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星：《苗族文学史》后记
1958年，我被领导安排参加编写《苗族文学史》。编写《苗族文学史》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内容是研究民间文学，而我既不懂民间文学也不喜好民间文学，再加上我对苗族历史与现实生活素无了解，对苗语、苗文一窍不通，我内心感到十分的矛盾。但我仍然把它作为一件任务去完成。
受命之后，我毫不气馁，立即奔赴苗族地区调查和搜集民间文学，和苗族同胞们在一起边劳动边交谈，拜他们为师，请他们赐教，摸清当地民间文学蕴藏情况，并和一位老歌手朝夕相处一月之久，用汉字四声记音的方法，记录下他口传的一首长达数于行的苗族神话古歌。苗乡的如画风光、苗族人民热情好客之习尚、苗族地区民间文学的丰富瑰丽，使我惊叹、热爱和折服。编写工作顺利进行，但由于编写人员多，编写水平参差不齐，观点各异，风格体例五花八门，毫无可取之处。几经周折，领导决定由田兵、刚仁、苏晓星、施培中四人执笔，田兵分工领导《苗族文学史》编写工作，负责写绪论和后记；刚仁是组长，负责编印资料集和编印《苗族文学史》讨论稿；施培中执笔编写一、二编；苏晓星执笔编写三、四编。
1962年底，田兵同志和我应中国民研会、社科院文学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赴京，在与何其芳、贾芝等有关领导同志座谈定下有关《苗族文学史》的修改和出版大计后，我立即藏身于京城西郊八大处秘魔崖中国作协招待所，埋头于具体修纂工作，将书稿重新编写一遍。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苗族文学史》书稿被认为是宣扬封建精神的大毒草，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重见天日，于 1981年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颇受大家好评。
1986年10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确定编撰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况丛书》并列为“七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其中包括《苗族文学史》的重新编撰。田兵同志受聘为该丛书评审委员会委员，承担了《苗族文学史》新本的编撰任务，由于刚仁同志去世，施培中有其他工作，最后只得由我和田兵同志担任编撰工作。经研究分工，田兵同志负责绪论部分，所有内文全部由我承担编撰。
我仍然把编撰新本《苗族文学史》看作是一项工作任务，因此，在承担任务后，就下定决心使新本大大超出旧本的水平。旧本《苗族文学史》重大缺点有四：第一，断言苗族书面文学是解放后产生的，此前的历史都是民间文学史；第二，以偏概全，往往仅用一个方言、一个地区或一个支系和资料代表或表述全民族的情况，因而有人提意见说这不过是某个地区的苗族文学史，涵盖面和代表性严重不足；第三，由于资料不足，一些章节显得极为单薄。而要克服这些缺点，必须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有针对性地调查、挖掘和搜集资料；二是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与探索；第四，由于受苏联的影响，旧本文学史着意提高民间文学的地位，往往用文字的概念进行评述，不但忽视了民间文学本身的特性，而且忽视了其与民俗宗教和生态环境的关系。这一切都必须一一加以解决，工作量如此之大而繁重，人手只有我一人，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只有通过我的薄力去推动社会和更多的人来协助，否则将一事无成。
基于上述的考虑，我立即筹划编印《苗族习俗风情与口头文学》一书，并以此书名为题约请苗族各方言、各地区、各支系的有关专家撰稿，特别要求在文后必须附上所述方言地区或支系各时期的民间文学作品目录。他们很快纷纷赐稿。后来由田兵同志筹款，1987年我们将其编印出来，这就使我得以掌握苗族三大方言及一些主要地区和支系的民间文学概况。1988年10月，我争取到我的家乡贵州省毕节地区和赫章县的资助，经贵州省委宣传部批准，在赫章召开了为期5天的苗族文学史座谈会，到会的有全国苗族各方言、各地区和大多数支系的有关人士100多人，会议的宗旨是请与会者就《苗族文学史》的编写建言，并填写会上发的表列，留下本方言、本地区或本支系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要目。为了使新编撰的《苗族文学史》体现所有方言、地区和支系的状况，会议特别举办了毕节地区8个支系的服饰及文物展览，并要求8个支系都能写出本支系的文学概况。通过这一本书的编印和一个会议的召开，使我对苗族民间文学的了解从总纂旧本《苗族文学史》时的囫囵其词，提高到了对各方言和主要地区、支系都能多少有一个说法，这就是说，编撰和研究者对编撰研究对象认识的距离已是大大缩短了。由于一个天赐的良机，这一段时间全国都掀起了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热潮，于是，我尽力收齐了三套集成印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目前为止，所能见到的苗族民间文学资料我都掌握了。剩下的问题就是探索苗族书面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状况了，于是，我于1989年5月专程赴湖南湘西和城步苗族自治县，进行深入调查，并与当地有关人士和专家进行座谈研讨，请他们就一些重要专题撰文，约定由我负责在当时我任副主编主持工作的《南风》发表，作为编写《苗族文学史》资料之用，承蒙他们一一慨然赐允。由于这样的原因，这次湖南之行，不但使我推翻了自己参加认定的苗族书面文学产生自解放后社会主义时代之说，而且将其发轫追溯到了明初的宣德年间，并发现了清代和民国年间的众多诗人、作家，使其符合于客观历史实际。
