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金杖与金沙金带新考
摘要：三星堆遗址的金杖与金沙遗址的金带，准确辨识，涉及到遗址的年代，性质，王权，神权，宗教与祭祀习俗等诸多重大问题。学术界已有多种考析，许多人对这些考析又感到疑惑。本文将作出新的辨析。
关键词：三星堆遗址；新释；金沙遗址；祭祀习俗
三星堆遗址的金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含部分碳化物）。[1]金杖的全图及局部图见图1、图2。金杖的上端定为A端，下端为C端。AB段的46厘米内有图案。图中箭杆是射穿鸟身中部，又射中鱼头。箭杆射穿鸟身的画法，在鸟身处应不见箭杆（或画虚线）。古蜀先民大概还不知道这种画法，而画成叠压式了。
古代设有渔人、食医等官职。《周礼·天官冢宰》载：“渔人掌以时渔为梁。春献王鲔，辨鱼物……凡祭祀、宾客、丧纪，共其鱼之鲜薨……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凡会膳食之宜……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苽。”
《仪礼·公食大夫礼》载：国君以食礼款待上大夫，设宴规格很高，其中有鱼；比下大夫多出的有雉、兔、鹑等，原文是“宾朝服拜赐于朝，拜食与侑市……上大夫八豆……九俎，鱼、腊（腊肉）皆二俎……加（多）于下大夫，以雉、兔、鹑……”特牲馈食礼，是诸侯之士在宗庙祭祀祖父、父亲的仪礼。依据古礼，天子、国君祭祀用太牢，即牛、羊、猪各一；卿、大夫用少牢，即羊、猪各一；诸侯之士用一猪，这就是“特牲”。此礼仪中也用鱼。《仪礼·特牲馈食礼》载：“祝侑之，如初，举骼、及兽、鱼……鱼十有五。”《礼记·曲礼》载：“凡祭宗庙之礼……雉曰‘疏趾’，兔曰‘明视’，……鲜鱼曰‘脡祭’……”《礼记·王制》载：“天子，诸侯宗庙之祭……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配卵，麦以鱼，黍以豚（猪肉），稻以雁。”《礼记·内则》载：食物有“鱼脍；雉、兔、鹑、鷃……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苽。”《汉书·郊祀志》载：“（王）莽篡位遂崇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麇鹿。”从以上引述看，鸟、鱼是祭礼、宴请宾客中必备的食品。
古代举行祭祀，要用鸟用鱼。那么，它与射箭有什么关系？原来，古代特别崇尚人的射箭技能，也有射鸟射鱼的习俗。古代有一种隆重的“射礼”，天子通过射箭选用诸侯、卿大夫、士等。《礼记·射义》载：“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孔子射于瞿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由此看来，孔子不但有学问，而且善射。《射义》还载：“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不得与于祭者有让（责备），削以地；得与于祭者有庆（奖赏），益以地。进爵、绌地是也。”这是说，射箭技能考核，优者能参与祭祀，受到晋爵、增加封地等奖赏；劣者不能参与祭祀，会受到责备和削减封地等处罚。《周礼·夏官司马》载：诸子“掌其戒令与其教治……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
在古代的楚国，用于祭祀的牲畜、鸟、鱼等祭祀物品，由祭祀者自己射获、击杀，是为祭祀的虔敬。《国语·楚语下·观射父论祀牲》载：“天子禘郊（祭天地）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谷物）；诸侯宗庙（祭祖先）之事，必自射牛、刲羊、击豕（猪），夫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人，谁敢不战战兢兢，以事百神！”
以上是说，祭祀用牛是用箭射杀的。祭祀用鱼，在冬季也是用箭射杀。《礼记·月令》载：“是月也，命渔师治渔，天子亲往，乃尝鱼，以荐寝庙。”《礼记·月令》孙希旦集解：“是月鱼美，于始渔而天子亲往，为将荐寝庙，重其事也。”《淮南子·时则训》载：“季冬之月……命渔师治渔，天子亲往射鱼，以荐寝庙。”《周礼·夏官司马》载：“射鸟氏掌射鸟。祭祀，以弓矢驱鸟鸢。凡宾客、会同、军旅，亦如之……罗氏掌罗乌鸟……掌畜掌养鸟而阜蕃教扰之。祭祀，共卵鸟。岁时，贡鸟物，共膳献之鸟。”
