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之鹰”杨国祥回忆录——党指引我创造人间奇迹
原昆明空军副参谋长——杨国祥
编者按：杨国祥，云南玉溪人，彝族。他曾以大智大勇，战胜了千难万险，成为了当今世界上唯一驾机携带氢弹着陆成功的飞行员。他驾驶强5飞机成功投掷了我国第一颗实战氢弹，并在中国空军史上创造了十七项第一，被誉为“彝族之鹰”。他的事迹，散见于全国各大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及网络上。这篇回忆录，全面、系统、详实的记述了杨国祥同志生平的重要事迹，是一篇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特向广大读者推荐。
前言
我这次受团地委的邀请，回玉溪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向家乡人民汇报我是怎样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人间奇迹的。此行受到了玉溪地委，玉溪团地委，玉溪市政协及市团委的热情接待，我感谢家乡人民对我的关心。市政协领导及市文史资料办公室要我写一篇回忆录，这是家乡人民对我的鼓励和信任，盛情难却。现就我的人生经历，按风雨少年、投奔革命、搏击长空、大漠风云、转战南疆等顺序写成这篇回忆录，作为向家乡人民的一个简略汇报。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风雨少年
1929年10月，我出生在玉溪迤逦乡小六竜村（现玉溪市红塔区小合村）的一个彝族贫农家庭里。家里祖祖辈辈都是靠盘田种地和卖工为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反动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压迫，我和我的一家都被反动当局抓兵、征粮、派款逼得走投无路。因为我家是在山区，大家的生活都比较贫困，当地办不起学校，读书识字的人很少，要想读书就得到县城附近去读。我家家境贫寒，所以祖祖辈辈都没有读书识字的人。我父亲曾经卖工到个旧去当了八年的矿工，也叫包身工。因为不识字，在外吃了很多苦头，最后只好又回到小六竜务农。这段亲身经历，使我父亲深感不读书不识字要在社会上去闯荡是寸步难行的，因此下定决心要供我读书。
1939年，大、小六竜一带由各村出钱，请了一个老师在大六竜办了一所小学，我家就送我到大六竜小学去上学，从此我才有了读书的机会。为了供我读书和减轻家里的负担，我哥哥被迫到研和街潘井去当长工。小六竜到大六竜有两三公里的路，我每天都要翻过一座山到大六竜去读书。因为学校里只有一个老师，只能教一、二年级，到了三年级，我就只好又转到峨山县鸭子冲去读书。峨山县鸭子冲离我家就更远了，要翻过两座大山。为了能及时赶到学校上课，早上头鸡叫我妈就起来给我炒点饭。我把饭装在帽子里，光着脚就上路了，一边走路一边吃饭，饭吃完了就把帽子往头上一戴，这时天也差不多亮了，我就继续赶路。不管刮风下雨，春夏秋冬，我去学校时都要翻过两座山，回家时又要再翻过这两座山，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因为路远，中午就不能回家来吃饭了，要等到学校放学我才能回到家里来再吃上一顿饭，而回到家里时太阳都快落山了。所以我经常是天不亮就吃早饭，中午就饿着肚子，到天黑后才能吃上晚饭。而且不仅要爬山，还要及时的完成老师所布置的作业。有时回来的路上饿极了，我就跑到路边的水果地里摘点小果子来充饥。我们那里有个规矩，不管是谁家的水果地，只要你在地里摘了吃，不往外面带，谁见着了都不算是偷，吃多少都可以。我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度过了我的小学生涯。
1943年，我又转到玉溪县研和镇观音寺后裕中心小学读高小。观音寺离我家就更远了，当天就回不了家，只能住在学校里，但是我家里已经穷的连床被子都没办法给我。因为我家当时只有两床被子，如果我再拿走一床，家里还有四个人就无法盖被子了。最后是我和我的一个同学商量，他出一床被子，我出一张滑席，我们两个人睡在一起。因被子太小了，就只能一人睡一头，捡两块砖头用报纸包一包就当枕头了。每到星期六我都要赶回家去砍柴、摘水果，星期天再挑着柴火、水果到研和街去卖。用卖得的钱来交学费、伙食费、买书、买自习用具等。我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来完成我的学习任务的。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最后阶段，国民党反动当局抓兵、征粮、派款就更加厉害了。我哥哥怕被国民党抓兵，就逃到个旧去当矿工去了。国民党的四个乡丁就来抓我和我的父亲，把我和我的父亲绑到乡公所的监狱里关了起来，叫我去验兵。我被关了七天，因当时我年龄还小、身体比较弱，没有被验上。他们就把我放出来，叫我去找我的哥哥来赎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就继续被关在监狱里。我哥哥到了个旧，因为他不识字，也不会写信，从来也没有给家里写过信，我们不知道他在个旧的什么地方。我也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儿，又没有路费，我到哪里去找我的哥哥呢？因为找不到我的哥哥，我的父亲就一直被关在监狱里。家里的弟妹还小，家里就只有我母亲一人能劳动，家里也就再无力供我读书了，所以我就只好停学回家帮母亲做活计，而我的父亲就一直被关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给放出来。在我的父亲从监狱回来后，我才又继续到观音寺中心小学读完了高小。我高小毕业后，根据我当时的学习成绩是可以继续读初中的。但要读初中，就要到玉溪县城或者峨山县城才能读。路更远了，而且还得要住校，需要的开销就更大了。家里实在是无力继续再供我去读书了，所以我毕业后就只好回家务农了。
1947年，国内战争爆发了。有一天，国民党又来抓兵，因为我跑得快，逃脱了，没有被抓着。我只好到峨山县城南门外以卖工为生，晚上就到三家村去住马车店。峨山县我有好几家亲戚，但一方面我怕国民党到我亲戚家来抓我，另一方面我也怕连累到我的亲戚，所以我很少到亲戚家去住。偶然去一下，住一、两天就走。这样国民党就不知道我在哪里，也就无法抓着我。我哥哥从个旧回来后，因害怕国民党抓兵也不敢回家，就在峨山县大白邑帮回民赶马帮。结果国民党军队抢马帮，我哥哥就被国民党军队打死在了元江县。
1947年冬收谷子的时候，我在峨山石碑坊卖工，国民党又来抓我。因为发现的早，我连工钱都没要就赶紧跑了。当时我玉溪的家是不敢回了，峨山也呆不成了，怎么办？想来想去，只有离开玉溪和峨山，逃到昆明去找出路。我向亲戚借了点钱作路费，想到昆明找一个工作，这样国民党就抓不着我了。可我到了昆明后人生地不熟，又没有亲戚或朋友，找工作谈何容易。我找遍了大街小巷，当时如果有人肯用我，干什么工作我都可以不要工钱，只要能管我吃饭就可以。可我找了五天，根本找不着什么工作。我曾找到潘某某的儿子，他在昆明纺纱厂管伙食。但他说我文化低，没什么工作可介绍我去干的。后来我第二次去找他时，站岗的国民党警卫却连纺纱厂的大门都不再让我进了，说是他家交待的，不准我再到他家去了。我和潘家的关系，也只不过是过去我哥哥在他家当过长工。我和潘家的儿子也只见过两次面，那还是我到他家里去找我哥哥时，正好他的儿子也从昆明回家来过年碰见过的两次。我和潘家儿子的关系，说穿了也就是长工的弟弟和东家少爷的关系。我虽然是带着他父亲的亲笔信登门的，但他不愿意帮忙我也毫无办法。后来我在昆明实在是呆不下去了，我还想再到他家去借点钱做路费返回玉溪，但是纺纱厂的警卫还是不让我进厂门，我也就再也见不着他的面了。我也曾找到我父亲一个朋友的儿子，他在昆明近日楼商务印书馆工作，但他也表示不能帮忙。我带来的钱用完了，又借不到钱，工作也找不着，认识的人又都不肯帮忙。我奔波了五天，已经精疲力尽，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更无钱去住旅店，晚上只能在玉溪街卖米线的炉子旁取暖过夜。昆明冬天的夜晚还是很冷的，下半夜炉子的火熄灭了以后那就更冷了。我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我思前想后，绝不能饿死、冻死在昆明，唯一的出路还是得想个办法再回峨山去卖工度日。我就在玉溪街上找到了回玉溪的汽车，可我已无钱购买汽车票了。我向汽车司机说了许多好话，并将我身边仅有的一块银元给了司机，他这才同意我坐在汽车前面的车灯上。那时的汽车是烧木炭的，速度只比马车快一点，不然我在车灯上是坐不住的，我就这样回到了玉溪。因为怕国民党抓着我，下车之后我就立即连夜跑到峨山县玉林村我四姨娘家。我身上连一文钱都没有了，一天都没有吃任何东西，还跑着到了峨山。我疲倦的在姨娘家连睡了两天两夜才有力气爬起身来。在玉林村我碰巧遇到了我的老表、峨山中学的学生林国栋，我向他诉说了我这次昆明之行的不幸遭遇。他说：你到昆明是我同意过的，但是昆明你认识的人都不肯帮忙又有什么办法呢？你这次到昆明钱花光了，工作也没找到，还差点饿死在昆明的街头。你不能再这样东躲西藏的了，这不是个办法，上次你在石碑坊还差点儿就被国民党抓着了。所以，你不如也考到峨山中学，一方面可以躲兵，国民党也不知道你在那里；另一方面还可以学到很多知识。我说：可我已很长时间都没有看书了，不知道能不能考得上。同时家里也没有钱再供我读书了，这可怎么办？他说：我帮你复习复习，你考考试试看。若考得进去，钱可以再向亲戚们借点，以后再还。现在你是经常躲在他们各家，他们也怕国民党知道后受牵连。所以，你去向各家去借点钱读书，他们都会同意的。我就是在林国栋的建议和帮助下，在亲戚朋友的支持下考进了峨山中学。苦难的家庭、颠沛流离的少年生活，使我尝尽了人间的辛酸和痛苦。我恨这世道不平，盼望着人间的光明。
二、投奔革命
