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文贵：忆我的祖父施学生
我的祖父施学生（别名施茂生，彝名碌若松宝），离开我们已经２０多年了，每当我拿起《查姆》、《赛玻嫫》、《月亮银儿子太阳金姑娘》等彝族文学经典时，他那清瘦的面容、爽朗可亲的形象时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云南省楚雄州双柏县大麦地乡大麦地村委会有一个幽静古老的彝山小寨———莫且法（汉意为：马跌下的岩坎）。过去这里曾叫“伯次代”（汉意为：红栗树）。因为寨头寨尾生长着许多茂密的红栗树而得名。后来，有一马帮路过此地，一匹马失足跌下石岩，所以，人们就把这里叫莫且法。１９２３年的一个寒夜，我的祖父在这个寨子的一间破烂的土掌房里诞生了。
当时祖父一家七口人租种着四亩田地，养着一条黄牛和几只山羊，别的一无所有，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贫寒，加上我的祖父的父亲的早逝，使他从小就跟着我的祖父的祖父爬坡下坎为人家做工、放牧。我的祖父的祖父是个远近知名的老毕摩，他精通古彝文和民族乐器———唢呐。由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我的祖父天资聪慧，六、七岁时跟随老人经常去参加当地的各种祭祀活动，记下了许多简单的经文，后来一有空，老人就指导我的祖父习读彝文，经常督促他背诵家谱和《查姆》等史诗。由于祖父勤奋好学，十一、二岁时已掌握了许多彝文基础知识，并开始在明子火下整理、抄录彝文经书，在跟随我的祖父的祖父和其他毕摩参加的各种祭祀活动中，在众多毕摩的指点下开始参加念经祭祀，逐渐地便充当主持毕摩，到十六、七岁时祖父的声望逐渐升高，在重大祭祀活动中承担主事毕摩。由此，祖父遭到权贵们的嫉恨，被抓去当兵。在国民党军队里因我的祖父不会讲汉话而倍受欺凌，经常挨打、挨骂、挨饿。实在无法在军队里呆下去，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的祖父趁上岗的哨兵拄枪打瞌睡之机，翻过几米高的围墙逃了出来。逃出后又怕连累家里人而长期躲避在易门、峨山、新平县一带。在逃难的几年中，我的祖父凭着他年轻的体力和高深的彝文水平，白天替人家做工，夜里组织同龄人在松明火下共同学习彝文，还经常替人家作祭祀主持和为人测吉凶、书写信件、契约、教学，借此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次祖父在讲述逃难的这段生活时说： “我从国民党军队里逃出后，军队曾派人追到我家要人，还说三天不交出人来就要抓我的三弟施学义去顶替，母亲为了维护我们七口之家，不忍心让正在承担着七口人生活重担的主要劳力我的三弟再去受那份苦，不得不把家里仅有的一条黄牛和五只山羊赶去底土尚官家作抵押”。
我的祖父从小对彝文非常喜爱，他不管在家还是出外替人做工，都始终不放弃对彝文的研习。在毕摩祭祀礼仪活动中，为学到别人的东西，有时故意在高师面前开渠引线。祖父在回忆学习彝文的简历时说：“祭祀活动有时会聚集四五十位呗玛（毕摩）同诵经文，呗玛多，经文也就多，同样的经书，可以随机应变，即兴创作，我为了学到别人的新东西，便在念经时故意引他们上路，然后又故意输给他们，这样，他们肚子里的高水平经书就抬出来了。我回到家借火塘边的明子火慢慢地回忆，并用彝文记下来。
这样，虽然我输了，别人胜了，但我学到了人家不愿教的东西，后来，我用这种办法整理出了六、七十本经书。”祖父还告诉我说： “在那六七十本经书中经常用的有２０多本，现在书没有了，可我还能熟练地背诵和默写下来。”云南解放后，我的祖父告别了难熬的逃难生活，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当时正是土地改革时期，他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队，合作化时期担任互助组长，人民公社时期担任生产队长、会计等农村领导。我的祖父在逃难的几年中还学得了一手精巧的篾活手艺，在村里或附近村落中，他那手蔑活无人不叫绝。我们村里开始试栽甘蔗时，由于村里人没有整过，我的祖父就成了栽甘蔗、榨红糖、烤甘蔗楂酒的师傅，他在烤酒时自己配制烤酒酵母，不断总结经验，并用彝文记录，到６０年代末，我的祖父已是一个称职的烤酒师傅，他烤出的酒醇香爽口，曾被当地供销社聘为烤酒技术员，他亲自配制、发酵后烤出的酒又清又香，赢得了供销社干部、职工和彝山群众的信任和好评。
