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在蒙自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
蒙自县位于云南省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 距省会昆明290公里。蒙自是一个多民族的县，彝族人口102063 人(2006年统计)，占全县总人口330355人的31％。彝族是蒙自 的土著和主体民族，有尼苏泼、濮拉泼、姆基泼3个支系；聚居 于坝区文澜镇(城区)、雨过铺镇、草坝镇和山区西北勒、冷泉、 水田等乡镇，聚居于蒙自坝区4个乡镇中的文澜、雨过铺、草坝 等3个乡镇的彝族尼苏泼，就占了全县彝族总人口的63％，由于 历史原因，彝族聚居区占云南第6大坝子之一的蒙自坝区总面积 的80％以上，与个旧市大屯坝、开远市大庄坝、开远坝连成一 片，为云南省最大坝区彝族聚居区，时至今日，蒙自坝区彝族聚 居区仍然为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地区之一。现蒙 自城区彝族人口占城区总人口的10％，与周边县市相比，城区、 坝区彝族的人口比例，在云南省县市中为最高，彝族濮拉泼聚居 于西北勒、冷泉、水田等山区乡镇，彝族姆基泼聚居东南部山区 冷泉镇兴隆至水田乡斜坡一线，彝区占全县总面积的60％以上， 坝区彝族尼苏泼聚居乡镇是蒙自水稻、蔬菜、果林、烤烟、甘蔗 的重要基地，其中彝族尼苏泼所居草坝镇被誉称为“滇南粮仓”， 草坝大棚辣椒远销省内外，在彝族濮拉泼聚居山区西北勒乡、水 田乡至今仍为全省重点扶贫乡，现经济基础依然较为薄弱。元、 明、清时蒙古、回、汉、壮、傣、满、苗等民族相继进入蒙自彝 区，但人口比例不高，所以未能改变彝族在蒙自人口中的主体地位，现蒙自人口为首的汉族，在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也 仅占全县总人口的8．16％，据有关地方史料人口记载，清未彝族 人口仍占全县总人口的70％以上，一般来讲，作为蒙自的主体民 族，必然对蒙自历史进程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回顾蒙自历史，彝 族在蒙自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中，都留下较深刻的历 史烙印。1952年人口统计，由于城区、集镇、山区大量彝族人口 被统计为汉族；城郊、草坝、鸡街(今属个旧)、大屯(今属个 旧)部分彝族被统计为壮族，改变了彝族在蒙自民居中的主体地 位，退居为第二位，彝族成为少数民族，人口次于汉族，但作为 开辟蒙自的先驱或创造蒙自历史文化的主角民族，其功绩是永远 不可泯灭的。本文就彝族对蒙自地名、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试作探讨。
一、彝族是蒙自最早文明的开拓者
蒙自彝族历史悠久，据马鹿洞发现1万年以上旧石器晚期蒙 自人化石揭示了蒙自土著民族历史的悠久，也为彝族流源北来说 还是土著说的论据中，为后者提供了直观证据，也为彝族流源土 著学说提供重要强有力的依据。据彝文《苏颇》等历史典籍记载 和推算，蒙自彝族历史可追溯至母系社会35代时，即公元前2000 年，西周末的蜀洪水时期(约公元前9～8世纪间)，彝族父系第 31世祖笃慕时遇洪水泛滥(实为战争)，祖笃慕率领彝族先民从 原来金沙江或长江一带居住地“液那”和“尼知12域”迁移到 今东川洛尼白(山名)一带居住，笃慕妻3房，子6人(实为7 人)，洪水退后，笃慕以2子为一盟的形式，其众分为6支迁居各 地，其中长房生子慕雅切、慕雅考，向“楚吐以南”发展成为武 乍两个部，分别于滇东北和滇池周围地区后又逐渐向不断向南迁， 据蒙自彝文古籍(指路经)记载，先祖居住地多源于纳特(今晋宁)、居谷窝(今昆明)的记载和菜批诺嘿(滇池)、玉溪(尾 甸)、华宁(纳支)、通海(尼朗)、建水(黑埃)、蒙自(母兹) 循环迁移路线，由此可知，蒙自是六祖分支后南迁彝族和蒙自当 地土著彝族一起共同开发的，至今现存的清代彝族(尼苏泼)妇 女服饰所表现出的是具有古滇王族遗风文化基因，可见蒙自彝族 与古滇国具有密切的关系，早在战国至汉代，蒙自地区彝族就拥 有较高文明程度和创造了古老灿烂的古滇青铜文化，鸣鹫、卡房 黑马井(今属个旧)古墓出土和散落的具有古滇色彩的青铜器及 铭文(彝文)等文物，有力说明彝族土著先民在蒙自开发历史久 远，并已经使用青铜和文明程度较高的制陶、治铜、治锡业，并 已经闻名于世。