峨山中学是峨山县地下党县工委直接领导的一所学校，峨山县工委就设在峨山中学。我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948年考进峨山中学的。考进峨山中学后，我受到了峨山中学老师和同学们的热心帮助和教育。在峨山中学地下党的培养教育下，在党的指引下我才一步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时的峨山中学在社会上已经享有较高的声誉，成为一所培养峨山各族青年的革命摇篮。我从跨入峨山中学的第一天开始，就被全校师生团结、友爱、革命、奋发的精神所感染，长期压抑在我内心深处的怒火和追求光明未来的理想，开始从我胸中迸发出来。因此我积极参加“乡巴佬合唱团”，放声歌唱“团结就是力量”，想用歌声唱出一个各族贫苦人民的春天来。我积极参加“秘密读书会”，受到革命形势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和熏陶。我从此逐渐懂得了人民翻身做主人的革命道理，懂得了我们劳苦大众只有团结和组织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人民才能得到解放的道理。我还曾记得峨山中学董子健老师和我之间进行的那次令我终身难忘的谈话。一开始，我向他倾诉了我家中的苦难生活和我自己的辛酸遭遇，子健老师听了我的苦情后，情深意重地对我说：“你家里这样贫寒，老人还肯供你读书，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不要辜负父母的希望，在学校里要努力学习，多看书，多向同学们学习，要积极参加学校的活动。国民党一直在抓你当兵，你尽量不要离开学校。我们这里有“童子军”站岗，他们是不敢来学校抓你的，你不要害怕。你要在学校里多学些本领，将来为民众多做些好事。”在这次谈话以后，我就更加努力的读书，向老师和同学们学习，更加积极地参加学校的活动。后来，我就成了董子健老师和林国栋、董仕元之间传递条子和消息的秘密交通员（他们三人均为地下党员）。
1948年秋，温宗姜（滇中地工委负责人）老师看到我在墙报上写的“保长买田地，乡长开银行，县长起金库，官儿越大钱越多，坐上汽车嘟嘟响，羊毛出在羊身上，穷人落得无衣穿。”的诗句后找到我谈话，问我写这首诗的目的是什么？接着又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告诉他，我与国民党有着深仇大恨。我父亲两次被抓进监狱，哥哥被国民党打死在了元江，国民党为抓我哥哥当兵，把我也抓起来关进乡公所。我是为了躲避抓兵才东逃西躲，为了生活被迫卖短工。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考到峨山中学读书的。宗姜老师非常同情我的不幸遭遇。她关切地告诉我，你仇恨国民党是可以想象的，你的诗写的很好，揭露了国民党当官儿的罪恶，为人民说了话。你现在要更加努力的读书学习，练好本领。同时她还告诉我，穷人穷，富人富，都是国民党实行暴政的结果，是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结果。要打倒国民党，推翻地主阶级，才能解放穷苦百姓。这些话至今我还铭记在心中。峨山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我都很好，大家都很关心我，使我这个到处都受到歧视的彝族青年第一次感到了人间的温暖，也促使我不断地增强了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1948年10月，随着我对革命的认识不断地加深，思想觉悟也逐步地提高了。这时，林国栋介绍我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从此，我就在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1月，峨山县工委领导峨山中学全体师生，并集结各乡民兵游击武装千余人，准备举行武装起义。由于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营星夜进驻峨山，县工委主动地放弃了攻城计划，起义武装迅速地转移到农村。
11月19日，国民党军队进攻董家庄。为避开敌人的追击，我带着董子健、董孝先等老师和同学，到小六竜我的家里隐蔽。深夜，我又送他们到了棚本。当时我要跟他们一道走，但董子健老师不同意。他说：这里的情况和地形你都很熟悉，小六竜又是去峨山、甸中、玉溪的通道，同志们的来往都要经过这里，而且这里也不易被敌人发现。因此，要求我要隐蔽在小六竜一带，建立一个联络点，接送来往的同志们。这样我才决定留下来，在小六竜建立起了联络据点。11月20日，我接到通知，要我接送转移到小六竜来的同志。结果这天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滇中地工委负责人温宗姜老师和白华仙同学（当时我还不知道温宗姜是党组织的负责人），她俩在我家隐蔽了一天后才转移。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我拿了母亲年轻时候所穿的彝族服装和头巾给温宗姜老师，让她化妆成彝族妇女，再由我母亲带路，安全地把她们送到了目的地。
为了巩固小六竜这个革命据点，我在村子里办起了农民识字班，把全村的彝族群众都团结了起来。还组织起了二十多人的民兵游击队，由我担任队长，负责大、小六竜一带十多个村子的联防保卫工作。
1949年初，玉溪县伪政府当局知道我参加了革命，曾数次派人来抓捕我。家里人很害怕，不敢再住在村子里，连亲戚们也都躲进了深山老林。伪政府当局抓不着我，就去抓我的姐姐和姐夫，要他们劝我不准再当“共匪”，如果再干，抓着就要杀头，抓不着我也要来抓我们全家和亲戚朋友。由于敌人对群众的恐吓，群众和亲戚朋友都不敢再接近我，甚至见了我也不敢理睬。这时我就在心里想，亲戚朋友们都害怕了，有的游击队员也害怕了，我再干下去确实也是很困难的。可是如果我不干了，国民党也不会饶过我的，抓着我了也只能是死路一条。国民党已经把我逼到了这一步，我也只有跟着共产党干到底了。在家乡是干不成了，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去找董志安校长带领的游击队，去参加武装斗争。主意一定，我回到母亲躲藏的山洞，向我的母亲磕了一个头，说了一声：“阿妈保重！我找董志安去了。”母亲伤心地哭了。她知道留不住我，也知道去找董志安是我唯一的出路。她把身上仅有的半块银元给了我作路费，并嘱咐我说：“好好跟着董志安去干，家里你也不用再管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和母亲、弟妹，离开了小六竜。我又到玉林村姨娘家去告别，我姨娘也哭了。她说：你哥哥死在外乡，现在你又要走了......，她泣不成声。最后也给了我半块银元作路费，要我在外面多加小心，不要再出事了。
1949年7月，我打听到董志安所带领的部队驻扎在坡脚，我高兴地赶到坡脚。接待我的工作队告诉我说部队到化念去了，紧接着我又奔到化念。可一打听，部队又到新平县的杨武去了。我不敢休息又赶到杨武，终于追上了部队。当时滇中游击支队的王庚副政委接见了我。我含着眼泪向他诉说了自己和家庭的苦难遭遇后，表示了决心，要求到部队亲手拿起武器和国民党战斗，为自己的亲人报仇。王庚和董志安接收了我，并分配我到政工队工作。部队到了新平后，游击支队被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独立第一团”。我被分配到政治部搞民运工作，成为独立团的一名彝族翻译和政工队员。我也在随部队进军双柏、易门进行反围剿的斗争中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任命为独立团骡马运输队指导员。
1950年3月，玉溪军分区成立，我仍担任军分区后勤运输队指导员。上级派我带队，配合作战部队进行剿匪，辗转于通海、江川、玉溪、易门、峨山、新平等地区。在新平扬武剿匪时，我亲手击毙了杨武匪首郭子正，缴获驳克枪一支及匪首郭子正的印章等物，受到了三营领导的表扬。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这时，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要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的指示，并在全军中选拔第一代飞行学员。玉溪军分区遵照上级指示，在全区一千余名干部、战士中进行挑选，我就是在这时被选送到航空学校开始学习飞行专业的。
从我进入峨山中学的那天开始，在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把我这样一个有家不能回，已经走投无路的贫苦彝族青年，引上了革命的道路，并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通过对敌斗争，党又把我锻炼成为一个革命战士。峨山中学是我一生的转折点，我参加革命的思想基础就是在峨山中学奠定下的。
三、搏击长空
1950年11月，驻云南解放军四兵团部队和地方武装所选送的十多名飞行学员从昆明出发，碾转经重庆、武汉、北京等地，到达了东北牡丹江第七航空学校报到。学校又对我们进行了最后的复查体检，我在复查合格后被分配到了温春机场学习飞行专业。从此开始了我三十多年的蓝天生涯，飞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飞遍了长城内外，前前后后飞过十几种型号的战斗机，总共飞行了贰千多小时，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
初建时期的老航校，条件十分艰苦。当时既没有先进的教练机，又没有共产党自己的飞行教官。仅能依靠当时仅有的日本投降时留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过的破旧教练机和部分缴获国民党的教练机，教员也大多是日本关东军空军投降人员和部分国民党的起义人员。航校教学设备极缺，校舍和生活条件也都很艰苦。当时又是严冬季节，牡丹江的气温常常是在零下35度至40度，我们完全是在冰天雪地中进行学习和生活。在这些难以想像的困难面前，我们没有被吓倒，而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中国人民空军为崇高理想，以抗美援朝的国际主义精神作为动力，去克服和战胜一切困难的。
