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兴发：朱提文化
朱提，即今昭通地区，是彝族古老的发祥地之一。
昭通，曾是彝族聚居区，现很多地名均与彝语有关，昭通坝子古称“窦地甸”，是彝语“半得迪”的音译，即“窦（斗）家大平坝”之意。昭通整个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向北倾斜，四面环山，海拔在1980—2100米之间。从鲁甸葫芦口起经昭通海边、龙山寨、土城至白坡、新田，西边至锦屏、葡萄井，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古时曾是一片汪洋湖泊，故汉文史藉称之为“千倾池”。发源于鲁甸水磨乡滴水大海子，作为昭通地区中心干流水系的朱提（古读音“苏匙”，shu chi）江，也即今关河，流经鲁甸、昭通、大关、盐津、水富等市县。金沙江经巧家、永善、绥江蜿蜒至水富出境，与四川凉山隔江相望；发源于嵩明县的涂水（今牛栏江）经昆明、寻甸、会泽及贵州威宁进入昭通鲁甸大水井乡沙甸村后折东向西流，在巧家红山和昭阳区田坝乡汇入金沙江。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穿越今昭通地区通往曲靖等地，是古代中原文化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通道。因此，昭通即有“一坝”、“三江”、 “一道”的特殊地理环境。
大约5—10万年前，昭通已有人类生存、繁衍。1982年11月，在昭通市城北15公里的过山洞发现一枚原始人左下第二臼齿化石，其形态尺寸与智人类型的下臼齿最为接近。同时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有剑齿象、犀、貘、牛、鹿等，系华南更新世典型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时代为晚更新世。昭通原始人化石是云南首次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称“昭通人”，填补了云南猿人阶段晚期、智人阶段间的空白。
昭通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在许多县市均有分布，影响较大的新石器遗址有三处：一是1954年在昭通市城北宫寨闸心场，二是1960年代鲁甸的马厂，三是1982年文物普查时在鲁甸的野石发现。马厂和野石两地之间，相距不过3公里，在“千倾池”沿岸和小河边，背靠阿噜白梁子。三处遗址中，除闸心场遗址被破坏外，马厂、野石遗址至今保护完好。闸心场遗址虽被破坏，但还是出土了不少文物，其中也有黑陶。鲁甸马厂遗址，位于县城东北5公里的茨院乡葫芦口村马厂营头，遗址面积10万平方米，出土陶片500余件。陶器内有碗、单耳小罐、平底瓶、带板瓶、单耳小瓶、剑口罐、勺形器、长颈小口小底壶，带“米”字刻符的磨光双耳黑陶罐、平底束腰瘦长型和束颈扁鼓腹的圆底盘。野石遗址位于鲁甸县城东部5公里的桃源乡普芝噜村野石，遗址面积1平方公里，文化层厚达1．3米。遗址有中泥质磨光黑陶，同时还发现一些古墓葬和一些半地穴式房基。闸心场和马厂的陶器有泥质和夹沙两种，有部分表面打磨极其光亮的黑陶器，器型多单耳细劲平底瓶，单耳侈口罐和釜、碗等，多素面陶，略施划纹或平行划纹、圆点纹，有的还有回形圆圈纹。出土石器多磨制梯形石斧、长条形石斧、半月形石斧及有段石锛，而部分梯形石斧中腰稍突，似为有肩石斧的退化形式。三处遗址中文物联系紧密的有三个特点：其一三处共有“打磨极其光亮”的黑陶，其二葫芦口村马厂出土有“陶葫芦”（勺形器），其三出土的部分陶器上有陶文，陶器刻划符号可用彝文破译。昭通新石器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如何？从遗址中发现，水边居住，有“半地穴式”住房，有文字（陶文），制陶技术，有原始宗教等等。这也证明，昭通彝族社会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并已具国家刍形。
西周春秋之际，杜宇在朱提兴起，率部从朱提进入四川成都平原，战胜鱼凫部夺取蜀地统治权，称为望帝。《史记•三代世表》：“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华阳国志•蜀志》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德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农时先祀木杜主君。”《水经注》亦载：“荆人鳖灵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禅，号曰开明。”根据这些文献记载，杜宇、梁利夫妇二人均为朱提人。杜宇早期活动地区在朱提，其部落也应在朱提，朱提是杜宇、梁利的家乡，其根出自朱提，朱提为其发祥地。
