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海佳话
即使枪林弹雨，即使疲惫不堪，跋涉于千山万水间的红军，依然高举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为普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而这劳苦大众是不分种族和地域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共
长征中的红军三大主力主要活动在西南、西北地区，那里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长征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和行程，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如此长期、广泛地与少数民族接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这段艰难的历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动人篇章，而彝海结盟无疑是这系列篇章中最动人的一章，成为长久传颂的一段佳话。
从某种意义上讲，红军长征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民族政策的胜利。
彝海，彝语叫“乌勒苏泊”，意即海子，位于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境内，距冕宁县城以北47公里，是个海拔2286米的高山淡水湖，面积218.5亩，湖水清澈如镜，四周林木茂盛。
彝海所在的拖乌区，是冕宁全县最大的彝族聚居区，解放前后历来如此。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很多彝族人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片山区里。这里自然风景优美，但生存条件艰苦。
8月6日，本报长征采访组来到彝海边，来到彝族结盟纪念馆，来到当年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结盟所在地。这里是红军长征中“彝海结盟”一幕大戏的高潮处。然而，这幕大戏的开始和结局，其情节的复杂又远远超出戏剧。记者在凉山州采访近一周时间，对这段历史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
刘伯承临机决定过彝区
8月4日，记者从凉山州首府西昌市坐长途汽车赶赴冕宁，前面半程路都是高速公路，到泸沽镇，汽车下了高速。
泸沽镇，也正是当年红军选择路线的一个岔口。
据凉山州史志办公室主任李志华、冕宁县史志办公室主任王大钊等介绍，当年红军从西昌一带赶往泸沽，由泸沽到大渡河面临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对岸就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条经冕宁、大桥镇、拖乌到安顺场，是崎岖难行的山路，尤其是要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
红军巧渡金沙江后，中革军委的意图是迅速北进，渡过大渡河，向四方面军靠拢，在川西北建立苏区。1935年5月20日拂晓，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军先遣队来到泸沽镇。此时，红军第一团已在杨得志、黎林率领下，先期到达泸沽待命，并派出侦察组到前面侦察。
此时的冕宁县，有几位青年学生，包括陈野苹、廖志高、李祥云等，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些人影响了周围的一批进步青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团体。关于冕宁乃至西昌地区地下党的一些故事，我们在下面还要有专门文章向读者讲述。此时，冕宁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们，为迎接红军的到来行动起来了。冕宁地下党派邓明鸿、李祥云、李发明、向德伦、吴兆理分两路前去探听红军消息。在松林、泸沽，他们分别与红军联系见了面。
刘伯承、聂荣臻接见了这些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根据他们汇报的冕宁党组织及泸沽以北的路径、敌情等情况，再根据红军侦察组得到的情况，刘伯承认为，敌人已判定红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刘伯承建议军委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
刘、聂立即起草电报，交电台发出。但中革军委处于行军状态，联系不上。刘、聂商量后，决定先派第一团去冕宁，然后再与军委联系。
