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曾有这样一位土司
2001年,正是互联网兴起的年代,彝-人-网团队便确立了构建彝族文化数据库的宏远目标,初心不改,坚持走下去。
专注于彝文文字研究的岭光电 海来阿平/摄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民族压迫造成的彝汉隔阂,致使凉山彝族拒绝接受汉族的进步文化。作为具有深厚彝族情感、又倾慕汉族先进文化的彝族土司,岭光电在凉山创办私立小学、传播进步文化,为凉山地区的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岭光电之子、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岭福祥为我们讲述了他父亲当年克服重重阻力,进行革新的故事。
1913年,我父亲岭光电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田坝镇斯补村,彝名纽扭慕理。据说我家先祖是云南昭通乌蒙土司家,因明代与官兵作战失败,逃至凉山邛部宣抚司岭姓处避难,后被改封?带田坝土千户,封地在今四川西昌、喜德边界一带,但是我的祖先仍旧住在已居住多年的今甘洛县田坝、海棠一带的高山上。我的祖父去世很早,祖父去世时我父亲才6岁,跟随我的祖母一起生活。
那时候,土司为了应付官府,记点账目,看看契约,也得学点汉语。父亲从5岁起就开始在私塾读书,但是因为平日受到祖母的宠爱娇惯,读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并无太大的长进。1926年军阀刘济南来到田坝,实行“改土归流”,压迫彝民,父亲和祖母被迫躲到山上,最后祖母被杀,父亲只好背井离乡,到汉源投靠川边司令羊仁安。羊仁安曾经对父亲说:“为啥身为土司对一个连长也要让步?就是因为没有知识的关系。你若想当好土司,还得有知识,这样别说一个连长,就是像我一样的司令官也不敢随便打整你。”遭受了严重挫折的父亲牢记住这些话,从浑浑噩噩中猛醒,一跃成为不甘落后的有志青年。1933年,正当父亲踌躇满志准备攻考大学之时,一直鼓励父亲求学的羊仁安却因地方军阀混战、景况难测,无法再扶持父亲继续读书了。父亲只好放弃了从医的志向,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是黄埔学校)十期,走上了从军生涯。
回到甘洛再任土司,决心改变甘洛彝族的落后面貌
1936年父亲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办公厅”工作,正赶上该营组织“边民调查团”赴凉山调查,他被委任为该团的少尉翻译。1937年父亲回到汉源,羊仁安委任父亲为彝务大队长,并恢复了“改土归流”时被撤销的土司职务,这样父亲就成了一个身兼双重身份的人,既是国民党行政官员、又是彝族土司。
父亲作为一个土司后裔,自幼经历末代土司日暮途穷、家破人亡之苦,目睹彝族同胞贫穷、落后、受尽欺压的现实。在外求学期间,父亲也因为彝族地位低下而受尽歧视,他时常被一种屈辱感折磨着,十分渴望自己的民族能够强大起来,不再受人摆布。父亲也??地认识到,彝族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彝族内部经济文化的落后和社会制度的腐朽,于是在凉山彝族内部进行一番社会革新的念头便在心底萌发了。