二、彝族对蒙自地名的影响
地名是一个地方经济文化历史综合的符号，它是人类对与人 们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地理环境进行观察、了解和约定俗成的结 果，是一方历史的活化石和深层文化的具体表现，对提示一个地 l方人文历史具有特殊的意义，从中既可窥见当地民族分布范围和 民族迁徙路线，又能见其心理、生活习俗、地理环境和风物特产 等信息，同时地名也代表了主体民族影响和势力，蒙自地名来自 彝语早也成为定局，系彝语为“母兹白莫”转衍，“母兹白莫” 强p今县西莲花山(今属个旧市)，“母”为天，“兹”为官、君或 酋长，“白莫”为大山，母兹白莫汉意为与天一样高的官家山或 官家、酋长祭天的高山，《元史·地理志》云：“县境地有山，名 目则，汉语讹为蒙自”。在彝文古籍中蒙自被记为“末左末底”， 汉语意为吃旱粮的坝子，可考“末左末底”是蒙自最古老的地 名，据汉书史记蒙自最早地名为“贲古”，贲古在彝语中意为山 梁丘陵起伏的坝子，因为蒙自三坝(蒙坝、大屯坝、草坝)地理为中间土官村至十里铺村、大台子村高，多法勒、大屯、草坝等 地低凹，四周又高出低凹处，结合地理和环境，蒙自是山梁丘陵 起伏的坝子是有一定根据的。彝文古籍又记载蒙自为“目则罗西 底”，译成汉语是官家祭天的高山下长满尖刀草的坝子，至今蒙自 坝区的坡地仍有大量的尖刀草可证实，尖刀草在彝族原始宗教祭 祀中为神物，是祭祖不可缺少之物，在彝族宗教丧葬仪式中就有 踩尖刀草习俗，有尖刀神草和神山母兹白莫(意为与天一样高的 有官家住的大山或官家、酋长祭天的高山)，为此除彝族京城纳特 (今昆明晋宁)外，母兹白莫、母兹龙(城)一度成为彝族先民 最向往的地方之一，母兹白莫因有较丰富的铜锡矿又意为圣洁之 山、母兹龙(城)又意为圣洁之城，黑马井(今属个旧)汉代出 土祭祀平台和文物并可证实。《元史地理志》和历代县志载“县 境有山，名目则，汉语衍化为蒙自”。这种以彝语音译的地名在今 天的蒙自城区、坝区和山区，依然还较为普遍。现蒙自地名因目 则(兹)山、目则(兹)城(在高山上的酋长城或官家城)而得 名，是符合根据的，至今从历史的尘埃中仍可寻到目则彝村演变 为蒙自城的足迹，在今蒙自城区现还存彝族土主庙和禄氏土官家 庙遗址，依旧有目则村、分司巷、倮倮巷、倮倮井、倮倮坟等地 名而得以证实。
三、彝族历史、土司制度对蒙自建制的影响
汉元封二年(公元109年)，位于边疆部落政体的蒙自彝族被 纳入中央行政体系，设置益州郡，蒙自为益州郡二十四县之一的 贲古县，开始了蒙自边郡制和羁縻制度，但实际中央的行政管理 未能深入彝族社会组织。在彝语中，贲古意为“山梁丘陵起伏的 坝子”。关于贲古县治，《汉书·地理志》载：“贲古：北采山出铜锡；西羊山银铅；南乌山出锡”。 《后汉书·地理志》也载： “贲古：采山出铜锡；羊山银铅”，据此锡、铜等矿产为贲古县的 地理特征，所以方国瑜《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把贲古县治定在今 蒙自新安所附近，贲古县县境包括蒙自、个旧、屏边、建水等地， 为此很多人根据方国瑜《中国历史地图集》说贲古县治在新安 所，在当时处于边疆偏僻之地，远离中原，郡县的设置，仅仅为 了边远地区纳入中央政权的版图，虽然有郡县名号，但实际中央 的行政管理未能深入蒙自彝族社会组织，羁縻边郡制度时的蒙自 的县治，在蒙自新安所附近证据不足，从考古上也未能发现，主 要是方位也不符，更何况明代以前的新安所仍为森林，只能从古 彝语原意来解释贲古为山梁丘陵起伏的坝子，它所代表的只是一 个地区。永泰元年(765年)盘踞于归州(今红河和文山，包括 蒙自)的爨仁哲被南诏(云南王)阁罗凤所灭，蒙自被纳入彝族 蒙氏南诏国行政管辖统治，属通海都督府，贞元十年(794年)， 南诏国在蒙自境内设重要驿传和军事重镇——思下顿(今蒙自城 北)、洞藻水(今蒙自草坝)、八平城(今个旧鸡街)等，彝族自 建目兹城(即母兹龙)，以之作为蒙自彝族统治主导地位政局运 I行的标志，蒙自由母兹山向母兹城名转变而成为一个地方名称或 行政区域，大理国时蒙自为阿焚国(部)十三城之一目兹城(母 兹龙)，据有关史料记载城址在目则山(今县西莲花山层老阴 山)，现尚无考古资料，具体位置不详。