第一次提出“长征”一词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行军几个月来，要数这里的群众(指冕宁――编者注)最热情、最好客。他们送上一桶桶糖果、甜食，一筐筐新摘的杏子和一串串红樱桃……人们放起了鞭炮，摆出了菜摊，请红军喝糖水。战士们要付茶钱，反而惹得老乡生气。街上到处挂着标语：‘欢迎红军’、‘拥护共产党’。”
冕宁人民对于红军的热情直到今天还能感受到。得知本报记者的采访意图后，冕宁县宣传部门给予了我们格外热情的支持。冕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亲自陪记者去彝海采访，县委宣传部长还亲自向记者自豪地介绍，红军长征在冕宁，创下了四个第一。
■第一个第一：冕宁是红军长征以来，进入的第一个县城。听说红军将至，国民党县长钟伯琴带着少量部队闻风而逃，冕宁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当年5月21日凌晨1时左右，红军先头部队进入冕宁县城。刘伯承、聂荣臻等红军领导人进城后，设司令部于天主教堂。聂荣臻政委用法语与5个法国修女交谈，劝她们不要惊慌。刘、聂与中革军委联系上后，军委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经冕宁、安顺场北进的建议。
■第二个第一：红军在冕宁创建了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党中央进驻冕宁县城后，立即于5月22日晨，由政治局委员、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陈云，在总政治部驻地会见地下党西昌特支成员陈野苹，了解西昌、冕宁地下党和当地情况。此后，又立即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由陈野苹任主席，李井泉任副主席，方忠、肖佩雄、李发明等7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下设财粮科、弱小民族科和行政科。陈云起草了革命委员会的布告。
5月23日上午，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成立大会在冕宁县文庙大成殿前举行，有近千彝汉群众参加。大会由陈野苹主持，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会上讲了工农武装起来闹革命求解放的道理，李井泉也在会上讲了话。
■第三个第一：红军在长征路上，在冕宁组织了第一支农民地方武装“冕宁县抗捐军”。抗捐军由红军干部黄应龙任总司令，陈野苹任政委。抗捐军战士佩戴红袖章，由红军发给部分枪支。当时全县共有500多人参加了抗捐军。
■第四个第一：“长征”一词第一次在冕宁提出。5月22日，红军在冕宁县城张贴了由朱德签署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全文是：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买卖，价格交付十足。
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此前，在中央红军文件中只出现过“西征”、“远征”的说法，只是自此之后，红军来往电文才陆续出现了“长征”、“一万八千里长征”、“万余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等词句。
当然，比首次出现“长征”一词更重要的，是这个《红军布告》体现出的民族团结平等精神。正如出身彝族，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伍精华所说，短短的156字，生动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为彝海结盟奠定了基础。
布告发布当天，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军先遣队已向彝族聚居区进发。
小叶丹靠个人魅力当首领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介绍一下本文的主角之一小叶丹了。
在西昌，记者见到并采访了小叶丹的孙子，今年33岁的沈建国，现在是凉山州安全生产管理局的一名干部。
沈建国介绍说，当年红军进凉山的时候，大大小小互不统辖的黑彝家支分割统治着的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每个家支都有“苏易”(即头人或首领――编者注)。首领既不靠世袭也不是任命，全靠个人的修养、品行，在社会实践中凭借个人的人格魅力自然产生。他的爷爷小叶丹就是这样一个“苏易”。小叶丹自幼聪明伶俐，十几岁就能言善辩，通晓汉语。长成后，家支中有什么问题，他都可以公平地解决，在那一片形成了影响力，因此被推为“苏易”。一个家支中，“苏易”并不是惟一的，比如小叶丹就只是果基家支中的“苏易”之一。而白彝在这样的社会中处于一种无权力的奴隶式的地位。
“彝海结盟”时的冕宁县拖乌彝区，方圆几百公里的区域内，分别由果基(沽鸡)、罗洪、倮伍三大黑彝家支分片统治，各自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军事武装。
