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精华对制订和确立《彝文规范方案》的贡献述略
摘要：制订和确立《彝文规范方案》是我国民族语文工作中的一项重大工程。文章结合1950年后四川彝区从实验新彝文，到向汉语文“直接过渡”的背景，梳理了从收集、整理老彝文，到最终确立规范彝文“合法”地位的过程。分析总结了长期从事民族工作的伍精华在《彝文规范方案》从酝酿到获得批准的过程中所作的贡献。
关键词：伍精华；彝文；《彝文规范方案》
198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彝文规范方案》以来，规范彝文的使用人口逐年增长，生存空间不断拓展。现在规范彝文不仅是一种便利的文字工具，也已经嵌入到彝族地区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规范彝文的认同是彝族群众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成绩的取得既得益于1949年后平等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实施，也是一大批民族精英和民族语文工作者长期艰苦实践的结果。1980年以前，从对老彝文 的搜集、整理与规范，到《彝文规范方案（草案）》的提出与试验，再到《彝文规范方案》的正式确立过程中，一些新中国以来成长起来的彝族党政领导与知识精英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伍精华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一名深谙本民族社会文化的彝族干部，伍精华“对彝族语言文字问题始终关心，亲身经历了解放以后凉山彝语文工作的发展过程。”[1]梳理总结上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伍精华围绕彝文规范工作所进行的实践和所作的贡献，有助于我们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工作者在推动民族文字变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彝族语言文字的存在价值。
一、背景概述
（一）设计、实验新彝文。1949年以后，民族语文工作作为体现新中国民族平等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迅速得到推动。这一时期的主流观点认为，缺乏文字或文字“落后”是阻碍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必须克服的困难。因此，为适应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对“先进”文字的需求，国家开启了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改进与改革文字的工作。在此背景下，老彝文被认为不统一、不完备，也不通行，“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这套老彝文更无法适应彝区政治、经济、文化飞跃发展的需要了。”[2]为帮助彝族群众解决文字工具问题，1950年中国科学院陈士林随中央西南各民族访问团一分团来到凉山，开始组织人员对凉山彝语和老彝文进行调查。1951年初，中科院语言所川康工作队成立。同年1月陈士林设计了被称为“新彝文”的《西康彝族新文字实验方案》，并开始进行教学实验。在教学实验的基础上，1952年、1956年和1958年先后三次对新彝文方案进行了修改。1956年12月在成都举行“彝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四工作队提交的《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并于1957年获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行。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彝区各地民族干部学校、民族师范学校都采用这种拼音文字作为培养彝语文师资，彝文推行骨干和合作社人员的文字工具。各地民族小学也采用这种拼音文字进行彝语文课的教学。1958年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四川省民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先后召集彝族群众代表和彝语文工作者在成都和昭觉举行了七次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反复研究，于同年11月完成了对《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草案）》的修订。但由于受“直接过渡论”的影响，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对新修订的《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草案）》的审议工作暂停。1960年5月，凉山州人委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撤销《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草案）》。