关于洪水泛滥，汉文史籍也有记载。《贵州通志》附《路史•因提纪•余论》：按诸《蜀纪》，杜宇末年，逊立鳖令。鳖令者荆人也。旧说鱼凫田予湔山仙去，复有男子从天堕，曰：杜宇为西海君，自立为蜀王，号望帝，徙都于郫或瞿上，自恃功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岷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时鳖令死。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至蜀，起见望帝，望帝以之为相，后禅以国。……据《风俗通》等，鳖令化从井出，既死，尸逆江至岷山下，起见望帝。时巫山壅江，蜀洪水，望帝令凿之，蜀始处陆，以为刺史，号曰西州。自以德不如令。从而禅焉，是为蜀开明氏，年号万通。生芦葆，亦号开明。时武都出五丁力士辅之。……以今《蜀记•望帝远记》，周襄王至鳖令王蜀，十一代，三百五十年。《华阳国志》校注：杜宇之后，开明氏传十二世，至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
杜宇经研究是彝文经典中的彝族共祖或再生始祖笃慕（又作仲牟由、隆慕、祝明）。蜀地暴发洪水，派其相鳖灵治水，鳖灵乘机击败杜宇，夺取杜宇的统治权，杜宇失败后退回朱提地区，其六子之中的慕雅热、慕雅卧形成糯（曲涅）、恒（古侯）两个支系，他们是昭通、凉山等地彝族之祖。另一子慕齐齐形成默支系，慕齐齐的第二十四代勺雅妥次子妥芒部居今镇雄县，为芒部君长。因祖源于今昭通地区，昭通地区应是彝族的主要发祥地。
杜宇（笃慕）失国退回滇东北后，他的六个儿子分别开拓新的地域，在与其他部落的征伐和融合过程中，发展而形成了武、乍、糯、恒、布、默六个支系，成为“彝族六祖”。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后叶至前1世纪前叶（战国后期至西汉前期），彝族先民以滇池平原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地方性的王国—— “滇国”。《史记•西南夷列传》记滇人与周边部落的社会概貌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徒，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当时西南民族地区分布着许多部落，在四川安宁河流域居住着10多个部落，其中以“邛都”为最大，滇东北地区也居住着10多个“劳浸”、“靡莫”部落，其中以“滇”为最大；此外还有众多的 “巂”、 “昆明”等部落。
汉晋时期，昭通称为朱提。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设县为朱提。在镇雄等地设南广县，皆隶犍为郡，以后改为犍为南部、犍为属国，蜀汉时升为朱提郡。《太平御览》卷七九一引《永昌郡传》曰：“朱提郡在犍南千八百里，治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口，僰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与僰道接。特多猿，群聚鸣啸于行人径次，声聒人耳。夷分布山谷间，食肉衣皮，虽有人形，禽兽其心，言语服饰，不与华同。有堂狼山，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飞鸟过之，不能得去。”
朱提地区居住的“西南夷”民族成分也较多，其中以“叟”、“僰”和“昆明”为最多。
自先秦时期以来，叟人即分布在从西北氐羌分布区直到秦汉时的 “西南夷”地区。秦汉时期，叟族分布地区向南扩大，蜀国被灭后，叟族成了西南夷中人口仅次于昆明族的南中夷人“小种”。昭通彝族先民汉晋时期多为叟人，不过《后汉书》中称为“朱提夷”或“犍为属国夷”。《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议论好譬谕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这与《后汉书》相一致，谓“夷”为“叟”，“叟”就是“朱提夷”、 “犍为属国夷”。