从以上引述看，祭礼、宾客等都需鸟、鱼，而鸟、鱼都可以用箭射得。三星堆金杖上箭、鸟、鱼的关系与内涵应该是：祭祀者射得的鸟、鱼，连同箭一起用作祭礼，进行祭祀。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带（金冠带）呈圆环形，直径上大下小，直径19。6～19。9厘米，宽2。68～2。8厘米。出土时断裂为长条形。[2]金带全图及局部图见图3、图4。金带上的箭射鸟鱼的组合图，与金杖上的箭射鸟鱼的组合图基本相同，都是四箭四鸟四鱼。金带的四组箭射鸟鱼图是单列横向排列，金杖上的四组箭射鸟鱼图双列竖向排列。
《仪礼·士丧礼》主要记述诸侯之士的父母、妻子、长子丧亡的礼仪，故称“士丧礼”。《既夕礼》实际是《士丧礼》的后续部分。《既夕礼》说到随葬品时有：“弓矢之新，沽功……有，翭矢一乘，骨镞，短卫。”彭林译为：“随葬的弓箭是新的。但做工粗恶……还有弓套，近距离射击用的箭四支，以骨为箭头，箭羽很短。”[3]郑玄注：翭犹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镞短卫，以示不用也。生时翭矢金镞，凡为矢，五分箭长而羽其一。”其中“卫”是箭羽，“短卫”就是短的箭羽；“笴”是箭杆。《周礼·冬官考工记》载：“矢人为矢……五分其长，而羽其一。以其笴厚，为之羽深。”这是说，实用的箭应是精制，箭头是金（铜）制的，箭尾要长些。
《三星堆祭祀坑》说：金杖上的鱼“应为鲤鱼”[4]，不妨说成是“鲤鱼或外形像鲤鱼而味美的鱼”。前面已说及，《礼记·曲礼》记叙的祭祀用鸟有雉、雁、鹑、鷃，《汉书·郊祀志》记叙的有鹜、雁（鸡是替代品）。“鹑”，一曰鹌鹑，头细而无尾。“鷃”即鷃雀，古书上说的一种小鸟。“雁”，颈和翼较长，足和尾较短。“鹜”即舒凫，《说文》、《通训定声》曰：“飞行迟缓，驯扰不畏人，今之家鸭也。鹜尾较短。”“雉”，《尔雅·释鸟》载：“雉者，郭云‘青质五采’……其尾长，肉甚美。”《现代汉语词典》说，“雉”雄的尾长，羽毛美丽；雌的尾巴稍短，通称野鸡，有的地方称山鸡。据金杖、金带上头大、尾长的鸟的形态，此鸟不大可能是猛禽，应是雉或像雉的鸟。雉的外观美，肉味美，而且食之可长寿。屈原《天问》有“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注：“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进雉羹于尧（帝），尧封于彭城。历夏经殷至周，年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5]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说：“青铜鼎有烹煮肉食、实牲祭祀和燕享等各种用途……商周时代的青铜鼎多数不是直接的烹煮器……鼎是青铜器中的主要食器……奴隶主贵族等级愈高，使用鼎数愈多，就是说享受肉食品亦愈丰富……西周时天子用九鼎……诸侯一般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称少牢，鼎实是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6]按外形分，鼎有圆鼎、方鼎、异形鼎等。鼎的壁较厚，从上向下俯视，圆鼎的口可简略看作两个同心圆组成的圆环。圆鼎的示意图见图5。
金带的圆圈图形，外圈是两个同心圆组成的圆环，它应是圆鼎的俯视的示意图。中间有两个小同心圆并列，上下各有两个小长方块，共6个图形，应该是鼎中盛置的食物祭品。圆圈图形在中间，也就是鼎在中间，两边放置箭、鸟、鱼，也说明鼎是祭祀中的重要食器。此金带应是祭祀用礼器的一个部分。
长沙浏成桥一号楚墓出土的方形木仪杖，长208厘米（宽2。5～3。4厘米），是一件战国早期礼仪用杖（见图6）。此仪杖分为两部分，中间嵌有蝙蝠形薄板，两翅板端部钻有小孔，可能是系绦带或其他装饰物用。杖顶至薄板有28。8厘米，薄板以下的杖身长不足180厘米。[7]