为了学好飞行技术，首先我们就要在课堂上克服听不懂日语的困难。日本教官都是用日语和并不熟练的中国话及手势上课，虽然我们不懂日本话，但仍要努力的去领会日本教官所讲的内容。当时的飞机上没有无线电通信设备，完全是靠旗语来指挥飞行。经过十一个月的艰苦学习，我学完了PT-17、Z-5、九九高级教练机和九九袭击机等4个机型的飞行技术，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飞行专业的学习。同时我还是这一期的五十名飞行学员中第一个放单飞的飞行员。
1951年底，我从航空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空军航空兵二十二师64团任飞行员，紧接着又调空军航空兵十一师31团。1952年调空军航空兵第五师13团任飞行员，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行列，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1952年10月1日国庆三周年庆典，我驾机通过了北京天安门，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以及首都人民的检阅。
1954年至1955年期间，我接到了改装喷气式战斗机的任务。因成绩显著，荣立了三等功，被任命为飞行中队长，从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成长为一个飞行指挥员。而作为一个飞行指挥员，不仅要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精湛的飞行技术和健康的身体，还要学好普通话，才能领导部队顺利地完成飞行训练和空中作战任务。我是云南人，又是彝族，相对来说，身体素质不是很好，平时讲话也完全是云南方言，别人听不懂。为了提高身体素质、讲好普通话，我又要比别的同志付出加倍的精力去锻炼身体和学习普通话。由于我倔强的性格和刻苦的努力，这两个难关都被我闯过来了，这就为后来完成一系列艰巨的飞行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56年，全军开展大比武活动，空军也一样在全空军部队中进行大比武。当时的口号是：谁能比得第一名，谁就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总政的文件和空军的文件也都是这样写明的。我先后参加了空五师、空三军、沈阳军区空军和全空军的大比武活动。由于我平时努力钻研飞行技术，刻苦进行飞行训练，比武时又以坚强的毅力和勇敢的精神去参加，所以我先后获得了空五师的第一名、空三军的第一名、沈阳军区空军的第一名，被沈阳军区空军授予了“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同年10月，我代表沈阳军区空军参加了由彭德怀元帅主持的、还有五位元帅和一百多位将军参加观摩和检阅的杨村空军大比武，我又获得了全空军的第一名。这样我就成为了空军历史上第一个获得第一名的彝族飞行员，被誉为“彝族之鹰”。从此全国各种报刊杂志都先后报道了我的一些事迹，大家也开始知道了我的名字。
1957年，空军开展夜航训练，我较好地完成了训练任务，荣获了“技术能手”的光荣称号，同时被任命为副大队长。
1958年，东南沿海形势紧张，为了为解放台湾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我和我所在部队接受了首次海上超低空试飞和海上训练的任务。经过三个多月的训练，我们圆满的完成了战备任务，受到了空军的通报表扬。
为了支援埃及、苏黎世运河的革命斗争，全空军都进行了飞行表演。“八一”建军节，我在沈阳参加了有30余万观众现场观看的飞行表演任务，受到了沈阳军区邓华司令员及辽宁省党、政领导的好评。同年，我经过技术考核比赛再次获得了“技术能手”的光荣称号。
1959年，我荣幸的参加了北京“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观礼活动，先后两次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及其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流下了幸福的热泪。“五一”劳动节那天，我站在观礼台上，背后是雄伟的天安门，上面站着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领导人，面前是人山人海的游行队伍，我又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这么一个普通的彝族青年，正是在党的指引下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为了人民空军的飞行员、并成长为一名飞行指挥员。特别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怀仁堂接见我们以后，我在座谈会上表示：“我的一切成就都是党培养的结果，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一切。我今后一定要加倍努力，做好工作，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为了空军的强大、为了祖国的强盛，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党的事业，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后来，我的这段话刊登在了解放军报和空军报的第一版上。我向毛主席、党中央表了我的决心，我也用行动去践行了我的决心，只有干出成绩来才能报答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培养和教育。所以，我在工作中样样都想争第一，并在空军史上创造了十七项第一。我担任中队长的时候，我们中队是沈阳军区空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中队；我担任大队长时，我们大队是空三军的“先进飞行大队”；我担任团长时，我们团是济南军区空军的“先进飞行团”；我代理师长时带队参加了广西“自卫还击”作战，受到了空军和中央军委的通电表杨。
为了集中精力钻研飞行技术，集中力量带好部队，做好部队的工作，我要求自己不下象棋，不打扑克、不打麻将。但是我对职业需要的锻炼身体的活动我样样都积极参加。如游泳、滑冰、蓝球、排球、足球、爬山等样样我都参与，样样都想争第一。而在业余时间，我最喜欢的事情还是看书学习，调查研究。我还喜欢想问题，有什么不懂的事情我都要问一问。我认为一个人的知识是学来的，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知识越多越好。平时我在部队里，总是感到有想不完的问题，做不完的事情。脑子里装的都是上级的各种指示，上级规定的各种条例、条令。如内务条例、飞行条令、飞行训练大纲、飞行员手册、政治工作条例、作战条例以及无数的飞行数据等等，这些都是我带领部队完成训练任务、作战任务的基本依据，是我做好本职工作的基本依据，也是我做好工作、少犯错误的重要原因。
1958年，全国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团党委决定要写一部反映飞行员成长历程的小说，并把写小说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当时是飞行副大队长，我既要完成本身的飞行训练任务，还要带领部队完成各种上级安排的任务，所以写小说的任务就只能利用业余的时间来写。我经常写到深夜两、三点钟，第二天还要和部队一起完成飞行训练等各种任务。由于长期写作，后来就经常失眠。可飞行训练又是在空中进行，身体不好、支撑不住，别人是帮不上忙的。为了飞行安全，医生多次警告我不能再写了，不然是会发生大事的，我这才不得不搁下了笔。
从1958年至1960年，我先后利用业余时间写成了三十八万多字的“我走过的路”的小说素材。后经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干事杨大群修改整理后，将书名改为《彝族之鹰》，正式由上海青年出版社出版，并多次再版，先后发行了约一百五十多万册，全国县级以上的图书馆均有保存并供借阅，从此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彝族之鹰”。
1960年，我国正处于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同时，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生产的飞机、配件、油料都停止了供应，造成了空军作战飞行和训练的巨大困难。当时，苏联还声称，要让中国空军三个月就变成陆军。就在这时，蒋介石也聚集了其陆、海、空三军，妄想反攻大陆。在这样困难、紧张的非常时期，我被任命为飞行大队长，并按照上级的命令完成了东南沿海作战的紧急战备任务。这一年，我再次荣获了“飞行一级技术能手”的光荣称号，我所在的飞行大队也连年被评为“四好”飞行大队。
1963年，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部队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精神的群众运动。后来毛主席又发表了“认真看书学习”的指示。我本来就喜欢看书学习，因此努力学习马列及毛主席的许多重要著作，就成为我经常的任务。特别是毛主席关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党委会工作方法”以及“矛盾论”、“实践论”中的许多基本观点，对提高我的思想认识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基本观点对指导我的工作、解决矛盾也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上级的重要文件，电报、电话指示，也是我做好工作的重要依据。我每天工作再忙、时间再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我要准时收听，报纸上的主要文章我要认真去看，不看就睡不着觉。名人名言，也是我喜欢学习的重要内容。通过这些众多的政治学习，对于我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政治运动中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犯路线错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63年，我所领导的飞行大队的全部八名飞行员，经过严格考核，全部获得了“轰炸射击能手”的光荣称号，成为全空军唯一的“轰炸射击能手”大队。因此，空三军为我记了三等功，大队荣立集体三等功。空军报也同时刊登了“空中铁骑兵一身硬本领”的文章来宣传我们大队所获得的这一成绩。
