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环境中少数人的权利--以凉山州美姑县井叶特西乡特西村个案为例
大山深处、偏僻边远、封闭保守的特西村，面对外面世界强势而来的经济、文化、意识的挑战和冲击，没有经验可以参照，没有对象可以依靠，在周围村寨纷纷萧条败落的情况下，他们挺了过来，而且得到了发展。为此我们对特西村作了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包括三个方面：一、特西村的社区环境，文化传统、村民的生产生活状态；二、特西村面临的挑战，村民的抉择和路径；三、村民对权利的维护，社区的法律生活状况
一、少数人的环境
在中国，少数人[①] 的政治身份处于两种环境之中，一种是处在整个国家意义上的、宏观的大环境；一种是处于国家范围内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微观的小环境。在这环境下拥有两种不同的身份，其意义是不一样的。
1、当前国家的大环境
体制的结构性缺陷，法律的不健全和制度的不完善，使中国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许多结构性问题。法律法规贯彻实施难，公民权利不能保障，而政府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的思维，使追求GDP成为政府工作的主旋律，惯常、错位的举国体制工作方法和行为，导致政府主导的“改革”、“发展”、“建设”常常以激进的姿态出现，政府、国有企业和各种利益集团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欲望驱使下，各一级、级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指使、挟持国家机器和权力机构越权干预社会经济、文化、社会事务，频繁造成社会问题的扩展和复杂化，让处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公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内地沿海的资源开发、资源占有已经没有空间，也失去资源成本、劳动力成本优势，集约型工业很难再进一步发展和延续，一些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各种利益集团瞄准了西部，他们依仗资金、信息、技术实力强势进入少数人地区。在这当中，并非所有人都是以“发展”西部的眼光和智慧，为促进西部的发展来西部，而是以“开发”西部的心机和欲望，为更大的利益追求进入西部的。所以，一些人便利用西部开发政策的不完善，在争夺西部少数人地区土地、资源、市场的同时，和少数人争夺就业机会、投资渠道和投资资金。或者说，目前国家的经济发展整体处于既强势发展又竞争激烈的状态，政府难以驾驭市场，也难以控制大型财团和利益集团，市场已形成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法则，在这样的社会发展环境，一些特殊地区、一些少数人群体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处于特殊阶段。
2、当下凉山的小环境
凉山彝族到民主改革前还保持着与周围民族不同的社会形态，在这个封闭的区域，有一套独具特色的社会制度、婚姻制度、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1956年结束的对凉山的民主改革，改变了凉山彝族地区社会制度、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也改变了凉山彝族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不过，在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极端的左倾政策使中国在制度建设、经济建设方面不得发展，以致长期以来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完善，官僚制度发育不全，经济发展迟滞缓慢，整个国家积贫积弱，国计民生长期处于低水平。在凉山，意识形态的超前和法制建设、生产力水平的滞后，加上奴隶社会的基础，形成了凉山彝族地区特殊的社会环境。
一直到改革开放，凉山政治、经济、文化才有所发展，但是由于社会发育程度、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等原因，以及信息、交通、资源、生产力水平关系，整个凉山州而言，以西昌为中心的安宁河流域经济有较快发展，东部的“老九县” [②] 贫困、落后的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凉山州的贫困问题仍然很严重，到目前为止，全州17个县市仍有11个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现代社会便捷的交通和信息化都冲击、影响着彝族腹心地区，拉近他们与现代社会的距离，同时也激发了这些地区对富足生活的向往，一些人在走向美好目标的同时，也不断遭遇各种挑战，面临抉择的艰难。
但是长期以来，作为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许多关系到当地人特别是自治民族主体彝族的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时，彝族等少数人群体对此却很少有参与机会和话语权，更没有决策权，他们的生存、发展权力被忽视。长期的政策弊端积累和国家利益至上的行政思维，也不断侵害到民众、个人以及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以致发展到近年，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日趋紧张，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少数人地区的一些问题甚至形成隐性的少数人与多数人的民族间的矛盾。
在凉山，富集的资源，减免优惠的税收，政府部门操作权力的结构人群的汉族化, [③] 对内地和开发商的倾向性政策运用等，常常无视或很少考虑彝族等本土少数人的情感和基本利益，所以政府、国有企业或各种利益集团常常通过各种名目、非正常程序、低成本获得各种项目和开发权利，从而对凉山彝区土地、森林、水电、矿产资源进行“圈地”式占有和开发。他们在占有土地、资源的同时，给少数人权力、利益、情感造成危害，给地方甚至更广泛的地区带来土壤、水源、森林的污染，给环境带来持续性破坏。近几年这种典型的案例，如攀枝花钢铁集团在西昌经久建立、2011年10投产的“攀钢二基地”；江西铜业集团重组冕宁方兴稀土公司、2009年2月恢复生产的“四川江铜稀土责任有限公司”。这些项目，政府和利益集团最初都是以“花园式企业”、“零污染”（攀钢二基地语）、“最标准、最规范矿山”、“8级过滤”、“污染零排放”（四川江铜稀土责任有限公司语）等一大堆高调宣传和信誓旦旦的承诺开始，建成投产后又闭口不谈“节能减排”，长期关闭安装就绪的除尘配套设施，废水、废渣、粉尘、有害气体、有害物质大量排放的实际情况而存在。西昌经久的“攀钢二基地”和冕宁牦牛坪的“四川江铜稀土责任有限公司”已经对西昌及周边地区湖泊、土地、水源、农作物、森林植被造成严重污染，对所在地及周围人口和原住民的生产、生活、生命健康构成威胁。