在红军到达冕宁的前夕，这里的黑彝家支武装与国民党打了一场大胜仗。当时，彝族地区每一个家支，都被迫摊派人质到冕宁县城监狱坐牢，万一其属地出事，就拿这些人质是问。这就是从清朝沿袭下来的“坐质换班”制度。5月19日凌晨，听说红军将到，国民党川军李德吾团长带所部二三百人，及县长等，从县城班房中将“坐质换班”的彝族头人带走，向北逃窜。清晨，果基、罗洪、倮伍三大黑彝家支赶到大桥向李要求释放人质，李不答应。待李部进入北基沟丛林地带后，各彝支武装遂沿途阻截，次日到冶勒的南垭河峡谷地带的三岔河，全歼李部，除一人误射身亡外，救出全部“坐质换班”头人。各黑彝家支，则在这场胜利中得步枪数百支，声势大振。
当时，彝族人对红军一无所知，只是出于历史上对汉人的仇视，和对枪支的渴望，当他们遭遇红军先遣团后，退到峨瓦山的丛林道旁，寻找得到枪支的机会。
链接
毛主席亲自提议把夷族改称彝族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国务院统一研究确定各少数民族的正式族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专门把彝族上层代表人物请到北京，在中南海召开会议研究，原云南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冲同志，代表云南省彝族出席了会议。会上，大家谈到彝族名称过去不统一，有的叫“夷族”，有叫“倮倮族”都带有侮辱性。夷族的“夷”字也不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民族，不论大小，都是统一的中华民族的一员，不应该有夷内之分，“夷”字不利于民族团结，大家要求要改。毛主席、周恩来听了后都很赞同。毛主席提出“夷”字改为“彝”字。他认为彝是宫殿里放东西的，房子底下有“米”又有“系”，有吃有穿，日子就富裕了。大家听了都很高兴，一致表示赞成。从此，“彝族”就被正式定为彝族各个支系的统一族称。
资料
彝海结盟
1935年5月19日，中革军委电令中央红军一军团主力为先遣队，并派刘伯承参加赶往一军团任先遣司令，聂荣臻任政委。又于20日电令“我野战军拟迅速北进大渡河点，以便早日渡江消灭敌人”。冕宁守敌闻红军将到弃城而逃。21日冕宁中共地下党员陈野苹、廖志高等带领群众迎接红军入城。
冕宁县北面是彝族聚居区，是红军进取大渡河必经之地。红军在冕宁期间特别重视民族工作。由朱德总司令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深入浅出地宣传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红军进入冕宁城区，从国民党县政府抄出彝族同胞被迫签署的换班作人质的字据和官私田地粮册等文书，当众烧毁。冕宁县革委“弱小民族科”科长方忠带领红军进入彝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红军向彝族果基家头人赠送了枪支、绸缎、银元等礼品。红军先遣队肖华、冯文彬等同志与彝族果基家的头人果基小叶丹进行谈判，根据彝族人民重义气的特点，告诉他们:统领大队人马的刘伯承司令愿与彝族首领结为兄弟。不久便举行了结盟仪式。
结盟仪式在海子边举行。结盟仪式简单而庄重。按照彝族习惯，由毕摩(巫师)沙玛尔各念了咒语，用刀将一只大公鸡脖子破开，让鸡血滴进刘伯承从腰带上解下来、装上了湖水的一个旧茶缸里。然后，由结盟人“喝血酒”发誓。刘伯承与果基小叶丹并排跪下，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湖水，刘伯承先端起“血酒”，大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果基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喝了茶缸里的“血酒”。随后，果基小叶丹端起“血酒”激动地说:“我果基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说罢，将剩下的“血酒”一饮而尽。随后，刘伯承将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红旗和自己身上带的小左轮手枪以及一些步枪送给果基小叶丹，嘱其在红军走后和敌人作斗争。果基小叶丹也将自己的一匹骡子送给刘伯承。
5月23日，在彝族同胞的护送下，红军先遣队顺利通过彝区，进入今雅安市区石棉县。
或许是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结盟的故事太过引人入胜，历史的聚光灯便有些忽略了故事的前前后后。在故事的“前传”里，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军先遣队突破了彝民设下的天罗地网，留下一段过海如履平地的“神兵”的传说。
在故事的“后篇”里，“冕宁县抗捐军”在红军走后遭到彝族奴隶主武装疯狂报复。小叶丹也被国民党追究所谓的罪责，他被迫交出了一万二千两白银和一百二十头适龄母羊，宁肯倾家荡产却不肯交出“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
民族政策冲破黑彝布下的“网”
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军先遣队，最先就闯进了黑彝家支武装设下的“网”。