蒙古宪年六年(1256年)开始了夷治夷政策即土司制度，阿 焚国(部)兹莫(君或酋长)阿只(兹)被元朝政府授为明威大 将军、袭南路总管职，兼阿焚万户，准其“世长其民、世王其地、世袭其官、世因其俗”，推行以彝治彝的土司制度，目则(蒙自) 彝族土官统治体系形成。至元十三年(1276年)改南路为临安路 府，目则千户改为蒙自县(蒙自县名沿用至今)，隶临安路，虽 s改千户为县，亦未更变蒙自彝族土官统治的状况，承袭：阿只(兹)一阿已一阿也。明洪武十五年十一月蒙自城阿只(兹)裔 孙阿也子阿庆归附，阿庆赴京鞅见皇帝，贡献宝马、象牙及方物， 朝廷以原官授予阿庆袭蒙自土知县，准世袭蒙自正七品土知县， 并赐姓禄氏(另一说是附宁州禄氏而改用禄姓)，禄庆故，无子 嗣，弟禄羡袭职。故，嫡长男禄胜二十七年(1394)袭职。故， 族弟禄政，明建文四年(1402)准袭。故，禄胜遗腹亲男禄荣告 袭，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袭职。故男禄刚年幼，保伊妻沙钦 承袭，明宣德五年(1430)准袭。故，明正统八年(1443)，禄 刚保送军务尚书王骥处准袭。患病，要令伊男禄崇就披冠带。故， 无嗣亲弟禄代，明成化十年(1447)二月准袭就披冠带。明弘治 十一年(1498)九月，行勘禄仁是否禄赐亲男年幼未报。禄氏传 11世146年，承袭：阿(禄)庆一禄羡一禄胜一禄政一禄荣一沙 钦一禄刚一禄崇一禄代一禄赐～禄仁。嘉靖七年(1528年)巡抚 王启奏，土知县禄赐户绝，土官公座裁革。奏圣旨：“是，准拟 行，钦此”。
嘉靖十九年(1540年)明朝廷乘安南(越南)降之机，将蒙 自莲花滩守军移防，处于牵制边疆诸彝叛乱和抗击安南(越南) 犯边之计，宁州(今华宁)土舍禄华浩(驻蒙自土官村)、禄祚 (驻石屏宝秀团山坡)被征调滇南防守，给以禄华浩袭正六品土 长官(又说为正六品土守备)冠带袭职，兼统领蒙自境内彝族， 重操“以夷制夷，以夷攻夷”旧调，使蒙自实权仍为禄氏家族掌 握，冠带地方土司势力日益膨胀。禄氏承袭至明天启元年(1621 年)，传3世81年，禄华浩(土官村)一禄褥(倘甸)一禄君恩 (倘甸)一禄祈(新安所)一禄重(土官村)，天启元年(1621 年)世袭冠带土长官禄重溺于酒色，不能服众，其舍人目把李辅 舜(彝族，开远属大庄红土寨人)叛，引安南长官司沙源攻袭土 官村禄重，奇木岭(今个旧倘甸)禄君恩，禄重、禄君恩逃回宁 州(今华宁)甸尾土衙门，禄重舍人李辅舜取禄重而代之，沙源仍以李辅舜据土官村，清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大西军李定 国部进攻蒙自，摧毁蒙自城垣，李日芳、李日森等出降，改蒙自 为乐新县。蒙自地方彝族势力利用明清政权交替之际再度崛起， 李辅舜之子李日芳、李日森放弃哀底起(今土官村老杜坡)原禄 氏冠带所建土城，占据县城，清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入滇击 败南明永历地方政权，李日芳、李日森等归附，面对百废待兴、 残破不堪的县城和对清政府持不信任态度和恐惧心理，出于安全 着想，李日芳、李日森兄弟择地另建蒙自土城于羊干寨(即新城 子)，设衙门，独揽县政，县衙虽在城郊，其规模、气派程度远超 过原建蒙自县衙和后建于康熙五十二年的蒙自县衙(今搬迁至老 县政府)，土官与流官平分秋色。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末任 土县丞李世屏卒，蒙自改土归流最终画上圆满记号。今残存李氏 县衙城基一段(长约200米，宽1．5米，高约3米)，石狮(已残 破)数躯，李世屏故旧覆盆式柱础2个，可见其衙门气派、壮观， 相传李世屏为扩建衙门而横征暴敛、滥杀无辜，足见康熙年间以 彝族土官为代表的蒙自强大地方势力，威严的同时带有落后、野 蛮性。
