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序
三星堆，是世界注目的文化现象。三星堆有许多一时难以破译的秘密。
三星堆闪烁的历史光环，迷漫着茫茫历史沧桑中的许多不解之谜。
面对三星堆之谜，许多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等的文化人，都在跃跃欲试，似乎看出了什么，试图想通过那些文物古迹找到一点族原的痕迹和文化的基因，从顿然领悟中想说点真话。三星堆热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应有尽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各种不同类型的论说，都在为三星堆之谜作探索。
我编辑这本书，其实就是一种探索。
诚然，三星堆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的有力见证，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的辉煌。
谁是三星堆文化真正的创造者呢？这是摆在史学界和民族学界的一个难题。
我们不反对“三星堆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的论点，三星堆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荣耀和骄傲。诚然，在大量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发现彝民族是三星堆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之一。
三星堆随处可见的是古彝人的文字符号和古彝人的文化基因。面对三星堆众多的古彝人的文化因素，我们不能不说实话，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有渊源关系。
著名的史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考察了三星堆后，在《自己民族的人要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一文中指出：“很清除，这个文化与彝族文化是有关系的，怎么样下来的？中间的环节还不清除。可是，事实很清楚，在我们的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的来源之一，这个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关系现在我也弄不清楚。但是很早，五千年以前就应该有联系了。”费孝通明确指出了三星堆与彝族文化有关系。他还指出：“彝族有宝贵的文字遗产，这个文字现在看来很久以前就有了，是象形文字、方块字，它与甲骨文的关系现在还不清楚，但将来可以搞清楚，我们可以通过文字的起源来研究民族之间的关系。”对彝族的文字，费孝通还指出：“彝族保留了很好的文字，长江流域在五千年掷六千年之间保留了很发达的文化。”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彝族毕摩文化和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足以证实彝族文化的源远流长，也能证实彝族文化与三星堆之谜的渊源关系。
石鸣和李建同志发表了“彝族毕摩经书中的三星堆身影”一文，他们说，我们翻看着毕摩经书，，看着那些似曾相识，实际上却又异常陌生的彝族文字，想起了在西昌参观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时一位叫杨春的老彝人的介绍，老人在介绍彝族文字时说，三星堆文物上的一些刻画符号，和彝族毕摩经书上的一些文字几乎一样。许多的彝学专家到了三星堆，都不约而同地道出心声：三星堆处处都有彝族毕摩的身影。
彝族，原本为“夷族”，自称是带弓箭的巨人。几千年来的族名一直沿袭到新中国的成立。韦安多先生从北京深入到凉山彝族腹心地美姑、昭觉等地通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后指出，彝族是开发中国西部的先驱。
新华社于2007年12月3日发出一条消息，标题为“三星堆文化含有彝族‘基因’”报道的是云南省探秘三星堆寻访南丝绸之路大型人文科考察队沿着昆明往楚雄至祥云方向前进，科考队在楚雄进行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对比研究交流中，提出了三星堆文化中有彝族文化的基因。