叟人散居朱提、南广境内，汉代时汉王朝将叟人部落酋长封为“汉叟邑长”，以便统治叟人部落。邛都越巂郡往东南至朱提一带，有叟族与僰族、昆明族人口相杂居。1936年，昭通洒鱼河边古墓中掘出铜印一颗，广六分，正方驼钮。上刻阴文“汉叟邑长”四字，同时出土的有花砖等汉代文物，知为汉代古墓。此“汉叟邑长”之印，即汉朝时期颁给当地叟族酋长的信物，令其仍然管理当地叟族人民。《太平御览》卷七九一引《永昌郡传》说朱提郡的僰族在坝区种植水稻，而“夷分布山谷间，食肉衣皮”。这些分布在山区的“夷”，显然即指叟族和昆明族。又两汉时期对今昭通地区进行移民垦殖，至三国蜀汉时期设朱提郡，先后移入的汉族“大姓”把当地的“夷”、汉人民沦为“部曲”，在这些部曲中，也包括有叟族。1963年，在昭通后海子发掘了一座东晋太元年间（公元376—396年）的壁画墓。墓主霍承嗣是南中大姓中的上层人物，墓室中绘有“夷”、“汉”部曲的图像，其中“夷部曲”的装束，与近代凉山彝族多有近似之处，如披毡，头上发式类“天菩萨”，等等。四川凉山彝族在汉晋时期为越巂郡的叟族，昭通霍氏墓葬中所绘的“夷部曲”则为当时朱提郡内的叟族。两地的“夷人”都是同一民族，所以文化生活状况相同。
僰族是“西南夷”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与汉族交往最早的一个民族。《水经注•江水注》说：僰道县“本僰人居之，……《秦纪》所谓僰僮之富者也。”僰道县在今四川宜宾，古代僰族曾在此建立了僰侯国，是僰族的一个聚居区。《华阳国志•蜀志》僰道县说：“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古之僰族，一部分融入汉族中，一部分则南迁进入今川滇接合部地区，又据考古学界的调查、发掘表明，云南境内北起盐津、大关、彝良至昭通为一集中地区，然后经鲁甸、会泽、威宁、宣威至曲靖，又以曲靖为中心分为两支，一支经陆良、宜良至澄江、江川等地，另一支经寻甸、嵩明、昆明、禄丰、祥云、大理一直达保山地区，都发现有高大封土的砖室墓，俗称“梁堆”或“梁堆墓”。这些地面有封土堆的砖石墓即汉晋时期白蛮的墓葬。
而在西北连邛僰、东北接僰道县的今永善、盐津、大关一带，汉晋时期确有僰人居住。《太平御览》卷五十三引《郡国志》说：“乞子石，在马湖江南岸，东石腹中出一小石，西石腹中出一小石，故僰人乞子于此有验，因号乞子石。”《郡国志》成书于晋朝时期，马湖江即今雷波县南部的一段金沙江。马湖江南岸之地即今永善、盐津、大关一带，在晋朝时期，这一带地方仍有僰族，他们前往“乞子石”前乞子。且“乞子石”乃僰语命名，与汉语相同，说明这一带的僰人与汉族关系密切。今昭通一带，在汉晋时期也是僰族的居住区域之一。《太平御览》卷七九一引《永昌郡传》说：“朱提郡，治朱提县（今昭通），川中纵横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口，僰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与僰道接。”《永昌郡传》也成书于晋朝时期，其时僰人之居于今昭通坝区者，从事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其同族人口的分布则直与僰道县（今宜宾）相接。而“千顷池”乃僰语命名，亦与汉语相同。朱提县的僰族更多的吸收了汉族文化。今会泽、巧家一带汉晋时期也有僰族，《华阳国志•蜀志》越巂郡会无县（今会理）说：“路通宁州，渡泸（今金沙江）得住（按，应为堂）狼县（今巧家、会泽），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开户，其穴多有碧珠……。”“濮”乃“僰”之同声字，译写稍舛而已。当时，在僰、叟、昆明等族中，只有僰族实行墓葬，其余皆行火葬。所以“濮人冢”是僰人的坟墓，而“濮人邑”也即僰族居住的地方。
昆明族是南中夷人的“大种”，人口多，分布面广，与叟族等共同杂居。建宁郡东北至朱提郡（今昭通地区）和牂牁郡的西部（今黔西）一带也有昆明族人口。《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昆明、叟族“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水经注•温水注》说：“温水又迳味县（今曲靖），……刘禅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分益州郡置建宁郡于此，水侧皆是高山，山水之间，悉是木耳夷居，语言不同，嗜欲亦异，虽曰山居，土差平和而无瘴毒。”所说“木耳夷”即“曲头木耳”的昆明族人。他们居住在山区半山区，与居坝区的僰族和外地迁入的汉族“语言不同，嗜欲亦异。”