违背科学、违背民众意愿，损害当地普通百姓的“发展”，对凉山州首府西昌市周边和安宁河流域散杂居地区带来环境、利益、文化、权利的问题，“发展”和“市场经济”对落后、边远、高寒、民族文化不同的彝族等少数人腹心地区也产生冲击，“开发”的无孔不入，强势经济行为的霸道也让少数人腹心地区面临环境、利益、文化和权利方面的危机。但是聚居区少数人群体没有汉区、散杂居地区的社会发育程度，没有向外交流的较多经历，缺乏市场经济的体验，而政府、国有企业和各种利益集团对凉山水电、森林、土地、矿产资源的开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在这过程中，土地征用、矿山开采、森林转卖所导致的森林消失、山原荒漠化、生态恶化的速度也在加快，特别是对凉山水电开发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造成城市之外、目所不及的大山深处山体坍塌、土地淹没、河道干涸、水源消失、植被遭破坏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些项目开展后，许多彝族村寨土地被蚕食，生产生活空间被挤压，甚至整个村寨片区的被移民，一些原生态彝族聚落消失，地域环境历史人文遭破坏，民族传统文化变异。
在这样的环境中，处于弱势群体的少数人个人、群体，其基本权利和基本利益难以得到保证。我们如何理解少数人的权利，是任由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来决定他们的留存？靠少数人的自我意识来自我救助？要发展了的地区和少数人才能引起国家的关注？
二、特西村的调查
我们选择美姑县井叶特西乡特西行政村进行田野调查， [④] 是因为它处于彝族腹心地区，它的地理位置、语言文化传统、自然经济条件、民族成分的单一都具有典型性。调查中，一些具体情况和详细的数据取自特西行政村的斯基觉（3社）自然村。
1、特西村的地理概况
井叶特西乡特西行政村位于凉山州美姑县县城以东10余公里，黄茅埂山麓的半坡，村所在地海拔2650米。在凉山，海拔超过2000米就比较寒冷，超过2300米就基本属于高寒山区。特西村处于特殊的地形环境和大凉山东部屏障黄茅埂山口，一年四季刮风不断，过去当地形容井叶特西气候的民谣说：“特西帕都，寒气降临，猪冻呻吟”，意思是，井叶特西这个地方山高风大，一年四季云雾弥漫，寒气袭人，连猪都被冻得呻吟叫唤。民主改革以前这里山高林深，人烟稀少，平常只有少量的居民在林间耕牧，冬季偶尔有劈瓦版的人 [⑤] 在这里活动。直到今天，蜿蜒而上绕过特西村一侧宜宾至西昌的省道“宜西公路”间或有车辆通过，偏僻边远、萧杀寒冷，身处于此让你觉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山高皇帝远。
特西村属于半农半牧地区，全村有4个村民小组，165户人家，共665人，其中男性人口328人，女性人口337人。农业方面，全村有承包耕地1260亩，人平2.5亩。由于气候寒冷，土地贫瘠，粮食种类只产荞麦、燕麦、土豆，连玉米都不能种，蔬菜类就只有耐寒、适应高海拔的园根（蔓菁）、四季豆和本地青菜。作物种类少，耕作粗放，粮食产量低，农业落后，仅靠生产粮食难以过上温饱的日子。
特西村的畜牧业以绵羊为主，其次是猪、黄牛、山羊、马，近年来开始牧养本地品种美姑黑山羊。高寒山区植被脆弱，草木间或的牧场面积不大，次生和退耕还林后新种林木还处于封育阶段，不能无限载养牲畜，所以畜牧养殖受到一些影响，虽然畜牧业在特西村村民经济中有重要位置，但不能达到支撑作用。
“井叶特西”这个地名的意思是“松林下削长矛的地方”，或是长有“‘井叶松’松林的旁边”，我们实地考察，这一带不仅有松树，也有灌木、阔叶林、针叶林等其他不同的树种，古老的树种似乎是冷杉和铁杉。从地名含义说明这里过去是林区是毫无疑问的，但年长的村民说，原来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在经历修公路、修县城、大炼钢铁、农业学大寨，特别是国家、省、州、县林业部门半个多世纪剃头式砍伐，原始森林资源绝大部分已经消失。我们沿特西村旁的“宜西公路”往上走七、八公里，可以看见公路两旁当年砍伐留下的粗大的树桩。值得庆幸的是，1998年长江发大水，直接威胁到长江中、下游一串内地城市安全，1999年朱镕基总理到凉山考察后禁止砍伐天然林, 实行了退耕还林政策。经过近14年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原来稀疏的林地也逐渐长出次生林，生态环境才有所好转。
停止砍伐天然林，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特西村属于退耕还林重点地区。退耕还林国家给村民每亩260斤玉米（有时是大米或小麦），2005年以后改为现金补助，每亩补助260元（240元国家补助，20元医疗补助）。正是这个政策的惠及，特西村的情况大有好转。目前，原始林、次生林、加上退耕还林，全村有山林10万亩。退耕还林前（2000年）森林覆盖率一度降至40%，目前已恢复到80%，特西村村民现在的收入主要包括退耕还林补助、外出务工工资、粮食收入、家庭传统养殖和引进的美姑黑山羊养殖、莲花白种植，村民人均年收入约7000元。
特西村的村社领导情况：村支书齐吉日诺，49岁；村委会主任恩乍古布，34岁； 4个村民小组1组组长恩扎兹布，33岁；2组组长阿余大果，50岁；3组组长恩乍依福，28岁；4组组长尼库木史，50岁。特西村居民家支（姓氏）比较复杂，165户村民有27个家支和亚家支，他们是恩乍、霍呷、齐吉、阿比、勒兹、吉伍、约其、沙马、吉则、狄狄、根其、什依、阿纽、马海、尔古、乌尔、尼库、黑比、莫色、吉略、阿体、阿着、吉火、吉克、霍嘎、阿约、惹基。恩扎有8户，霍呷有1 户，恩扎和霍呷家支在民主改革以前属于诺合 [⑥] 奴隶主，井叶特西这一带过去就属于恩扎家支的地盘。霍呷一家是十几年前才从相邻的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搬迁过来，霍呷家支和恩扎家支是联姻关系。除了恩扎和霍呷两个家支，其余25个家支属于曲伙家支和过去认为的阿加和呷西，部分家支之间是联姻关系。
2、特西村的文化特点
凉山彝族分为“依诺”、“圣乍”、“所地”三个次方言地区，三个地区的人除了方言、服饰、生活习俗不同以外，思维方式、行为举止也是大相径庭。美姑县全境都属依诺次方言地区。
美姑县是大小凉山的腹地，截止2013年年初，其总人口为24.024万人，[⑦] 彝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7%，是最为典型的彝族聚居县。美姑一直被视为依诺彝区的腹地，民间和社区保存着浓郁的山地仪式生活和民俗传统，至今仍然按其独特的传承方式发展、沿传着，较之其它地区而言，其文化变异程度较低而更具有代表性，同时也具有相当明显的族群亚支系性和地方色彩。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外来文化对美姑的影响非常微弱，所以直到今天还完整地保持着彝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彝族的宗教文化——毕摩文化和彝族制度文化——习惯法文化，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
