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永志：关于“改土归流”问题
清雍正年间，鄂尔泰在乌蒙等地的“改土归流”，史学界多数人都肯定了它的历史作用。例如：
《云南简史》:“鄂尔泰的‘改上归流’其目的在于加强清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变奴隶主和农奴主专政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客观上起到了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巩固封建国家边防的作用，因而具有其历史的进步意义。”其中对乌蒙、镇雄是主要所指之一:
冯尔康《雍正传》:“它的出现(指乌蒙等地改流)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反映了被压迫的土民和受骚扰的汉民的愿望。主持其事的雍正和鄂尔泰，正确的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适时地作出了判断，并付诸实行，他们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蒙琰《昭通经济开发简史》:“……‘改土归流’主要是在政治上废除分封土司和世袭制，在经济上取消奴隶制和农奴制残余。这必然遭到代表奴隶主利益的土司的强烈反抗。鄂尔泰对东川、乌蒙、镇雄三处土司的联合反抗，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十天之内就平定了三个土首府。东川、乌蒙设府，镇雄设州，委派流官。”这是援引曹吟葵《昭通概说》的观点。
这些论述，其中:冯文不顾历史事实，歌颂帝王将相，似乎“解放”了土民;((简史》则将土司的历史作用转嫁给“改土归流”;蒙文对这段历史并不清楚。我们认为:“改土归流”是封建时代大民族主义的最终暴露;是大民族统治阶级对地方民族统治阶级的抛弃，是乌蒙、芒部、东川地方民族的一场灾难。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认识鄂尔泰在乌蒙等地的“改土归流”。
一、土官(司)流官，良窳难分
几乎所有评论乌蒙“改土归流”的文章，都要引用鄂尔泰向雍正皇帝的奏报:乌蒙土司“钱粮不过三百余两，而取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一子取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属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②而“改土为流”之后，按《雍正传》之说法，土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谁知“总兵刘起元贪暴残忍，……灾民之马，上者官索之，中者兵需之。不幸而妻女可观，无不嬲也。凡有薪炭入市，兵役轮抽，以为‘过税’。旧时酋目，向来自贵，今见工匠务须下马，迟则捶楚加之。大关通判刘镇宝丈量田地，苛刻为能。教授李焜管督城工，迁疏繁碎。于是远近灾民皆无生之气，有死之心。”③于是揭竿而起，怒杀刘起元等贪官污吏。可见，在封建社会，土官 (司)流官都是一丘之貉。而流官对土民(夷民) 还多一重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
二、东川、乌蒙、芒部土司对“改土归流”的态度，史书均有明确记载
《会泽县志·大事记》:“清康熙三十八年 (公元1699年)东川立知府禄氏请求献上归流。王永玺为一任知府。禄氏献土有功，东川府拨可柯、小江、娜姑三官庄田，赡养终身。”禄氏“献土”之说欠妥，东川早为国家版籍。实为禄氏见家族争袭仇杀“陈请改土归流”清史《东川府》记载，并非是雍正年间的事。 《滇云历年传》土知府禄万钟因其叔禄鼎坤绑掳抄掠等三十余案；被川督题参革职究审，只摘印官未到。是时(雍正四年)鄂尔泰“乃令鼎坤作书与刘建隆，令其劝禄万钟归滇。且慑以祸福。”回书义正辞严：“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蜀在滇，岂有分别？但念乌蒙蜀郡，少府（禄万钟)蜀员，况蒙上宪题参，印须候摘交送。