原来以僰人为主的滇东地区和朱提郡，到东汉末至三国时尽称叟人，而僰人之名则很少见于记载。此时南中叟人主要分布于滇中滇东及今四川西昌一带，与秦汉时期僰人分布的地区大体相同，说明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近亲或继承或融合的关系，但多数僰人则迁走了。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云：“古印文有汉叟邑长……叟邑，汉蜀邑地名。”据《新纂云南通志》卷八二《金石考》载，1936年在昭通出土的“汉叟邑长”铜印，就再次确证在东汉时叟人已经在这一带活动，并形成了“叟邑”即因叟族聚落作为地名的居住中心。这与文献记载相印证；昭通在昔为朱提郡的郡治所在，而朱提郡是蜀汉“南中七郡”之一，自东汉末年以后，原居朱提地区的主要居民僰族已逐渐迁往洱海地区，叟族逐渐成为朱提的主要居民，故已有以叟人为主的邑落，以叟人为主乃有叟邑之称，是以“汉叟邑长”当为朱提境内叟人的一邑之长，是叟人中的奴隶主，大者也称“叟帅”。三国时号称“叟帅”的一些大奴隶主发动叛乱，为诸葛亮所讨平。叟人集中的味县（今曲靖）取代滇池（今晋宁晋城），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汉、晋时期，朱提社会形态属于奴隶制社会，以畜牧经济和农业经济而生活。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的西南夷地区“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的状况在昭通出土的汉、彝金石铭文及其他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昭通出土的东汉“放牧汉砖”，此砖长25厘米，宽7厘米，有画面图二幅，右图为一椎结披毡彝人挥鞭驱赶驴马之类的牲畜；右图为一幅“牵牛图”，图上牛之前是一位身披披毡，头扎椎髻的彝人形象，牛头上的两只角显得特别长，形象夸张，是头黄牛眼见便知；牛头下是一堆三角形的土堆，牛和人之间有一细绳相连，绳的一端系于牛鼻。 “牛与土堆”、“人与穿鼻系绳之牛”说明这一带地区已普遍使用耕牛。《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东汉初，文齐任益州郡太守时“开造稻田”，兴修水利，“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千余倾。”文齐引水的地方就是现在昭通北15公里处的大龙洞。1963年在昭通城西北后海子发现东晋霍承嗣墓壁画，从壁画中可以看出，“南中大姓”身穿汉式服装，居住汉式房屋（楼阙和房屋均使用斗拱），信仰汉族的四神，使用汉族常用的麈尾和仪仗等。在他们统治之下，有各种身份不同的人。《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诸葛亮征服南中后曾把少数民族中赢弱者分配给大姓为部曲，由于这些民族反抗性太强，不得不收买其中 “恶夷”来管理，久而久之这些“恶夷”可以袭官，乃渐服属于汉，形成“夷汉部曲”。 “夷部曲”地位低下，他们必须在已经归化的身着汉装的“汉部曲”监视下行动。“夷”部曲中有今彝族之先民。
从画面上人物的披毡和放牧，再结合《永昌郡传》对朱提郡记“夷分布山谷间，食肉衣皮。……言语服饰，不与华同”对照，朱提叟人从事的是以畜牧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结合的生产，因为汉画砖上的披毡、椎结人是用绳穿牛鼻。李昆声《云南牛耕的起源》中认定：“位于川滇交界处的云南昭通地区，东汉初、中期墓葬中铁器屡见不鲜。最近，在昭通县（市）城关东汉墓中发现一块画像砖，……画面图二幅：右图为一椎结披毡人挥鞭驱赶一驴马之类的牲畜；左图为一两角朝上的黄牛。牛和人之间有一绳相连，绳的一端系于牛鼻，另一端牵于披毡之内的人手，牛前方有一尖状土堆。穿鼻系绳之牛，当为耕牛。”“而最早使用牛耕的地区是滇池、昭通地区。”
张增祺在《滇国与滇文化》中也确认：“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由于滇国和内地经济、文化上的频繁接触，牛耕技术亦随之传入云南。从出土文物看，云南最早使用牛耕是在川、滇交界的昭通地区。”
放牧、“食肉衣皮”、披毡是畜牧业经济的反映，披毡表明的是畜牧业经济的发达，制毡工艺水平的发展，有众多的羊毛可供制成御寒避雨的披毡。到东晋的霍承嗣壁画墓壁画上描绘的“夷汉部曲”中的“夷部曲”：“一排披土黄色缀小圆圈纹披毡、赤足者9人，披赭色缀树枝状条纹披毡、赤足者3人；一排披墨色披毡、赤足者3人，披土黄色披毡、赤足者1人；头上拖红带者6人；披毡、赤足者头均有角状发结。”毡的颜色不同，且有图案纹饰，说明制毡工艺水平发展了。畜牧业经济在南广（今镇雄等县）尤为主要，《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土地无稻田蚕桑，多蛇蛭虎狼。”