《后汉书·礼仪志下》“大丧：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甍”一节，载有葬礼用的祭祀礼器，称“彤矢四……彤矢四，骨，短卫。彤弓一。卮八，牟八，豆八……杖、几各一。盖一。钟十六……干、戈各一，窄一，甲一，胄一……”郑玄曰：“笮，矢箙”，即竹制的盛箭的器具。
“彤四”，是说朱红色的箭有四支，这与金杖图案所画四支箭的数量完全相合。“短卫”，是说系短的箭羽，这也与金杖上的箭羽相合。“杖、几各一”，其中“几”是一种家具，《说文》段注：“古人坐而凭几。象其高正而上平可倚，有足。”长沙浏城桥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架“H形漆几”[8]。“杖、几各一”，说明“几”、“杖”是配套器具，此类杖应是竖立在宫殿中的仪杖，而非手杖、权杖或魔杖。三星堆金杖图案中的箭、鸟、鱼是祭祀用品，金杖本身也应用于祭祀，应属祭祀用仪杖。《礼记·郊特性》载：“鼎俎奇而笾豆偶”，是说祭祀用的鼎与俎是配套的，也可以说“鼎、俎各一。”古代有些几作俎用。金沙金带上的圆圈图形是鼎，鼎旁应该有俎。我们认为，鼎旁的箭、鸟、鱼是放在俎上的，只是被省略没有画出而已。俎是祭祀时的载牲之器，多数是长方形。长沙浏城桥一号楚墓出土的“八足木俎”，长44。7厘米，宽27。7厘米，高12厘米。[9]由此看来，金杖图案中的箭、鸟、鱼也应是放置在长方形俎上的（俎未画出）。
金杖图案中有两个人头像，其中一个人头像位于两箭中间的下部；另一人头像被分成两半，位于中间人头像的两侧，当金皮卷成圆柱形时，便可合成一个人头像。两人头像都睁着大眼，张着嘴，呈喜悦态或欢歌状，应是祭祀人的写照。在古代祭神，要有虔诚的心灵、丰盛的祭品，还要能娱神，使神灵得到愉悦。刘晔原等《中国古代的祭祀》说：“娱乐活动，是取悦于神灵的重要手段。从美丽的女巫以情歌悦神开始……音乐、舞蹈等娱乐形式对神灵有着特殊的意义……”[10]
金杖图案的人头像，应是祭祀仪式中娱神的祭祀者。丧礼中如果用到金杖、金带，可能会作随葬品进入墓室。三星堆遗址的金杖与金沙遗址的金带，不是墓葬中出土的。它们不可能是随葬品，应是祭祀用的器物。
古老的彝族，还能有多少东西能在时代大潮中存留下来，也许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尽力去为她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这就是彝 族 人 网的价值所在。注释：
[1][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60、352、438、444页。
[2]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再现辉煌的古蜀王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页。
[3] 彭林注译《仪礼》，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65、377页。
[5] 王逸注《楚辞章句》，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11页。
[6]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7][8][9] 高至喜主编《楚文物图典》，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339、314页；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109页。
[10] 刘晔原等：《中国古代的祭祀》，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0、21页。
原载：《成都文物》 2007年第2期。
作者简介：钱玉趾，系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成都）高级工程师；沙马拉毅（彝族），系西南民族大学（成都）教授。 特此向图文原作者致以敬意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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