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文古籍与彝族史学理论评述
【摘要】彝族拥有悠久的历史与古老的彝文典籍。南北朝时期的彝族学者举奢哲与阿买妮,创建了彝族史学理论。在其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又有一些彝族史官不断继承与创新,使其更加完善。在这个史学理论体系指导下,产生了大量彝文历史著述,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内容。
【关键词】彝族；古代；史学；理论；著述
我国西南彝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与古老的文字。自从老彝文产生后,彝族先民就开始利用它记录族群的发展史,并形成了以毕摩(布摩)、摩史为主体的史官队伍。他们一代又一代忠实地记录着本民族与本地的历史,成就了《西南彝志》、《勒俄特依》、《居次勒俄》、《彝族源流》等一大批具有珍贵价值的典籍。
以南北朝时期的彝族著名学者举奢哲、阿买妮(女)《论历史和诗的写作》、《彝语诗律论》为标志,创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史学理论。经隋唐宋元明清,又有布独布举、实乍苦木、布阿洪、布麦阿钮、漏侯布哲等多位知名与佚名的彝族史官,继承、传播、阐发、完善这个理论体系。
一、古代彝族的史学著述
根据经典彝文古籍《西南彝志》的记载,彝族先人从远古的“哎哺时代”,就开始使用彝文记载历史。而自战国时期“六祖分支”后,各地各支的彝族社会都保持着君、臣、师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师,即毕摩(布摩),担当着史官的职责,他们忠实地整理前人的著述,不断地增补历史记录。就这样,滇川黔桂彝族各支的毕摩、摩史,一代又一代地辛勤劳动,成就了不见于汉文史籍所记载的大量彝文典籍。现存传世的各地彝文古籍估计在1万册以上,记载了彝族先民社会及相关民族几千年的发展演化过程。从广义的角度理解,这些古籍都是历史著述;而从狭义的角度看,其中约有4000册属于专门讲述历史的著作。
彝文古籍大致有几个特色:一是以诗歌的形式记述;二是多数作者遵循着只著述而不留姓名的传统;三是往往前人著、后人续,由若干代人完成;四是主要人物父子连名谱的世系纪年。
所以,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彝文古籍中,很难判断出某一部著述的确切作者与成书的具体年代。只能从内容上加以分析判断,看哪一部分属于最早的记载,哪些部分属于后人在不同朝代所增补的内容。
1.待发掘整理的上万册彝文古籍
大致以清朝结束时为下限,在此之前问世的老彝文著述,现存于国内外的估计在万册以上。收藏有彝文古籍的国内单位为62个,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国外组织为7个。而大量散藏于国内民间的则无法详尽统计。国内藏书较多单位的情况是:北京首都图书馆善本部551册、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1672册、云南禄劝县古籍整理办公室399册、贵州盘县特区民委2867册、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2500册、贵州民族学院210册。[1]
彝族,是开发滇黔川广大地域的原住民。从秦汉到唐宋,中央王朝就在彝区实行羁縻政策,元明两代,更发展为比较完备的以彝族首领为主体的土司制度。在土司制度最完善与兴盛的明代,中央王朝在贵州、云南毗邻一带设有:乌撒军民府(贵州威宁)、乌蒙军民府(云南昭通)、芒部军民府(云南镇雄)。在周边设有:水西宣慰司(贵州大方)、普安土知府(黔西南)、普定土知府、安顺土知州,及永宁宣抚司(四川叙永)等。这就是半数以上彝文古籍集中在贵州西部的原因。目前,仅在囊括古代彝族水西、乌撒两大地方政权地域的贵州省毕节地区就有4000余册彝文古籍传世。而笔者曾参加《黔西北彝族美术——那史·彝文古籍插图》的编辑工作,深深感知民间藏书条件之恶劣。
关于这些古籍的内容,现以《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一)》[2]为例,予以说明。编者把书中收录的1270册彝文古籍分为40类:哲学、政治、军事、经济、彝文字典、教育、神话、传说、故事、寓言、诗歌、民歌、谚语、谜语、美术、文艺、历史、谱牒、地理、伦理、民俗、祭祀、算学、祝辞、帐目、对联、金石彝文、契约、翻译、天文、历法、物理、动物学、医药、医学、生理、卫生、工艺、乐器、建筑。其内容之丰富,可谓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面记载。
其中历史279册、传说67册、谱牒20册,军事4册,以及祭祀82册中的一部分,都是历史专著。如果以六经皆史的观点来看,彝文古籍的大多数都属于从不同方面对于历史的记述。
老彝文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民族文字,彝族先民在历史上经历过复杂的分化组合过程。因此在这些文献里,有大量对于西南各民族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相互关系情况的记述,也是中国文明西南部分的一份珍贵、详尽的古代非汉语文献。对于历史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领域而言,是一块尚待开发的处女地。
2.已经翻译出版的彝文历史文献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彝文古籍的抢救、整理、翻译、出版事业取得了可观的成绩。马学良主编、罗国义审定的大型古代彝文文献合编《增订爨文丛刻》3册,由四川民族出版社于1988年出齐。近年川滇黔翻译、出版的彝文历史类古籍代表作有:
四川:《勒俄特依》、《玛姆特依》、《喀吉思》、《古侯(公史篇)》、《支呷阿鲁》等。
云南:《居次勒俄》、《彝族叙事长诗选》、《夷僰榷濮》、《尼苏夺节》、《查诗拉书》、《洪水泛滥》、《普兹楠兹》、《彝族叙事长诗集》、《指路经(第一集)》、《彝族创世史——阿赫希尼摩》、《裴妥梅妮——苏嫫(祖神源流)》、《彝族氏族部落史》、《尼租谱系》等。