畜牧业经济在彝文文献中也有反映，《西南彝志》“糯的叙述”说：“糯恒两家亲，始于姆果格。亲结两不断，牛羊来续亲。”“此菲洪妥底，糯之畜牧根，畜与兽同收。畜收来容易，兽收来不易。”“糯的迁徒”说：“山谷中牧马，糯马汉来牧。……牛羊牧的多，只牧善母畜，不牧养子畜，也是不好的。”在养牧牛羊中，重视母畜、子畜的饲养，才能发展畜牧。
西汉时期，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已传入朱提境内。在西汉末年，文齐为朱提属国都尉时，就“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除人工灌溉外，其他先进的农业技术以及与灌溉工程不可分离的铁器工具，也应在此时输入。《续汉书•郡国志》云：越巂郡“台登（今四川冕宁县）出铁”，“会无（今四川会理县）出铁。”《华阳国志》说“台登”山有砮石，火烧成铁，刚利。铁的产地既多，西汉末至东汉，朱提彝族地区一定广泛地使用铁制工具。在鲁甸的“梁堆”（古墓）中出土的石棺，按上面雕刻的朱雀、玄武的花纹判断，应为东汉时期汉族的墓葬，墓里发现许多铁制的斧头和三尺长的铁制物，还有许多车上的饰物。墓的砖上也有车轮纹。从车轮这一点看，比较晋宁西汉墓出土的只有马饰，只有骑马的花纹，要更进步了。并且，该墓出土的有些铁器上铸着“蜀郡”二字，可知朱提的铁器是从蜀郡传入的。由于铁制工具的输入，极大地推动了朱提地区生产的发展。
朱提境内也有着丰富的资源。《汉书•地理志》只记载朱提出产银，《续汉书•郡国志》也只记载朱提山出铜。《华阳国志》也只记载堂螂县（今巧家、会泽一带）“出银、铅、白铜、杂药。”又“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至险难行。”原来这里少稻田，自王莽时文齐 “穿龙池，溉稻田，民利始兴。”可知汉代朱提一带可利用的资源比益州、越巂二郡要差一些。东汉时期朱提堂狼地区生产的青铜器（俗称“朱提堂狼洗”），发掘出来的只是极少数，且多为传世品。这一时期的冶铜遗址迄今也末发现，故对其生产技术具体情况不能详知。据《南齐书•刘悛传》记载，南广郡（今镇雄一带）蒙山之下有一“蒙城”，保存过去冶铜遗迹。“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从蒙城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并居室处犹存。”这应是汉晋时期朱提冶铜旧迹，“蒙城”即今昭通，昭通后世犹称乌蒙。从王莽时期起，朱提地区就是朝廷铸造货币的地方。传昭通发现过“大泉五十”钱范一件，背书“日利千万”，与其他地区发现的王莽钱范同。蜀汉政权发行 “直百五珠”中有一种背有“为”者，大概亦为犍为地区的产品。王莽时期朱提地区铸造的钱币主要是银币，《汉书•食货志》记载，王莽发行新币中有“银货二品：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值千。”传世器物中有一银块，作方形，已破裂为三小块，上有五字，已残泐，而“提”“银”两字仍可辨，故称“朱提银块”。“朱提银”被规定为全国通货，可见产量一定很高。冶银业和冶铜业一样，当时主要操于“南中大姓”之手，但因银是重要通货，价值远高于铜，故朝廷要加以控制。《华阳国志•郡国志》说：诸葛亮平定南中，收服孟获等为官属后，曾“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后汉书•郡国志》键为属国下注引《诸葛亮书》亦云：“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可见，银和金是南中地区支援蜀汉的重要物资。三国两晋时期，朱提堂狼地区还有白铜的制造，其产地即在盛产银铜的堂狼。张揖《广雅》卷八云：“白铜谓之鋈”。《华阳国志•南中志》：“堂螂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白铜是铜镍的合金，镍的首次炼成及白铜的合成，是云南古代劳动人民的贡献。自此以后，云南白铜一直享有盛名，甚至远销外国。
朱提叟人至迟在东晋时已产生或存在有《夷经》，这是他们在文化上的表现。《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谕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对于叟人的这种“好譬谕物”的《夷经》，汉人学者在言论中亦加以引用。宗教上，“其俗徵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在南广（今镇雄等县）“俗始巫惑禁忌，多神祠”，也就是崇奉“鬼教”。《三国志•蜀志》曾记，“假鬼教曰：‘张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实粗，不足杀，令傅与吴。’于是遂送裔于权。则汉晋时期，鬼教盛行于朱提叟人中。”