（二）向汉语文“直接过渡”。在新彝文的推广使用停止后，受“大跃进”运动影响，1958年8月底9月初召开的“《凉山彝族拼音方案（草案）》座谈会”成为向汉语文直接过渡的转折点，当时与会的143名各界代表中84.6%的代表主张不要新彝文，直接学习汉语文。[3]1958年年底，凉山彝族地区向汉语文“直接过渡”，汉语、汉文的试点教学和扫盲工作在一些县、区、乡展开。1959年时任凉山彝族自治州州长瓦渣木基在《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指出：“汉语文实际上已为各民族公认的祖国的先进语言，学习汉语文是民族融汇的重要条件，一年来的经验证明，汉语文是改变彝族文化落后面貌的有效工具，在群众中推广汉语文是关系彝族早日获得文化科学知识的重大措施，广大群众迫切要求贯彻这一措施。为了满足群众这一愿望，使人民群众迅速提高科学文化知识，适应生产需要，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应该在全州提倡采用汉语文教学和扫盲，学校和一切文教单位尤应带头推广。”[4]1962年四川省民族语文工作委员会对彝族干部和群众中掌握或使用汉语文情况的调查显示，区乡干部掌握汉文的一般占30%—50%，个别地区如昭觉县比尔区只有24%；社队干部中掌握汉文情况高的有达20%的，低的也只有2.5%；社员中掌握汉文的一般只占总人口的5%左右，而且主要为略懂。[5]从这组数据来看，虽然经过1958年以来的大力培训推广，凉山彝族地区特别是腹心地区的干部群众汉字识字率依然较低，难以满足工作和生产生活中对文字工具的需求。彝族群众曾这样描述直接向汉语文过渡给他们的生产生活造成的困境：“上级的文件发下来看不懂，我们成了瞎子；广播喇叭安到火塘边听不懂，我们成了聋子；心中有话说不出，我们成了哑子；束手无策干着急，我们成了傻子。”[6]
总之，由于过度强调文字的工具性，忽视了彝族社会的实际，忽略了彝族干部群众对于老彝文的态度与感情，加之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导致了新彝文实验和向汉语文直接过渡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新彝文最终被撤销，汉语文的教学、培训与推广困难重重。
二、对老彝文的应用、收集与整理
（一）自发使用老彝文。虽然在1949年后被认定为不能满足时代需求的“落后”文字，但是在凉山彝区的改革与建设中，老彝文曾一度被政府采用。1950年代初，凉山州的政府公章、招牌和布告都是使用彝、汉双文。即使是在实验新彝文和向汉语文“直接过渡”时期，老彝文在彝族群众中的传承使用一直没有间断过。一些彝族地区出于实际工作的需要，也在“互教互学”“自学自用”中使用推广老彝文，昭觉县比尔区就是其中的典型。
据时任昭觉县县委委员、比尔区区委书记罗国清回忆，在比尔区“民主改革”后的农业合作化建设中，文字显得必不可少。在试办农业合作社、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大到宣传教育，核算登记，生产计划的制订与下发，生产完成情况的统计与核算，生产队的评工记分与粮食供给等，小到入社农户的姓名、性别、年龄、成分，实际生产中全劳半劳，附代劳动力，以及土地、耕畜、农具、种籽、肥料等生产资料的折价入社都需要登记造册。但是，新彝文和汉文在以上工作的开展中都没能发挥作用，造成了工作的费时费力，效率低下。相反，老彝文却具备了促进相关工作开展的条件。因此，在比尔区的农业合作化过程中，虽然“当时在左的路线影响下，……使用原有彝文，很容易被戴上为奴隶制度服务，或者是打成民族主义分子，受到打击和处理。”比尔区政府还是顶着强大压力，推广使用了老彝文。使“彝文在农业合作化和生产建设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7]
（二）开展密集调查。为应对上述情况，1962年8月14日四川省民语委办公室在向四川省民委提交的《语委办公室关于彝族文字问题的座谈会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意见的报告》提出了在成都邀请彝族干部、彝语文工作者及彝族上层召开座谈会，并组织工作组去凉山调查，了解彝族干部、群众对彝族文字问题的意见和要求的工作计划。随后，1962年8月上旬到11月上旬，在成都召开四次座谈会，34名代表参加，18名彝族干部接受访问。座谈者和受访者中主张采用汉语文，老彝文加工整理后继续使用，而不要新彝文的有32人。[8]同年9月初至11月上旬四川省民语委联合凉山州在喜德、美姑、布拖、昭觉四县重点调查了各级彝族干部和群众使用老彝文、汉语文的情况和对彝族文字问题的意见。在州、县、区、乡等共召开11次彝族干部座谈会，征求他们对文字问题的意见，共有193人参加。同时在州民师校、喜德县初级中学和喜德、美姑、布拖、昭觉等县的部分县、区、乡民小开了13次座谈会，共有113人参加。根据调查统计，除布拖地区外，喜德、美姑、昭觉三个县的区、乡彝族干部掌握老彝文的在80%以上（昭觉比尔区达100%）；社队干部掌握老彝文的在60%以上（美姑石干普乡达89%）；社员中掌握老彝文的由民主改革前的1-3%上升到10-20%，而青年中掌握老彝文的有高达39%或50%的。凉山彝区的生产、工作和生活中已经普遍使用老彝文，一般是用来记工分、记帐、写便条、写生产汇报和通信、作笔记等。对文字问题的意见方面，认为目前还需使用老彝文的有105人。[9]此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陈康联合凉山州语委，对昭觉、喜德、普格、美姑、雷波、布拖等县进行了补充调查，统计了12391名干部及社员的语文情况，其中识老彝文的有4226人，占总人数的34.02%；向3251人征求了对彝族文字问题的意见，其中认为目前还需要用老彝文的有1882人，占征求意见总人数的57.88%。[10]
以上调查数据客观地反映了凉山彝族地区民主改革以来老彝文识字率的变化情况和彝族干部群众对彝族文字问题的普遍看法。在老彝文识字率提高，使用人数增加，彝族干部群众使用老彝文的呼声日益强烈等新情况下，彝族语言文字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
（三）伍精华的积极实践。1957年初，伍精华调任昭觉县任县委第一书记，1963年底调任凉山州州委书记处任书记。在此期间，他在影响州、省两级有关老彝文的决策，使用老彝文翻译、宣传中央文件，促成老彝文登上党报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实践。
