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关系
一、彝族文字与三星堆之谜
据有关资料介绍，从1929年开始发掘的三星堆遗址有四期文物：第一期为相当于新石器晚期，测定年代距今4075年；第二期为在夏商早期，测定年代距今3765年；第三期为商代晚期；第四期为殷末周初，测定年代距今3200多年。
一个远古的帝国被发现了，一个古老的历史秘密被解开了，但历史却又留下了新的谜团，这个神秘的帝国在创造了这样一个文明之后，为何在它发展到如此高的成就时，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它的来龙去脉在哪里？来自何处何时？是什么族人所创造？最后又去了何方？正像对古埃及文明和黄河长江文明、古印度文明一样，人们在钦佩古人的智慧和成就的时候，又不得不思索这个文明的来踪去迹。
根据古彝文典籍和众多的毕摩经书与三星堆文物的对比研究，发现三星堆文化有许多古彝族文化的痕迹。我们在试图探讨三星堆的神秘与彝族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
从近千件的三星堆出土的各种各样精美文物来看，作为彝族专家学者们觉得似曾相见，在彝族历史长河中，在彝族浩瀚的民间文化中，在彝族人的所见所闻之中。其实，这些奇特的文物填补了中国考古学、青铜文化、青铜艺术史上的诸多空白，向人们展示了早在三至四千年前的古蜀国族人的物质文化遗存。三星堆文物古迹中古蜀古城遗址、古蜀聚落遗迹、古蜀独特的祭祀坑、古蜀独具一格的木建筑群等重要遗迹和遗物，揭示了古蜀是已产生高度文明发展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缔造者是谁呢？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汉文化无法考证，现在只能用古彝文化来破解其中的秘密。
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中国，也轰动了整个世界，被誉为当今世界“第九大奇迹”，是未解之谜。
未解之谜一：文明起源何方
三星堆文明，属于古蜀族人的创造。那么，古蜀是什么民族呢？
经考证，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五千年前。
事实上，三星堆的青铜人像、青铜器具、动物雕塑都不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那么，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是什么民族所创造的呢？
未解之谜二：消失的古都
古蜀国的建立和繁荣发展持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然后突然地消失在中国大地。在历史研究中，中国的历史再一次衔接上时，中间已多了将近两千多年的空白。这神秘的空白与古蜀国的消亡存在着什么关系呢？古蜀国哪儿去了呢？关于古蜀国的灭亡，据说目前的研究，有三种说法：
水患说：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泛滥毁灭了古蜀国。成都平原是洪水朝天之后所形成，那么古蜀国就在成都平原形成之前。
战争说：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有被破坏或烧焦的痕迹，可以印证了因战争的破坏毁了古蜀国。残酷的战争毁灭了古蜀国，可以这样解释古蜀国的破灭。但经考古学家研究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又相差百年，从时间上有不吻合。又没有更多的历史依据，显然，战争毁灭了古蜀说服力不强。
迁徙说：迁徙，是古老民族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不要需太多的考证，但它实际上仍没有回答根本问题：古蜀人为什么要出现这样大规模的迁徙？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迁徙？迁徙到哪儿去了？可以想象，成都平原自然条件优越，物产非常丰富，土壤非常肥沃，气候非常宜人，迁徙说难以自圆其说。当然，当时也不一定就有了现在的成都平原。不管怎么说，古蜀国消失在历史长河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和彝族的祖先的大迁徙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未解之谜三：神秘的器具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活动的用品。像祭祀台、青铜人像、金杖、神树类。这些文物表明了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也表明了古蜀国宗教活动的繁荣。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人雕像、神树、金杖等。奇怪的是这些神秘的器具和彝族的古代器具有惊人的相似，甚至与现在还残存的彝族毕摩器具和生活器具十分相似。
未解之谜四：文字或图画
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瑰宝——世界最早的金杖。金杖上有符号，那些符号是图是文？专家学者们各有见解。有的为之不解，有的试图破译，有的则认为刻画的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能表达语言。但是，这些符号都与古彝文有惊人的相似，这些刻符是不是古彝文？彝族的毕摩和专家已经能用古彝文破译这些图语。
