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神话/史诗”研究的三条大路——基于“西南”的视野
前不久，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一些同行有感于当代互联网学术交流方式的新变化，在微信公众号开创了笔谈栏目，取得良好反响。此次蒙民族文学研究同仁建波兄相邀，谈论一二，也算是让我这个彝族民间文学的“隔壁外行”首次就彝族民间文学研究公开置喙。
本文作者张多
一、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繁荣还是薄弱？
在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领域，“西南创世史诗群”是与“北方英雄史诗群”并驾齐驱的学术“富矿”。长期以来，西南少数民族创世史诗研究呈现出各自为政的状态，“群”的学术样貌尚未被充分、深刻地揭示。这主要受制于两方面原因：
第一方面，西南少数民族众多，历史文化关系错综复杂，光是以语族来看就有汉语族、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孟-高棉语族、越芒语族等，每个语族下属的语言相互之间都有渊源关系。因此，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若没有完备的知识、深厚的理论积淀、独到的眼光、敏锐的语文感知，绝难驾驭。更不要说众多文字体系带来的专业壁垒。
第二方面，西南地区民族多样，看起来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学术图景，但若是聚焦到单个民族，我们对其民间文学方面的学术认识少得可怜。且不要说像基诺族、独龙族、阿昌族、珞巴族、毛南族这样人口体量不大的民族，就算是彝族、苗族、壮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布依族这样人口众多、分布广泛的民族，我们对其民间文学的认识也谈不上全面、立体、深入。这一点，但凡钻进西南某一民族研究有年头的学者，大概都会深有同感！
因此，对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一言以蔽之：表面繁荣，实则薄弱！
二、为什么是“神话/史诗”？
在民间文学诸多文类中，像神话和史诗这样的文类，因其涵容广泛，常常被称为“超级文类”；又因其往往关涉民族文化的要害，被称为“人类表达文化之根”。因此，神话学和史诗学也是研究难度极大、对研究者综合知识素养要求极高的领域。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神话”和“史诗”往往不能截然二分，有的创世史诗本身就是神话，而神话本身也往往通过口头演述的方式铺陈为史诗。
因此，用“神话/史诗”一词，旨在说明西南少数民族创世史诗群、活态神话群的一体特征。对彝族民间文学而言，“神话/史诗”自然是重中之重。从横向来看，彝族“神话/史诗”是贯穿于口头传统、文字传统之间的幽深知识传承体系，与彝语支的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基诺族、拉祜族、怒族、蒙古族（卡卓语）等民族关系极为密切。从纵向来看，彝族“神话/史诗”蕴藏的历史文化记忆，与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甚至新石器时代的文明）都有着一脉相承的一体关系。比如肖远平的《彝族“支嘎阿鲁”史诗研究》就侧重讨论了古代乌蒙山区到夜郎地区的族群互动历程以及英雄史诗对多元文化的吸收。
我从事哈尼族神话研究已经有十来年，这一过程中，彝族民间文学是我无法绕开的，这也迫使我关注彝族特别是云南彝族的生活实践及研究进展。
三、第一条路：多产出精细的“神话/史诗”民族志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对彝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搜集整理的“源于口头的文本”，也整理了不少彝文典籍。在这个基础上，学界对彝族神话和史诗的认识有了极大丰富，许多经典化文本相继出现，比如《梅葛》《勒俄特依》《查姆》《阿细的先基》《西南彝志》《铜鼓王》《支格阿鲁》《尼苏夺节》等。学界对这些史诗的研究，大多从比较神话学、母题类型学、文艺美学等范式入手，而缺乏基于活态生境和长时间实地调查的民族志成果。
迄今为止，真正意义上开展了长时段田野作业、具有理论视野和问题意识的彝族“神话/史诗”研究的大篇幅民族志成果，只有以巴莫曲布嫫的博士学位论文《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以诺苏彝族史诗“勒俄”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2003）为代表的个别几种。这一数量对于彝族“神话/史诗”研究而言是严重不足的。有许多研究彝族文化的民族志成果虽然运用了大量神话和史诗材料（比如Erik Mueggler的民族志Songs for Dead Parents：Text, Body, and World in Southwest China），但终归不是以研究“神话/史诗”为旨归的本体研究。
民族志不是调查报告，而是整体性的有机的实地研究反馈，需要有文化细节，更要有理论对话。田野作业也不是专题调研，更不是呼呼啦啦一队人马到社区中肆意的刨根问底。田野是需要将研究者自身放置于地方文化的意义之网中，悬置自我，继而又带入自我、反思自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到中国某一彝族社区中开展“神话/史诗”田野作业，并产出一部有一定分量的民族志，属于高难度课题，对研究者要求很高。这也是在当今的学术评价体制语境下，不容易做到的。