１９５８年，当云南省民间文学调查队楚雄调查组到双柏县新街、大麦地进行调查时，由于我的祖父会听会讲部分汉语，又懂彝文，因而被调查队请了当向导兼翻译，在队长郭思九和陶学良老师以及祖父的带领下，调查队从底土、新资（如今的光明）、峨足、青香树等地搜集到２０多部彝文书籍，我的祖父把搜集到的古彝文书籍中的部分章节口译给调查队的同志听后，他们都很高兴，觉得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为做好这些彝文书籍的翻译整理工作，调查队把我的祖父专程请到昆明师范学院。《查姆》、《赛玻嫫》、《月亮银儿子太阳金姑娘》等几部彝族创世史诗、叙事长诗就是那次经我的祖父的手翻译后，由郭思九等老师们整理出来的。在翻译《查姆》时，由于彝书年代较久，收藏不善，许多书页破损较大无法辨清，在抄写中只好逐字逐句重新完善。书中涉及到许多动物和人名，由于我祖父的汉语水平不高，有些动物名称不能用汉语准确地表达出来，翻译起来比较吃力。如“马鹿” 一词的翻译，他说不来汉语名，只好用手表示头上长长角的动物，并学马鹿鸣叫来补充表达。遇到实在无法表达出来的只好到圆通山动物园实地考证后译入书中。为加快翻译的速度和保证质量，调查队的同志还派专人教他汉语言，提高他的汉语表达水平。
《查姆》是一部用古彝文记载的书面文学，也是一部较完整的彝族创世史诗，是彝族古代书面文学的代表性作品。此书记载了“神仙之王湟侬倮佐颇等众神仙共同商量人类的起源、换代和天地万物起源的历史传说”。《查姆》共分上下两个部分，上部讲述开天辟地、人类的起源、民族的形成；下部讲述棉帛、金银铜铁锡和纸、笔、书及药物等物种的起源。书中提出了“猴子变人” 和“猴子生人” 的朴素的哲学思想，它突出地记载了“洪水淹天”以前人类经历的独眼睛“拉爹” 时代、直眼睛的“拉拖” 时代，才进入了横眼睛的“拉文” 时代的变迁过程。《查姆》、《赛玻嫫》等彝书翻译完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出版，直到１９８０年才由郭思九老师重新整理后，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一出版立即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
我的祖父对文化知识的追求是执着的，对彝族文化的热爱更是深沉的。他充当祭祀主持做毕摩时，他的彝文藏书已达３００多册，内容涉及到天文、地理、历法、易卜、文学、哲学、医药、病理、宗教等十多类书籍，可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这些书籍大部分被作为“迷信”书籍被烧毁，只有少数被埋人地下，藏于墙壁，锁入柜底得以留存。
当他到昆明参加翻译《查姆》等书后高高兴兴回家不久，史无前例的“文革” 风暴使我的祖父同所有的毕摩一样，一夜之间就遭到了被迫害的厄运。因我的祖父懂古彝文，搞过祭祀活动，念过经书而被视为“牛鬼蛇神” 受到批判，家中的藏书连同家谱被搜查出来化为灰烬。我的祖父也被押入“教养队” 进行思想、劳动改造。书籍只有藏在墙壁的少数几本躲过厄运幸存了下来。１９７８年，为使民族文化得到新生，我的祖父受州、县民委之邀，重新参加彝文书籍翻译整理工作，在其他同志的配合下，先后翻译了《雪娥养雀》、《阿普多莫》、《阿佐分家》、《找彝书的故事》、《夺叶诺兄弟》、《洪水泛滥的故事》、《阿海龙》等十多篇叙事诗、故事。后由当时双柏县文化教育局审编，印成《阿普多莫的故事》等书。
