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的灵韵—探析彝族风俗习惯中的防疫文化

基金资助：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7ZDA158)； 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2019年度民族文化“百项精品”工程“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纪实丛书”(项目编号:C619320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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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彝族原称为“夷”，是古羌人南迁与西南地区的原住民长期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民族，主要分布于我国的云南、四川、贵州及广西等一部分地区。由于分布地域广泛、高山河流分隔、自然生存环境各异，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彝族支系和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但从其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所体现的风俗习惯上来分析，其均具有相通性和本质一致性，所以本文所论述的彝族文化、风俗习惯均是在“大彝族”观念上进行思考，而并不局限于地区或各不同支系分支。彝族多居住于高山林间自古以来与外界交往甚少且前人志史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记载，一是稀少如《史记·西南夷列传》不过寥寥数千字；二是基于“大中原”思想的根深蒂固则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存在误解和歪曲，所以普遍认为彝族没有文化或其文化具有很强的原始性与现代观念的先进防疫文化更是扯不上丝毫关系。笔者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彝族“原始”表征下的灵韵闪光，即在其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中表现出来的防疫文化。Ix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一、西南地区主要流行的疫病（传染病）

瘟疫（传染病）与人类历史的发展相伴而生、如影随形，并呈现出无季节、无规律、无地域、范围广、伤害大、致死率高等特点。瘟疫又称“时疫”“瘟病”或“疫疠”，瘟疫即恶性传染病，指在人类生活中造成重大影响和危害的疾病。Ix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我国法定的传染病分为三大类：一.甲类（2种）、二.乙类（26种）、三.丙类（11种），共计39种是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并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疾病。[1]有些疾病由于现在医疗技术的发展已经彻底消亡，但有些仍在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公共安全。Ix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我国西南地区由于受到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医疗卫生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历史上就是多种疾病的高流行地区和传染病的自然疫区。战国时期史料、《华阳国志》 《蛮书》 《三国志》 等史书记载西南地区为蛮烟瘴雨之地、瘴疠之乡。[2]历史上在西南地区肆虐的疫病（传染病）较为严重且危害较大的当属鼠疫、疟疾、霍乱、伤寒，除此之外还有麻风、天花、麻疹及结核病。西南地区为我国边陲与东南亚国家接壤，各种输入型传染病也危害着人们的健康，如近代肆虐的艾滋病情况。Ix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居住于西南地区高山林间的彝族同样遭受着各种疫病（传染病）的危害，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中思考、感悟、总结出了对疫病（传染病）的应对措施、认知观念、行为方式并定格在了彝族传统文化之中，通过风俗习惯的外化形式表现出来。Ix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二、彝族风俗习惯中的防疫文化

每个民族在其发生发展中所形成的本民族文化，无不体现其民族的生产生活、行为方式、思想状况，这些文化的祖源、精神内核通过长期演变、定格的生活习惯、行为特征、民族特色，即风俗习惯这一外化形式表现出来。在彝族的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而彝族社会的风俗习惯即是彝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核心载体和现实依据，表现在彝族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民间宗教信仰、禁忌、婚丧嫁娶习俗、节日、仪礼、民族体育活动、衣食住行（图1）。在这些繁杂且极具民族特异性的风俗习惯中闪烁着“原始”防疫观念、防疫行为的灵光，这些零碎的、初级的、不完整的民族行为构成了彝族的初级防疫文化。Ix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图1 彝族风俗习惯的外在表现形式