从1937年初父亲回到甘洛恢复原来的土司职位,到1949年大约13年间,父亲对自己所管辖的彝区,在文化、教育、卫生、农林、习俗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些革新。父亲一方面利用国民党政府给他的各种官衔,在其能够活动的范围内奔走呼号,尽量为彝族办点好事;另一方面,父亲又利用“土司”头衔,在直接管辖的田坝彝区为彝族同胞开办学校,购置医疗器械,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革新。
兴办私立斯补边民小学,彝族娃儿也要读书
父亲认为彝民遭受军阀残害,根本原因是因为没有文化知识,民族没有地位,所以他下定决心兴办教育,提高彝民的整体文化水平。
斯补村在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村子一面依山,三面临水,好像一座天然的大舞台。平地种的几乎全是水田,全村的房子被水田分为4处,村中央是土司衙门,其他3处的房子自然拱成个半圆,围着土司衙门,加上树木环绕,景色十分秀丽。当时父亲就在自己的一处住宅中建立了私立斯补边民小学。父亲建立了小学后,强征彝民子弟入学读书,主要学习汉文和彝文知识。入学的学生不但免交学杂费,还供应书籍、文具及部分清贫学生的伙食。学生毕业后,又以直接、间接补助等方式将学生送入公费学校升学。
办学初期,父亲的阻力非常大。首先是当时有些头人和百姓认为办学是多余的事情,使子女受读书之苦,读了书也不会当土司、当黑彝。但是因为父亲决心办学,头人和百姓们也不敢违背父亲的意志,只能照做。此外我母亲也对办学持有异议,她说:“祖祖辈辈没有读过书,读不来,读来也没用!花钱办学校,又没有一个自己的子弟在学,只教些百姓娃子(娃子即奴隶)的子弟,是浪费!”父亲在军校的同学也说,军校毕业生应该去搞大事,搞个小学,何年何月才能见成效?虽然阻力重重,但始终没有动摇父亲办学的决心和行动。
小学校的课程有《论语》、《诗经》,还有当时国民政府编的小学课本。学校里实行“双语教学”,彝族子弟要同时学习汉语、彝语两种语言。父亲请来汉族老师讲汉文,彝文则是父亲亲自讲授,除了父亲讲课以外,父亲还请手下的头人们来讲课。头人们都是有着丰富生活实践经验的人,迅速启发了学生们为人处事的能力。
父亲不但重视学生们的文化课成绩,还注重学生们在体质、文艺素质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他曾用彝语编写了话剧《彝人始祖》、《无穷无尽的故事》等,叫学生们排练、演出,而且父亲也亲自参加演出。有的老人说:“你一个土司,和小孩们一起蹦蹦跳跳的,有失尊严。”可是父亲觉得,如果大家都装模作样的,别人就不易行动起来,打不开局面。开学初期,父亲还亲自带着学生平整了操场,安置了各种自制的简易体育设施,亲自带领大家做操、打拳,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活动,后来还组织篮球队到附近县上与汉族学生比赛。
从1937年私立斯补边民小学成立,到1952年改为公立民族小学的十几年间,从小学校走出的小学、中学、专科知识分子近200名。这些学生在解放后均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任用,成为彝族社会进步的骨干力量。
因势利导,自创“理论”说服彝民生病吃药
新中国成立前,彝族同胞对医药没有认识,认为有病是鬼神在作怪。所以彝民生病时只知祭送鬼神,不知求医吃药。每逢传染病流行,就会有大批的彝民死去。看到这种惨状,父亲十分痛心,便从内地买回药为彝民治病,可是许多人不肯吃药,就是强迫也不行。后来父亲只好自编了一套“理论”来宣传,劝说彝民生病时吃药。
父亲的理论是这样的:你们认为鬼来害人,使人生病死亡,是鬼来吃人肉、喝人血,这是有道理的。可是遇到毕摩、苏妮(宗教活动的主持者,相当于祭司、巫师)念经、驱逐以及用牲畜来祭送鬼神不起作用时,就要吃药了。药是奇怪的东西,人吃了有好处,鬼吃了要受毒。人吃了药,药性就窜到经络血肉里,鬼来吃喝人的血肉时,不毒死他也会毒伤他,让他不敢再来害人。现在鬼多病也多,情况也变复杂了。不但有彝族鬼,还有其他民族的鬼,有红眉绿眼的洋人鬼,这些鬼不懂彝话,不懂彝礼,毕摩、苏妮只用彝话向他们求情,他们也不懂啊,不懂就不会接受的。不接受会怎样呢?会加重病情,使人死亡。所以为了减少疾病和死亡,大家有病就要吃药赶跑鬼怪。