１９７８年，我的祖父被楚雄州彝文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 正式聘为中国彝族南部方言区彝文翻译。同年，加入云南省民间文学协会，被推荐为楚雄州第三届政协委员。
为收集挽救散藏在民间的彝族古籍文献，他常常一个人拄着木棍，背着挎包跋涉于双柏、新平、峨山、易门等县的彝族聚居区，在收集过程中有的老毕摩因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挨过批斗，所以不敢说出有彝书，遇到这种情况，他就耐心仔细地讲解彝书搜集的意义和作用，还拿出政府发的文件给他们看，讲解给他们听，直到把他们的思想弄通为止。有一次，我的祖父讲，他搜集到了一本叫《阿普多莫》的彝书，此书讲述彝族始祖与历史，走到半路在一块石头上歇息时，他拿出此书看，觉得很好看，只顾看书，忘了赶路，等书看完了才知已是傍晚，再也无法赶路了，只好夜宿岩洞，岩洞里滴着水珠，他生怕彝书被淋湿，便把装彝书的布包挂在洞口，深夜，一只饿狼闻到陈旧的霉味来到洞口寻食，看见布包就跳上跳下地向布包抓扑，一次又一次的抓扑声都没有惊醒劳累后入睡的祖父，后来狼在一次猛跳中叼到了布包，布包掉地的声响惊醒了沉睡中的祖父，祖父醒后只见一只饿狼叼着布包跑，便随手抓起木棍猛追，在一阵你死我活的搏斗中，狼被木棍击中头部，口中的布包才掉落了下来，他仔细清点包里的彝书不缺不损才放下心来，抱紧布包等天亮赶路。
我的祖父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的３０多个春秋里，始终没有放弃彝文的学习、传承和培养后代。他白天经常利用生产的空闲和黑夜借助松明火照明孜孜不倦地研习彝文、传承彝族文化知识。象李生福、方贵生、施永亮、方林福等一批熟知彝文古籍的年轻新秀，都是他一手传授出来的。李生福现在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语言文学院任副教授，方贵生成为当地知名的毕摩，当选为政协双柏县第四届、第五届政协委员，多次被邀请到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参加中国彝族南部方言区彝文古籍翻译，参与编写了《彝汉文对照字典》、《彝文字词资料》和《卖花女》、《张三姐的故事》、《指路经》等多篇叙事诗及民间故事的翻译整理。
我的祖父在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期间，为了彝族毕摩文化后继有人，精心指导前来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向他求学的年轻人。如新平县的普保福、楚雄市的李文武、大理巍山县的张庆芬以及双柏县的潘林宏、普学林、普家保、施绍学、施文贵等一批年轻的彝族儿女。他们当中的李文武、张庆芬、潘林宏、施文贵等人先后考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州彝族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彝文培训班，每次他都积极参加并担任南部方言区的彝文教学任务。１９８３年１月，举办“楚雄州彝文和国际音标基础培训班”时，他不顾身患重病，边住院治疗边完成南部方言彝文的教学工作。
当我的祖父被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正式招聘为南部彝文翻译在编干部时，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可他还经常回双柏搜集古彝文书籍、采访高龄老毕摩。他每次回家乡搜集彝书时，总是叫我和他去，有一次，我们去新平县的雨丝拉（地名），在半路歇息时，我问他，用彝文能不能记录所有的彝话时，祖父吸了一口浓浓的老草烟笑了笑说： “我不仅用彝文记录我们的语言，还用彝文记录汉语，听首长的报告，我不懂汉字，只好用彝文记，我记的同别人用汉字记录的速度、内容都是一个样。” 