（一） 彝族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的防疫观念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彝族传统文化下所形成的宗教信仰由于其没有明确的宗教神祉和固定的宗教场所故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范畴，而是基于生活中的现实情况、情感需要而形成的民间宗教信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应。”[3]即认为彝族民间宗教中所反映出的各种观念、认知、感受、仪礼都是其基于对日常现实生活的总体表达并与彝族的风俗习惯交织连结，而彝族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防疫观念就孕育于其中。Ix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彝族民间宗教信仰中最具有现代防疫观念雏形的就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的内容。彝族信奉万物有灵的观念，把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奉若神明并加以崇拜，他们认为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动物甚至植物和石头都有所对应的神灵如彝族村落几乎每村都有保佑村庄的山神树或山神石，并定期举行祭祀仪式。彝族所尊崇和信仰的图腾也几乎都是自然界中的动植物如葫芦、竹子、青松、虎、龙、马缨花、鹰等。这些彝族民间宗教信仰中包含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观念也表现在彝族的传统服饰、生活用具中，彝族传统服饰将大自然的景物纹饰于衣襟之上作为体现审美观念的装饰物，但更深层次地表达了彝族对大自然万物的崇拜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具体图案有日月星辰、动植物、火焰、虎斑、羊角、马缨花。[4]彝族生活、祭祀、仪礼中使用的漆器也同样使用与大自然相联系的事物作为装饰，主要有日月纹、山脉纹、水波纹、虎纹、火镰纹、虫蛇纹等，并且颜色以黑、红、黄的组合作为搭配，[5]既体现了彝族高尚的审美情趣，又作为彝族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实物例证。Ix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彝族对于所崇拜的自然界中的具体物像，都会为其编织一个美丽的神话寓言，其寓意均为导人向善、勤劳勇敢，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即是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相辅相生、互为因果。彝族人认为，人类是从自然界中走出来的生命形式。人并不是高于自然万物凌驾于自然及其他生命体之上，万事万物都要按照一定规律规则行事，一旦突破了这个准线就会受到惩罚和灾祸，在自然的生产生活中彝族人追求人与自然以一种公平、和谐、共存的态度进行交流，不随便残害生灵，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神”、人状态。彝族在民族演进的历史中所形成的这种人与自然万物的原始宗教信仰观念，正与现在的生态理念相契合，历史上众多疫病（传染病）的产生和传播均与人类破坏自然关系超越伦理准绳为根源，其结果只能是自己饮下这杯自酿的“毒酒”，如2003年的SARS冠状病毒乃至最近发生的危及全国的新型冠状病毒均是人类打破自然生物链不遵守自然规律残食野生动物所致，将本不属于人类的疾病引致人类自身，其结果必然是付出代价。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才逐渐捡拾起、重视起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伦理观念，但这却在人们本以为落后、原始的彝族社会之中早已确立并植根于每个彝族人心中且根深蒂固，这种基于彝族民间宗教信仰而产生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文明、自然伦理具有防疫观念的先驱性质，对于减少疫病（传染病）的发生发展及其危害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道德支撑。Ix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二） 彝族节日、仪礼中的防疫行为