美姑彝族本土的传统宗教与民俗文化尤其保存得系统和完整。是凉山毕摩最多、最集中的地区，历史上就出现过许多著名的毕摩和世传的毕摩家支，被誉为“毕摩的故乡”。彝族的毕摩文化在美姑得到保护的完整程度，是其他彝区所不可比的，彝族的哲学思想、历史地理、教育伦理、天文历法、文学艺术、风俗礼制、农艺医药等，通过毕摩文化的仪式传承与口头传播在这里得到展示。
彝族文化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彝族古老的制度文化，彝族习惯法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是彝族人行为、习惯的道德的规范，彝族习惯法随着彝族奴隶社会而形成、发展，是彝族人不成文、具有一定社会强制性和公共约束力的民间法律，彝族习惯法文化内涵深厚，博大精深，是彝族人珍贵的文化遗产。习惯法在美姑民间可谓历史悠久，程序完整，条文丰富，习惯法操作执行的“德古”人数众多，水平高，在社会生活中有人众基础。
井叶特西村处于依诺文化腹地黄茅埂山麓，这里依诺文化基本保持完整，在165户人家26个姓氏中，可以看出约其、沙马、吉则、狄狄、黑比、吉克6个家支都是毕摩世家出身，一些人平时就充任毕摩。村支书、村主任和4个社社长、6人组成的村民调解委员会，就有村支书齐吉日诺、村委会主任恩乍古布、2社社长阿余大果、3社社长恩乍依福4人是德古，加上村民中的德古约其尔体、阿余甲惹、恩扎某某7人组成了村民调解委员会，懂彝族习惯法的德古就占去村社领导和村民调解委员会的多数。
三、权利争取与村民自治
少数人的法律地位也处于双重环境之中，一种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的中国公民身份的权利和地位；一种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赋予的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地位。
1、国家法与习惯法
关于国家法 既然针对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和少数民族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下简称《自治法》）以及地方性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以下简称《自治条例》），《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就应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的补充性法律。但是阅读比照《宪法》和《自治法》、《自治条例》的内容，除《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对《宪法》做了不同程度的细则化，扩展、阐释具体内容，《自治法》和《自治条例》所列的主要的实质性的内容仍然没有超越《宪法》包括的范围，有一大部分条款仅是再次的重复。
譬如关于行使自治权，在《宪法》第一章总纲第四条里：“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在《自治法》序言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在《自治条例》第一章总则的第三条：“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下设区的市一级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关于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在《宪法》第一章总纲第四条里：“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在《自治法》第一章总则第十条中：“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在《自治条例》第一章总则第十条：“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州内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关于资源开发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在《宪法》第三章第六节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第一百一十八条里：“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在《自治法》第六章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第六十五条中：“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进行建设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作出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安排，照顾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国家采取措施，对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自治地方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在《自治条例》里缺。
我们在这里只列出了3组相同内容的条款，这里简单罗列这些条文，并不是说，《宪法》和《自治法》、《自治条例》针对少数人赋予的权利、义务不全面。《自治法》和《自治条例》还有许多条款赋予了民族区域自治地区主体民族更多、更详细的权利和义务，对少数人的法律关照十分充分，为什么在少数人地区仍然存在如我们调查社区那样，以民族传统法律文化自我保护和争取权利的村民自治模式？
《宪法》和《自治法》、《自治条例》重合的条款，强调了这部分种权利和义务是基本的和重要的，任何一条一款对凉山彝族地区，特别是像美姑县井叶特西这样的腹心地区都有法律指导意义，但是现实中特西村的村民他们拥有什么权利，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村民自治模式是否符合宪法所规定的？《宪法》、《自治法》、《自治条例》等国家法对少数民族文化是否真正具有普适性和包容性，是否正视到长期以来国家法执行中遭遇的权大于法、执行难、诉讼成本高、周期长、贪赃枉法现象常见的尴尬。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三条就包括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的内容，当然，“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这一条，在1975年版、1978年版《宪法》里都没有，直到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1982年版才加入了这个方面的内容。