长期从事古彝文字研究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语委古籍科科长阿约铁日先生曾考察过几次三星堆，明确提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巴蜀图语完全是古彝文。他翻阅了许多的彝文古籍和三星堆的许多资料，发现巴蜀图语和古彝语的语法有惊人的相似，主语在前，宾语在谓语后。他还能用古彝文破译出了许多文物上的刻画符号。
无独有偶，在1989年秋，著名彝族作家李乔将西安半坡出土的陶瓷上32个刻画符号拿给了红河州的大毕摩李八一昆看，李老先生不识一个汉字，却用古彝文破译出了26个字，证明半坡出土的陶瓷符号是古彝文。而西安半坡出土文物距今有六千多年的历史。后来，新华社记者于1989年11月12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半坡刻符是彝文始祖”一文，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中国古文字研究热。
这样的发现和三星堆文化中的彝族文化因素难道就没有什么渊源关系吗？
西南民族大学的教授李绍明以“从彝族神树崇拜看三星堆出土青铜神树”提出了从现今彝族祭祀神树、铁柱的礼仪及内容，可推测出古蜀人祭祀神树之大体状况。
中央翻译局彝文翻译室主任王昌富以“三星堆与彝族文化共同特征研究”、“古巴蜀文字与古彝文系同一文字系统”等文章，用古彝文破译了大量的三星堆巴蜀文字，论证了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
云南著名彝学专家戈隆阿弘称之为彝族历史学的多产学者，他长期研究彝族历史文化，发表、出版了大量的有影响的文章和著作。他以“三星堆与古夷文明”深入研究了三星堆文化古夷文化的关系，结论是：三星堆当属古夷文化遗存。
长期研究彝族毕摩文化的年轻学者摩瑟磁火先生考察三星堆后提出了九个联想：从三星堆青铜器到彝族的铜崇拜；从青铜神树到彝族的神树；从青铜人像到彝族祭祖仪式中的祖妣偶像；从压胜埋葬坑说到彝族毕摩的黑巫术；从巴蜀图语到彝文；从青铜人兽像到彝族的鬼神形象；从蚕丛居石室到彝族的祖灵岩洞；从三星堆的宗教到彝族的宗教；从铜人、铜动物到彝族毕摩的泥。这么多的联想，其实都是彝族文化现象，全都在三星堆的各个角落。似曾相见的三星堆，是古彝族文化的展示。
彝族学者安东三进三星堆，道出了一个凉山彝人的对三星堆遐想。“鹰翔古国，龙腾蜀都”是他的感叹，联想到彝族人关于神鹰的传说，龙和鹰共同养育的古彝人就是支格阿尔的子孙。他把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中的龙鹰崇拜的记载联系到了三星堆的龙鹰神树和神鸟的文化内涵。安东用彝族传说中的彝族美女紫孜妮楂解释了三星堆二号坑鸟的爪人身像。他以“不朽的蟾蜍”、“雄鸡鸣晓三星堆”、“不落的太阳”、“玉璋——彝人的‘灭曲以莫’、”若月的獛古“、奇眼的诉说”、“索辫壮的头帕”等的感叹和遐想，向往三星堆文化有个归属，回归原本。
云南省楚雄州的杨凤江先生对三星堆进行详细地考察研究，提出：三星堆是上世纪发现的让世人瞩目的文明之光，从出土文物中的彝籍、彝语、彝俗的考证和追溯，发现其中有许多彝族文化元素。他说，三星堆的彝族文化元素揭示了三星堆文明与彝族文化息息相关。
凉山彝族土司的后裔哈娜使格从追溯古蜀国国王的族属入手，翻阅了大量的史料，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是彝族的祖先建立了蜀王国的繁荣的观点。《华阳国志·蜀志》云：“蚕丛始称王，继蚕丛之后，有柏灌和鱼凫。”巴蜀国王鱼凫是有史书记载的属于西南最早最大的蜀国国王。史料记载，蚕丛、柏灌、鱼凫、杜宇（笃慕）都是古夷（彝族）人。就鱼凫来说，不仅带有许多彝族古老的习俗，其椎髻、语言文字、人名姻缘习惯、夷氏谱系等都属于古夷人。
凉山彝族自治州彝学会副会长马拉呷从古彝文字、彝族的各种神话传说故事、民风民俗、宗教仪式等与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的各种刻符和青铜人像中进行对比研究，追溯古蜀国国王的族属，古蜀国是彝族的先民所创建的文明古国。他说，可以用古彝族文典籍破译三星堆之谜。
我们研究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渊源关系，并不是牵强附会，更不是无源之水，我们遵循的历史事实和文化依据。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三星堆文化内涵最明显最厚重的应该说是彝族文化。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之比较研究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主要是彝族的先民古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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