彝族史书《西南彝志》中对宇宙、人体生理、病理的认知已具有了原始科学性质。彝族人民认为“哎”为清气，“哺”为浊气，在上有天影，在下有地形，天哎成天影，地哺成地体。清浊二气的变化形成了天地人万物，“哎”为阳，“哺”为阴，清浊二气形成了人体的“哎哺”，统管人体的气血贯通。[6]这种阴阳气贯理论与中国古代主流医学对于疫病（传染病）的认知、体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认为疫病（传染病） 乃外邪（毒气） 入侵所致。在此认知的基础上和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彝族独具特色的防疫行为，即体现在风俗习惯中的节日、仪礼、禁忌方式。Ix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彝族社会中的节日贯穿于彝族人的生活之中，几乎每个月都有节日，这与他们的感情、社交需求相契合，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其中展现出的本民族对于各种各样风险、危机的应对、自慰体悟，针对于对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疫病（传染病）的防疫行为自然体现在其中。火把节、彝族年是彝族林林总总众多节日中最为重要且盛大的传统节日。火把节又名“星回节”举办于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以祭神拜天、祈祝丰收、送邪灵为主要意旨，每家每户都竖起火把，当夜幕降临点燃火把，并以松香扑之顿时火光冲天，大家围坐一起开怀畅饮载歌载舞。诚如许印芳《星回节考》所云：“火把之兴，原于服忠武之威，表贞烈之德；历久不废，而逐疫、祈年、祭先、讲武诸事，乘乎其间。”[7]人们点明火把照耀四壁、烧死蚊虫、清洁平安的仪式，已具有现代防疫措施中切断传播途径的效用，源因大多数疫病（传染病） 都是由蚊虫进行传播，这表明彝族先民已认识并施行了这一先进防疫行为，对于彝族社会和防疫文化的建设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与此同时，在农历五月的“五月点火把”节日中也有此种含韵，当晚家家户户手持火把敲击簸箕等能发出声响之物，以驱赶房内外的邪祟、鬼魅、瘟疫神；彝族的“虫王节”除了祭祀虫王神祈求丰收吉庆外，家家户户还要在墙角四周洒下火灰、石灰等，以驱逐虫害。[8]此外蕴含、相伴于节日之中的风俗物质如火把节洒下的松香、虫王节布满的石灰、彝族年遍铺于地的松毛、婴儿出生后“洗三”习俗中的三角枫、治疗肺结核的“哈玛七”、针对梅毒的“蝙蝠”、防治流感的“红芭蕉”等物质，[9]均具有扶正固本、解表通里、活血化淤、祛邪安正的功效，同时从现代防疫措施的观念来看这些伴随着节日、习惯而出现的民族风俗物质对于彝族先民健康状况的调养、身体素质的改善具有积极、促进意义，即相当于现代防疫措施中的保护或改造易感人群，以达到祛疫避害、调衡阴阳的目地。Ix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彝族风俗习惯中的仪礼主要表现在以彝族毕摩文化为载体的祭祀、丧葬、占卜、法事、驱鬼等仪式、礼俗上。毕摩是彝族宗教活动中的“祭司”，“毕”为念、诵经文之意；“摩”意为师、长者、智者。[10]彝族的毕摩文化是在其长期与万物、世俗的接触和体察之中形成的，即彝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并通过独特的风俗习惯表现出来，同时其中包含了先进且丰富的防疫行为先念。毕摩文化的核心和要意记录在毕摩文献典籍之内，彝族毕摩文献《疟责哈姆尼》中记述了与疫病（传染病）相关的内容，在彝族社会中人们最惶恐和害怕的疾病有三种，被称为“粗娜西娜”、“虐娜”、“惹娜”，“粗娜西娜”即相当于现代医学之中的麻风病、“虐娜”即相当于现代医学之中的瘟疫、“惹娜”即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肝炎、肺炎、结核等慢性传染病。[11]文献中记载将“虐娜”即瘟疫称为“猴瘟”，认为“虐娜”来源于天上降落于猴群之中，通过猴子传播于人间，这种观念的形成与彝族聚落多生活于高山林间与群猴比邻而居有关。对于这种对彝族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虐娜”现象，彝族先民通过一系列由毕摩主持的祭祀、作法、驱鬼仪式来趋吉避凶、禳灾除邪、护佑康宁，即包括反复诅咒、围猎、剿杀、封锁等规程式行为。[12]上述的这些对于疫病（传染病） 的应对措施和认知，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与民间宗教信仰、原始观念相联系甚至其中还包含了很深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其间对于疫病（传染病）的思考、总结、理解却具有非常显著的独特性、民族性，所以其仍然可称为民族防疫行为。麻风病是困扰彝族社会的主要传染病，在彝族毕摩文献《奴图》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和初级科学的防治。“奴”即麻风病、癞病，“图”为预防、防止，意为“防癞经”。[13]彝人认为麻风病来源于蛇形闪电，通过风云雨雾、森林江河、耕地、蛇蛙蜂蝇等传播于人，这种认知主要是基于麻风病发病时的症状即身体肿胀溃烂与蛇形闪电相似。“粗”即指麻风病的病根，它伴随着天上的雷电而来，所以发生雷击事件后必须举行“粗吉”仪式以驱咒麻风病祈求平安，“粗吉”仪式由毕摩主持既有以家庭为单位展开的，也有以社区为单位举行的，通过毕摩吟诵经文、制作咒板（图2）、围猎、拘禁、劈裂、驱赶、封杀等一系列仪式来达到消灭麻风病的作用。麻风病是彝族社会最害怕也最忌讳的疾病，在早期的社会生活中已认识到了它的极强传染性，甚至麻风病人所走过的路所留下的脚印七日之内无人敢过、无人敢踩，基于这种观念麻风病患者乃至整个家族都会受到彝族社会的歧视和排斥，禁止与其人甚至整个家族进行通婚，切断与之的一切往来。对于麻风病人的处置更是严格包括送去麻风村生活、劝其自杀、开除家族、活埋等，甚至麻风病人死后也要对其进行特别“照顾”，用荞面调成糊状将嘴、鼻、眼、口、耳等空气进出的地方堵住，给他穿上白色衣服装进黑色牛皮之中并在人迹罕至处将尸体扣上一口大锅挖洞深埋。[14]这些看似严苛甚至不近人情近乎残忍的举措，却对预防麻风病的传播和扩散有着非常好的效用，为社会中的健康者建立起了一道道的防疫壁垒，这在缺医少药的传统彝族社会中对于疫病（传染病）的防控起到了明确的现实作用，已具有现代防疫行为的萌芽。Ix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图2 防癞咒板