父亲又将那些毕摩、苏妮集中到一起,教他们几种特效药的使用方法,规定他们为病人送鬼神时,必须先给病人发药,然后再念经念咒,这叫“神药两解法”。
现在看起来,父亲这些天方夜谭式的说教和理论,虽属荒唐,但在当时却一度产生过作用和影响,使许多彝民愿意求医吃药了。除此之外,父亲还派学生到内地学习医务,在学校设立诊疗室。1949年,父亲在成都漆中权(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帮助下,从“中美农村复兴会”得到一些医疗器械,运回来后在斯补设立了医院……父亲的种种努力,在当时医药缺乏的情况下,为附近的彝、汉族人民减少了许多病痛之苦,使彝民逐步相信医药的确是能治好病的。
对付“桐树鬼”的好办法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公立民族小学读书。在我的记忆中,小学校周围的山坡上种满了笔直端正的桐树,每到春夏之交、桐树开花的季节,漫山遍野都是浅紫色、浅粉色的桐树花。从校园里望去,桐树花像云霞一样铺满了山坡,令人心旷神怡。这些桐树是当年父亲主张并亲自带头种下的。桐树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树种,既是修造房屋的木材,又能挡风遮雨、保持水土。另外,还可榨出桐树油来做照明燃料。
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父亲一面办学树人,一面积极鼓励植树。父亲带头种树,同时规定,凡栽活60株树的人,奖励一套棉布衣,栽活50株奖励3斗粮,40株得2斗粮,30株得1斗粮。
正当父亲带领彝民大种桐树之时,“种了桐树,到桐树开花结果时,桐鬼要来找人死”的谣言却冒了出来。一起和父亲种树的彝民们都吓坏了,不但自己不敢种了,还来劝父亲不要再种桐树了。母亲也怕种桐树引来“桐树鬼”,打算趁父亲不在村里的时候,偷偷把父亲种好的桐苗儿都拔出来。父亲得知这些事情后,心里十分苦闷不安,怎么样才能说服极度迷信鬼神的同胞们,将发展桐树、增加收入的计划进行下去呢?
不得已,父亲又自创了一套“理论”:种桐苗儿做好事,桐树鬼都来找种树人死,那么拔了桐苗儿是害桐树不能生长,桐树鬼更不能饶过拔树的人。所以桐树鬼要来找人死,一定是先找那些拔它的人死。
可是有的人还是不放心,过来问父亲,拔桐树会被鬼找来,那么种桐树的危险怎么避免啊?父亲就说,种桐树的危险,是完全有办法对付的。桐树鬼不是开花结果时才来找人死的么?那么我对付他们的办法是一年比一年多种树。比如,头年种5株,第二年就种10株,第三年种15株……当第一年的5株树开花结果了,桐树鬼来找人死时,第二年的10株就会不高兴,找第一年的5株抗议――“你们把种树的人找去了,我们将来找谁,该等着我们。”第一年的5株树力量小,争不过第二年的,只好等着第二年的10株开花结果。等第二年的10株开花结果了,要来找人死,第三年的15株又来抗议……照此下去,不但桐树鬼不能找人死,它还会帮你驱别的鬼,因为它害怕你被别的鬼找走了,它就没有人找了。所以只要大家不断地增加种桐数量,不但不会被鬼找去死,还能得到桐树鬼的保护,延年益寿呢!
极度相信鬼神的人,只能用这样的“理论”来说服。彝民们都觉得父亲说的有道理,于是又开始为能够延年益寿而种桐树了,桐苗儿被拔的劫难就这样得以避免。几年以后,村子附近的山坡上便桐树成林,种下桐树的彝民们也尝到了甜头。直到现在,村民们还在受益,他们可能想像不到,这些桐树当年却是这样种下来的!