1.表达主张影响决策。上文提到，1961年至1962年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四川省民委曾对凉山彝族语言文字情况做过深入调查，昭觉作为凉山州的州府是调查的重点地区，其干部群众的彝文使用情况和文字态度都在调查报告中得到体现。在调查组召开的座谈会上，昭觉县委书记伍精华明确表达了对彝族语言文字问题的主张。
彝区应在继续普及汉语文的同时推行原有彝文，彝语文主要面向农村使用；应该对彝文进行必要的整理，统一写法；彝区的农村小学，学生能念汉文课本但不懂是什么意思，直接学习汉文并不那么容易，学新彝文又行不通，应把原有彝文作为汉语文的辅助语文纳入教学，以便提高教学效果。[11]
据长期从事彝语文工作的专家姚昌道介绍，当时大多数的彝族干部主张在学习使用汉语文的前提下，推行经整理规范的老彝文作为辅助，同时一致认为学校只教汉语文。只有伍精华主张在小学阶段实现汉、彝双语文教学。他还曾于1963年两次找时任昭觉县城北公社党委书记列索子哈商谈在城北公社选择一所小学进行老彝文辅助汉语文教学试点的问题。但由于当时政策、教材、教员等方面的限制而没有成行。[12]
在上述调查结果反馈到凉山州后，伍精华向州委书记王维训汇报了昭觉县比尔区的区、乡党委积极发挥老彝文作用的详细情况。1963年2月，为在中央民委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联合召开的西南三省民族语文工作座谈会前，明确凉山州在彝族语言文字问题方面的立场，凉山州委召开彝族领导干部座谈会，进一步听取对彝族文字问题的看法。座谈会后州委特地征询伍精华的意见。伍精华向州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汉语文，目前是急需的，将来是共同的；新彝文，目前是勉强的，将来是多余的；老彝文，目前是需要的，前途是有限的。”的观点。并认为老彝文在现实中还发挥着作用，“老彝文是历史形成的，只能让历史去消灭，不应人为地去消灭它”。此后凉山州委召开常委会，确定了“以学习使用汉语文为主，原有彝文为辅”的语文工作指导原则。后来，参加三省民族语文工作座谈会的凉山代表在大会发言中念了伍精华的信，信中的观点也被写进座谈会第7期简报中。[13]三省座谈会后，凉山州委调整语言文字工作思路，开始着手研究老彝文的学习使用问题。凉山州语委对老彝文进行收集和整理，1963年10月编写了8000字的《彝文单字汇集》，1965年2月编写了《彝文常用字表》。
2.推动老彝文发挥新作用。除了明确表达主张，影响彝族语言文字政策外，伍精华还在工作实践中充分发挥老彝文的作用，利用老彝文学习、宣传中央文件，并促成老彝文登上党报帮助群众学习文化知识。
1963年开始，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年5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9月下达《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草案）》（后十条），这两份文件合称“双十条”。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凉山州委开始部署社教运动的试点。为按照中央要求，将文件内容原原本本传达给彝区农村的干部群众，伍精华组织领导了把“双十条”翻译成老彝文的工作。据他回忆：
1962年中央有关部门在昭觉县比尔区调查所得的数据表明，只有2.5%的彝族农民和21.6%的社队干部懂得简单的汉语。……但是，用彝语宣讲，如果没有统一的彝文译本，让宣讲人员根据汉文版本进行随机翻译，容易出现理解、翻译不准确的情况，翻译出来与原文有出入……。为了克服这些弊病，我决定在昭觉县组织力量把“双十条”译成彝文。当时参加翻译的有沈伍己、骆元章等彝汉语文兼通的彝汉干部。翻译初稿出来以后，我主持审稿会，邀请州里、县里的彝文专家和熟悉政策的彝汉干部列索子哈、骆元清、卢占雄等参加审定。定稿后，由县委办公室制成蜡版，油印成册。随后，我们举办培训班，培训彝语文宣讲人员，使宣讲人员能够准确掌握彝文译本。“双十条”是有35000字的长篇文件，译成彝文足有40000字。这么长的彝文文件过去从未有过。[14]
据时任昭觉县县长罗国清回忆：“伍精华亲自组织彝汉文兼通的学者专家翻译中央文件“双十条”……。翻译人员经过反复推敲和试听，准确无误的翻译成彝语写成彝文，由县委办公室把它油印成文件，下发到全县各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受到广大彝族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高度赞扬。”[15]
凉山州委对昭觉县用彝文翻译、讲解“双十条”的做法给予了肯定，并向全州各县批转了昭觉的经验。从此，昭觉县使用彝语文就公开化了。后来，昭觉县根据需要，利用彝语文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翻译了《基层选举法》等文件和毛泽东著作中的《为人民服务》等篇章。党政部门公开使用彝语文，使彝文的使用空间得到拓展，为后来的彝文规范实践积累了工作经验，奠定了群众基础。
这一时期，另一个意义深远的事件是党报《凉山报》公开刊登老彝文。其中也有伍精华的贡献。当时，考虑到老彝文公开使用以后，干部群众学习彝文和文化知识需求的增长，伍精华向时任凉山州委常委、宣传部长白志芳表达了创造条件让彝族群众借助老彝文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文化知识的想法，并明确提议在《凉山报》上开辟“学文化”彝、汉双文专栏。最终，凉山州委接受了伍精华的提议，从1966年1月13日至5月底，《凉山报》一共刊登了46期彝、汉双文专栏。[16]