但是，就是1982年版《宪法》也过去30多年了，在国人意识里，宪法不仅没有可诉性，甚至缺乏起码的权威，《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对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对少数人在法律实践方面也就没有形成应有的影响。
彝族习惯法 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彝族习惯法的内容本身是彝族文化传统组成的一部分，是一种民间生成规则，它体系完备，内容详细周全，理性化程度较高，“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巫术和仪式主义阶段而主要受实用理性的支配”，[⑧] 以规定权利、义务的方式确定乡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借此调整和解决社会冲突，是彝族法制的典型体现。彝族习惯法至今仍在民间活态存在，继续在族群内部运用实践，并在彝族民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在过去，国家通过模仿和强制性手段，而非继承和社会进化的手段推动法治的发展时，习惯法作为一种源于本土的“地方知识”就不再被看作是法治构建的资源，而被视为法治发展的障碍。政府整个法治的构建过程，都在不断地将习惯法推到与法治建设和国家法相对立的另一面，否定习惯法本身进而否定习惯法的作用，这就失去了许多不同民族的具有特色的经验和知识，这些经验和知识对于国家法律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构建无疑是非常宝贵的。
2、个人权利和族群权利
在田野调查中，课题组碰见一辆轿车在通向特西村的公路上时走时停，车上3人是浙江人，他们从美姑县城出来，沿路向公路两旁的村民打听有没有山林出卖。当地人告知，已经有浙江商人以每亩40元的极低价格买走村民的山林（林权）。之前就有外省商人以极低的价格买得山林后，再以山林在当地银行抵押贷款，贷得款后开展其他生意买卖。这种方式用彝族话说就是：“瓦聂色瓦迟”（用鸡的毛来烧鸡），意思就是空手套白狼。这种现象这几年在凉山很常见，纵是深山老林、穷乡僻壤也有形形色色的外族、外地商人、机会主义者四处游荡。实际上，他们既没有带来应有的资金、也不承担实质性的风险，对如井叶特西等少数人地区的经济更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他们以极低的价格，轻易地就把穷乡僻壤贫困山民赖以生存、价值仅有的——山林掠夺，再倒卖、抵押、套现，把贫困地区少数人的钱赚走。
前几年，极度的贫困导致一些人不免做出只见眼前小利，不顾及长远利益，杀鸡取卵的行为。林权的转让或称之为山林买卖，最初主要是在特西村的邻村进行，到后来特西村也有人开始变卖，买主也扩展到外乡、外县，对象包括区乡干部州县干部，再后来就是外省的商人。许多乡干部和村组干部被外地商人一点蝇头小利收买就同意把集体或个人的山林出让。包括特西村的一部分、特西村周围或更远的地带，尽管村民们还住在这里，许多山林已经卖的差不多，山林的主人变成了外地人或外省人。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些地区本来农业就落后，大片的原始森林没有了，靠打猎、采集的副业十分有限。牧业也难以支撑家庭经济，有村民把自己的家产、土地、山林转卖后，就移民外迁。他们认为变卖了家产、转卖了土地、山林，可以找到更好的地方居住。特西村也有人变卖了家产、转卖了土地、山林搬迁走了。[⑨]原本就贫困，还要变卖土地、转卖山林， [⑩] 我们且不说村民转卖集体所有的承包地和山林，或者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益集团、外地商人私下大量购买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山林的合法性，这种低价转卖土地、山林的行为，侵害到了特西村村民的权利，而且由于失去土地、山林、失去家园的疼痛也直接伤害了村民的感情，也失去了基层老百姓对国家、对政府的信任。失去家园、失去社区文化环境，不仅破坏了一个社区生产、生活秩序，也破坏了一个族群宗教、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生存空间，破坏了族群文化环境的完整性，也是对如特西村村民个人权利和社区群体权利的侵害，剥夺了少数人社区存在、发展的权利。
特西村一部分村民低价变卖家产、转卖承包地、山林，移民搬迁，捏着那点缩水的钱搬迁走了。当时的基层组织没有发声，没有主动起来干涉，他们也无能为力。但是村里一些彝族习惯法调停人——德古 [11] 站了出来，这些人在关键时候能站出来，担当责任，主动组织村民自我救助，正是彝族文化的个性特征，符合彝族社区自治、自我管理的彝族文化传统，是彝族传统文化和与当今以汉族文化为底色的国家文化的最大区别，也是少数人传统文化保护在精神方面的价值所在。
特西村村民自救的第一步，就是以民主选举的方式推选新的村社领导。在选举过程中，懂彝族习惯法的德古得到了绝大多数村民的信任，如现在的特西村的6位村长、社长，就有村书记齐吉日诺、村主任恩乍古布、2社社长阿余大果、3社社长恩乍依福4个人是经常参加民间调解的人，在民间纠纷调解、案件判决中充当德古角色。民主选举出村社干部后，特西村又选举成立了“村民调解委员会”，由村支书齐吉日诺、村委会主任恩乍古布，1社社长恩乍兹布，2社社长阿余大果，3社社长恩扎依福，以及约其尔体、阿余甲惹两位村民7个人组成，彝族习惯法知识更为出色的2社社长阿余大果任主任。
德古为主的村民调解委员会，把习惯法和国家法、政府的政策法规结合起来参与调停社区事务，如村社分荒山、修房集资、评低保户等，聚拢了村民，团结了社区。
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和村民调解委员会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形成乡规民约，劝导制止本村村民不卖树、不卖土地，不要把自己的山林转卖给外地商人；有移民走了的，土地和山林也留给本社，社里再分给大家，有人来买也不卖。第二项要务是组织村民种树，种落叶松、冷杉、云南松，退耕还林，恢复生态，保护环境。退耕还林种的落叶松生长快，但防火任务也重，通过这些，村民们还认识到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村里做出的这些乡规民约保护了老百姓的资产，保护了集体的资源，也维护了村民个人和群体的权利。所以一直到现在，特西村一亩土地、一亩草场、一亩林权都没有出让。他们继续种树，封山育林，经过多年不断的努力，现在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恢复。井叶特西乡政府后面有个外地人开的石膏粉厂，原料的开采破坏植被，污染水源，危害环境。受到特西村环境保护的影响，乡政府出面干涉，关闭了石膏粉厂。