四、第二条路：务实书写彝族“神话/史诗”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
前文已经提及，彝族“神话/史诗”研究，不能只懂彝族、只谈彝族，需要从横向和纵向的多民族文化中锚定彝族。彝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彝族和周边的汉族、回族、羌族、藏族、苗族、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普米族、纳西族、傣族、壮族、瑶族、布依族、白族……的交流、交融、交往，是一个复杂文化实事，不是简单比较一下就能说清楚的。
从彝族民间文学角度来关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也不宜在浅层次的元素比较、母题比较、形象比较层面上徘徊。我们应当要考虑彝族“神话/史诗”与彝语支诸民族“神话/史诗”的关系，进而掘进到藏缅语族诸民族、汉藏语系诸民族，最终融入到中华“神话/史诗”传统的讨论中去。我们也要从历史上的中国人群迁徙流动、政治文化演替、语文学演进、礼俗互动与夷夏互根、活态神话与神话主义、口头诗学与全观诗学等角度，深入审视现代中国彝族“神话/史诗”参与构筑“神话中国”“史诗中国”的波澜壮阔的历程。
与此同时，也需要从现代文艺演进的脉络中，讨论彝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经典化、国家话语、国家文化、文艺改编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学术史的、更是文艺史的。
五、第三条路：基础资料的信息化和“化零为整”
中国彝族“神话/史诗”研究，主要依赖四类材料。
第一类是彝文典籍，这里头又涉及古彝文、新彝文的问题，涉及手抄典籍和印刷典籍的问题，涉及典籍介质和书写介质的问题。在这方面，以普学旺为代表的彝文典籍研究学者们居功至伟。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1980年以后出生的青年人，精通古彝文的研究型人才极为匮乏，情形危矣！此外，在我的田野经验中，毕摩把自己头脑中的“大脑文本”写成彝文经籍，绝不是一个单纯地书写文献问题，其中关涉到中国人“口头-书写双向互动”的幽深传统。
第二类材料是口头传统的翻译整理文本，这部分文本也是现今彝族神话和史诗资料的大头。诸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这样的国家文本，都收录了不少彝族文本。这类文本主要涉及彝汉翻译、转写准确性、学术目的与文艺目的之辩证等方面问题。
第三类是比较少见的口头音像材料，也包括影像材料，如照片、录音、影像等。这部分材料分散在各个研究机构，实在是亟待整合。比如，笔者所在的云南大学文学院就有一些20世纪60年代宁蒗彝族自治县的调查照片。尤其是有关神话和史诗传承人的音像资料，目前是极为薄弱的，而这也是“与时间赛跑”的活计！
第四类是研究文献，也就是各个时代研究中国彝族“神话/史诗”的文献。这一方面，刘建波等学者已经做出学术史梳理，不再赘述。
上述四类材料，除了有一些毕摩经的纂集如《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6卷）之外，大多数是不成体系的。资料的汇集是一个大工程，没有几代人是完不成的。但是推动学术研究，必然依赖于学术基础设施。尤其是当今数字时代，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和逻辑的数据库、信息库建设至关重要。
结语
总地来说，彝族“神话/史诗”研究绝不是局限在“彝族”范畴中的小圈子学问，而是关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课题、大学问。这一领域研究不仅对“中国西南创世神话/史诗群”的研究有示范意义，更对全面认识“神话中国”“史诗中国”有关键作用。未来“三条大路”的求索，有赖于青年学者的模塑与坚守，在这方面，高等院校同行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任重道远。
2001年，正是互联网兴起的年代，彝-人-网团队便确立了构建彝族文化数据库的宏远目标，初心不改，坚持走下去。本文写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神话文学思想史研究”（23&ZD277）支持。
作者简介：张多，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学者。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论评论专委会委员等。出版《神话观的民俗实践——稻作哈尼人神话世界的民族志》等多部，曾获第十六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入选云南省高层次引进人才。研究领域为民俗学、民间文学、神话学、西南少数民族、文化遗产。
文字来源：微信公众号-民族文学学会。本公众号竭诚欢迎广大会员及专家们推荐民族文学研究及创作佳作，也鼓励各位专家学者、作家本人自荐新书。希望民族文学学会公众号成为大家共创共鉴共享的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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