除汉朝廷颁赐的“汉叟邑长”和“南夷长史”两枚汉字铜质印章外，朱提文化圈还出土了两枚彝文印章。一枚是由张希鲁先生收藏的彝文“以诺”印章，后捐赠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陈列室。据西南民族学院译定为6字，即“印章交以诺用”，刻工反刻，毕节彝文翻译组王世忠研究后，意译为“液那迪那惹威”，直译汉语为“夜郎境手司印”，是彝族先民使用的印章。《印章交以诺用》存拓本，原物已失。另一枚是由现在昭通古玩爱好者熊玉昆收藏的《妥鲁山里手辖印》，即《昭通蛙钮彝文铜印》，此彝文铜印为长方形，造型古朴自然，风格粗犷独特，长4厘米，宽3.5厘米,印面厚2.5毫米,高1.5厘米,重39克。印钮为立体青蛙，呈蹲伏状，栩栩如生。印面系阴印阳文，有7个彝文，自上而下排列，刻工反刻，印面和字里行间有界格。据贵州毕节彝文翻译组王子国、王继超考证，蛙钮铜印的彝文译成汉语应为“妥鲁（堂狼）山里手辖印”，汉文意译为“统管堂狼印。”据彝族学者乌谷与有关专家考证，该铜印为西汉时期的文物。两枚印章均为铜质，全用彝文雕刻。彝文印章的出土，说明此时期彝族文字发展已相当成熟，并已用于多种范围。
昭通彝族在汉代已“耕田”，发展农业，其社会经济不落后于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技术相继传入，西南夷各族的社会变化较快，经济发展迅速。东汉时期，夜郎和滇池地区已兴办学校，读儒家经典，和中原地区差不多。昭通出土的东汉铜铃，上有一幅供祀竹子的图像，说明彝族竹崇拜已有很古的历史。在昭通还发现有新石器时代到汉代的陶文，有马厂新石器时代陶器刻划陶文、战国至汉代昭通洒渔营盘出土的陶文、战国至汉代威宁中水出土的陶文，由此也证明彝文发展到两汉已比较辉煌。用铜制作彝文印章，不仅证明彝文化的发达，而且也证明冶铜业很发达，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如朱提、堂狼洗，在黄河地区多处发掘出土。如今传世“喜平六年楗为国上计王翔奉”铜钟铭文，“楗为国”实为“犍为属国”之简称，“犍为属国”也就是今天的昭通。这里不仅有自己的名牌产品朱提、堂狼洗，而且还是当时全国有名的产银区，品质居全国之首。《汉书•食货志》记载，王莽发行新币中有“银货二名：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鲁甸马厂古代银矿遗址和昭通朱提银块的出土，说明昭通彝族历史上曾出现过辉煌的时代。西汉时期，这里彝族人民安居乐业，耕田种稻，治炼银铜，产品质量远达中原一带。彝族文化和汉文化开台融合，如“朱提”、“堂狼”两个地名，是彝语音译。“朱提”，不读“zhu ti”，古读音为“shu chi”（苏匙），“苏”即“叟”的变音，彝语可译作“彝人”；“匙”彝语称“甜密”，朱提译成汉语为“彝人甜密的地方或故土”。“堂狼”，彝语音为“to lu”（妥鲁），彝语直译为“山沟或山坳里有很多松树”，也即“有很多松树的山沟或山坳”。
关于汉人与叟人的融合，以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后，设郡县，整修西南夷道，交通的便利，促进了与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兵士的屯垦，商贾及汉族工匠的涌入，官吏、商贾、兵士、工匠随后便落藉于朱提地区。朱提处于交通枢纽地位，银、铜的大量开采，冶炼利用，水利的兴修，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渐成为政治经济的统治中心。东汉至东晋，大姓兴起，《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朱提郡大姓有朱、鲁、雷、兴、仇、迤、高、李。加之蜀汉时诸葛亮采取鼓励大姓拥有“部曲”，从而促进了各族的融合。这种融合，《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与夷为婚曰‘遑耶’，诸姓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执（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这种夷、汉间的互通婚姻，“恩若骨肉”，便产生了融合。从汉到西晋，朱提地区虽出现一些曲折，如“犍为属国夷寇钞百姓”的情况，但总体未出现大的战乱，而地方官吏如文齐等致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在对叟人等的措施上，采取利用邑长等统治管理部落人民，邑长“皆有逐，比郡、县。”政治上与郡太守、县令长享有同等地位。蜀汉时诸葛亮采取“西和诸戎，南抚南越”的策略，缓和民族矛盾，团结地方夷帅。朱提社会一度稳定，民族关系比较融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民族融合。