1964年，我们大队接受了我国空军史上第一部《飞行操典大纲》的试飞任务。经过一年多的飞行试验，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试飞任务。我除了完成上述的试飞任务外，还独立完成了“特技轰炸”、“特技射击”的试飞任务。特技轰炸、特技射击是在高度低、难度大、极端危险的条件下试飞的，在中国的空军史上也是第一次进行这样高难度科目的试飞的，在世界的空军史上也是只有少数几个先进国家进行过这种科目的试飞。这不仅要求飞行员要有精湛的飞行技术，而且还要具备勇敢的献身精神。试飞的成功，为我国空军第一部《飞行操典大纲》的诞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也成为了中国空军史上第一个试飞过特技轰炸、特技射击的唯一试飞员。接着我就被任命为飞行副团长。
1965年，由于苏联停止供给油料和飞机，特别是没有教练机，造成了空军部队、航校训练上的巨大困难。在航校，从全国选来的许多飞行员，身体合格，航空理论已经学习完成，但就是因为没有教练机，不能进行空中教练。在部队，许多航校毕业出来的飞行员，因为没有教练机，不能进行战斗科目的训练，空军面临着飞行员后继无人的局面。我看到这种局面，心情十分沉重，也非常焦虑。我们师有一百多名飞行员，但只有飞行了十多年的四架教练机。在这样的条件下，全师要按新的《飞行操典大纲》进行飞行训练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有很多科目是要经过带飞以后，才能进行单飞的，而没有新的教练机就无法进行训练。向空军要教练机，空军说：没有！我心里十分着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大胆的提出了改装乌比斯教练机的建议。经师、军、空军领导的同意和批准后，在我部飞机修理厂的支持下，我和厂长史松云同志一起，带领二十多名同志一起制定了改装方案，我自己亲自担任改装后的试飞任务。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乌比斯教练机改装和试飞成功。为加速空军飞行员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取得了新的进展。这种改装后的教练机在全空军推广使用后，为部队培养了大批的优秀飞行员。该教练机也最终获得了空军技术革新三等奖。
同年，为了能够顺利地完成我国自行研制的超音速喷气式强5飞机的试飞任务，空军决定，在让我担任试飞工作以前，首先改装米格-19超音速战斗机（后改名为歼6）。经过半年多的改装飞行，我又圆满地完成了改装歼6飞机的全部改装科目。成为了我国空军历史上第一个驾驶超音速歼击机的彝族飞行员。
早在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停止一切武器、飞机供应的时候，毛主席、党中央就提出“在空军建设上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走自己的路，不能光靠外国建设自己的空军”的要求。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国家组织航空科技人员，先后设计和试制了多种新型战斗机和教练机。但由于技术、设备、材料等问题，除了56式战斗机试飞成功并批量生产装备部队外（后来56式改名为“歼5”），其他机型都没能成功。在当时极端的国际形势下，党和国家又积极组织力量，由从美国留学回国的一级教授陆孝彭负责，在江西320厂设计试制“雄鹰302”飞机（即后来的强5飞机）。飞机试制完成后，空军即派我去完成新飞机的试飞任务。
试飞新型飞机，我国既无先进的试飞条件，我自己也无试飞的经验。要完成这项任务，遇到的问题很多，难度很大，而且每分每秒都处在危险之中。在这些问题和困难面前，试飞不试飞？这不仅仅是考验一名空军战士是否具有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而且也是检验一个共产党员忠不忠于祖国和人民的试金石。当时我想到了毛主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中国人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中国人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试飞强5飞机，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准进行的，能否试飞成功，毛主席、周总理都非常关心，并且多次指示中央军委和空军，一定要组织好试飞工作。并派出了空军曹里怀副司令员和常乾坤副司令员亲自领导和组织试飞工作。因此我下定决心，困难再大，也一定要坚决完成好这次试飞任务。
1966年，试飞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空军首长就明确指出：“强5飞机是我们国家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架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强5飞机能否顺利安全试飞成功，事关重大，对国际、国内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既要绝对保证飞行安全，又要把强5飞机的全部性能都试飞出来。我们一定要制定严密的、科学的试飞计划。”根据空军首长的指示，由320厂设计所、三机部八所、空军一所、空军部队的试飞员在一起，共同研究制定出了严密的、科学的、系统的、全面的试飞计划，并报空军军训部批准后实施。为了确保飞行安全，又要把全部飞机的性能试飞出来，我反复对强5飞机的中空、高空、低空、超低空等各种科目进行试飞，又从实战需要出发，对各种战斗科目依次进行了试飞。
1967年，试飞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际，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工厂一片混乱，工人们都“闹革命”去了，造成试飞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因试飞工作在江西确已无法进行，经请示空军批准，决定把飞机飞到空军第十一航空学校和空五师基地继续进行试飞。经过两年多、数百次的试飞，最终圆满地完成了对强5飞机的飞行性能、机械性能、作战性能、特种设备等全面的、系统的试飞工作。试飞完毕后，我又对强5飞机的主要性能、优缺点、存在的问题等等做出了比较全面的科学的鉴定，向空军写出了全面的试飞报告，并提出了改进的意见。
1968年6月，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队团以上领导干部时，我也荣幸的受到了接见。
同年，根据我所写的试飞报告，经周总理批准，在北京召开了由空军、三机部、总参、总政、总后、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参加的关于“强5飞机试飞情况报告会”。会议由空军曹里怀、常乾坤两位副司令员主持，会议认真听取了我的试飞报告，对强5飞机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上还传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要批示。讨论中大家一致拥护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但对强5飞机的看法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强5飞机性能太差，根本不适合打仗，不要再搞了。”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强5飞机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外国人不可能提供给我们战斗机，部队当前没有战斗机，空军几十万人，如果没有飞机那还能叫空军吗？能飞就是好飞机，不用再改造了。况且我们试飞制造出来的是超音速战斗机，再按照试飞报告提出的改进意见进行改造，又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装备部队。现在工厂一片混乱，谁来负责改进？......。”我既不同意第一种意见，也不同意第二种意见，我还是坚持我试飞报告的意见。我认为：强5飞机是我们国家自己设计、自行制造的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基本性能是好的，我们绝不能轻易地就将它否定掉；而其所存在的问题也都是些大毛病，若不进行改进，飞机是不适合作战的。我们生产飞机，是为了要打仗，我们要对国家负责，对战争负责，不适合作战的飞机坚决不能要。但是这些存在的问题又是可以进行改进的，改进后的飞机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世界比较先进国家的水平。会议认真地讨论了我提出的八条改进意见。最后，与会的同志一致同意了我试飞报告所提出的意见。