禄阿氏、元、明共袭土知县，冠带袭职共传17任，加上明、 清李氏土司、县承，土司制度在蒙自承袭时间达四百五十余年， 在滇南和蒙自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地位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如顺 应社会发展潮流，兴庙学，全面推进汉儒文化在边疆彝区的传播 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蒙自一度成为滇中南彝族各州县无论在汉文化和彝文化方面皆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虽然与安南(越南)关系特殊，但一直反对割据势力，维护中央王朝的大统一，服从朝廷征调，始终与朝廷合作， 在以土官“判服无常”的反叛中形成鲜明对比，使蒙自地区出现 安定的形势，经济文化得到空前绝后的大发展，一度出现“边疆 安靖人民安”的大好局面，在促进边疆民族团结、巩固边疆安定和领土完整均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彝族文化对蒙自的影响
明清时期，彝族禄氏、李氏上层土官、土司为顺应社会发展 潮流，竭力推崇中原汉文化，早在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 土知县禄胜即在城东门建文庙、兴庙学、设学署，开蒙自儒学教 育之先河，“劝民间读汉儒书，行孝、忠、信、礼、义、廉耻之 事”。境内彝族把改汉姓、习汉字、应科举、信佛教纳入自己的文 化体系，永乐九年(1411年)后，云南建立科举乡试制度，标志 着儒学教育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儒家文化对蒙自社会的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彝族尚武渐而崇文，中原文化在蒙自彝 区日益发展巩固，人习礼让、风化大行，读书成名“均与汉同”，在彝族社会中顺应科举，出现了“人习礼让、风化大行”，出现 “科第人才不亚于他县”、“衣冠礼度同于中州”的局面。《续修蒙 自县志》载：“蒙属自明以来，故家世族最重读书，由阑阅以乡 间，弦诵达旦不辍。”彝族子弟读书甚少和“夷民不知文诰，凡 长官有所征发，则用木刻，其制，楔木形似鱼而书其事，彝民奉 行惟谨”、“有所贸易，亦用木刻书爨字于上”等状况得到了根本 的改变。
蒙自明、清时文化所表现出的是彝汉文化交融，所呈现的是 一种互动的状态，彝族以读汉文，以中举为官为信条，所表现出 的是寻求政治的超强意识，改土归流后更为突出，“习汉文、讲彝 语”的状况明清至民国皆然，成为蒙自彝族的最独特文化现象之 一，彝族将汉儒文化融合吸收和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的同时，又 较好地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如崇虎、崇火、尚黑、尚武和崇拜 祖先，严格保持本民族语言、文字、服饰、习俗、礼规又是一种 独特的文化现象，为此在明代以前迁入蒙自城区、坝区人口较少的汉等民族，所面对的是“以夷治夷”的土司统治下边疆特殊地 域和那些刚直不阿、恩不感怀、威不畏惧，以保持“崇正”彝族 传统文化而感自豪的倮倮人，部分迁至山区，更多的是选择变服 从其俗落籍地方彝族势力较强的城区和坝区，在蒙自坝区除明正 德六年(1511年)军屯的新安所为最早汉族聚居地外，明以前均 未能形成汉族聚居村寨，即在蒙自政治中心的城区、经济文化较 发达的坝区多为彝族居住，汉族融入彝族是必然的，成为区别与 云南内地、滇中南各州县彝汉杂居区城区、坝区彝融人汉不同的 现象，在今蒙自地区所见的部分彝族谱牒、碑铭等记载看，明洪 武年问以后迁移而来屯田的，有军人、平民、流放充军犯人、官 吏等等，他们大多变服从俗，落籍当地，地处偏远的屯田汉民， 则逐渐融合于彝族之中，族性由汉族变为彝族，在今彝族中相传 祖籍南京应天府人氏的说法，即是这种明清彝汉两个民族相互融 合的结果。在境内最早汉族聚居的芷村为代表的山区又出现了与 城区、坝区相反的现象，即在山区又是彝族融合于汉族之中，彝 汉文化交融，使彝族贝玛(毕摩)精通汉语文，用彝文翻译汉族 名著并行推广，彝族传统文化也得到相应的发展，永乐十八年 l(1420年)土知县禄胜邀民间有名望的贝玛(毕摩)，以官办形式 在蒙自开办彝文塾馆，教授历史、文学、历算、伦理、天文、医 药、祭典、编译等，使蒙自彝文私塾教育达到少有的高峰，成为 滇中南各州县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据考阿迷(今开远)大庄上 裴底流传的彝文典籍《吾查》、《门查》、《摆罗史》等亦系从蒙自 传过去的。