以前乱砍滥伐导致特西村山头林子中一股水源干涸，在不断种树、恢复植被后水源恢复，又形成了一汪湖泊、一小片湿地，现在冬天也不干涸，流出哗哗的清泉滋润碧绿的草场和绿树，使得这里春、夏、秋三季景色变得优美，节假日天气好的时候，还有远在美姑县城的人到这片林子出游。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村委会探索经济发展路径，村里每规划一个项目，都通过民主方式，争取通过村民大会，征求每一个村民的意见，而不由权力大小、有无职务来决定，村长、村民的意见一样受到尊重。如对上级、政府下达的任务，国家推行的项目，村委会也征询村民的意见：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国家项目，这个项目对村民个人和群体有什么影响，征得村民同意了再上报县里。如种莲花白的事，就是经过村民大会讨论后决定以合作社的方式种植、管理、销售的。他们把莲花白买到宜宾等地，由于这里的莲花白生长期长，无污染、口感好，很受外地顾客欢迎，他们也因此也打开销售门路，扩展了市场。借此他们在县工商局注册了“富乐蔬菜公司”，现在又在申报“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种植莲花白的项目获得成功后，他们又增加了适合本地饲养的美姑黑山羊项目。村民自治带动社区发展，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如省里组织扶贫工作培训班就让村支书齐吉日诺参加。参加培训到盐边参观热带水果种植和产业规划，主要参观考察芒果的种植栽培技术，齐吉日诺考察时认为，特西村连玉米都不能种，考察芒果等热带水果种植栽培技术与特西村风马牛不相及。后来，有德国农业专家来特西村考察，又建议他们种胡萝卜，认为胡萝卜的营养价值高。但是针对中国人对胡萝卜的消费量和消费习惯不同于外国人的情况，经过村民委员会和村民调解委员会的讨论，再征求所有村民的意见，大家认为，还是继续种已经在外地打响招牌，形成品牌的莲花白。
特西村做出了成绩，县政府决定把特西村的三社作为“示范村”，还硬把一个高寒、边远山区村寨纳入考评对象，从前年开始，县环保局每年考核乡上的城乡环境工作，还必到特西村检查村容、村貌、环境卫生。
3、文化选择及文化保护
文化选择 1956年在凉山开始的“民主改革”是要消灭阶级，改变社会形态；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又否定宗教和少数人文化传统。社会变迁、政治上的极左，文化上的极端主义让彝族等少数人文化遭受了浩劫。改革开放后，彝族文化得以喘息，但又直接面对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改变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价值观，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并没有得到严格意义上的权利的维护。
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不可能轻易放弃，特别是处于特殊环境的时候，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漫水湾：汉区里的诺苏族群性”》[12] 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漫水湾村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只有几公里的路程”，“安宁河流域的南北国道和成都至昆明的铁路干线两条巨龙，齐头并进，纵贯全村”，“离村三四公里处有一小型火车站，站名也叫漫水湾。深夜，从成都驶来的列车呼啸而过，轰鸣声、汽笛声震得整个村子都在颤抖。可是几天以后，你就会习惯这种声音，不再被吵醒。”“如果不细听人们的谈话，没人会想到自己已置身于一个彝族人的村落里。”他们住的是“地道的中国汉族传统庭院”，“大门上贴着鲜红的汉字对联”，生活“在汉族人的汪洋大海中”。
汉族人的汪洋大海中的漫水湾村，108国道和成昆铁路纵贯全村，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只有几公里，离西昌机场只有24公里，离西昌仅48公里，不仅在少数民族地区，就是在整个中国来说也是离现代化最近的村庄。从物质生活和其他许多文化特点上看，这个68户的村子的确可以与普通的中国汉族村落等而视之。在漫水湾，彝族人已吸收了大量的汉族文化，只保留着很少的彝族文化特征。虽然他们不是以家支血缘关系来达到自我管理，但是他们说彝语，保留着彝族传统的灵筒位置，仍然保留着彝族的文化。他们强调这些文化特征，抵制同化。
漫水湾村对彝族文化根的保留，是触动人灵魂的，在文化选择方面，彝族腹心地区的特西村，强调和表现的是更具文化代表性的制度文化。正因为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在腹心地区也就不可能是孤立的个案。
美姑县依果觉乡处洪觉村（也叫莫尼觉） [13] 也属于退耕还林生态保护区，全村有160户，620人。村支书甘解放，44岁，2007年当选；村主任甘卓诺，43岁，2011年当选；村副主任甘玛依，60岁；本村5个社，1社社长尔惹恩基，40岁；2社社长甘拉基，63岁；3社又叫德补觉，社长惹史坡都，44岁；4社和5社同在一个叫尼美觉的自然村，社长分别是甘木呷和的惹石者。处洪觉村村民的家支也比较复杂，160户村民有15个家支，他们是甘、的惹、尔惹、莫色、吉尔、阿库、沙马什耶、吉布、吉略、阿西、阿纽、阿耳、尔史、古尔曲比、吉耳。甘家支有23户人，属于诺合家支，甘家支在民主改革以前属于诺合奴隶主，过去依果觉乡这一带属于诺合甘家支势力范围。其余14个家支137户分别属于曲伙家支和过去认为的阿加和呷西，家支之间也有联姻关系。
村支书甘解放和村主任甘卓诺介绍说：本村民改以后开始伐木，部分是修洪溪县城， [14] 部分是国家征用。修洪溪县城时桌子粗的一棵树才2角钱，一直挨着砍，现在除部分山顶留有少量原始森林，几乎全部砍光。1998年以前我们就少量地种过松树，国家提供树苗，树苗活了给自己，种了大概2000多亩，成活率70%，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1998年以后停止采伐天然林， 2000年开始退耕还林，每亩给200斤大米，2004年开始不给大米，改给每亩260元钱，退耕还林成活率95%，成活率高的原因主要是不断补种。本村人少树多，泥石流灾害比其他地方少。不过，修“美马”（美姑到马边）公路对生态危害比较大，许多森林被泥石流冲毁。
处洪觉村的村、社领导也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村支书、村主任、副主任、加上5个社长，8个人中就有村支书甘解放、村主任甘卓诺、副主任甘玛依、1社社长尔惹恩基、2社社长甘拉基、3社社长惹史坡都6个人是德古。不过处洪觉村选举是在特西村之后，所以处洪觉村土地、山林转卖的情况比特西村严重，盲目搬迁移民的人也比特西村多。如处洪觉村3社25户人家，就有20户以每亩70元的低价把2000亩山林卖给了外地汉人；4社33户人家也以同样的低价卖出2000亩给外地汉人；5社也以同样的价格卖出2500亩。卖山林时只看见来自候播乃拖的彝人中介，没有看见外地的汉人。发现村民卖山林，村支书甘解放就和村主任甘卓诺以及村里的德古一道出面干涉，但是村民不听，坚持要卖，县里知道了也不支持，只说：“社员同意就没关系，不同意就不要强行卖。”像特西村一样，处洪觉村、社领导和德古们的工作比县里的领导还负责。