为了继续完成强5飞机的改进工作，根据320厂和三机部的建议，鉴于当前工厂一片混乱、无人领导的状况，原来负责设计工作的陆孝彭已被关起来审查等情况，会议一致决定由空军组成强有力的试飞改进工作小组，主要由空军科研部、空五师、空军第一研究所组成。会上，空军党委任命我为强5飞机试飞改进领导小组组长，全面负责强5飞机的试飞改进的领导工作。工作组由空军党委直接领导。根据我的建议，会议还决定空军科研部派一个处长任副组长，协助我一起工作，空军科研部又派了一名留苏回来的大学生张春军给我担任秘书。会议上还决定1969年国庆二十周年庆典，要用50架合格的强5超音速战斗机通过天安门，接受党和毛主席的检阅。同时还要生产30架做为备用飞机。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要求试飞改进领导小组立即到工厂，抓紧一切时间把强5飞机试飞改进成功。
为了完成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根据会议上的决定，我带领试飞改进领导小组全体同志很快就进驻了320厂。到达工厂后，我们首先向工厂“革委会”传达了北京会议的精神，传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要批示。并明确告诉他们：我们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来进行强5飞机的试飞改进工作的，要求工厂要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并提出要让那些对强5飞机比较熟悉和过去参加过制造及试飞工作的人员都来参加我们的工作。鉴于陆孝彭已被关起来审查，我们不了解情况，不便提出意见。但为了顺利完成试飞改进工作，要让已被打倒的原厂长苏敏参加我们的工作组，负责强5飞机的生产准备工作；让已被打倒的副总工程师冯旭也参加工作组，作为试飞改进小组组长的顾问，全面负责改进的技术工作。因为有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的指示，工厂“革委会”都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们还提出了由于全厂现在一片混乱，为了完成毛主席、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要求召开一个全厂万人大会，由工作组向全厂职工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以便动员全厂职工行动起来，积极完成试飞改进任务。并把试飞改进领导小组的成员、任务向全厂职工做一个介绍，以便工作组开展工作。工厂“革委会”也都一一答应并照办了。我们还拜访了省“革委会”领导，向福州空军报告了工作情况，“福空”也派人来看望了我们。我们还拜访了“支左”的部队，拜访了驻江西空军的李永泰师长，以及后来的王子祥师长等，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以求得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根据时间紧，改进任务繁重，思想认识不一致的情况，专门和320厂设计所的全体同志反复说明了强5飞机改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与全所同志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开始有不少同志认为，当前工厂很混乱，要完成许多重大的改进工作，困难太多，不好完成。最后经过一个星期的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识到：虽然当前有许多的困难，但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和党的领导可以去克服这些困难。强5飞机若不进行改进，就只有被淘汰，这些年来的辛苦也就白废了。而经过改进，就能生产出适合作战需要的、比较先进的超音速战斗机来装备部队。大家也都深刻地感到了只有改进才能有出路，而不改进就得立即被淘汰。认识统一后，立即组成了若干小组，具体细致全面的研究制定了改进方案。工作组及设计所的600多名技术人员，反复查阅图纸、查找资料，又进行了反复的论证等工作。经过工作组及设计所全体同志三个月的日夜奋战，一个全面系统的改进方案终于形成了。经上报空军同意后，立即进行了全面的试验工作。根据改进方案，为了得到全国有关强5飞机相关部件生产厂家的支持，我们又在江西宾馆召开了有全国480多个工厂代表、1500多人参加的“强5飞机生产协作会议”。会上由改进领导小组向与会同志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要指示，并对强5飞机的有关生产厂家，提出了各种部件的技术性能和交货日期。会后工作组全体人员来到了生产第一线，与设计所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一起进行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设计改进工作。工作组还建立了“三天一碰头”、“一周一研究”、“半月一讲评”的制度。对改动比较大的液压系统、操纵系统、动力系统，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要亲自参加研究，帮助解决难题。经过工作组、设计所、工厂工人们近一年的努力奋战，经过无数次的地面试验，经过全体同志无数不眠之夜的工作，战胜了无数的困难和技术难关。
正当改进工作进入到关键的时刻，空军又任命我为空五师第14团团长。但为了强5飞机的试飞改进工作能够顺利的完成，我向上级提出了等试飞任务完成后再去到任的申请，上级批准了我的申请。
1969年9月，第一架改进后的样机生产出来了，并制定了全面进行定型生产试飞的计划。经空军批准后又对强五的机械飞行、作战性能进行了试飞，并反复进行了中空，高空、低空、超低空飞行性能的试飞，还从实战需要出发，对战斗科目进行了试飞。经过三个多月，100多个架次的试飞，证明改进后的强5飞机已经达到了空军提出的技术要求。经过试飞，我再次对强5飞机的性能、优缺点及存在问题作出了比较全面科学的鉴定，并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中央各有关部门上报了试飞成功的报告。上级同意了强5飞机定型、生产、装备部队的报告。后经中央批准，正式生产了强5飞机250架装备空军部队，生产了100架装备海军航空兵部队。
强5飞机的试飞改进成功，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也是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的斗争才改进成功的。不管强5飞机经历了多少曲折和困难，强5飞机还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经过试飞改进领导小组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和320厂广大工人技术人员的日夜奋战，才克服了一切困难，终于改进试飞成功的。强5飞机从最开始的“雄鹰302”到最终试飞改进成功，前后经历了五、六年的时间，这中间究竟遇到了多少困难、又攻克了多少难题，因为它涉及到了全国的480多个工厂，其中的400多个工厂又分布在全国各地，现在已经无法进行统计和说明。也不可能把所遇到过的问题都一一的写出来。但是强5飞机的试飞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是能够独立设计制造出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的，中国过去完全依靠从外国进口战斗机的历史已经结束。同时也标志着苏联梦想把中国空军变成陆军的“美梦”已经破灭。还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是能够创造出人间奇迹的。强5飞机的试飞改进成功，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在强5飞机试飞成功时，在江西南昌有数十万人观看了飞行表演，江西南昌人民热情地欢呼、跳跃。强5飞机是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试飞成功的现代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飞机的质量、性能都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对我国的航空事业和空军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1969年开始，我国已批量生产强5飞机装备空军、海军部队，并两次在巴黎航空博览会上展出，引起了外国航空界和外国军方的关注和重视。后来还出口到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等国家，我也就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试飞成功超音速战斗机的试飞员，《当代中国》这本史册里也记载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试飞员杨国祥的名字，我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驾驶超音速战斗机的彝族飞行员。
1982年，根据我强5飞机的试飞经过和主要事迹加工改编的故事片《魂系蓝天》在全国公映。
1985年，我负责试飞改进成功的超音速喷气式强5飞机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并被载入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史册之中。