东晋时，由于政治黑暗，官吏腐败，对各族人民肆意搜括，对大姓部曲进行掠夺，侵犯大姓利益，使朱提等南中地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突出。太安元年（公元302年），朱提郡太守雍约“懦钝无治，政以贿成”，压制、排挤朱提大姓李猛；建宁郡太守杜俊强占豪夺大姓毛铣、李睿部曲。李猛、毛铣、李睿等朱提、建宁大姓联合，利用“夷汉部曲”力量驱逐雍约、杜俊等地方官，以此为导火线，引发了朱提、建宁的战乱，南夷校尉李毅采用诡计，不顾信用杀害李猛、李睿等人，致使李猛、李睿的“遑耶”于陵承等激怒，率领各部落“围攻州城”，李毅死，继任南夷校尉的王逊“专杖威刑，鞭挞殊俗”。“征伐诸吏、俘馘千计，获马及牛羊数万余。”这场战乱，“吏士散没，城邑丘墟。”百姓或入交州，或入永昌、牂牁，“时荒乱后，仓无斗粟，众无一旅，官民虚竭，绳纪弛废”，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祸害。争战削弱了东晋对南中的统治，也削弱了大姓的力量，以后南中及朱提就形成为爨氏家族所独霸的局面。
昭通的考古发掘，到两晋前后，彝族的文化、文字销声匿迹，唯一代表的出土文物是东晋霍承嗣墓壁画。这座距今1600多年的古墓，是1963年在昭通城西北后海子发现的，1965年拆迁至原县城孔庙内，建圆型室保护，如今在昭通市三中内。古墓室有一顶和四壁，都绘有极其丰富的彩色壁画，分别题有隶、楷、行三体的款识多处。四壁画图，分上下两层，中用彩带形图案隔开。上层多属话传说，下层反映现实，内容较为丰富。尤值一提的是西壁下方的绘画，画中有四排人物画像。第一排人物装束为汉族，每人手持一柄环首长铁刀，从左数第12人的肩上扛一个大包袱，此列属武士，第二、三列共27人，他们身披“查尔瓦”（披毡），头梳“天菩萨”，一眼便知是彝族，第四列为4个汉族骑手。对此，李昆声教授也认为“第一、四列为持兵器的汉族，押解二、三列手无寸铁的彝族。这是墓主人生前镇压少数民族，并掳获人物的劣迹写照。”北壁是墓主，东壁是为墓主送葬的执蕃队伍，南壁是为墓主守墓门的神将。也可以说，墓主生前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征服了彝族，或是镇压了彝族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
方国瑜《彝族史稿》说：“朱提郡其他各县散居的叟人亦渐多，由于叟人与建宁的联系，朱提成为南中七郡之一。蜀时朱提郡设临利县（今彝良），设县渐多，显示着叟人不断增加，居住区域逐渐扩大，西晋末年以后朱提区域以叟人为主要，而且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当南中地方势力与晋王朝统治者争夺时，朱提、南广与平夷（普安、盘县）联结成为一个区域，造成势力反抗王逊，……咸康四年（公元338年）从宁州分朱提、牂牁、夜郎、越巂置安州，八年又罢并宁州，即以朱提为中心，而联系牂牁和越巂，显示着朱提统治家族的势力相当强大，在南中造成以建宁和朱提为中心的两个区域。虽然宁州的存在年代不久，但朱提自成区域的情况不断发展着，也就造成东爨区域与西爨有分别了。”“仲牟由（笃慕、杜宇）家族的势力也逐渐发展起来，到公元四世纪以后，基本上统治了这个区域。”
及至唐代，昭通彝汉融合及彝族社会得以发展，这在唐袁滋摩崖可窥一斑。唐袁滋摩崖，是唐德宗元贞十年（公元794年），唐王派袁滋为册南诏使，恢复一度中断的隶属和好关系。袁滋一行，于公元794年６月由长安经四川至滇，９月20日，在昭通地区盐津豆沙关路旁岩壁上刊石纪事。袁滋摩崖与大理南诏德化碑，称作姊妹碑，是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象征，也是昭通彝人恢复自尊，昭通彝族历史历经低谷后走向光明的里程碑。因袁滋摩崖碑文书写者是彝族，袁滋摩崖正是用了古彝文书写行文方式用汉字书写的碑文。全文120余字，除120余字，除“袁滋题”３字为篆书（袁滋手迹）外，其余均为楷书，共８行，从左至右竖写。