文化保护 当前，少数人聚居区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比如在彝人社区，习惯法和国家法已同样成为社区法律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这些社区，一部分彝族传统文化表现十分活跃，面对变化的物质环境，习惯法等文化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反而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但是物质性改变对另一些文化还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比如住房和居家习惯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引起宗教仪式、民间习俗、亲情关系、民间文化传承的变化。
我们以特西村村民住房的改造为例：2001年的时候，整个井叶特西的老百姓都十分贫困，他们居住的全是传统破旧的瓦板房，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仪式习俗，他们的文化氛围也是传统而自然的。2004年开始，特西村被县里纳入“扶贫新村”、“三房改造”、“新农村建设”等规划项目，政府统一为村民提供盖房的瓦，将村民的土筑墙、土掌房统一改造成砖墙西瓦的小庭院，并指导他们在哪里开窗，在哪里砌灶。“三房改造”以后，绝大多数村民都盖起了彩瓦或小青瓦的瓦房，实行了“人畜分居”，[15] 之后政府又把特西村作为“示范村”。
政府的介入，使村民的居住条件、生活质量都有很大改善，连以前搬迁走了的人也想回来。在改造住房的同时，也要求村民改变生活方式，比如政府要求村民的新房要开窗，要砌灶，不要用火塘，对此许多村民不愿意。火塘不仅仅是彝族人取暖、做饭的地方，火塘是一家人交流、小孩听故事、背家谱，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中心，是过年、过节敬供祖先、宗教仪式时也离不开的设施，火塘与彝人的生活、文化、习俗息息相关。现在新修的房子没有火塘，地面变成了光滑坚硬的地板砖，做仪式时，牵来毕摩面前站立的羊子在地板砖上站不稳，羊子也不爱抖动全身。 [16] 没有火塘，做仪式时生烟、淬石 [17] 都无法进行。又如，火塘上方的木柜既是放食物餐具的橱柜，也是敬供祖先的神案，现在室内格局发生变化，电视机放在了重要的位置，看电视代替了聊天、听故事、背家谱，代替了家长与孩子、孩子与孩子的交流。家庭生活在内容和方式发生了变化，家庭的亲情、氛围也被淡化。
民族之间文化是有区别的，无论是宗教文化、法律文化、还是其他。就说法律文化上的，彝族习惯法注重双方之间的社会关系，调整和解决社会冲突，理性化程度比较高，与其他民族相比，审视角度、思维方式、处理方法都有很大的不同。如处洪觉村的德古就处理过这么一个案例：
一个小青年投了邻居一只鸡，他把鸡拿到集市上卖，把钱花了。不久，鸡的主人知道是谁偷了他的鸡。鸡的主人很担心，因为按彝族习惯，偷鸡是很可耻的，一旦事情败露，偷鸡贼可能因害羞而自杀。如果自杀，就是一条人命，鸡的主人很可能因此而赔偿人命金。所以，鸡主人必须买酒请偷鸡的人喝。意思是劝偷鸡的人不要烦恼，没有什么大不了，想开点。只要鸡主人这样做了，就是出事，自己也减轻了责任。
鸡的主人就悄悄找到本村的德古，告诉德古这件事情。德古知道后，劝鸡的主人马上买酒去给小青年道歉说清楚。鸡主人卖了酒悄悄来到小青年家里，请小青年喝酒，并劝他说，这事没关系，不要有压力，千万不要想不开。之后，鸡主人才放心地离开。自己偷鸡的事败露后，小青年很羞愧，鸡主人悄悄来向他道了歉也保了密，精神上减轻负担的同时，知道自己错了，也受到了教育。
在外族人理解，只要没有羞辱偷鸡贼，没有动手打偷鸡贼，就是偷鸡贼死了也和自己没关系。两种文化不同，就这个事来说，用国家法或不同民族的民间法来处理，其结果会大不一样。
33岁的特西村会计齐吉拉日说，现在全村都有了电视，没有了火塘。[18] 大家每晚都看电视，有客人、做仪式才关掉。电视里放的都是外族、外来的文化，最干净的节目就是新闻联播，看新闻联播时，自己拿遥控器，其他节目或文艺节目时小孩拿，大人就不看了。除了这些，还有现在村里青年人70%都到外地打工，男人到山东、山西，女性多到沿海，一个村子只有十几个人在家，村里有个红白喜事连帮忙的人都没有。一些年轻人出去打工才几个月，回来相互间就说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还不说彝话，其实这里一个汉人都没有。衣服也是，现在红白喜事时大家才穿彝族服装，平时都穿汉人的衣服（时装），穿彝族服装的人越来越少。
特西村还只是一个原处进行三房改造的“扶贫新村”，那些整体搬迁，离开乡土，移民到其他地方去的人，就完全被改变了聚落，被改变了文化传统和文化环境。
少数人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尊严受到挑战，时间长了，仪式、习俗被简化、异化，继而被替代、被边缘化。许多问题原来未能预见，或是发展中才发现，这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但是解决它没有标准答案，却有多种途径，有些要根据实际，提倡创新不能一味简单走老路，在2013年起点做的事，就应当比别人当年做的更好，更人性化，更应关照弱势群体，关照少数人的利益。
四、自治模式与制度思考
民族区域自治在政治生活中本来是一个中性、正常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但是实际上，在我们国家主流社会和很多官员的口里，它却成为了一个带有负面色彩的词，就是说，你一提自治许多人就紧张，很大一部分少数民族官员自己一说到民族区域自治也掖掖藏藏、羞羞答答，底气不足。长期以来法治的缺失，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的困难等法律问题也是症结所在，长期以来的人治社会，使主流社会在政策上、意识形态上，价值观念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就以西部开发为例，国家对西部少数人地区的政策有些是成功的，有些有待商榷，因为我们首先得明确西部少数民族发展的指导思想。我们回到基本权利的话题上，对中国的西部，是西部发展而不是西部开发，西部是少数民族的家园，不是未被开发的处女地。今天，国家的综合实力在不断加强，中国的经济建设在迅速的发展，然而一方面是国家的高速发展，一方面却是少数民族的贫困。修建电站、水库、公路、高速路、矿山开采、城市化建设中，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山林、宅基地资源，使许多人失去土地，失去家园，也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和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迫使许多人搬迁到条件更差的地方居住，甚至失去土地或背井离乡。凉山州州富民穷的现实正是我们国家国富民穷的缩小版，政府、国有企业和各种利益集团有义务合理补偿老百姓的即逝利益。我们调查的特西村暂时没有面临大量的移民、整体搬迁，集体性失地、失家园的问题，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大环境下，还是出现了出卖土地、林地这些他们赖以生存、仅有价值的经济来源的情况，出现了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现象。