从三星堆遗址我们能重新认识巴蜀文化。因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不相同，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同。例如历史学界一向认为，与中原地区相比，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遗址证明，它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民族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以前历史学界认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限定为黄河流域，然后渐渐的传播到全中国，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三星堆的发现和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中华民族的文明）推前到五千年前，雄辩的事实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更证明了长江流域地区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古老文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三星堆遗址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蜀国珍贵文物面世，顿时轰动中国，震惊了世界。据专家学者研究，两个大型祭祀坑内的文物，大部分都是古蜀国王室的宗庙重器。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主要特点。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分九枝，枝上有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条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这样绝妙的神树与彝族毕摩的神树几乎一模一样，它把有关古代彝族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型为其特征。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具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像；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神树，则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这和彝族的万物崇拜又有什么关系呢？
《华阳国志》有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据学者研究，所谓“纵目”，即是指这种铜面具眼睛上凸起的圆柱，以夸张的艺术手法展现了蚕丛王的英雄气概。三星堆出土的突目铜面具等，是古代蜀王蚕丛的神像。
神秘的“巴蜀符号”
古蜀留下的巴蜀符号，人们又称巴蜀图语，有的称巴蜀图形文字。在中国四川省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期的文物上发现了150个不同图符，统称“巴蜀符号”。它们多数是实物图像，汉文无法考证，也没有数目字，也不能构成文句，只是看图解寓意的符号，和甲骨文不一样，是目前国内唯一不能用汉文破译的古代文字。有人推测“巴蜀符号”可能属于四川远古时代古彝人遗留下来的象形文字。
“巴蜀符号”的历史
三星堆的“巴蜀符号”应该属于西周时期，后流行于战国时期。据史学界研究推断，巴蜀符号可能产生于古蜀国的杜宇和开明王朝时期。
在三星堆、金沙遗址等地发现的巴蜀符号已经超过二百多种。文献记载，古蜀人著书立传是在六国时代。六国时期古蜀文化发展到了鼎盛。
有许多学者认为，秦国统一六国后，古蜀的“巴蜀符号”“巴蜀文字”被废。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灭了古蜀文化，给研究古蜀文化带来了许多的困难。
二、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
专家学者从一个民族考古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一个失落的民族文明。
三星堆古城和祭祀坑遗址的发掘和以新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成都六座史前古城遗址的发掘，让人惊奇地发现这里凝聚着彝族的古老文化。
三星堆之谜使一个已经失落的古老的巴蜀文明破土而出，显现出灿烂的光芒，照亮了巴蜀文化史特别是古彝文化史上的苍白。三星堆蕴含着丰富的彝族文化和彝族历史信息，涵盖着众多的扑朔迷离的古彝文化之谜。
研究三星堆之谜，是中国考古学，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由于三星堆之谜的神奇和文化渊源的扑朔迷离，也为我们的认识和研究带来了许多的迷惑和困难。
我们研究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是因为三星堆祭祀坑内各种各样的神像和形象从来没有记载，也没有现成的巴蜀文献记载可资对照。我们不得不借助于古彝族文化典籍的知识来认识和探索三星堆之谜。如关于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鸟等形象的认识，就不得不借助于我们已知的彝族文化来对三星堆遗物加以推测对比研究。