四、大漠风云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一定要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毛主席很早就指出：“外国人有的，我们要有。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管他什么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有。”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为了搞出“两弹”，我国人民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为了搞出“两弹”，无数的科学家在大漠里奋斗了一生；为了搞出“两弹”，无数革命先烈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大漠；为了搞出“两弹”，数万指战员一直奋战在大漠里，无私无畏地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大漠，他们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正是这些科学家、革命先烈及无数指战员的忘我工作，我国才先后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并成功地发射了导弹。原子弹、氢弹的试验成功以及导弹的发射成功，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
为了投掷我国的第一颗小型实战氢弹，我在新疆、甘肃的大漠里生活了七个多月，飞行了数百架次。我不可能把我的所见所闻和科学家可歌可泣的事迹都写出来。我只能把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用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进行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小型实战氢弹试验成功的始末等简要情况写出来。这次试验是经过数十万人参加才最终试验成功的，而当时的保密规定又非常的严格，要求每个人只能“看在眼睛里，记在脑子里，装在肚子里，带到棺材里。”不能做很多的记录，所以我也只能把我所能回忆起来的那些部分写出来。
在我还在江西320厂担任强5飞机试飞改进领导小组组长的时候，国防科委二机部九院氢弹设计所的陈幼玲同志就专程到工厂里找到了我，并对我进行了访问，让我对运载、投掷小型实战氢弹应该使用什么运载工具谈一谈我自己的看法。当时，我就以一个空军战士坦荡的胸怀，直率的谈了我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在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条件下，运载、投掷核弹主要应该采用导弹火箭发射和飞机运载、投掷这两种办法。但采用导弹发射，易受到敌人的干扰，准确度差，价格昂贵；用飞机运载，以前常规都是用轰炸机运载、投掷核弹。但是在当今先进的电子雷达时代，轰炸机的目标太大，易被敌人发现，可能在飞行的途中就被击毁而引爆了。因此，现在若再使用轰炸机运载核弹袭击敌人，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使用我国现行装备的歼击机运载、投掷核弹，由于歼击机的航程短，飞机强度不高，有效载荷不大，况且我国目前尚不能生产非常小型的实战氢弹，所以，这也不是个办法。我认为，如果用我国设计生产的强5飞机作为运载和投掷的工具平台，倒是很有希望。我进一步表态说：“如果你们相信我，尽管我已经四十岁了，但我还可以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和国防建设出把力”。
1970年初，我返回部队主持团里的工作。一天，我正在紧张地组织部队进行飞行训练时，设计所的陈幼玲同志又专程来到了部队，让我对运载、投掷核弹的工具等的想法再详细地跟他谈一谈。虽然飞行训练的时间紧、任务重，但我还是再次向他说明了我的想法和意见，也表示了我愿为党、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和国防建设出力甚至献身的决心。经过深入的交谈，他感到非常满意，就高高兴兴的回北京去了。
1970年4月中旬，宋师长突然来电话说：北京电话指示，有重要任务，要你立即赶到江西320厂。我马上向团里交待了工作，两天两夜日夜兼程地赶到了江西，到空军工程部张开轶部长那里报到。当时张部长向我传达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批准用强5飞机投掷小型实战氢弹的决定。他还说：这是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这次试验的代号叫“119工程”。我们要你来江西，就是为了决定改装核武器的投弹设计方案。定了方案，才能进行改装。时间很紧，任务也很重。因为这次试验是由单人驾机进行的，任何的差错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会引起国际、国内的强烈反应。因此，空军和国防科委共同推荐由你来担任这项任务。
接受任务后，我没顾得上休息，立即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我先看了一下挂弹的实施方案，又到飞机上去实地查看和研究了一下。在此基础上马上就召开了一个方案讨论会，会上由庆安公司的专家详细汇报了世界上目前飞机挂弹、投弹的方案和他们的意见；陈幼玲同志也汇报了核弹的重量、大小、长度、尺寸等有关资料数据；然后320厂设计所副所长也对他们的几种挂弹设想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说明。经过两天的讨论和比较后，我发表了个人的意见。我认为挂弹方式应该采用机身下部半埋式挂弹，用美国F-4战斗机投掷核弹所使用的挂钩形式，并根据我们飞机的实际情况，对挂钩做适当的改进，这样飞机就不需要大的改装，工作量也不大，基本上可以保证在1970年10月前交给部队三架改进后的强5飞机进行飞行投弹训练。我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并一致决定把改装后的强5型号定为“强5K”。
1970年6月，空军派人到空五师向宋占元师长传达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杨国祥为强5K飞机进行核试验的主飞行员的决定，同时备飞飞行员也由空五师选派，并立即进行系统的飞行投弹训练。派领航科的黄燕喜同志进行弹道理论计算和配合训练工作。当时上级对训练的要求是“准时、投准、安全”。训练开始后，有的领导就提出用轰炸机在高空投弹的方式进行试验。试验了十多天，安全性倒是很好，但强5K飞机并没有轰炸机上装备的投弹瞄准设备，弹投不准，时间也掌握不准。这时空军又派训练部王吉南处长来了解试飞情况，他一开始也赞同用水平投弹的方法进行试验，但由于投不准，又改用俯冲投弹的方法进行试验。结果投弹的准确性确实是提高了，但从空中俯冲投弹的方法并不符合实战要求而不可能被采用。
在这样试验不行，那样试验也有问题的困难情况下，我就想，毛主席、周总理如此的信任我，把实战氢弹试验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了我，我绝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为了祖国的强大，为了打破美苏的核垄断和核威胁，我一定要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严格的训练来找到一个投弹既准确、又安全并合乎实战要求的投弹方法来。在后来的训练实践中，我一方面注意学习外国空军有关投弹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我也总结了自己多年来在作战训练中所积累的一些飞行经验。最后我大胆的提出了用强5K飞机以低空、高速、上仰甩投的方法进行投弹的试验方案。这个方法一提出来，马上就有领导表示反对。说时间这么紧、任务这么重，用安全保险的方法完成试险任务就行了，像这样把氢弹甩来甩去的甩出问题怎么办？由于在投弹的方法上意见不一致，大家争论的很激烈，最后也定不下个方案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空军通知我和备飞飞行员、宋师长等有关同志到北京开会，研究投掷氢弹的方法问题。
在北京空军首长的办公室，空军有关部门和相关单位的领导都来参加了会议。会议一开始，空军领导说开一个小会，听一听空五师的同志对强5K飞机参加核试验中有关投弹方面的意见。当时我简要地把三个多月来用各种方法进行投弹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同时又主要汇报了用低空、高速、上仰甩投的投弹方法，并重点汇报了用上仰甩投这种投弹方法投弹的理论根据和意见。在我发言之后，空军领导征求大家的意见，但大部分同志都不表态，只有一位部长提出：方法很好，但是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还要转到西北，恐怕时间来不及了。最后，空军领导充分地肯定了用低空、高速、上仰甩投的投弹方法进行小型实战氢弹的投掷试验的方案，并指出用这样的方法试验很有战略眼光，过去我们是飞得少，没有经验，回去以后要抓紧训练，保证飞行安全。今晚空五师的同志就马上返回山东，派值班飞机送你们回去。会上又再次宣布了经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由杨国祥同志担任主飞行员的决定。
回到部队，空军派王处长到五师来指导训练。根据上级决定和任务需要，上级让空五师成立一个编制有六架飞机的小分队，并任命我担任小分队队长、党委书记和主飞行员职务。
1970年11月，总参、空军、国防科委联合工作组到空五师检查小分队训练情况。为了保证投弹训练的完成，工作组同意了我提出的不再担任小分队队长、党委书记，只担任主飞行员的意见。由宋占元师长任小分队队长兼党委书记，师部的马副政委任小分队政委兼党委副书记，我任小分队副队长、主飞行员，集中主要精力进行新的投弹训练。