在对西部少数民族的发展中，第一个不能轻易让少数民族失去家园，如果失去家园应该保障他们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来源。比如是否可以考虑以被征用的居住地土地、山林等资源入股的方式，靠自己养活自己，而不是靠国家长期而有限的施舍。靠自己的资源优势入股得到的回报使他们生活得心安理得，也保持了自己的尊严。而凉山近年来修建的大桥、锦屏、官地、溪洛渡、二滩、三滩等大型水电工程都是高回报的项目，政府、国有企业和各种利益集团在这里开发，在这里谋利，在占用这里的自然资源，在改变这里的生态环境，为什么不能采取这种方式，让百姓分一杯羹呢？这应当是国家的义务，也是国有企业和各种利益集团的社会责任。
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政府在对民族聚居区进行经济开发，自然资源利用时，应当从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的角度关注当地少数民族的利益和权力，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在关系到当地少数民族生存方式、生活秩序、利益划分、可持续发展、民族文化改变等重要问题时，就应遵守国家法赋予自治地区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力，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上给当地少数民族更多的参与机会和话语权。
一个民族不仅存在于衣食住行和柴米油盐中，他还存在于思想、信仰、精神、和文化之中。只有保持了这一切，才是真正意义的民族。就像对少数民族要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一样，既然国家早就意识了解这一点，说明国家历来是尊重和关照少数民族利益的，也说明少数民族有值得尊重和需要保护的必要，有值得尊重和需要保护的东西，包含习惯法为代表的彝族法律文化。
特西村这种村民自治模式脱胎于彝族习惯法中的原始民主，一种存在于彝族家支社会的法律文化，它在结合了现代国家法的方式中得到了机会，得到了部分的传承，而这种村民自治模式是否应该完善和推广，政府对此怎样看待？这些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正视，也难以得到明确答复。政府对特西村和处洪觉村在经济发展，社区稳定的成绩作了肯定，但是对村民用习惯法选举村社领导，村社领导用习惯法管理、规范社区事务却还王顾左右而言他。其实，事实和效果还是不错，也并不会令人十分担心。
梳理一下历史也能知道，文化的起源和文化是怎样走到今天的。先有民族再有国家，国家起源于民族以后，“民族区域自治”正是根据民族的特殊性产生的，所以，“民族区域自治”肯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村民自治也是彝族腹心地区的具体环境产生的。世界是变化的，想把一个状态完全锁定是不现实的，也不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区域自治就如婚姻家庭亲属关系一样，婚姻也是自治的方式，家庭就是一个自治的最小单位，就像法律上，《宪法》之中有《区域自治法》，《区域自治法》之下又存在《自治条例》，《自治条例》之下又出现了如特西村这样的村民自治模式。
我们说自治权利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国家的主体民族给的，一个是自治民族争取的。国家主体民族给予的权利不能看着是施舍，而是一种基本义务，因为主体民族不能把一个不同的民族硬性同化在主体民族中。少数民族要保持自己的各种特性，这就需要民族自治。反过来，自治民族得到的权利，也不能被看着是特殊的待遇，因为这是一个民族保持自己文化所享有的权利。我们甚至理解，这种自治的模式可以具体到一个社区，一个族群。少数人跟国家的关系，也应当有双方的自主性，也就是自治，延续到国家法与彝族习惯法上也是。
宪法中赋予自治地区的自治民族有高度保持自治民族文化的权利，民族区域自治就应包含对民族性的认可，并在此基础上对自治地方的社会进程、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保护有参与和决策的主导地位，以保障自治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但是长期以来，彝族文化在自治州区域内并没有真正形成这种社会现实，更多的时候，就像政治结构和经济基础一样，汉族文化仍然占据着凉山的主导地位。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不应当是以汉族为主的主流社会的配角，也不是政府的一道少数民族风景线，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群体实实在在的内在情感和外在表现，是少数民族赖以为生的文化衣钵。改变他们的文化，就是改变他们的情感，改变他们的信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这种改变对每个民族来说都是触及皮肉和灵魂的。
学界在研究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如土地权利保障的路径、资源、方式和策略的时候，多半运用的是国家和汉族的经验材料和知识。但是，这些基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经验和知识得出来的结论在广大少数民族农村并不完全适用。在很多少数民族村寨，它并没有带来理想中的法治秩序，反而带来的是更多的文化冲突和对抗。[19]由于西方式的法律制度在汉族农村地区并没有适宜的社会文化基础，当它借助着国家强力进入这部分区域后，带来的并不是理想中的法治秩序，而是法律越多，秩序越少的社会现状。同样道理，凉山彝族人对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的认知，以及包括对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关系，对生态环境变化带来的文化态度，也有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认识态度。
参考文献：
注 [①] ：中国称“少数民族”，国际上称“少数人”，“少数人”概念具有相对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解，17世纪指基督教世界中的异教徒，即所谓的“宗教上的少数”。 19世纪之后扩充到“宗教、种族、语言上的少数”；二战以后，少数人问题渐渐成为国际法所关注的重要问题，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规定：“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对少数人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凯博多蒂（Capotorti）在1978年《关于隶属于种族的、宗教的和语言的少数人权利研究》中对少数人给出的定义：少数人是那些数量上居于少数，政治上不处于支配地位，在人种、宗教和语言方面具有不同于他人的特征，并且具有维系自己文化、传统、宗教和语言向心力，居住在一国领土上的国民。西格勒认为：少数人是数量上具有一定规模，在肤色、宗教、语言、种族、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同于其他人特征，由于受到偏见、歧视或权利被剥夺，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长期居于从属地位，国家应当给予积极援助的群体。周勇2002年4月，（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少数人权利的法理》一书(P15)中认为，“要确定什么样的群体构成少数人，首先要将在国家法上具有完全的自决权的‘人民’群体排除出去，这样，才能对少数人权利主体的描述更加清晰。”根据以上观点个人认为，国际上的“少数人”与中国“少数民族”的划分有部分内容的差别，但“少数人”包容了我国“少数民族”划分的所有要素。