土司衙门后面有两棵金鸡纳树,这两棵树是父亲特地从外面买回来栽下的。我们那边经常有人得伤寒病,症状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俗称“打摆子”。而金鸡纳霜正是治疗伤寒病的特效药。这两棵金鸡纳树长成后,彝民家里有人得了伤寒,就来摘金鸡纳树叶或树皮回去入药,效果很好。附近的汉族老百姓有人得病的,也来要树叶和树皮。这两棵金鸡纳树与满山的桐树相映成趣,在我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只要是有利于彝族进步的事情,我就要去做”
以上所讲述的是父亲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农林方面进行的一些革新,父亲为了说服彝民而自创的种种“理论”,如今看来似乎很可笑。然而,当年在文化知识落后的地区推行一件新事物,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比如我父亲动员大家给屋顶安“亮瓦”(用透明玻璃制成的房瓦)一事,现在想想,给屋顶安几片亮瓦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可这在当年也是经过了一番“斗争”才成功的。
彝民房屋一般比较狭小,没有窗户,无论白天黑夜屋里都是漆黑一团。我父亲买来亮瓦,将周围的彝民房屋都安上亮瓦,彝民房屋内变得明亮起来。结果却发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使父亲哭笑不得。
平时生病,彝民认为是鬼神作怪,然而安上了亮瓦,生了病的彝民就开始怪亮瓦。有的彝民说:“安了亮瓦,屋里明亮得像白天,家神不得安宁,降祸于人了。”平时没有安亮瓦时,狗儿猫儿到处跑,没人管它。安了亮瓦后,狗儿猫儿在屋内活动一目了然,彝家的坛坛罐罐多放在主座后面,狗儿猫儿跑过去闻闻舔舔的,被主人发现了,就认为是亮瓦把狗儿猫儿带坏了。因为害怕父亲怪下来不好交待,于是有的彝民就把亮瓦安在后屋檐的边沿上,在那里亮瓦照不到屋里,好像就可以免了灾,又能搪塞父亲的追问。父亲一问,他们就说:“我们是把它安在屋上的嘛,没有取下来啊。”为此,父亲耐心地为彝民讲解有关的道理,讲明亮瓦的好处,才逐步推行了使用亮瓦。
父亲深感彝族社会若要进步,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要改变文化知识落后的状况;二是要革除阻碍进步的恶习。当时,吸食鸦片与酗酒是导致部分彝民贫穷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父亲采取劝戒和强戒相结合的办法,坚决制止吸食鸦片。父亲亲自带头,为彝民做表率,不吸烟,不喝酒。到了1940年以后,斯补地区基本杜绝了吸食鸦片的现象。
父亲总说:“我做的这些事,是每个具有民族感情的彝人,在其相应的地位上都应该做的事,我能在担任土司期间为凉山的彝族人民做一些好事,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职责。”父亲也常说:“只要是有利于彝族进步的事情,我就要去做。”我想,父亲是对的。虽然在那个年代里,矛盾错综复杂,但父亲坚持克服重重阻力,在一点一点地改进着凉山彝族社会的同时,也赢得了彝族同胞的爱戴。
岭光电(1913-1989),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曾任国民党27军少将副军长,1950年4月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率部起义。1950年在西昌专署民族干部训练班执教,后调四川省民委参事室任参事。曾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协常委。
(采写/记者 赵志研 供图/岭福祥)
2001年,正是互联网兴起的年代,彝-人-网团队便确立了构建彝族文化数据库的宏远目标,初心不改,坚持走下去。
专注于彝文文字研究的岭光电 海来阿平/摄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民族压迫造成的彝汉隔阂,致使凉山彝族拒绝接受汉族的进步文化。作为具有深厚彝族情感、又倾慕汉族先进文化的彝族土司,岭光电在凉山创办私立小学、传播进步文化,为凉山地区的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岭光电之子、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岭福祥为我们讲述了他父亲当年克服重重阻力,进行革新的故事。