11月中旬，小分队转场到14基地进行训练。当时，空军二部来进行弹道测验。测验的标准很高，要求在50公里以外的距离，能见度清晰的条件下进行拍照。这样，拍照的时间就只能在早上或下午进行，使三部照相机都可以在三个10公里以外的点，同时对一架飞机进行拍照。要求拍照时，相机镜头里不能有阳光。由于拍照要求高，他们也没有拍照过低空、高速、上仰飞行的飞机弹道，拍照了十多次都没有成功。这时，我组织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进行讨论，找原因，想办法，提出对拍照的改进意见。经过总结经验教训，大家提高了认识，加强了协作，第二天两次飞行两次拍照都很成功，较好地完成了弹道测试任务。
1970年11月30日，我们转场到实验基地机场，只做了两天的准备工作，就按计划到试验场进行实地试飞投弹训练。试验场在罗布泊，距马兰机场300多公里，经过几十次投弹试验，投弹技术已达到了执行任务的标准。到了这个时候，价值20万元一枚的模拟遥控弹也已经投过了，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已就绪了，就等氢弹运到，进行最后的试验了。
在基地，空军的王辉球政委来看望我们，并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王政委告诉我们说：这次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准的“2178任务”，是实战小型氢弹的试验。它的特点是：飞机新，用国产强5飞机代替轰炸机；武器新，过去试验的是原子弹，这次是氢弹；人员新，这次担任核试验的人员，过去都没有搞过这种试验，过去是用轰炸机，这次是用强5机；方法新，过去是高空水平投弹，这一次是低空、高速、上仰甩投氢弹，这在我国科学史上是第一次。完成这次任务要求很高，稍有差错，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挑选了空军最优秀的飞行员来担任这次试验任务。要求同志们加倍努力，圆满地完成任务，为人民增光，为毛主席增光。
1970年12月30号，氢弹一直没有运来。到了1971年3月份，基地才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因为这次是小型氢弹试验，现在有些技术还没有过关，九院也还没有准备好，已请朱光亚同志亲自去处理了，核试验推迟举行。部队可以回去，等准备好了以后再来，不愿意回去的可以留在原地训练。这样大家就分单位撤离了基地。我们是第一批撤回部队的，但回部队后仍坚持投弹训练。
1971年9月，发生了“九一三”事件，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陆军进驻机场，空军停飞，我们师、团以上干部到济南学习。到了10月底，空军才恢复飞行。11月，空军命令小分队到实验基地马兰集结。国防科委朱光亚副主任和九院的两位院长也来到了基地。基地的总指挥是兰空司令员杨焕民同志，试验场指挥所是济空副司令员王定烈总指挥。我们的小分队只去了四架飞机，五个飞行员。
1971年12月30日，我乘车到了机场，走到隐蔽飞机的白色充气橡皮房子里，两次检查了已携带好氢弹的强击机。科技人员再次认真检查了飞机腹部的氢弹，一切都良好。九院的一位领导把打开氢弹保险的钥匙递给我，并说：“请你打开吧。”我没有接，轻轻地对领导说：“还是您亲自打开吧！”他点了一下头，马上蹲到飞机底部打开了氢弹的第一道保险。
起飞检查完毕，我坐在飞行员休息车上休息，等待着起飞的命令。这时杨焕明司令员、朱光亚副主任和指挥所的几位首长驱车赶到休息车前。杨司令员亲切的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回答“没有了，只等起飞命令了。”几位首长上前用力地握住我的手说：“老杨，祝你成功！”说完，首长们驱车前往指挥室。我跨入飞机座舱，随着命令，飞机被推出橡皮房子。我开机启动，将飞机滑向了起飞线。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命令，飞机在12时20分起飞，氢弹于13时准时爆炸。
起飞时间一到，宋占元师长根据指挥部的命令，立即下达了起飞的命令。随即，一颗绿色信号弹划过长空，我一听到起飞的命令，立即加大油门，把两台涡轮喷气发动机加到最大功率，增速、拉起、爬升......，当飞机爬升到3000米高度时，耳机里传来了塔台指挥所的呼叫：“2178，情况怎么样？”，我回答：“一切正常”。通话完毕，我驾机朝着开屏的方向飞去。
不久，耳机里又一次响起塔台指挥员的声音：“2178，情况怎么样？”“一切正常！”“好，按程序操作。”“明白！”通话完毕，我向左压坡度，高度下降到700米、500米，速度增大到900公里。飞机已飞临靶标上空，我打开了一个开关，解除了氢弹的第四道保险。
飞机离靶标20公里时，我又一次校正了各种数据，并打开了时统开关。这是一种高频无线电发射装置，起到两个作用：一是基地可根据时统装置发出的信号，计算零点起爆时间；二是告诉地面，飞行员已下了决心，马上就要拉起投弹了。飞到目标的九公里处（这是飞机的拉升点），我一拉驾驶杆，机头仰起来，飞机向空中冲刺，上仰到45度时，我马上用力按下了投弹按钮，并迅速转飞回来，但情况没有像预先计划的那样把氢弹投掷下去。这个意外让我一怔，但并不紧张。瞬间，脑际中立即闪过：“为什么没有投下？”我立即迅速检查了所有的电门开关，证明操作没有出错。我马上向塔台报告：“天山！天山！2178没有投下，请求应急投。”“同意应急投！”“明白”。
我又飞向开屏，并重新校正了航线，距靶标9公里处，拉起......按下应急开关......可氢弹仍然躺在弹舱里。
我又再次进入，用超应急的方法又投了一次，可氢弹还是没有被投下去。
飞机的油料不多了，氢弹又投不下去，怎么办？我思考着这个问题。瞬间，脑海中闪过了3个方案：跳伞，个人最安全，但无人操纵的飞机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方，如果落到基地，基地将被彻底炸毁；如果落到博斯腾湖，湖水被严重污染；如果落到观众区，多少人的生命......这决不可取。驾机到大漠中，让人机同归于尽，这可以保证基地和试验场人员及观众的生命安全，牺牲了自己这并不可怕，但党和国家的巨大财产、无数科学家的心血将毁之一旦，我国国际威望也将受到很大影响，而且如果投掷失败的原因找不到，我国核试验的研究工作不知又要被推迟多少年……这办法也不可取。
这时我想到了把氢弹带回去，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方案。因为平时飞机携带着普通炸弹着陆都是不允许的，这次可是带着数百万吨当量的氢弹着陆，能行吗？危险！但排除危险的可能性也存在。是的，只要把保险卡销卡住，氢弹是绝不会掉下来的，着陆可以发挥自己熟练的飞行技术，轻轻落地、减少震动，就可以防止意外的爆炸。我主意一定，决心带氢弹返航着陆。
杨司令员紧急请示北京指挥部叶剑英副主席，叶副主席又报告了周总理：“2178投不下去。”周总理指示：“告诉飞行员，一定要想办法投下去，实在不行就跳伞！”杨司令员报告：“用应急和超应急都没有把弹投下去。”周总理说：“那就命令飞行员跳伞！”杨司令员报告：“飞行员说跳伞后果不堪设想，不同意跳。他请求带弹着陆。”周总理说：“带弹着陆？......我们应该相信飞行员的处置能力，为了以防万一，基地所有人员都要钻地道”。
周总理的命令传到了我的耳中，我立即按规定的航线返航。我飞临机场的上空，高度下降到30米、15米。我当时全神贯注，心里想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准确地做着每一个着陆动作。当飞机距地面6米时，我缓缓地向后拉了一下杆，飞机立即稍稍地仰起了头，下沉的速度也慢了下来。距离地面1米，飞机开始平飘，紧接着，飞机又开始下沉......终止，飞机的两个主轮在“T”字布旁“哧”的一声接地了，我立即放出了巨大的阻力伞，迫使飞机减速并刹车。飞机终于安全地停了下来，氢弹没有爆炸，种种设想的严重后果，一样都没有出现，这时我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周总理在得知飞机携带着氢弹安全着陆后立即指示：“带氢弹着陆成功，这是一大奇迹，要好好总结经验。”这次驾机携带氢弹着陆成功，在中国空军史上记下了永不磨灭的一页。在世界科学史上也是一大奇迹。
氢弹被带回来了，事故的原因也就很快的找到了。这是一次因为推送装置变形而造成的投掷故障。
这次的投掷失败，在人们的心里播下了阴影。几天来指挥部里不断的在召开着决策会议，讨论还要不要再次按原计划进行试验。有的领导说：“可以继续进行试验。”有的领导却说：“如果再出现问题，怎么向党中央、毛主席交代？”还有几位领导的态度不明朗。这使得杨司令员难以决策。在1972年1月3日召开的决策会上，大家争论了几个小时，最后还是定不下来。这时，有人提议说：“还是听听主飞行员杨国祥的意见吧。”杨司令员马上说：“好，快去请老杨”。
在这个关系到成败的关键时刻，我被叫到了指挥部杨司令员的办公室。杨司令员对我说：“老杨，我们正在研究下一步的方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当时点了一下头，又点燃了一支烟抽了起来，思考片刻之后我向杨司令员说：“科学试验，总有成功和失败，现在投掷失败的原因已经找到了，投掷系统也已经进行了改进，我认为完全可以下决心再次试验，我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就等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命令。”当我说到这里时，杨司令员右手重重地往桌子上“啪”的一拍，大声地说：“好！老杨说的有道理。我马上把你的意见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
再次试验的计划，经北京毛主席、周总理批准，定于1972年1月7日北京时间13时进行。这天中午，气候骤变、雪花飞扬，褐色的云层覆盖在机场上空，戈壁的风沙从西面袭来。在我登机之前，杨司令员再三嘱咐：“天气复杂，要谨慎小心，实在不行，不要勉强。”“请司令员放心，我一定按计划完成任务。”“好！祝你成功！”参加试验的军以上领导干部们一一向前和我握手，并预祝我试验成功。
登机、滑行、起飞......