是因为研究和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族属和文化渊源，似乎若隐若现，似像非像。历史上巴蜀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源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长时期的民族交往、民族迁徙与文化变迁，使我们至今对巴蜀内部的民族关系还难于从纷繁中理出清晰的头绪。但从许多的历史迹象表明，三星堆的创造者于古彝人有渊源关系。是因为三星堆文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古蜀王国的文化体系，根据各种文献记载可以证实，古蜀国的历代王国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都是古彝人。特别是许多青铜器上的图语是古彝文的破译。使人们看到了三星堆文明的流向和三星堆文化创造者的基本族源。
正是这些文化基因的存在，引起我们对探索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渊源，使我们对巴蜀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古蜀文化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引起思索，加以重新认识。
三星堆，是世界注目的文化现象。
三星堆，有许多一时难以破译的秘密。
三星堆闪烁的历史光环，迷漫着茫茫历史沧桑中的许多不解之谜。
面对三星堆之谜，许多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等的文化人，都在跃跃欲试，似乎看出了什么，试图想通过那些文物古迹找到一点族源的痕迹和文化的基因，从顿然领悟中想说点真话。三星堆热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应有尽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各种不同类型的论说，都在为三星堆之谜作探索。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和鉴定，学术交流不可能不带任何民族偏见，也不可能不带政治色彩。但是，历史是不能改变的，只有排除那些不健康的学术偏见和民族偏见，才能还历史的清白。
谁是三星堆文化真正的创造者呢？这是摆在史学界和民族学界的一个难题。
我们不反对“三星堆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的论点，三星堆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荣耀和骄傲。在大量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发现彝民族是三星堆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之一。
三星堆随处可见的是古彝人的文字符号和古彝人的文化基因。面对三星堆众多的古彝人的文化因素，我们不能不说实话，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有渊源关系。
1.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考察了三星堆后，在《自己民族的人要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一文中指出：“很清楚这个文化与彝族文化是有关系的，怎么样下来中间的环节还不清楚，可是事实很清楚。在我们的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的来源之一，这个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关系，现在我也弄不清楚，但是很早，5000年以前就应该有联系了。”费孝通明确指出了三星堆与彝族文化有关系。他还指出：“彝族有宝贵的文字遗产，这个文字现在看来很久以前就有了，是象形文字、方块字，它与甲骨文的关系现在还不清楚，但将来可以搞清楚，我们可以通过文字的起源来研究民族之间的关系。”对彝族的文字，费孝通还指出：“彝族保留了很好的文字，长江流域有五千年至六千年之间保留了很发达的文化。”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彝族毕摩文化和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足以证实彝族文化的源远流长，也能证实彝族文化与三星堆之谜的渊源关系。
2.石鸣和李建同志发表了《彝族毕摩经书中的三星堆身影》一文，他们说，我们翻看着毕摩经书，看着那些似曾相识，实际上却又异常陌生的彝族文字，想起了在西昌参观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时一位叫杨春的老彝人的介绍，老人在介绍彝族文字时说，三星堆文物上的一些刻画符号，和彝族毕摩经书上的一些文字几乎一样。许多的彝学专家到了三星堆，都不约而同地道出心声：三星堆处处都有彝族毕摩的身影。
3.彝族，原本为“夷族”，自称是带弓箭的巨人。几千年来的族名一直沿袭到新中国的成立。韦安多先生从北京深入到凉山彝族腹心地美姑、昭觉等地，通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后指出，彝族是开发中国西部的先驱。