1960年代初期，干部群众普遍使用老彝文，凉山州语委收集整理老彝文，昭觉县用老彝文翻译中央文件、《凉山报》刊登老彝文等一系列实践，促使凉山州对规范使用老彝文的态度日益明确化、公开化。虽然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与老彝文相关的工作都戛然而止，彝文规范工作没能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但是以上的这些实践及其影响为后来的彝文规范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彝文规范方案》的确立过程
（一）从四川省委“同意”到国务院“批准”。“文化大革命”后期，形势开始好转，彝族文字问题再次得到重视。1974年5月14日至7月8日，四川省民委组织彝文问题调查组，在昭觉、美姑、喜德、越西、布拖5县进行调查访问，听取各方意见和要求。干部群众一致反映，“直接过渡”的做法不符合四川彝族地区的实际情况，要求政府明文恢复使用老彝文。调查组撰写了《关于彝族文字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彝区继续推行汉语文，在对彝族原有文字进行必要的整理、规范并加以完善的基础上，采用彝族原有文字。汉文、彝文同时使用”。[17]同年9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发文，向凉山州委、西昌地委和其它相关地区转发了省民委的报告，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四川省委﹝1974﹞59号文件是省级党委首次发文同意对老彝文进行整理、规范，标志着彝文规范工作正式开启。1974年11月，四川省民委邀请中央民族学院和省内部分彝语文研究专家组成省民委彝文工作组，同凉山州语委一起对老彝文进行整理、规范，拟定了《彝文规范方案（草案）》。为进一步听取各方意见、获得《彝文规范方案（草案）》实践效果的相关数据，彝文工作组分为喜德、昭觉、美姑、布拖、西昌、冕宁、宁南、峨边8个试点组，对彝语内部3个代表性次方言区（圣乍话、义诺话、所地话）进行彝文扫盲试点教学。教学效果表明，这一方案是可行的。1975年1月，“四川省彝族文字工作座谈会”在昭觉县召开。同年5月，在西昌召开“《彝文规范方案（草案）》学术讨论会”，听取省民委彝文工作组的汇报，经过协商，通过了经修改的《彝文规范方案》。1975年11月，四川省委宣传部和省民委在成都召开“四川省彝族文字工作会议”，审查通过了《彝文规范方案》，并向四川省委提交了《关于<彝文规范方案>的报告》。四川省委于同年12月6日批复报告，同意在四川彝族地区试行《彝文规范方案》，并批准恢复和成立各级彝语文工作机构。凉山州革委于1976年2月初发文全面部署规范彝文的试行工作。进行历时四年的试行后，凉山州于1980年2月向四川省人民政府上报了《关于<彝文规范方案>的报告》报请审核《彝文规范方案》，并请转报国务院审批。同年4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凉山州意见，向国务院转报了《彝文规范方案》的报告。1980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推行《彝文规范方案》。同年12月17日，《四川日报》全文登载了《彝文规范方案》。此后，规范彝文迅速在各个领域得到推广使用。
（二）伍精华的关键作用。伍精华于1973年11月任四川省民委副主任，1978年7月任中共四川省委民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79年12月当选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民委于1973年恢复建制后，直接领导了彝族文字的调查、整理、规范与试行工作，伍精华作为分管民族语文工作的副主任，具体领导和参与了许多工作，在彝文规范过程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他的身影。四川省革委会向相关地区转发《关于彝族文字问题的请示报告》后，伍精华具体指导并主持了省民委于1975年1月下旬在凉山州州府昭觉召开的“四川省彝族文字工作座谈会”，并在讲话中强调了对老彝文进行规范的“四个符合”：“从理论上讲，它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法律上讲，它符合四届人大通过的国家宪法；从政策上讲，它符合党的民族政策；同时，它符合广大彝族群众学习文化的迫切愿望和要求。”[18]会后伍精华牵头组织各方力量，开始对老彝文进行调查、整理和规范。同年3月，伍精华和马黑木呷一起主持了对省民委彝文工作组全体人员的集中培训。同年5月中旬，伍精华主持了四川省民委在西昌召开的“彝文规范工作科学讨论会”，安排部署了彝文试点教学等相关工作。同年11月，伍精华协助主持了由省委宣传部和省民委在成都联合召开的“四川省彝族文字工作会议”。此外，在报批《彝文规范方案》的过程中，伍精华多次赴京汇报工作。1980年，在等待国务院批示期间，伍精华先后两次向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乌兰夫做了情况汇报。《彝文规范方案》获得批准以后，伍精华一如既往的关心规范彝文的推广使用问题。1982年正式调任国家民委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后，在他的建议下，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被取消的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彝文翻译室，使彝语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等重大会议上得到使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20世纪50年代凉山彝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以来，从彝族干部群众出于生产生活需要自发学习使用老彝文到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力量对老彝文进行整理、规范，再到《彝文规范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取得“合法”地位的过程，是在国家实行平等的民族语文政策背景下，在四川省、凉山州各级党委政府、各级民族工作与民族语文工作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大量党政干部和民族语文工作者参与其中，做了长期、复杂的工作。