试验场区天气尚好，我完成了一系列驾驶动作。转弯、俯冲、增速、打开时统开关、拉起机头、上仰到45度时，我用力按下了投弹按钮。顿时，飞机剧烈震动，这时我明白了：氢弹投下去了......，强烈的光辐射，猛烈的冲击波，巨大的轰鸣声，憾动着罗布泊的大地，天际间迅速地升起了一柱滚滚向上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实战氢弹爆炸成功了！
我驾机胜利返航。机场的雪越下越大，能见度极差。我沉着地对准导航台，直到距机场两公里时我才看见了跑道。修正了偏差后，我安全地着陆。等我把飞机滑到洗消地带，就被四面涌来的人群所包围了。人们敲锣打鼓，高呼口号，都争先抢后地来看望我。
在试验成功的庆祝会上，核试验基地的张司令员说：“这次核试验任务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在所有参加核试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实战氢弹终于试验成功了！这是我国核武器史上的一大进步，也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我代表基地的全体同志向参加核试验的所有同志们表示热烈地祝贺！在完成这次核试验中，执行投掷任务的主飞行员杨国祥同志，为我们国家立下了特殊的功劳。在氢弹一再投不下来的情况下，不畏艰险，果断地决定带弹着陆，冒着生命危险，凭着高超的飞行技术，勇敢的带弹着陆成功，在我国科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也是世界科学史上的奇迹。基地党委已经作出了向空五师学习、向杨国祥同志学习的决定。杨国祥同志是我国空军史上真正的英雄，我们基地党委、国防科委已经给杨国祥同志报请了特等功。现在我代表基地全体同志向英雄敬酒，向同志们敬酒！”大家都热烈地鼓掌、欢呼。后来，参加核试验的几万科技人员和广大官兵都要看看我。在首长的安排下，我坐在敞篷汽车上，分两次和大家见了面，当时大家都深深地沉浸在核试验成功的喜悦之中。杨焕民司令员深情地对我说：“老杨：好样的！你为国防建设立了大功！”九院的领导抓住我的手说：“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大家都谢谢你！”我点了点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就好像被什么梗塞住了一样，发不出任何的声音。两只眼中却充满了胜利的泪花。
投掷实弹氢弹成功，举国欢腾，世界震惊！美苏核垄断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国实战氢弹试验成功后，我就成为了我国核试验历史上第一个用超音速战斗机投掷核武器的飞行员，同时我也就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投掷过核武器的彝族飞行员。
在这次核试验中，因为投掷机械发生意外故障，迫使我勇敢的携带氢弹着陆成功已经成为我国科学史上的奇迹，并记载在了马兰核实验基地的史册上。我携带氢弹着陆成功也已记载在中国空军飞向新纪元的史册之中，并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全世界播放，成为了世界科学史上的奇迹。我携带氢弹着陆成功也早已经成为了历史。不管人们怎么去评价它，但是天山可以作证，罗布泊、波斯腾可以作证，蓝天可以作证——我确实是创造了人间的奇迹！
五、转战南疆
氢弹试验结束后，组织上安排我到青岛空军疗养院疗养了一段时间。返回部队后，我参加了“批林整风”学习。
1975年，我被任命为空五师副师长，原参加核试验的小分队被任命为空五师独立大队，参加核试验的备飞飞行员被提升为大队干部。我到师里后，主持作战和载核飞行训练工作。
1976年，空军派我到兰州，参加空军袁学凯副司令员主持研究和编写的关于《未来战争中核武器使用的几个问题》的文件。先后经过一年多时间搜集资料，分析研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整理和撰稿，经过认真讨论和修改，最后完成了我国自己编撰的关于《未来战争中核武器使用》的文件。在这一工作中，我以自己的实战经验，为文件的产生提供了第一手素材。
1978年，在空军科学大会上，我被空军授予了“科学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1979年，中越边境局势骤然紧张。为保卫祖国南大门领空的安全，军委命令空五师开赴南疆前线，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由于当时师长称身体不好，不能带队参战，济空王子祥司令员指令我代理师长职务，率所属部队的两个飞行团和部分场站人员开赴广西前线，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全师严阵以待，加强了祖国南大门领空的警戒，并有效地支援和保护了陆军战友的地面还击作战。1979年4月，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我带领部队返回了山东的营地。
1980年3月，经空军和总政批准，八一电影制片厂聘请我担任以反映投掷小型实弹氢弹和空军生活为主题的故事片《飞行交响乐》的军事顾问。在与八一厂的密切合作下，顺利地完成了拍摄任务。影片上映后受到了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
1980年底，中央军委任命我担任昆明空军副参谋长，主管作战和训练任务。这时，虽然没有了大规模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任务，但中越边境局势仍处于武力对抗之中。为了云南边境领空的安全，我日日夜夜守护在空军司令部作战室，指挥空中巡逻和作战训练，圆满地完成了南疆领空的警卫工作。
为支援地方建设，遵照上级指示，在1982年至1983年间，我抽调和组织驻昆空军部分飞机和人员，完成了在云贵高原380多万亩树种的飞播造林任务。
1983年，根据空军和航天部的指示及要求，我到陆良第十航校组织和领导了“红箭10号”（飞鱼式导弹）的试射任务，虽然我们试验的项目只是“飞鱼导弹”中的一部分，但也为“飞鱼导弹”的试验成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从而使得“飞鱼导弹”也能够在1984年的35周年国庆庆典时和其他火箭导弹一起浩浩荡荡地通过了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人民的检阅。
1984年，组织决定让我离职休养。这时，我却并没有完全休息，而是又在新的征途上迈出了脚步。为了抢救云南地下党党史和“边纵史”，我又积极地投身于征集党史资料的工作之中。
1986年5月，首届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大会奖励了建国以来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23个项目。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并由我亲自改进试飞、在投掷我国第一颗小型实弹氢弹期间又由我主持改装和试飞的我国第一架超音速喷气式强击机——强5及其改进型飞机也是特等奖项之一。在这次大会上，我也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证书和奖章。
经验与体会
在回忆我人生旅途的过程中，虽然在党的领导下，我做出了具有人间奇迹之称的功绩，但我绝不敢把成绩都记在我自己的头上，我只是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这些成绩都应该归功于党、归功于和我一起工作过、战斗过的千千万万的科学技术人员和指战员。若是要问我有些什么经验和体会，我觉得：
1、一个人要成才，就要有强烈的求知欲望，要牢记“勤奋出天才”，“知识是靠学习和积累得来的”道理，只有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要将个人的成才梦融入到国家的富强梦之中才能获得成功。
2、一个人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就要相信党的领导，相信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够胜利，才能在任何艰险的环境下，勇往直前。
3、一个人要在技术上成为尖子，就要干一行爱一行，对技术上“精益求精”，思想上“永不满足”，“永远争第一”。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永远走在别人的前面。
4、要成为一个精明的指挥员，就要善于团结同志，调动全体同志的积极性，才能带领部队创出一等的工作，做出最好的成绩。
5、一个人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才能在科学史上创造人间奇迹。
6、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不是埋怨、懈气，而是要经过科学的分析，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法，去冲破困难，取得胜利。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人们信服的领导者。
7、要树立为国分忧，为中华民族争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才能为祖国、为人民创造出光辉的业绩。
8、要牢记：“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贯的有益于人民群众，这才是最难最难的。”才能在各种历史条件下，经受住考验。
9、一个人在工作上取得成绩的时候，永远不要忘记党的培养，群众的支持，才能保持谦虚谨慎，成为人们尊敬的人。
10、一个人的一生，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而评价一个人的历史作用和功绩，不应看他的地位有多高，家产有多少，而应看他对国家、对人类的进步事业做了多少工作，在人类科学技术上有多少突破。为国家、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而在历史上做出过特殊贡献的人，人民是会永远怀念他的。
总结
回忆我在已经过去的四十多年间，之所以能为新中国的诞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空军建设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特别是能为我国军事尖端科学项目的研制成功尽了一份力量，追根溯源，我永远不会忘记，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指引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我的哺育；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和老一辈革命家对我的无限信任和亲切关怀；是空军领导、部队战友、科学工作者和工人同志们给我的热情支持和鼓励；是祖国人民和故乡亲人对我的殷切希望；当然这也包括我的爱人李文桂同志对我的全力支持和深情鼓励。以上的这一切都促使着我在革命和建设的征途上，不畏困难，勇往直前，成为我搏击长空的强大动力。我的一切成就，应归功于党和人民，归功于伟大的祖国。
（1990年8月完稿于昆明穿心鼓楼家中）
原创：杨国祥 荐稿：云南省彝学会
审核：杨曙殷 黄宇东 编辑：马志钱 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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