4.新华社于2007年12月3日发出一条消息，标题为《三星堆文化含有彝族基因》报道的是云南省探秘三星堆寻访南丝绸之路大型人文科考察队沿着楚雄至祥云方向前进，科考队在楚雄进行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的对比研究，提出了三星堆文化中有彝族文化的基因。
5.长期从事古彝文字研究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语委古籍科科长阿约铁日先生曾考察过几次三星堆，明确提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巴蜀图语完全是古彝文。他翻阅了许多的彝文古籍和三星堆的许多资料，发现巴蜀图语和古彝语的语法有相似，主语在前，宾语在谓语后。他还能用古彝文破译出了许多文物上的刻画符号。
6.无独有偶，在1989年秋，著名彝族作家李乔将西安半坡出土的陶瓷上32个刻画符号拿给了红河州的大毕摩李八一昆看，李老先生不识一个汉字，却用古彝文破译出了26个字，证明半坡出土的陶瓷符号是古彝文。而西安半坡出土文物距今有六千多年的历史。后来，新华社记者于1989年11月12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半坡刻符是彝文始祖》一文，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中国古文字研究热。
这样的发现和三星堆文化中的彝族文化因素难道就没有什么渊源关系吗？
7.四川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李邵明以《从彝族神树崇拜看三星堆出土青铜神树》提出了从现今彝族祭祀神树、铁柱的礼仪及内容，可推测出古蜀人祭祀神树之大体情况。
8.中央翻译局彝文翻译室译审王昌富以《三星堆与彝族文化共同特征研究》、《古巴蜀文字与古彝文系同一文字系统》等文章，用古彝文破译了大量的三星堆巴蜀文字，论证了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
9.云南著名彝学专家戈隆阿弘被称之为彝族历史学的多产学者，他长期研究彝族历史文化，发表、出版了大量的有影响的文章和著作。他以《三星堆与古夷文明》深入研究了三星堆文化古夷文化的关系，结论是：三星堆当属古夷文化遗存。
长期研究彝族毕摩文化的年轻学者摩瑟磁火先生考察三星堆后提出了九个联想：从三星堆青铜器到彝族的铜崇拜；从青铜神树到彝族的神树；从青铜人像到彝族祭祖仪式中的祖妣偶像；从压胜埋葬坑说到彝族毕摩的黑巫术；从巴蜀图语到彝文；从青铜人兽像到彝族的鬼神形象；从蚕丛居石室到彝族的祖灵岩洞；从三星堆的宗教到彝族的宗教；从铜人、铜动物到彝族毕摩的泥。这么多的联想，其实都是彝族文化现象，全都在三星堆的各个角落。似曾相见的三星堆，是古彝族文化的展示。
10.彝族学者安东三进三星堆，道出了一个凉山彝人的三星堆遐想。“鹰翔古国，龙腾蜀都”是他的感叹，联想到彝族人关于神鹰的传说，龙和鹰共同养育的古彝人就是支格阿尔的子孙。他把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中的龙鹰崇拜的记载联系到了三星堆的龙鹰神树和神鸟的文化内涵。安东用彝族传说中的彝族美女紫孜妮楂解释了三星堆二号坑的鸟爪人身像。他以“不朽的蟾蜍”、“雄鸡鸣晓三星堆”、“不落的太阳”、“玉璋——彝人的‘灭曲以莫’”、若月的獛古“奇眼的诉说”、“索辫壮的头帕”等的感叹遐想，向往三星堆文化有个归属，回归原本。
11.云南省楚雄州的杨凤江教授对三星堆进行详细地考察研究，提出：“三星堆是上世纪发现的让世人瞩目的文明之光，从出土文物中的彝籍、彝语、彝俗的考证和追溯，发现其中有许多彝族文化元素。”他说，三星堆的彝族文化元素揭示了三星堆文明与彝族文化息息相关。
12.凉山彝族土司的后裔哈娜使格从追溯古蜀国国王的族属入手，翻阅了大量的史料，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是彝族的祖先建立了蜀王国的繁荣的观点。《华阳国志·蜀志》云：“蚕丛始称王，继蚕丛之后，有柏灌和鱼凫。”巴蜀国王鱼凫是有史书记载的属于西南最早最大的蜀国国王。史料记载，蚕丛、柏灌、鱼凫、杜宇（笃慕）都是古夷（彝族）人。就鱼凫来说，不仅带有许多彝族古老的习俗，其椎髻、语言文字、人名、姻缘习惯、夷氏谱系等都属于古夷人。
13.凉山彝族自治州彝学会副会长马拉呷从古彝文字、彝族的各种神话传说故事、民风民俗、宗教仪式等与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的各种刻符和青铜人像中进行对比研究，追溯古蜀国国王的族属，古蜀国是彝族的先民所创建的文明古国，可以用古彝文典籍破译三星堆之谜。
14.用古彝文破译巴蜀文字
在成都附近的广汉、郫县、邛崃等地许多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许多的符号，考古专家称之为“巴蜀刻符”，并都具备了形、音、义的要素。集中起来有180个符号（文字）都能用古彝文破译。
15.《汉书》“巴蜀广汉本南夷”之说
《汉书·地理志》上所说的“巴蜀广汉本南夷”与《西南彝志》、彝文典籍《勒俄特依》、《史记》、《华阳国志》等都可以印证：
古蜀国为秦汉之先，古蜀国在长江中上游与古滇王国、夜郎王国发生着密切联系，古蜀国和古滇国发展成为独立的彝族发展中心。
从众多典籍的记载和三星堆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可以推断：
一是三星堆遗址应该是古蜀国的国都所在地。
二是三星堆文化属于长江中原文化。
三是三星的文化距今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四是古蜀国工“杜宇”是“笃慕”之音，是古彝人（昭通人）。