（三）彝族禁忌、民族体育活动中的防疫因素

彝族禁忌即为彝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禁止、忌讳之事，通过口耳相传、言传身教等方式熔铸于民族认知和行为准则之中，并通过风俗习惯的外化形式表现出来。禁忌即为不准、不应该、不允许做的事情，这与日常生活中的外在事物息息相关，所以其中必然包含了对彝族人民健康、社会演进至关重要的疫病（传染病）应对措施，即其中所内涵的防疫因素。禁忌往往相伴于特定的神话传说来对此进行解释说明或教化人心，如彝族“三眼井”的传说讲的是古代彝族人民在用水时，从上游依次建造三眼井或三个水塘，从上至下分为饮用水、淘米洗菜水、洗衣洗杂物水。[15]这与彝族禁忌中不能喝没有烧开的水、在日常生活中严禁人或牲畜践踏水源相关联。今天的人们非常清楚水是生命之源，而水质的卫生情况又决定着人们的健康状况、身体素质，同时水也是诱发、传播某些疫病（传染病）的重要媒介。诚如这些关于水的禁忌和神话传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彝族先民思想行为体系中对疫病（传染病）的预防措施，即为彝族的先进防疫因素；彝族还有严禁猎杀大雁的禁忌，这除了源于本民族的民间宗教信仰和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观念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彝族将大雁当作驱邪防病的保护神，在彝族毕摩文献《置卫经》中大雁是帮助毕摩驱邪和保护主人家的神灵，它可以协助预防麻风、伤寒等传染病。[16]这一认知虽然具有很强的宗教迷信色彩，但却体现出了彝族对于疫病（传染病）的防范意识和因应举措，由此其必然可看作彝族禁忌中的防疫因素；每个民族都有不尽相同的禁忌如汉族在丧葬习俗中严禁火葬盛行土葬，这源于古代儒家的孝亲文化，但彝族社会正与其相反。根据古籍记载，彝族火葬习俗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盛行于宋元，衰落于明清。其衰落主要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禁止，如清道光年间任大定知府的黄宅中在《谕民二十条》中规定：“夷民恶俗，有焚骸火葬之事，屡经前府出示严禁，如敢再犯，从重治罪。”[17]在当今的观念看来火葬是一种非常健康、环保的丧葬形式，并且对于疫病（传染病）的防控也有着极强的作用和意义，即具有现代防疫措施中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的意蕴。Ix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彝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不论是在庄严肃穆的祭祀、丧葬之中，还是在欢声笑语的节日、婚嫁之内，都皆回荡着悠扬的歌声和绮炫的舞姿。如清宣统《楚雄县志》载：“四山夷人，跳月踏歌，吹芦笙竹笛，弹月琴以和其声，以节歌跳月为乐，婚丧皆然。”[18]彝族的传统婚俗从接亲中的“抹花脸”到祈祝平安的“抢火盆”再至饭后娱性的“打歌舞”，共同编织了彝族婚俗中的民族体育活动网络。在彝族传统丧葬习俗中从超度亡灵的“撮杀”到起棺移灵的“上山”再到驱鬼祝吉的“火把舞”，也同样是彝族民族体育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19]同时贯穿于彝族社会生活中的节日文化也少不了民族体育活动的参与，不论什么类型的节日，不管参加人数多寡，民族体育活动都是节日之中的重头戏，如“二月八”白天打陀螺、荡秋千，夜晚围炉篝火唱跳打歌；“彝族年”白天举行骑马、摔跤、爬杆的竞技活动，夜晚围坐篝火唱歌跳舞；“跳宫节”围跳表现彝族古代战争的乐舞，并由宫头进行指挥等等。诸如此类伴随彝族传统风俗习惯而出现的彝族民族体育活动遍及彝人社会的方方面面，充斥并满足着彝族人的社会情感物质、精神文化需求，其中更为重要且深层的含义则是在于对民族防疫能力的建设方面。在现代所认识到的防疫措施中最为本质且至关重要的途径则是保护或改造易感人群，相较于前两个方面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来说，其更具有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的现实基础意义。彝族丰富多彩且极富有民俗意韵的民族体育活动，不仅愉悦了彝人的身心，更重要的是强健了彝人的体魄提高了他们的免疫力，这对防范疫病（传染病）的发生发展、传播扩散具有明显且实在的功用，因此彝族的民族体育活动中囊括了防疫因素的内涵。Ix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三、结语

内涵于彝族风俗习惯中的防疫观念、防疫行为、防疫因素共同构成了彝族早期的防疫文化，只是其中包含了较大程度的封建迷信、神鬼意旨、表象阐解，所以未能建构起彝族防疫体系这张大网。但“原始”认知下所形成的防疫文化的灵光已初见端倪，表明了古代的彝族人民已具有了防疫的先知，这对现今社会中彝族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凝聚力的建设和重塑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突出重要的是对于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和国家防疫应急政策的施行提供了民族性的原动力和不竭的智慧源泉。同时彝族基于本民族风俗习惯所衍生出的防疫文化也应与国家现代先进的防疫体系相契合并进行完美对接，在既保持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独特性的前提下，又为民族文化注入先进的、科学的、永动的发展内涵，以期“新彝族文化”的形成和防疫体系的完善。Ix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