阿布，笔者曾于1993年做过短期调查。除了普威和横山之外，我还调查了地处深山的麻隆乡。我的调查结果不同于李教授所援引的叶大槐、陈显寰报告所谈的情况。[6]这里，我想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横山与麻隆的亚拉，他们是绝不认同于彝族的。我曾走访过十多个亚拉村民，其中没有人认为他们和附近的诺苏是一个族体。其主要原因有三:其一，语言及风俗习惯不同;其二，彼此不通婚;其三，据说该地区的原住民是亚拉，汉族是后迁来的，而诺苏迁来得最晚。根据我们所了解的诺苏迁徙史，这种说法应该近于事实。第二个例子涉及到云南的撒尼人。直到上世纪90年代，撒尼人在石林公园和昆明街头所卖的刺绣工艺品，还都绣有“撒尼族”三个字。第三个例子是我所调查过的攀枝花平江乡和福田乡的“水田”，他们在1988年时还不认同于彝族，到了1994年，虽表示可以接受彝族的民族成分，但却很少主动使用。
笔者同意李教授在这一问题上的另一个看法，即:认同不是单一的;有时，同一群人可以有
不同层次的认同。有些诺苏有自己的家支认同和阶层认同，以区别于本群体内的其他家支和阶层。同时，他们又有共同的诺苏认同，以区别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此外，还有些诺苏有一种“少数民族”认同，以区别于汉族。诺苏人中就有一句话，叫作“穿裙子的是一家”。在他们看来，传统上只有少数民族才穿裙子。按诺苏核心地区的学者所言，辨别是不是诺苏人的依据只有一条，即能否背诵家支谱系，能背诵者即为诺苏，不能背诵者即不是诺苏。诚然，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诺苏人的这种族群认同也不一定适用于其他支系。
总之，我们不能否认，在有的情况下“民族”可以成为认同的对象。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或更早的时期，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存在于西南地区的许多民族中。50年代以后，民族层面上的认同逐渐从精英向老百姓普及，并由此得到加强。笔者撰写的《从族群到民族》一文，描述的就是这一过程。
三、关于“民族”与“族群”的辨析
李教授在文中对我的批评涉及到我在《从族群到民族》一文中所示的表格(见下表):
“族群”与“民族”两词语的基本比较
族群(Ethnicgroup) 民族(Minzu)
西欧/北美的概念 中国/俄国的概念
地方语境 国家语境
平民百姓 精英
主位 客位
主体性 客体性
流动性 固定性
该表中所涉及的项目较多，现分别解释如下:
表中的“西欧/北美”与“中国/俄国”这一组概念，涉及语境问题，也涉及翻译问题，下面还要谈到，这里暂不叙述。
表中的“地方语境”与“国家语境”以及“平民百姓”与“精英”这两组概念，与上文所谈到的认同过程相关。我们知道，华夏文明很早就有对周边族群的记录和分类。中国的学术和政治传统很早就用某些较大的类别概念对不同族群加以归类，如:先秦时期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汉代的南蛮、西南夷等，以及帝制晚期的苗、瑶、蛮、夷等。但是，这些类别和观念并未进入各族体的地方语境。譬如，清代官方文献和《苗蛮图册》上都有“猡猡”的称谓，其语义包括现在称为彝族或彝语支的许多小群体。但是，除了个别参与科举制度或与官方接触较多的精英外，绝大部分“猡猡”并不知道自己被称为“猡猡”。李教授本人和其他中外学者都承认，彝族的任何方言中都不存在涉及整个彝族的统称。这一例子可以解释国家语境与地方语境之间的差别。在这方面，平民百姓与精英之间的主要差别，乃在于前者参与的是地方语境，而后者则是同时参与地方和国家这两种语境。
表中的“主体性/客体性”这组概念，是最为关键的一项内容。这里，“主体性”指的是族体成员如何看自己，而“客体性”则是从局外人的眼光来看一个群体。“民族”是通过识别而加以确定的范畴，而且，是由外人用客观的标准来定的，有关族体的自我观念并不构成这一标准的主要内容。我们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由客观标准所确定的范畴并不一定与自己心目中的范畴相吻合。需要在此指出的是，从本质上讲，这一区别并不是一个大小或层次的问题。在50年代或更早的时期，地方语境远比国家语境小，出自地方语境的主体观念的范畴自然也比出自国家语境者小。但这种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经过50多年来的发展、教育和宣传，最初具有客体性、出自于国家语境的“民族”(具体表现为彝族、哈尼族等)，也进入了地方语境，从而具有了主体性。这一过程，就是笔者在《从族群到民族》一文中所叙述的主要内容。[7]
关于“民族”与“ethnic group”的翻译问题，中外学者已达成共识:在讨论族群性问题的具体语境里，汉语中的“民族”与英语中的“ethnic group”很难对译;在抽象的意义上，二者所指涉的对象在内涵和外延上也是不一样的。对此，我们无需在此详加讨论。
这方面的问题主要在于:将英语中的“ethnic group”这一表述译为汉语中的“族群”一词，是否完全符合原意?如果符合的话，则“族群”一词就应包含诸如地方语境、平民百姓用语、主体性与流动性等特征。然而，我认为，我们人类学者不应当过于强调汉语中的“族群”一词所表示的意思是否一定符合英文中“ethnic group”的原意，而应当考虑对“族群”一词做出其他可能的界定。例如，我们可以将“族群”视为地方语境中的概念，而不一定赋予它自我认同(主体性)、流动性等特征。
对一种概念的界定不可能也不应当仅仅由一批学者所垄断，它应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
自然，在不同语言的对译中，我们更不能认为用来对译的术语必定是完全达意的。这里，我们又面临另一个难题:对“族群”和“民族”的比较与对“ethnic group”和民族的比较是否为同一种类比?如果是的话，则本文在前面所做的比较起码可以作为讨论“族群”一词的一个起点。否则，我们就必须考虑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在中文语境里，“族群”一词经历了哪些变迁?第二，如果中文里没有可与“ethnic group”完全对译的概念，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促进中外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群体关系的共同理解?
以上，笔者一直在试图梳理自己与李教授在“民族”和“族群”这两个概念上的共识与分歧。
笔者认为:建立在科学意义上的分类学并不是完全为反映客观现实而设立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分类有时是为了操作上的方便。另外，在对特定术语的理解上，我们应当考虑到，在不同的语境里，它们所具的意义可能也有所不同。
这里是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海量的数据，鲜明的彝族文化特色，是向世界展示彝族文化的窗口，感谢您访问彝族 人 网站。[1] 参见沙力克:《“族群”和“民族”的国际对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11月2日。
[2] 参见Harrell, Stevan,“Ethnicity ,Local Interests and the State: Yi Commun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32,No.3.1990,pp.515-548。
[3] 参见Fei,Xiaotong, Towarda People's Anthropology, p.60, Beijing: NewWorld Press, 1981。
[4] 李绍明:《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教授商榷》,《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5] 参见Bradley ,David, “Yi”,in Jane Leary and Carl Robinoeds., Facts About the World'sLanguages ,pp.826-829,NewYork and Dublin :The H.W.Wilson Company,2001。
[6] 参见叶大槐、陈显寰:《米易县“亚拉”、“阿布”、“塔直”、“尼罗”等少数民族的调查》,李绍明、童恩正主编:《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1983年。
[7] 参见郝瑞著,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283页。
原载：《民族研究》2002年第6期，原刊编辑：李彬。
作者：[美]郝瑞（Stevan Harrell），发表此文时作者为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克博物馆亚洲藏品部研究馆员，人口研究所研究员。
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主编：巫达；推文编辑：冯溪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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