1913年,我父亲岭光电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田坝镇斯补村,彝名纽扭慕理。据说我家先祖是云南昭通乌蒙土司家,因明代与官兵作战失败,逃至凉山邛部宣抚司岭姓处避难,后被改封?带田坝土千户,封地在今四川西昌、喜德边界一带,但是我的祖先仍旧住在已居住多年的今甘洛县田坝、海棠一带的高山上。我的祖父去世很早,祖父去世时我父亲才6岁,跟随我的祖母一起生活。
那时候,土司为了应付官府,记点账目,看看契约,也得学点汉语。父亲从5岁起就开始在私塾读书,但是因为平日受到祖母的宠爱娇惯,读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并无太大的长进。1926年军阀刘济南来到田坝,实行“改土归流”,压迫彝民,父亲和祖母被迫躲到山上,最后祖母被杀,父亲只好背井离乡,到汉源投靠川边司令羊仁安。羊仁安曾经对父亲说:“为啥身为土司对一个连长也要让步?就是因为没有知识的关系。你若想当好土司,还得有知识,这样别说一个连长,就是像我一样的司令官也不敢随便打整你。”遭受了严重挫折的父亲牢记住这些话,从浑浑噩噩中猛醒,一跃成为不甘落后的有志青年。1933年,正当父亲踌躇满志准备攻考大学之时,一直鼓励父亲求学的羊仁安却因地方军阀混战、景况难测,无法再扶持父亲继续读书了。父亲只好放弃了从医的志向,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是黄埔学校)十期,走上了从军生涯。
回到甘洛再任土司,决心改变甘洛彝族的落后面貌
1936年父亲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办公厅”工作,正赶上该营组织“边民调查团”赴凉山调查,他被委任为该团的少尉翻译。1937年父亲回到汉源,羊仁安委任父亲为彝务大队长,并恢复了“改土归流”时被撤销的土司职务,这样父亲就成了一个身兼双重身份的人,既是国民党行政官员、又是彝族土司。
父亲作为一个土司后裔,自幼经历末代土司日暮途穷、家破人亡之苦,目睹彝族同胞贫穷、落后、受尽欺压的现实。在外求学期间,父亲也因为彝族地位低下而受尽歧视,他时常被一种屈辱感折磨着,十分渴望自己的民族能够强大起来,不再受人摆布。父亲也??地认识到,彝族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彝族内部经济文化的落后和社会制度的腐朽,于是在凉山彝族内部进行一番社会革新的念头便在心底萌发了。
从1937年初父亲回到甘洛恢复原来的土司职位,到1949年大约13年间,父亲对自己所管辖的彝区,在文化、教育、卫生、农林、习俗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些革新。父亲一方面利用国民党政府给他的各种官衔,在其能够活动的范围内奔走呼号,尽量为彝族办点好事;另一方面,父亲又利用“土司”头衔,在直接管辖的田坝彝区为彝族同胞开办学校,购置医疗器械,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革新。
兴办私立斯补边民小学,彝族娃儿也要读书
父亲认为彝民遭受军阀残害,根本原因是因为没有文化知识,民族没有地位,所以他下定决心兴办教育,提高彝民的整体文化水平。
斯补村在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村子一面依山,三面临水,好像一座天然的大舞台。平地种的几乎全是水田,全村的房子被水田分为4处,村中央是土司衙门,其他3处的房子自然拱成个半圆,围着土司衙门,加上树木环绕,景色十分秀丽。当时父亲就在自己的一处住宅中建立了私立斯补边民小学。父亲建立了小学后,强征彝民子弟入学读书,主要学习汉文和彝文知识。入学的学生不但免交学杂费,还供应书籍、文具及部分清贫学生的伙食。学生毕业后,又以直接、间接补助等方式将学生送入公费学校升学。
办学初期,父亲的阻力非常大。首先是当时有些头人和百姓认为办学是多余的事情,使子女受读书之苦,读了书也不会当土司、当黑彝。但是因为父亲决心办学,头人和百姓们也不敢违背父亲的意志,只能照做。此外我母亲也对办学持有异议,她说:“祖祖辈辈没有读过书,读不来,读来也没用!花钱办学校,又没有一个自己的子弟在学,只教些百姓娃子(娃子即奴隶)的子弟,是浪费!”父亲在军校的同学也说,军校毕业生应该去搞大事,搞个小学,何年何月才能见成效?虽然阻力重重,但始终没有动摇父亲办学的决心和行动。
小学校的课程有《论语》、《诗经》,还有当时国民政府编的小学课本。学校里实行“双语教学”,彝族子弟要同时学习汉语、彝语两种语言。父亲请来汉族老师讲汉文,彝文则是父亲亲自讲授,除了父亲讲课以外,父亲还请手下的头人们来讲课。头人们都是有着丰富生活实践经验的人,迅速启发了学生们为人处事的能力。