如此经过5年的调查与研究，1991年5月13日，我正式动笔编撰新本《苗族文学史》，在1981年出版本的基础上有了三项提高或突破：第一，将苗族书面文学的发展认定到了明初的宣德年间，提前了500多年，并发现了众多诗人和作家；第二，解决了以偏概全的误导，对于重要作品能够做到按方言、地区或多数支系来写，如对原始神话，不但可以分方言列述，而且可以列述到一些地区和支系，其中，仅洪水神话和日月神话列述的资料就分别有28份和19份之多，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各方言各地区内容不尽相同且各具特色的丰富瑰丽景象呈现于人们面前，大大增强了史论的涵盖面和代表性。第三，已有足够的资料弥补薄弱章节的不足。
1994年，我的编撰工作已接近完成。由于我和田兵同志在《苗族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几经协商和劝说都无效之后，田兵同志和我都不愿意继续合作。我根据《苗族简史》为此书写了绪论，于1995年1月以个人名义交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关于新本《苗族文学史》我还要谈谈几个有关问题：
1．关于本书和1981年出版本的关系问题。为了不致涉嫌版权问题，新本《苗族文学史》是我在对有关资料和作品进行研读，取得新的认知和突破后的重新论述。它完全是我个人的著作。
2．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苗族简史》一书给我提供了研究苗族文学史的历史依据和范本。我依据该书的论述去解决文学史中必做的民族历史文化和生活习俗介绍、文学史的分期和断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因素和动力、各类文学样式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具体作品的思想内容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等问题。在书稿中引录了《苗族简史》概述内容，特别是在介绍苗族历史与文化时，采用缩写与辑录的方法，实则都是原书的创见与论述，除在书中加注说明外，这里特作说明并致谢。
3．关于一些民间文学门类的断代即究竟应列入什么时期论述的问题，主要是考虑其在什么时期繁荣兴盛就列入什么时期论述。虽然其在前一时期已产生，但因数量不多，影响不大，就在本期作相应的交代使读者明白就行。尽管在后一时期仍有发展，但因其势已渐式微，也在本期相应交代，使得来龙去脉清楚也就行了，没有必要在各个时期都分章列述。如列入本书第二编论述的祭祀歌、丧歌、巫词、议榔词等都是这样处理的。还有一些门类和形式，因对每件作品一一判断产生年代较为困难，只得一律放在作品产生最多的时期列述，如列入第三编论述的传说就是这样。不难设想，如果每个时期都列专门章节评介传说，那将会是什么模样和效果?
4．对于民间文学作品，列入本书论述者，除个别情况采选经整理发表的作品外，一般以采选原始资料为主，因经整理发表的作品，难免带有整理者乃至现代观念意识，不如原始资料能够原汁原味地体现本来面貌。但是，因原始资料读者难以见到，本书不能不作详尽介绍，这就使得书中文字有关之处难免不够精练乃至冗杂拖沓，特请读者见谅!
5．特别感谢理论家凌字、王鸿儒、罗炳辉、吴建伟、龙连荣和古籍研究家张应和、龙应翔、陈大宽和刘志阶，是他们的论著《从边城走向世界》、《沈从文传》、《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笔耕录》、《书剑风云》、《湘西傩堂正戏》、《苗剧杂谈》、《龙绍纳(亮川诗集)续评》、《苗族历代诗选》和《儒林古诗选》等为本书编写有关章节提供了翔实、唯一而权威的资料，本书不但多有引用，而且多有缩写、辑录以成文，除在书中加注交代外，特此说明，并致谢。
6．原贵州省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及民族委员会主任王朝文同志和原全国人大代表、《南风》主编及著名苗族作家伍略同志，对《苗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极为关心，我能请到他们担任本书顾问，感到非常荣幸，特表谢意!同时，本书的编写出版也曾得到原贵州省文联副主席余未人同志的大力支持，顺致感谢。
7．最后还要特作说明的是，本书写成于1994年，因此，所列入评介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期文学只能以1949年～1993年期间作品为限。而在此后的近8年时间里，苗族文学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长篇小说就出版有吴恩泽的《伤寒》、龙岳洲的《涛江春潮》、龙潜的《黑瓦房》和杨育泽的《拐拐拐》等多部，中篇小说也发表了伍略的《虎年失踪》等等，这些作品都很有影响，如《伤寒》就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因断代时限而未能将这些作品和近8年来的苗族文学创作写入本书，实是憾事，只有待本书修订时再作补充了。
苏晓星2003年7月16日于贵州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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