五是出土文物证实了古蜀进入了青铜文化时代。
六是古蜀人为崇拜虎、鹰、龙的民族，与彝族的图腾崇拜相似。
七是青铜人像的各种造型具有古彝人的文化内涵。
八是文物上的文字和符号多数为古彝文。
九是古蜀国所用器皿造型、功能具有彝族文化的特征和痕迹。
十是古蜀的火葬与彝族的火葬几乎一样。
我们研究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渊源关系，并不是牵强附会，更不是无源之水，我们遵循历史事实和文化依据。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三星堆文化内涵最明显最厚重的应该说是彝族文化。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之比较研究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主要是彝族的先民古夷人。
对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渊源的探讨，仅仅才开始，我编这本书只是抛砖引玉。
16.彝汉文献中“古蜀为彝（夷）”的记载与研究
（1）甲骨文的“蜀”与古彝文的“”（shu）形似，几乎是一样的字。
（2）彝语彝文中的“”（shu）为海或湖。有据记载，在三千多年前成都平原积水多为湖，因水患的灾难，后开都江堰排水治水。
（3）古蜀为彝人之国
早在殷商、周朝就有“蜀”的记载。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郭沫若于1934年了解三星堆出土文物后说：“殷甲有蜀，夏、商至战国时期，蜀国渐强。北取南郑（指今陕西汉中一带），东伐兹方（指今湖北的松滋县一带）。竟与秦相敌。战国时七国称王，蜀王（杜宇）称帝。”
（4）彝文典籍《西南彝志》记载：彝族始祖稀慕遮自大渡河以西迁入成都平原中南部。其28代孙类珠武生了12个儿子，其中11个孙顺江远迁各地，散居长江流域，只有武洛撮留居成都。
（5）彝族典籍《勒俄特依》中记载“洪水朝天”中详细记载了蜀国洪水之灾。书中描写了杜宇（笃慕）时代蜀地水草丰美，动物成群。
在蜀发生洪水朝天时，笃慕三子（笃木惹所）中老大老二因贪心而住金屋和银屋而死于水灾。而老三笃木武武住进了木屋幸存于世，拯救了蜀人。后迁出蜀地，繁衍了六祖。这就是彝族历史上的六祖分支。
据《史记·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等书记载：“蜀有蚕丛、柏灌、鱼凫、笃宇、开明诸王朝。”
又记载：
“蚕丛、柏灌、鱼凫三代各数百岁。”
“开明氏继杜宇王位后，传位12代，至公元316年，秦灭蜀”
“成都”之名源于彝语：成都的名作出自战国前期的古蜀国开明帝时期，距今两千年的历史，实属古蜀国的首府。
成都名字的来由，“成”在汉语中为动词，是建成的意思。“都”为巢居，为新建成的巢居中心。
有专家把“成都”一名考证为古蜀民族的语言。事实上，“成都”二字是彝语之语言，彝族、普米、纳西、僳傈、哈尼等都称“成”为水稻和谷子，“都”为出产，“成都”就是出产水稻的地方。这与历史上成都盛产水稻是相符的。
三、研究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渊源的意义
三星堆之谜的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历史课题。
许多的专家学者已经发现，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有许多的渊源关系。
实事求是地客观地探讨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渊源关系，是对历史的负责，对民族的负责。在研究和探讨中，本着做到不回避、不歪曲、不偏向、不排斥、不强求、不定论的原则，广开言路，各抒己见，集思广益。
彝族，是中华民族中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民族。将近上千万的彝族人居住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世居中国大西南的彝族的祖先创造了震惊中外的“十月太阳历”，把中华民族的文明向前推进到五千年，使中国跃居于世界文明古国的首位。雄辩的历史事实已经告诉世人，彝族是创造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民族之一。
彝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彝族，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作出不懈的努力，有过巨大的贡献。
对三星堆之谜的研究，是对中华民族文明源头的研究，探讨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是历史的要求和需要。“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有渊源”，是专家学者特别是彝族专家学者心声的表达，是在排除各种偏见，维护彝族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尊严。
三星堆有许多难以破解之谜，众说纷纭，形成了各种流派，有些学者甚至用外国文化来牵强附会地试探三星文化之谜，把三星堆文化归于西方文化。但是，从众多的研究成果表明，三星堆文化具有许多的彝族文化的基因，有许多彝族文化的痕迹，而且可以用古彝文来破解其中的许多刻符。研究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就是研究古蜀国的历史文化的重大课题，因为古蜀国就是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研究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尊重历史，追溯历史，理清史事，以正视听，恢复三星堆文化的原本历史。