若是遵三官(禄鼎坤)之言，携印投滇，则其迹似叛，迨不可从”并说“然建隆已代少府作禀，申达川宪请示去讫，倘蒙批准归滇，则星夜渡江，不敢少后。” 又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正月，滇、黔兵分道攻屯而进，禄万钟怀印奔。滇兵又攻镇雄府，陇庆候亦孩提头目，欲抵御。其母禄氏日： ‘吾家世忠良，今虽无罪，安于气数可也。”庆侯遂逃豆沙关，入蜀路也。”其实，禄万钟、陇庆候都是孩提之年，他们的祖先历来效忠于封建王朝。如乌蒙土知府禄某(万钟祖父)不授吴三桂 “伪命”，禄万钟、陇庆候亦不授鄂尔泰“伪命”，真是“不犯法度，好生志诚。”这与乌蒙、芒部主文刘建隆、王之瑜的影响分不开。王刘都是满脑子儒家思想的汉族文人，又与乌蒙、芒部土司之家世代交谊甚厚。其结果都被鄂尔山冤杀。
三、鄂尔泰将乌蒙夷民杀戮殆尽
鄂尔泰杀戮乌蒙夷民，史家多认为是土司“ 叛乱”所致。其实大谬不然。其中最惨烈的有两次：
米贴事件。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鄂尔泰派副将郭寿域率清兵五百人至米贴，将逮捕禄 永孝之妻禄氏，被夷人把郭寿域及其士兵除一 人之外全部杀光，鄂尔泰得知后大为震怒，立即派总兵张耀祖率兵进剿，“泊耀祖至，立沉命法： 在者杀，去者杀，妇孺杀，小有姿首之女子不杀， 苟稍持志节亦杀矣。汉人妻而有儿者，则其夫又 必以汉奸杀。而其杀又各不同，凿颅、批面、剁手、截足划腹抽肠、活併、生竿，极千古未有之惨酷凡三万余人。其有先匿深箐今拟投出者，闻而知不免，奋身崖壑以死，又数千余。血肉淋漓，挂于树石间者，亘十里不止。...越数日，米贴人杀尽，禄氏乃自出。至省，自缢于狱。”“是时，改米贴为永善县。” 再是雍正八年(公元1729年)，所谓“庚戍乌贼悖叛。”夷民被流官压迫、欺凌，已经到了“皆无生之气，有死之心，遂阴与(禄)万福等合谋。” 假借为总兵刘起元庆寿，里应外合，攻入乌蒙城，“起元势促，率二将官散以金帛，诱以美言。逆众不听，数其恶而迫之。及刘、马二将见杀，起元急同汪将官溃围而出。逆众袭杀汪游击于马鞍山，刘起元、杨守备于荔枝河。城中刘通判、赛知县、李教官、刘知事、陈司狱及眷属等，俱死于难。”⑥鄂尔泰闻报，调动两万军队，分三路向乌蒙、镇雄进剿。下令“分兵穷搜，务获渠魁，尽屠丑类。”清军所到之处，任意杀掳，连改流前迁入的汉族也在劫难逃。当时为清军催督士卒粮响的官吏鲍尚忠亲历这场屠杀，在其《大定府志. 平蛮后记》中说：“诛剿两月，靡有孑遗。”又说：乌蒙城“外无城郭，内无垣墙。寒冬腊月，蝇蚋扑面。举步髑髅，遍野骨骸。杯水半血，阵风尽腥。未睡辄悸，欲食先呕之境，不禁黯然泪下也。”
鄂尔泰残暴屠杀夷民之后，向清庭奏报：“统计逆党、逆首及附从凶倮前后临阵杀伤并滚崖投江自杀自尽者已万余人；擒获搜获讯明袅首及剁去右手者数千人，所获倮贼男妇分赏在事有功者亦数千人；准于安插，并暂准投诚者亦万余；其余生擒贼首贼目并应质审要犯家口数百人，押解收监。所未获大小头目共不满十人。” ⑦其实，何止“统计”之数。方国瑜《彝族史稿》说：“鄂尔泰把乌蒙、镇雄、东川的反抗斗争镇压以后，达到他设置流官的意图，但是原为彝族聚居的乌蒙地区，已被惨杀和逃亡殆尽，人口已很少。”又说：“鄂尔泰一伙的血腥屠杀，弄得人烟俱寂，鸡犬无闻。”从此，乌蒙(昭通地区)社会的主体民族再也不是夷民，“改土归流”前后成了两种社会即改流前为夷民社会，改流后为汉民社会。这两种社会失去了它发展的必然联系(出现了断流)，怎么能够说“改土归流”具有其历史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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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自陈本明《朱提经济、文化盛表考说》。
⑦魏源《圣武记》卷引雍正四年郸尔泰奏。
(3④⑤《滇云历年传》(倪蜕辑李埏校点)。
⑥鲍尚忠《大定府志.平蛮后记》。
⑦《乌蒙纪年》引《满名臣传·鄂尔泰本传》。又见《朱批》第56册。
其他引文均出自《明太祖洪武实录》和《明史》，在文中多已注明。
原载：《乌蒙彝族文化》1998年期总第4期；出自：《士司制度使乌蒙走向开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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