说着祖父又从布包里拿出一本被烟火熏得黄黄的笔记本给我看，我翻了一阵，上面写的全是彝文，因为那时我还不懂彝文，所以一个字也不识，只见祖父拿起笔记本翻到中页，见上面写着四行清秀整洁的彝文字，祖父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浓浓的老草烟后念道：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原来那上面写的是唐代诗人王之焕的那首《登鹳鹊楼》诗。这首诗是他第一次到昆明搞彝文翻译时，师范学院的一位汉族大学生念给我的祖父听后，用彝文记录在那上面的，当时他还念了几首诗和一段首长的报告，但我已记不清了。那时他还勉励我说：“现在你还小，才念小学，要好好地学汉字，学得许多许多汉字后，可以到那里读书，那里的学校可大着哩。”从那以后，我吵着叫他教我彝文，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我也学得了不少彝文字。如今在我的许多彝文和汉语知识里都渗透着祖父的许多心血。
１９８１年，当中央民族学院发来聘书，聘请我的祖父到学院任彝语文教师时，他的身体状况不好，到昆明中医院检查诊断，确诊为喉癌。为此，祖父不得不放弃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机会和愿望。然而，面临死亡，这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他认为无论在哪里都是搞彝族文字翻译整理，他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为了能多翻译出一本彝书，他常常工作到深夜。为做好参与协助州药品检验所翻译《彝文药书》（彝名《齐苏书》）的工作，尤其为了书中的药物、处方的翻译更准确，我的祖父专程从楚雄回家，请村里的民间老医生方莲和与他跋山涉水，拿着彝书、扛着小锄头、背着竹箩到山上采集药物标本，然后把标本拿到药品检验所验证无误后再译入书中。此书译成后，经楚雄州药品检验所鉴定，编入《彝药志》第一辑，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１９８３年，我祖父的病情不断恶化，他要求从州人民医院转回家乡治疗，同时，要求派一名工作人员配合他继续翻译彝文书，研究所的领导同意了他的要求，派李忠祥同志协助工作。祖父在家治疗期间，他的病已到了晚期，说话都相当困难，无法发出声音，我的祖父在翻译时多用手势来表达。在短暂的时间里完成了《指路经》、《卖花女》等多本古彝文书籍的翻译工作。
我的祖父从５０年代开始翻译第一部史诗《查姆》、叙事诗《赛玻嫫》到生命的终结，先后翻译了５０多部彝书、编写了彝汉文对照词典、字词资料３００条、６００条、１７００条三本词典资料。向各级政府献出了２００多本彝文，为单位搜集了３００多本彝文、汉文文献。《查姆》、《赛玻嫫》、《雪峨养雀》、《张三姐的故事》、《龙王四姑娘》、《彝药书》、《月亮银儿子太阳金姑娘》等已公开出版发行，其他多篇译作收集在内部资料《彝文文献译丛》之中；《查姆》、《赛玻嫫》、《雪峨养雀》、《龙王四姑娘》还分别获云南省优秀民间文学作品奖和楚雄州民间文学“马缨花奖”。１９８２年， 《查姆》、《赛玻嫫》由美国学者本德·马可译成英文，并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中国国际书店向世界公开发行。
我的祖父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那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和忘我的工作态度，永远激励着我们，他的精神却像彝山的腊梅，迎风冒雪、永吐芳香。
（文章原载：云南省楚雄州政协编《楚雄州文史资料合集·第五卷》，云新出(2012)准印字第0110号，p615-619，文字来源：彝学研究网，经彝族人网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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