其文：“大唐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云南宣慰使（第１行），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第２行），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承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第３行），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献恩命，赴云南，册（第４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第５行）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第６行）马，开路置郡，故刊石纪之（第７行）。袁滋题（第８行）。彝汉文法合壁的袁滋摩崖的出现，说明昭通彝族社会发展至唐，民族矛盾日趋缓和，昭通彝族历史向前发展。彝志书写的碑文，在岩壁上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千古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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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昆声：《云南考古学论集》第4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版。
2王勇权：《昭通彝族古籍与昭通彝族历史轨迹》，载《云南彝学研究》第一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8月版。
3陈本明、傅永祥编著：《昭通彝族史探》，第36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8月版。
4万永林著：《中国古代藏缅语民族源流》，第48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
5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第4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6 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第58—5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易谋远：《彝族史要》（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533页。
8王勇权：《昭通彝族古籍与昭通彝族历史轨迹，第37页，载《云南彝学研究》第一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8月版。
9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
10李昆声：《云南考古学论集》第168、183—18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1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省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36年第12期。
12《西南彝志选》。
13《西南彝志选》。
14鲁甸东汉墓出土情况参见曹韵葵：《云南昭通专区的东汉墓清理》，《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孙太初：《两年来云南古遗址及墓葬的发现与清理》，《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
见袁嘉谷：《滇绎》卷一。
15端方：《陶斋吉金录》卷七。
16参见张资珙：《略论中国的镍质白铜和它在历史上与欧亚各国的关系》，《科学》第33卷2期（1957年）。
17《后汉书•百宦志五》。
18《晋书•王逊传》。
19方国瑜：《彝族史稿》第147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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