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四川地区的彝族文学发展探究
摘要：在21世纪，我国改革开放步入了深化阶段，在重大民生工程和民族工程得以顺利开工建设的情况下，四川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相伴随的彝族文化在发展中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呈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四川彝族文学从民间口承的单一形式逐步转向纸质与网络并存的多元创造， 无论是有传统优势的诗歌， 还是近现代才发展起来的小说和散文， 都有了一定的演变和开拓， 可谓全面开花， 呈现出持续、强劲的发展态势，也给当下彝族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
一、回归本土，突出区域性知识的挖掘与表达
面对民族传统文化消逝和异化程度不断扩大和加速，四川境内彝族作家、诗人更深切地体会到守护和记录本族人文历史和地域文化的紧迫性和责任感，进而从原始文献的资料库和民间艺人的记忆库中挖掘潜藏着的有价值的题材， 尽量给受众提供富有经验性或启示性的“厚重”的文本。这种努力， 我们可以从《厚墙裂痕》、《杉烧雪葬》、《高原上的土豆》、《五月的蓝》， 以及《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吉狄马加的诗》、《阿库乌雾诗歌选》、《马德清诗歌选》、《倮伍拉且诗选》、《阿苏越尔诗选》等文本中看出新的格局和动态， 它们为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历史素材和地方性知识。马德清的长篇小说《厚墙裂痕》采用全知全能式的“ 实录”来演绎史实， 描写了神秘的奴隶制度社会形态和生活风貌， 叙述了奴隶制社会条件下族群的人生境遇和生命历程，再现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从盛到衰的过程，展示了浓郁的凉山彝族风土人情和文化要义。 《厚墙裂痕》中蕴涵着丰富的本土文化知识， 这是小说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所在。如文本中涉及到的火把节、彝族年习俗， 彝族人的等级分化和隶属关系， 黑彝、白彝的由来， 民间音乐、民间法律，原始宗教， 各种传统规矩等， 都是一方特有的地域性知识， 颇具异质性。
二、注重人本，开创颇具文学与人类学的知识
在新世纪四川彝族文学中， 一些文本也站在文学人类学的高度， 开始关注文化身份和人文伦理， 正确识别文化差异性， 不断消化吸收外来文化， 探讨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命题，建构含纳民族特质和时代气息的文化传统。阿库乌雾的诗集《密西西比河的倾述》是阐释人类学与美学人类学的结合体， 一方面， 尝试着用跨国界视野来追寻美洲古昔文明的荣光， 另一方面， 自然地用比较诗学来猜想和解读印第安文化。贾瓦盘加的母语长篇小说《火魂》对现代生活的书写， 现代彝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映， 是及时的， 也是透彻的。因而， 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小说主要描写新时期一位像火把一样光明工作的彝人县委书记——主人公沙玛木呷。在他短短的几年任职中， 沙玛木呷书记不追逐名利， 始终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点点滴滴都从群众关心的焦点热点做起。回家探亲他坐班车、车祸现场有他的身影、抓捕歹徒现场有他、勘察资源他带头、劳作群中他默默滴汗， 群众疾苦面前他泪流满面， 他被群众亲切地称为火把书记。因为他像火把一样照亮别人外， 从未为自己的私利谋过一分利。彝人崇火， 因此彝汉群众都敬称他为火魂。他对贪污腐化行为横眉冷对，对群众的生活疾苦呕心沥血， 最后他双手血肉模糊地倒在了抢救将要被洪水冲毁的万亩良田的救灾现场。他被送往省城治病的夜途中群众打着火把自发来送行。车内昏迷不醒的沙玛木呷， 头枕着九岁儿子的小手， 泪不断地从他的脸庞上滚落。车渐渐地从山岭县群众的眼中消失时， 人们哭泣出了声，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火把书记再也回不来了， 他得的是胃癌。这是小说的结尾， 也是高潮的起落。整篇小说闪现着人性的光芒和生命的原力，并把人放置在动态的社会中裸呈人的本真和敞亮人的灵魂， 具有普遍的人类学意义。
三、强化根性，多角度重建与反思
在表现根性文化题材时， 彝族作家的性别意识差异较为明显， 似乎女性作家对自我性别意识更加关注， 而男性作家却相对热衷于异性的依恋和幻想， 主动参与到根性文化的反思与建构的行列之中， 呈现了外部眼光的另一面。女诗人鲁娟的女性题材作品包含了她对母性文化的理性反思与深度建构， 还有对新的诗美风格的追求和倡导。女作家阿蕾一直倾力乡土题材， 关注女性的喜怒哀乐和人生命运， 从女性视角的镜像去发现根性文化的优劣， 探索异质性文化的建构。她从故乡获得的不仅是独特的生活内容， 故乡，塑造了她最初的人格和对自然的感受力， 乃至于后来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都与生养她的土地有关。《放猪娃的伊甸国》、《我的山村小学》、《外婆》、《干亲家》等散文篇什， 逼真地保留童年生活的原生形态原初感受，并努力站在时代的高度去审视与观照逝水流年， 读来朴实、自然、真纯， 真善美的情愫流溢在抒写彝乡的人物画和风俗画中。就母性题材而言， 男性作家的文本要大气、豪放和厚重一些。时长日黑的母语散文集《荞花魂》和俄尼·牧莎斯加的诗集《女妖》便是例证。《荞花魂》不仅开创了彝族母语散文的先河， 而且在沉思彝族传统美德的同时， 也对根性文化的原型意象、抒情主题进行了展演与重构。作家以饱满的激情， 朴实的语言，多元的形式， 描写了彝乡浓郁的风土人情， 倾诉了对故乡和族群的深情怀念， 包含了丰瞻的人生意蕴和审美内涵。《女妖》则是从人类学的视野， 洞察、思考彝族根性文化的溯源、变异、重构和发展， 潜藏着深邃的意象和睿智的思想光芒。诗人以博大的胸怀和开阔的眼界， 从内心世界进行自我解剖， 重新发现禁锢着人们思维定式的传统观念的症结。在文化变迁中， 彝族文化不能融入到主流文化之中， 始终处于边缘化， 甚至受到强势文化的冲击， 面临更多的挑战。因而，“女妖”这一代表女性价值的独特的经典文化意象， 留给后人的不仅是“ 美丽的梦幻”，更是“美丽的忧伤”。这种前瞻性的先锋意识和现代审美视角， 对于重构彝族文化指明了方向， 从而使其文本更富有崭新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
参考文献：
[1]罗焰.彝族传统文学研究的难点及其突破[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06）
[2]韦安多.凉山彝族文化艺术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
本文原载于《中国论文榜》 作者：且沙么阿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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