注 [②] “老九县”指1978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和西昌地区合并前，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昭觉、越西、甘洛、喜德、普格、布拖、金阳、美姑、雷波9个县。
[③]长期以来，凉山州少数民族干部比例大大低于人口比例，其中西昌市和凉山州州级机关经济、金融、财政、水电、城建、税务、工商等部门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极低，部分关键岗位尤为突出。到2010年10月底，全州总人口4532809人，汉族人口2155357人，占47.55%；少数民族人口为2377452人，占52.45%；其中：彝族人口为2226755人，占49.13%〔凉山州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期），《凉山日报》2011年05月24日〕。彝族人口已超过汉族人口。但是到2009年底，全州公务员为22125人，少数民族9448人，汉族占公务员人数的57.29%，少数民族仅占公务员人数的42.68%，汉族公务员人数比少数民族公务员多14.61个百分点；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为11859人，其中少数民族5251人，汉族占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的55.72%，少数民族仅占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的44.28，汉族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比少数民族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多11.44个百分点。而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公有经济企业分行业经营管理人才、国有经济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少数民族所占比例更少。
[④] 我们对特西村的第一次田野调查是2012年2月19日，最近的一次是2013年4月17日。
[⑤] 过去凉山彝族传统民居多是土掌房，屋顶盖的是直接用杉木劈成的木瓦版。
[⑥] 民主改革以前，凉山彝族社会实行等级制度，社会成员被分为兹莫、诺合、曲伙、阿加、呷西五个等级，也有称土司、黑彝、白彝、安家娃子、锅庄娃子五个等级，兹莫、诺合是统治阶级，曲伙、阿加、呷西是被统治阶级。
[⑦]《凉山日报》数字报2013年9月11日：《美姑：统筹发展人口与计生事业》。
注 [⑧]梁治平：《清代习惯法：国家与社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
注 [⑨]森林资源消失、植被破坏、失地造成的凉山地区农村陆续出现的移民搬迁，一部分人成为了后来西昌、攀枝花城市周边、以及德昌、米易、盐边等地出现的“盲流”，这些人受到上述市、县政府，特别是攀枝花市政府以政府行为的捣毁房屋、庄稼的暴力驱赶，以致1999年发生大量被驱移民到北京中央机关上访的事件。
[⑩]中国实行的是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土地所有权性质分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两种，《土地管理法》第八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九条规定“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可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第八条第二款：“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任何组织单位，个人都无权私自买卖”。
[11]德古，彝语发音，指彝族民间知识渊博、阅历丰富、能言善辩、办事公道、品德高尚、熟悉习惯法内容，能按习惯法公正调解纠纷判决案件的人。
[12]〔美国〕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著 巴莫阿依 曲木铁西 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第108—112。
注 [13]我们对依果觉乡处洪觉村最近的一次调查时间是2013年4月16日。
[14]洪溪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旧行政区划名。位于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境内，1956年以凉山的益各脚地区设置，治益各脚（今四川省美姑县依果觉乡）。1960年撤销，并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
[15]彝族高寒地区，为了猪、牛、马等牲畜越冬保温、少掉膘，幼崽不受冻以及防盗，常在人居住的屋内挨近门的位置隔离一处作为牲畜圈。
[16]做仪式念经是禳灾求福，如果羊子全身抖动了，说明有神灵感应，做的仪式才会有作用，如果羊子没有抖动就认为没有效果、不吉利。
[17]生烟，淬石是彝族做宗教仪式时的两道程序，生烟是仪式开始时在屋外门口生一堆火，冒出青烟，主人家要做仪式了，通知神灵护法；淬石是屋外门口生烟后，从家中火塘里钳出烧烫的石头，在毕摩和围坐好的主人家面前，把石头放进装有少许水的瓢里，将散发热气的瓢围主人家转一圈，然后出门泼向屋外门口的火堆，意思是净宅除秽。
[18] 还是有十几户人家水泥地或地板砖上挖了火塘。
[19]当前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与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20世纪初汉族农村地区所面临的情况很相似。（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巴且日火，彝族，四川省凉山州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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