“彝文规范方案，没有共产党的好领导，没有汉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帮助就不会有。”[19]另一方面，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老彝文经历了一个从基层干部群众自发使用到政府介入、进行整理规范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伍精华为代表的大量民族工作者，从贯彻国家民族语文政策，推动本民族语言文字发展的立场出发，为《彝文规范方案》最终确立付出了大量心血。20世纪60年代初期和70年代两个整理规范老彝文的关键时段里有关彝文整理规范的重要事件中，伍精华几乎都“在场”，并领导、参与了许多重要工作。此外，伍精华对语言文字工作的贡献还体现在其从长期工作实践中总结出的普遍性认识。他的“文字不单纯是交际工具，它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简单地用先进和落后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和判断一种文字。”[20]“从有利于少数民族的发展出发，尊重少数民族意愿、尊重历史、尊重语言（文字）发展规律，是我们在处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时应当坚持的重要原则”[21]等论断，对我们准确理解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及其所承载的民族文化，科学开展语言文字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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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伍精华.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凉山的变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295.
[12] 参见姚昌道.彝文改革论述（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57-58.
[13] 参见伍精华.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凉山的变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298.
[14] 伍精华.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凉山的变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302-303.
[15] 罗国清.彝文与农业合作化——回忆在昭觉先比尔区工作时对彝文的使用和推广，凉山彝族历史文化研究会.凉山历史文化辑萃（M），2012，99-100.
[16] 参见姚昌道.彝文改革论述（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78-80.
[17] 参见姚昌道.彝文改革论述（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85.
[18] 姚昌道.彝文改革论述（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95.
[19] 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档案室.中共中央委员、国家民委副主任伍精华同志在视察四川省彝文学校、凉山州民干校时的讲话.全宗48号.案卷318号.
[20] 伍精华.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凉山的变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290.
[21] 伍精华.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凉山的变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328.
原载：本文原载于《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何文海 袁晓文
作者简介：何文海（1980—），男（彝族），四川冕宁人，民族学博士，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袁晓文（1966—），男（藏族），四川冕宁人，研究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民族学，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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