研究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有利于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有利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开展学术交流。因此，我编辑的《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全社会的关注。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龙志毅、云南省民委原主任、云南省彝学会会长马立三、云南省司法厅原厅长阿苏大岭、四川省发改委副主任曲木史哈、凉山州州长张支铁、凉山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阿什老轨、云南省丽江市政协主席罗学军、凉山州原副州长季明春等领导为《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一书题词支持。
四川省政协原主席冯元蔚在序中指出：“探究三星堆之谜，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马德清编写的这本书，本着尊重历史追溯历史真相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广泛收集了彝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专家学者研究成果和相关论述，提供了可咨询的彝汉历史资料。这对于进一步探索三星堆之谜必有裨益”。
通过这本书，将有力地证明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结论。也将进—步证明中华各民族间是密不可分的兄弟关系，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历史事实。孙自强作序指出：“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进一步探讨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的关系，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很有意义的。我真诚地希望广大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关心彝族文化的专家学者，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指引下，积极行动起来，用智慧和知识深入研究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的关系。”吴靖平指出：“三星堆文明的产生，不会是孤立的，它联系着上下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既有着古蜀土著民族文化的原创性和历史渊源，又难以避免地受之来自各方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三星堆文明是长江文明的重大发现。”
距今五千年，古彝人就创造了震惊中外的十月太阳历。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同时也创造了古老的彝族文字，开创了独具特色而古老的彝族文化，从彝族许多典籍和十月太阳历的记载来看，在秦汉之前彝族就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彝族，在很早以前就建立了古蜀国、夜郎国、古滇国、南昭国等政权。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和传播了文明。许多的史料证明了彝族是开发我国大西南的重要民族之一，是开创古蜀文明的重要民族。
古蜀国“蚕丛国破”、“杜宇亡国，杜鹃啼血”的历史记载，证实了古彝人就是古蜀国的主体民族。
许多的专家学者发现三星堆文化中有许多彝族文化的基因，三星堆文化涵盖着许多的彝族文化。许多的专家已经用古彝文和彝族文化破译了三星堆的巴蜀图语，揭开了三星堆之谜。
研究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对于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的地位，有利于增强各民族大团结，有利于进一步抢救和挖掘民族文化遗产，有利于保护和开发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这里是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海量的数据，鲜明的彝族文化特色，是向世界展示彝族文化的窗口，感谢您访问彝族 人 网站。原载：禄文斌主编，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年1月1出版，《彝学弘论》；文稿来源：云村寨；图片来源：搜狐网-涵涵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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