先遣队前卫连刚到喇嘛房，就被手执棍棒、土枪的彝民堵住了去路。他们“啊呼！啊呼！”吆喝着，人越聚越多。红军工作团的冯文彬带着通司(翻译)上去答话，一个小头目说:“娃娃们要点钱让你们通过。”冯文彬问:“要多少？”“要200个银元。”红军马上给他们200个银元。一会儿，又来了一群彝民要钱，说刚才给的是罗洪家支的，他们是果基家支的，红军又给了200个银元。正在交涉之际，后面来人报告，工兵连遭到袭击，抓去的人在被剥光了衣服以后全部放回来了。沿途树林中又有人放冷枪，红军战士严格执行纪律，一概没有还击。
行至桃树沟，四面山上吼声不断，枪声更激烈，号兵吹军号，部队停止前进。刘、聂登高观察，前面是果基家，东面是倮伍家(还有果基家支)，后面是罗洪家，红军陷入被包围的境地。刘、聂请懂彝话的几个向导向彝民喊话，作宣传解释，说明红军来此，只是借道过路，决不长驻。
据凉山州史志办所编《红军长征过凉山》一书所述:“喊了很久的话不见效，在进退不能的情况下，红军忍痛对空还击，把对方打退下去。红军从海子包包向后面的毛桃树沟发射两发炮弹，以三挺机枪掩护向东南反击，有6名红军战士泅渡过幽深神秘的彝海，端起冲锋枪打到山顶――在当地老人中留下红军过海像走平地，是‘神兵’的传说。一支红军向南反击，彝民没有见过‘枪不进’、在水中如履平地的‘神兵’，没见过威力无比而又神奇的翻山‘找人炮’和以一当十的自动武器机枪和冲锋枪，林间枪声停止，彝族武装四散而逃。”
其他黑彝家支远离出事地点，打了红军可以一走了之，而果基小叶丹家就在出事地，他无法置身事外。
就在此时，红军一直坚持的民族团结政策终于开始发挥作用。据沈建国介绍，他从小听老人们讲，当时红军过彝区十分注意纪律，连喝老乡几碗水也要丢上个银元作报酬。红军的这些所作所为自然会传到小叶丹的耳朵里，加上小叶丹熟通汉话，他听懂了眼前这些红军们的喊话，于是派精通汉语的随身娃子沙玛尔各去红军那里探听情况。
下面的故事就是传为佳话的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边以水代酒、歃血结盟的一段了。由于读者们对这段历史已太过熟悉，我们这里不再详细描写。
结盟之后，由于此时天色已晚，红军决定先返回30里外的大桥镇宿营。刘伯承邀请果基小叶丹一同到大桥。红军把大桥镇上商家所有的酒都买来，宴请小叶丹。
此时，小叶丹心中也许又有了新的念头。由于争地盘、争财产，果基家支与罗洪家支长年不和，械斗不断。据《红军长征过凉山》一书所写:“果基小叶丹想借红军的大部队，打平冤家对头罗洪作一。”刘伯承在席间向小叶丹宣传了革命道理:“彝族内部要团结，不要打冤家，要和好；汉族彝族是一家，不要隔阂，要共同对付军阀刘文辉。”然后，刘伯承代表红军将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红旗授予果基小叶丹。
就这样，与红军结盟了的小叶丹一路护送红军主力顺利通过了彝民区。
抗捐军遭到彝族奴隶主武装暗算
不过，这个故事还有一个较少有人知道的尾声。前文我们提到，红军在冕宁组织了农民地方武装抗捐军。那么，这支抗捐军的命运怎么样了呢？
由李志华主编的《红军长征过凉山》一书，对此有专节介绍，下面我们全文摘录如下:
红军离开冕宁后，中共冕宁县委工委考虑到薛岳、刘文辉、邓秀廷等各路敌军将至，无法坚守县城，便决定率抗捐军向北转移。这时，红军部队留下的红军游击队约100多人，由队长刘彬率领，驻冕宁城外小堡。5月26日上午，抗捐军到达小堡，与红军游击队合编，合编后仍称抗捐军。次日，抗捐军到达冕宁大桥镇。当时，红九军团还有一部分部队正从大桥镇北进。抗捐军待红九军团的人全部离开大桥镇以后，才进镇去。这时已经有彝族武装来索要枪支。面对变化的情况，抗捐军负责人陈野苹、黄应龙、肖佩雄等商量，决定采取三条办法。第一，这时无法坚持斗争，只有脱离危险区迅速去追赶主力红军；第二，当天下午就和果基家支、罗洪家支的头人喝血酒；第三，请果基小叶丹派20人护送抗捐军，此后便举行喝血酒的仪式。
5月28日晨，抗捐军从大桥镇出发。待抗捐军队伍上路以后，发现“送”抗捐军的远远不止20人，而是许许多多彝人。然后，三三两两的彝人插进抗捐军的队伍，把队伍插乱了。当队伍走到俄瓦山的山坡下时，罗洪家支的人给抗捐军送来消息，说邓秀廷已派人从曹姑坝到前面堵截抗捐军来了。抗捐军于是决定改变前进方向，往左到田坝罗洪家去。果基小叶丹不去，仍然径直往前走。抗捐军负责人只好随他走到队伍的前边。到了一个小坪，突然一声枪响，红军刘排长中弹身亡，抗捐军队伍因而被冲乱。在被冲击的过程中，几百抗捐军指战员，还有100多名身经百战的红军战士，都未放过一枪。在一片混乱中，抗捐军的枪被抢光，队伍被冲散。红军干部黄应龙、方忠和一些红军战士，只好到彝民家中去躲避，后来彝务指挥官邓秀廷带领队伍进驻冕宁，责令把黄应龙等交出来，后转交中央军薛岳总部押往成都杀害。抗捐军政委陈野苹当时从山林脱险，在群众掩护下去外地躲避，陈野苹的几个哥嫂全被抓进牢房，抗捐军遭到了敌人残酷的镇压。肖佩雄、彭杰、李发明等多人被杀害，冕宁城西门外一大片土地被烈士的鲜血浸成了深黑色。抗捐军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她短暂而光辉的历史。
怎样认识和评价小叶丹？