彝族“龙”原与汉族观念是不同的，彝族龙图腾崇拜起源于 哀牢夷(彝)九隆神话，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 期的产物。四川三星堆出土三千年前青铜树祭祀器物，反映了彝 族龙树崇拜历史的源远流长，随着明清彝汉文化交融，彝族祭龙 也被汉等民族所接受；彝族虎文化也成为汉、壮等民族崇拜之一，虎文化也被汉、壮等民族所接受，将虎头标志作为吉祥、驱邪之 物刺绣在小孩的帽、衣等物件上，制作在各种陶石制品上；宗 教信仰方面，彝族中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巫术、占卜、招魂等在 汉、壮等民族中风行不止；彝族火文化也为汉、壮等民族所接受， 农历六月二十四彝族过火把节也成为汉、壮等民族共同的传统节 日，并载入地方志史籍；彝族语言、服饰、饮食、禁忌也很深地 影响着汉、壮等民族，彝语成为蒙自各民族最通用的语言之一， 阿嫫(母亲)演化的大嫫(大妈)、阿爸(阿叔)至今仍在汉、壮民间广泛流行，成为常用语言，彝族语言地名也被汉、壮、苗 等民族认可，服饰也趋于大同小异，新中国成立前汉、壮等民族， 除上层人士，老百姓衣服与彝族服饰基本一致，即男子穿结布疙 瘩与黑为基色的对襟衣裳，女子戴围腰，由彝族原始饮食“剁 生”演变而来，以“皮干生”为代表的生(淹)凉拌菜，以鲜甜 味美深受好评，成为城乡各族所乐意的饮食文化，“凡土人过时 节，往来以白糯米为软饭，之为饼，折而捻之，若半月然，盛以 瓦盘致亲厚以为礼之重”之俗，渐而发展成为各族喜爱的米线；受彝族影响多法勒壮族和山区汉族禁忌基本与彝族一致；彝族为 小孩“讨名字认干亲家”在汉、壮等民族中也不鲜见；彝族的儿戏“老虎抱蛋”也在汉、壮等民族中流行；在汉、壮等民族民间 广泛流行的神话、民间故事、笑话、谚语、格言，都有着彝族文 化的色彩，同样汉族的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七月半接送祖 宗等节也被彝族所接受；彝族自由恋爱、自主婚姻、自古以牛马 纳聘的传统，也被汉族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改变； 彝族传统火葬习俗也被汉族的棺葬所代替；汉族中的生儿育女做 周岁客“抓周”礼仪在彝族中也时兴；汉族花灯传入蒙自彝区，同样被彝族吸收，在长期表演中，逐渐形成极具地方特色的彝族 花灯戏剧；城、乡、官、民风俗的大同小异，足见以彝汉为代表 的民族文化交融之深，境内汉、彝、壮、苗等民族共同特征为相容、好客，朴实、刚直成为蒙自人的共同特征；总体蒙自文化中 显现的是包含了浓重的边地文化和多元文化。
五、结束语
彝族作为蒙自土著、开拓者和主体民族，创造了蒙自悠久的历史文明，蒙自一名因彝族而得名，蒙自文明因彝族而辉煌，在 跨越2l世纪的今天，蒙自彝族所表现出的那种博大精深的表层文 化、深层文化，仍不失为一笔最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田野调查、史学、彝学的不断推进深入研究和《蒙自彝族历史文化》的出版发行，将使古老蒙自彝族历史在南滇大地上重新放出光彩，并在民族文化中占据重要一席。正在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彝族花灯和蒙自彝族语言、彝族尼苏古乐、婚俗土风舞《阿尼勾 娜》、彝族山歌，鱼磷吹奏、三步弦、板凳龙舞将得到更好的传承 和再现。
注：本文为OCR图片识别结果，难免有误，具体以出版物为准！
作者：陆胜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红河民族研究所）
出处：李朝开主编《彝族文化与彝族发展》，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33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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