父亲不但重视学生们的文化课成绩,还注重学生们在体质、文艺素质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他曾用彝语编写了话剧《彝人始祖》、《无穷无尽的故事》等,叫学生们排练、演出,而且父亲也亲自参加演出。有的老人说:“你一个土司,和小孩们一起蹦蹦跳跳的,有失尊严。”可是父亲觉得,如果大家都装模作样的,别人就不易行动起来,打不开局面。开学初期,父亲还亲自带着学生平整了操场,安置了各种自制的简易体育设施,亲自带领大家做操、打拳,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活动,后来还组织篮球队到附近县上与汉族学生比赛。
从1937年私立斯补边民小学成立,到1952年改为公立民族小学的十几年间,从小学校走出的小学、中学、专科知识分子近200名。这些学生在解放后均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任用,成为彝族社会进步的骨干力量。
因势利导,自创“理论”说服彝民生病吃药
新中国成立前,彝族同胞对医药没有认识,认为有病是鬼神在作怪。所以彝民生病时只知祭送鬼神,不知求医吃药。每逢传染病流行,就会有大批的彝民死去。看到这种惨状,父亲十分痛心,便从内地买回药为彝民治病,可是许多人不肯吃药,就是强迫也不行。后来父亲只好自编了一套“理论”来宣传,劝说彝民生病时吃药。
父亲的理论是这样的:你们认为鬼来害人,使人生病死亡,是鬼来吃人肉、喝人血,这是有道理的。可是遇到毕摩、苏妮(宗教活动的主持者,相当于祭司、巫师)念经、驱逐以及用牲畜来祭送鬼神不起作用时,就要吃药了。药是奇怪的东西,人吃了有好处,鬼吃了要受毒。人吃了药,药性就窜到经络血肉里,鬼来吃喝人的血肉时,不毒死他也会毒伤他,让他不敢再来害人。现在鬼多病也多,情况也变复杂了。不但有彝族鬼,还有其他民族的鬼,有红眉绿眼的洋人鬼,这些鬼不懂彝话,不懂彝礼,毕摩、苏妮只用彝话向他们求情,他们也不懂啊,不懂就不会接受的。不接受会怎样呢?会加重病情,使人死亡。所以为了减少疾病和死亡,大家有病就要吃药赶跑鬼怪。
父亲又将那些毕摩、苏妮集中到一起,教他们几种特效药的使用方法,规定他们为病人送鬼神时,必须先给病人发药,然后再念经念咒,这叫“神药两解法”。
现在看起来,父亲这些天方夜谭式的说教和理论,虽属荒唐,但在当时却一度产生过作用和影响,使许多彝民愿意求医吃药了。除此之外,父亲还派学生到内地学习医务,在学校设立诊疗室。1949年,父亲在成都漆中权(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帮助下,从“中美农村复兴会”得到一些医疗器械,运回来后在斯补设立了医院……父亲的种种努力,在当时医药缺乏的情况下,为附近的彝、汉族人民减少了许多病痛之苦,使彝民逐步相信医药的确是能治好病的。
对付“桐树鬼”的好办法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公立民族小学读书。在我的记忆中,小学校周围的山坡上种满了笔直端正的桐树,每到春夏之交、桐树开花的季节,漫山遍野都是浅紫色、浅粉色的桐树花。从校园里望去,桐树花像云霞一样铺满了山坡,令人心旷神怡。这些桐树是当年父亲主张并亲自带头种下的。桐树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树种,既是修造房屋的木材,又能挡风遮雨、保持水土。另外,还可榨出桐树油来做照明燃料。
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父亲一面办学树人,一面积极鼓励植树。父亲带头种树,同时规定,凡栽活60株树的人,奖励一套棉布衣,栽活50株奖励3斗粮,40株得2斗粮,30株得1斗粮。
正当父亲带领彝民大种桐树之时,“种了桐树,到桐树开花结果时,桐鬼要来找人死”的谣言却冒了出来。一起和父亲种树的彝民们都吓坏了,不但自己不敢种了,还来劝父亲不要再种桐树了。母亲也怕种桐树引来“桐树鬼”,打算趁父亲不在村里的时候,偷偷把父亲种好的桐苗儿都拔出来。父亲得知这些事情后,心里十分苦闷不安,怎么样才能说服极度迷信鬼神的同胞们,将发展桐树、增加收入的计划进行下去呢?
不得已,父亲又自创了一套“理论”:种桐苗儿做好事,桐树鬼都来找种树人死,那么拔了桐苗儿是害桐树不能生长,桐树鬼更不能饶过拔树的人。所以桐树鬼要来找人死,一定是先找那些拔它的人死。
可是有的人还是不放心,过来问父亲,拔桐树会被鬼找来,那么种桐树的危险怎么避免啊?父亲就说,种桐树的危险,是完全有办法对付的。桐树鬼不是开花结果时才来找人死的么?那么我对付他们的办法是一年比一年多种树。比如,头年种5株,第二年就种10株,第三年种15株……当第一年的5株树开花结果了,桐树鬼来找人死时,第二年的10株就会不高兴,找第一年的5株抗议――“你们把种树的人找去了,我们将来找谁,该等着我们。”第一年的5株树力量小,争不过第二年的,只好等着第二年的10株开花结果。等第二年的10株开花结果了,要来找人死,第三年的15株又来抗议……照此下去,不但桐树鬼不能找人死,它还会帮你驱别的鬼,因为它害怕你被别的鬼找走了,它就没有人找了。所以只要大家不断地增加种桐数量,不但不会被鬼找去死,还能得到桐树鬼的保护,延年益寿呢!
