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田野工作三季度——尾声（1995-2000）大团圆
我1994年圣诞节从凉山回到美国。3个月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伍精忠所长、凉山州民族研究所的曲比什美所长、马尔子，中央民族大学的巴莫阿依和来自凉山、云南、贵州、北京、巴黎、美国的其他7位彝族学者，还有几位虽不是彝族但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社会或语言的学者来到西雅图，参加一个名头辉煌的会议：第一次国际彝学研讨会。
尽管会议的工作语言是普通话（彝族并不都讲彝语，讲彝语的人又讲不同的彝语），但我事先有点儿吹毛求疵，坚持要把它开成一个美国式的学术会议。我要求每个人在数月之前就向我提交论文，以便按规定把它们译成英文或汉文，并分发给所有与会者阅读。这样大家到会上就不用宣读论文，只管讨论就是。但我也知道尽管如此努力，但会议本身主要还是为了拉关系，而不完全是为了严肃的学术会议。年轻人会尽量不招惹老资格的人。老资格的人在发言中则将力求四平八稳，在政治上不惹麻烦。
第一天上午的会上，跟我做过田野工作的老朋友马尔子欲言又止。我就鼓励他讲。他把前人对诺苏社会分层的研究坦率地评价了一番。这一下就打开了闸门。以后四天的讨论里，他们都不再在乎谁大谁小，谁高谁低，也不再计较谁在哪个问题上正统、政治上可接受或符合标准规范。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彝族汉族对谁的论文都畅所欲言，不管作者听了是否受用。第一天讨论结束后，我开车送老朋友童恩正到他儿子家去过夜。他说：“斯蒂夫，换了汉族学者，会就开不成这样”。他简直比我还吃惊。第二天我对一个彝族老学者说我为大家在讨论中的开放和自由而感到高兴。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在国外嘛”。除了1980年代晚期简短访问苏联之外，这是他第一次踏上外国地面。
大家唯一没有异议的就是这次会议的过程几乎像一次学术会议的联谊会。我向资助单位汇报情况时说我对会议结果极其满意。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的人也来了情绪，问我能否把论文都提交给他们的学术会议纪要系列，尽管他们知道我们的会只是改进论文的研讨会（workshop）。我们跟德国的政治科学家和彝学专家王海ThomasHeberer商定下次会议在欧洲举办（已于1998年在德国的特利尔召开），然后就把年纪大些的学者送到波士顿和首都华盛顿去观光，但把马尔子、阿依和其他年轻学者留下来一起观摩《凉山Liangshan》这部记录片（？－海洋）并考察了几个学校。我们还商定在华盛顿大学的伯克博物馆BurkeMuseum举办诺苏工艺和文化展览的计划，然后又去盛顿州南部我渡假的家里吃了火鸡餐，观看了后来居上的西雅图超音速队险胜华盛顿子弹队的？球比赛。我事后从不同渠道的好几位熟人那里听说伍精忠所长曾在四年前（1995年10月）在西昌彝学会上，用高度赞许的语言评价了西雅图这次彝学研讨会。
就这样，出乎我的当初预料，诺苏人乃至整个彝族的民族志事业变成了国际化的事业。但这结局也似乎不可避免。打从我1987年在攀枝花一下火车，一想在这个地区做调查，这项事业就已经成了国际化或跨文化的事业。从那时起，我本人就必然与当地的民族学和政治体制发生瓜葛。这里的人民也就不可避免必须出台并在世界上的人类学和中国研究领域里说话。我通过跟他们合作而写的东西也就注定会与我个人“自行其是”地做田野工作所写的东西有所不同。
这种国际化对本章开头讨论的田野工作中的种种困惑都有深远含意。认识论上，我的知识永远不能完全脱离他们的知识。我觉得自己现在远远不再是他们的旁观者。这不仅因为我已经是海来木呷，不再是诺苏社会序列中的不速之客，而且因为我感觉自己在把彝学国际化和把彝族文化介绍过公众的整个项目里至少肩负着一部分使命。2000年3－9月，我、巴莫曲布嫫和马尔子共同解说的《山地模式：诺苏艺术和文化展》在华盛顿大学的伯克自然史和文化博物馆举办，2001年还要在斯德哥尔摩的远东古器物博物馆举办。马尔子在盐源办起了一个学校，阿依和我以及1988年来高坪看望过我们的李星星都是这个学校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沙马阿果特地为《山地模式》和我卷入彝学研究的过程摄制了一部电视记录片并已向全中国播出过三次。
参照我被吸收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项目之中的事实，包括我吸收中国民族学话语的事实，我也许能说我们对民族志事业权威性的宣称正在从阐释和对话转向一种新的方式：或许已经有些多声部的成份。即使完全由我个人所写的作品，例如《中国西南民族的认同之道》，里面体现的也不仅仅是对话。那个写书的“我”也已被我的研究对象所转化。这在我对米市的叙述中或许不甚明显，但我对漫水湾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是阿依和她亲戚们的叙述，而我对百务的叙述则透露着马尔子那有洞见但也略带刁钻的个人风格。我不敢肯定这是否能部分地弥补我对当地语言不甚了解这种个人能力上的缺陷。
情感上，我现在当然是全身心地卷入了这项事业。在田野里我固然还是想家或感到压抑，有时还发誓不再回来。但凉山放不过我。我不能跟它一块儿生活，又不能离开它而生活。它就象我的一门至亲，我一面帮不上什么忙，一面又是为它的荣与辱、它的得意与失望牵肠挂肚。绕着屋子一唱诺苏那首以“苏木地维沃Su-mudip-vipwo”开头的敬酒歌，我就热血沸腾。一想起伴着那曲调喝下的白酒，我就情不自禁。我对此没法采用科学的客观性，但又总喜欢计些复杂的方案来分析它。它已是我的组成部分。
至于伦理层面，妥协的问题自不待言。我不再可能是个独立或客观的观察或批评者。我跟诺苏政治精英层及中国民族学圈子里的很多人都是朋友。他们对我也有特定的期待：合作与支持、发表他们的观点、甚至帮他们平息别人对他们和他们所用方法的严厉批评。忽视这些期待就意味着研究的终止，而遵从这些期待又会违反我们学科的伦理，因为那可能对我们共同的研究对象造成伤害。无论如何妥协，人类学家还是得在集体合作项目中保持个人观点。1993年下半年的我显然曾经被与我合作的当地学者所利用。那就是我当年秋季接到的拒绝提供调查许可的信息。各位可能认为他们要求访问美国或别的好处有些过分，但我觉得他们只是按照他们关于互惠的标准和观念行事。只要我作为一个终身和不可更易的外国人而想参加这项事业，这种利用就会如影随形。它只能促使双方对互惠有更多的期待。至于村里的老乡，我前面说过这个问题暂时还不太。但这也加重了我的责任：我或我的合作者都万万不能让他们吃亏。
互惠领域里，我还没有还清所有的人情债(老邓和周副主任不是彝族，没能请到那次彝学会上来，因而直到1996年夏天才访问西雅图)。我申请更大合作研究项目的建议也还没有人答应资助。但照莫斯所讲的方式，这场礼物交换现在已经双向进行，并且永远不会达到静止的平衡点，以至所有欠帐都被尝清。1996－97年，阿依在西雅图做了一年的博士后。她的妹妹曲布嫫跟马尔子一起在我们的诺苏艺术及文化展览上作解说员，并撰写了配合展览而出版的《山地模式》的绝大部分。我在2000年8月本文定稿后心无他念，唯愿这场互惠永无终止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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