关于小叶丹是否参加和阴谋袭击抗捐军，上世纪80年代四川省和凉山州联合调查组曾做过一次全面调查，《调查报告》在肯定其“对中国革命是有功绩”的同时说:“现有材料还作不出定论”，“可能性不大”。冕宁县委党史办公室撰写的《红军长征过彝区的探讨》中曾做过这样的分析:小叶丹已保不了抗捐军。当时的情况是，冕宁北部各黑彝家支武装聚集大桥场一带，雅砻江畔的黑彝家支也来了。这些人来的目的都是盯着抗捐军的数百支枪。前一天红九军团通过时，便虎视眈眈，当发觉其力量强大后，才未动手。在彝族奴隶主社会中，黑彝家支搁私仇联合行动、对“官兵”避强食弱及对枪看得很重，如此大势所趋，小叶丹保抗捐军近乎不可能。小叶丹管辖的仅是果基家支的部分，力量有限。尽管有“彝海结盟”，但黑彝家支无论力量大小都互不统属，都为各自的利益着想。对果基家支内的其他支头人，小叶丹是约束不了的，更何况还有本家以外的罗洪、倮伍家支武装。红军先遣团歃血后顺利通过，有其自身的军威震慑，抗捐军就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因之，可以理解为，对于抗捐军的悲惨遭遇，小叶丹是爱莫能助。
红军走后，国民党要追究小叶丹与红军结盟的所谓罪责，到小叶丹家追缴红军的东西和枪支弹药，在堡子里杀了果基家七个黑彝，放火烧了几十间房子。小叶丹被迫交出一万二千两白银和一百二十头适龄母羊，他的家支和舅子也各交出了一万二千两白银。罚款摊派给全堡子的人来出，逼得大家卖牛卖马，卖娃儿来偿还。在这危机的关头，小叶丹宁肯倾家荡产，也不肯交出“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小叶丹把这面旗帜当作民族团结的见证和民族解放的希望，他将这面旗帜珍藏在背兜下面特制的夹层里，备加珍惜，四处转移。在最艰难的时刻，小叶丹含着热泪勉励自己的妻子和弟弟，不要忘了刘伯承的嘱托，不要忘了红军的恩情。他说:“只有共产党和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刘伯承我信得过，这样有信有义的军队一定会回来，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哥哥刘司令员。”他妻子对此深信不疑，一直到1952年才将珍藏的旗帜献给了人民政府，这面旗帜作为重要文物，现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小叶丹本人于1942年5月18日死于一次家支间的械斗，时年49岁。
解放初期，刘伯承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任主席的时候曾对时任西康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的廖志高说:“‘彝海结盟’是报告中央决定的，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所以‘彝海结盟’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
“彝海结盟”的伟大意义以及小叶丹本人的历史功绩，党和人民永远都没有忘记。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18兵团62军184师准备挥师南下，解放西昌之际，时任184师政委的梁文英在《历史的新篇章》一书中这样写道:“由于果基小叶丹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我们接受进军西昌任务时，西南军区刘伯承司令员就嘱咐我们到西昌后要很快找到果基小叶丹，人民政府已决定要他参加将要成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并要求找到他后，立即请他前往重庆。”遗憾的是果基小叶丹没能等到这一天。后来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副主任的果基小叶丹的弟弟果基尼迫，每次到北京开会都要拜会哥哥刘伯承，刘伯承也特别嘱咐秘书给他以特别的关照。
1993年因得到时任国务委员的李铁映同志的特别批示，果基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和外孙伍龙分别被保送到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深造。
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龚自德先生向记者介绍，小叶丹作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个彝族家支头人，能做到与红军结盟，并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帮助红军粉碎蒋介石企图使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阴谋，这是很不简单的，这个功绩不能抹杀。而且，在几支黑彝家支的武装中，小叶丹领导的果基家支对国民党斗争是最多的。
如今，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的雕像已矗立在凉山州首府西昌市的街头，这个意义已经超出了红军长征的一段往事，成为这里民族平等和团结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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