极度相信鬼神的人,只能用这样的“理论”来说服。彝民们都觉得父亲说的有道理,于是又开始为能够延年益寿而种桐树了,桐苗儿被拔的劫难就这样得以避免。几年以后,村子附近的山坡上便桐树成林,种下桐树的彝民们也尝到了甜头。直到现在,村民们还在受益,他们可能想像不到,这些桐树当年却是这样种下来的!
土司衙门后面有两棵金鸡纳树,这两棵树是父亲特地从外面买回来栽下的。我们那边经常有人得伤寒病,症状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俗称“打摆子”。而金鸡纳霜正是治疗伤寒病的特效药。这两棵金鸡纳树长成后,彝民家里有人得了伤寒,就来摘金鸡纳树叶或树皮回去入药,效果很好。附近的汉族老百姓有人得病的,也来要树叶和树皮。这两棵金鸡纳树与满山的桐树相映成趣,在我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只要是有利于彝族进步的事情,我就要去做”
以上所讲述的是父亲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农林方面进行的一些革新,父亲为了说服彝民而自创的种种“理论”,如今看来似乎很可笑。然而,当年在文化知识落后的地区推行一件新事物,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比如我父亲动员大家给屋顶安“亮瓦”(用透明玻璃制成的房瓦)一事,现在想想,给屋顶安几片亮瓦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可这在当年也是经过了一番“斗争”才成功的。
彝民房屋一般比较狭小,没有窗户,无论白天黑夜屋里都是漆黑一团。我父亲买来亮瓦,将周围的彝民房屋都安上亮瓦,彝民房屋内变得明亮起来。结果却发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使父亲哭笑不得。
平时生病,彝民认为是鬼神作怪,然而安上了亮瓦,生了病的彝民就开始怪亮瓦。有的彝民说:“安了亮瓦,屋里明亮得像白天,家神不得安宁,降祸于人了。”平时没有安亮瓦时,狗儿猫儿到处跑,没人管它。安了亮瓦后,狗儿猫儿在屋内活动一目了然,彝家的坛坛罐罐多放在主座后面,狗儿猫儿跑过去闻闻舔舔的,被主人发现了,就认为是亮瓦把狗儿猫儿带坏了。因为害怕父亲怪下来不好交待,于是有的彝民就把亮瓦安在后屋檐的边沿上,在那里亮瓦照不到屋里,好像就可以免了灾,又能搪塞父亲的追问。父亲一问,他们就说:“我们是把它安在屋上的嘛,没有取下来啊。”为此,父亲耐心地为彝民讲解有关的道理,讲明亮瓦的好处,才逐步推行了使用亮瓦。
父亲深感彝族社会若要进步,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要改变文化知识落后的状况;二是要革除阻碍进步的恶习。当时,吸食鸦片与酗酒是导致部分彝民贫穷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父亲采取劝戒和强戒相结合的办法,坚决制止吸食鸦片。父亲亲自带头,为彝民做表率,不吸烟,不喝酒。到了1940年以后,斯补地区基本杜绝了吸食鸦片的现象。
父亲总说:“我做的这些事,是每个具有民族感情的彝人,在其相应的地位上都应该做的事,我能在担任土司期间为凉山的彝族人民做一些好事,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职责。”父亲也常说:“只要是有利于彝族进步的事情,我就要去做。”我想,父亲是对的。虽然在那个年代里,矛盾错综复杂,但父亲坚持克服重重阻力,在一点一点地改进着凉山彝族社会的同时,也赢得了彝族同胞的爱戴。
岭光电(1913-1989),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曾任国民党27军少将副军长,1950年4月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率部起义。1950年在西昌专署民族干部训练班执教,后调四川省民委参事室任参事。曾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协常委。
(采写/记者 赵志研 供图/岭福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