贵州:《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宇宙人文论》、《彝文金石图录》、《物始纪略》、《彝族创世志》、《洪水纪》、《彝族古歌》、《支嘎阿鲁王》等。
其中,《西南彝志》(水西)、《勒俄特依》(四川凉山)、《居次勒俄》(云南迪庆)、《彝族源流》(乌撒)都是以六祖分支为主线,全面记述西南彝族历史的通史性权威著作。《勒俄特依》彝文本意为“历史的真实模样”;《居次勒俄》意为“历史书”。是同一原著在四川、云南大小凉山的不同传本。关于作者,“《居次勒俄》这本书系古代曲涅阿堵尔仆所写,有古侯列五噢姆之作,也有姆克史阿尼之作,由沙则部落长和乃古拉普收藏,并由此祖传父,父传子,一代又一代保存下来,没有比这更好的史书了。”[3] (p.217)《勒俄特依》由冯元蔚翻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居次勒俄》由果吉·树华、肖建华收集整理,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西南彝志》、《彝族源流》是彝文古籍中的巨著。《西南彝志》共计彝文34万字,成书于清雍正七年(1729)改土归流之前,编纂者是水西热卧(今黔西县)家的一位摩史,习惯称为“热卧摩史”;彝汉文对照本26卷,从1957年开始,历经几代人的努力,由陈长友、王仕举、王运权整理翻译,贵州民族出版社已经出版6册12卷。《彝族源流》共计彝文30万字,相传为举娄布陀、布陀布氐、布沓遏孜、沾沾阿尼等毕摩根据彝族先民各部、各支史书整理汇集成底本,又经阿侯倮自续补,清初由阿侯布诺编纂定稿;经过陈长友、王继超、王子国的辛勤工作,全书23卷已经分8册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齐。这两部史籍以彝族先民及相关族群的形成、迁徙、发展为主线,从原始社会贯通到整个封建社会,并全面反映了彝族及西南相关民族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对于中国文明西南源头的情况、私有制与国家的产生、古代夜郎与南昭的研究、土司制度的兴衰等命题,都具有独特的价值。
其他已出版的彝文史籍也各具特色,与我们常见的汉文史料相比,透露出了“山野妙龄女郎”的青春气息。如杨风江译注的《彝族氏族部落史》,源出云南武定县,记录了69个部落由氏族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详尽过程;又如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收集、翻译的《物始纪略》3集,全面记述了约夏商周时期西南社会、经济、科技、文化产生与发展情况,书中的人类进化、生产力发展、女性与文字发明、赋税与粮仓成为国家产生的标志、早期的16个奴隶制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是对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所代表内涵的文字说明。
虽然目前翻译与出版的,仅为现存彝文古籍中的极少的一部分。但就此已经足以使我们看到其中的史学成就与价值。
二、唐宋元明清彝族史学理论的发展
在彝文古籍《彝族源流·第二卷·哎哺的世系》中表述云:“贤父收集华丽的知识,良母论述美好的历史。”可见在秦汉时期,彝族先民尚处于对于史实与人物的记录与增补阶段,还没有成体系的史学理论产生。
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彝族乌撒(贵州威宁)盐仓家支著名的毕摩、学者举奢哲和阿买妮(女)合作,开创了古代彝族的史学与文学理论。[4]往下,唐宋元明清的彝族史官则继承与完善这个史学理论体系,在滇黔川广大彝族聚居区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老彝文著述都是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在古代彝族学者的诗论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史学理论。
1.举奢哲与阿买妮开创彝族史学理论
举奢哲的《论历史和诗的写作》,把历史记载与文学创作区分开来。对于历史,他要求据实记录，而认为文学创作可以有假想的成分。“所以历史家,不能靠想象。不象写诗歌,不象写故事。……可以有假想,夸饰也不妨。”“可是历史呢?它就不一样,大大不相同,要把忠实讲”[5](P.6)
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认为,历史著述属于彝文文献中书写诗、叙事诗、记事诗的范畴,不同于文学创作。在史籍的编纂与整理中,应注意以下原则:
(1)据实记述:“这种诗又叫,叫做书写诗。篇章任你写,内容随你添,可是要有骨,叙事要明白,不能乱胡编。所写诗与文,后世都有用,有的作根据,有的当史传。写者不留意,胡乱写几本,后人不知底,拿当真史传,那么写作者,就有罪过了!”[6](P.45-46)
(2)对史事的过程与原因应记载完整、清楚:“还有一种诗,便是记事诗。那种记事诗,说来是这样:事情怎发生?当时啥变化?都要记清楚,事物要突出。”[7](P.46)
(3)审慎对待前人的记载:对于当代人无法理解的前人记载,不要随意改动,应保留其原貌,以供后人辨别与理解。
2.传承者布独布举、布塔厄筹、举娄布佗
布独布举为笃慕之后的41代,是彝族白彝君长阿着仇家的大布摩,撰写了纪念举奢哲的《天事》一书,《阿着仇家史·纸笔与写作》反映了他的史学观点。布塔厄筹为笃慕之后的42代,是滇东北彝族芒部君长家的大布摩,他的史论见《阿侯家史·论诗的写作》。举娄布佗也为笃慕之后的42代,属芒部家支,著有《诗歌写作谈》。
以上3人的在世年代均比举奢哲稍晚,按代际常规,约为南北朝后期至隋代人,都奉举奢哲、阿买妮为先师。他们的著述,起到了传承、播散、巩固彝族史学理论的作用。
(1)布独布举
布独布举在《纸笔与写作》中指出,造纸术在西南的普遍推广,是彝族史学发展与举奢哲、阿买妮创建史学理论的重要物质条件。“如若没有笔,用什么来写?记史就难了。后来智者多,智者会造纸,智者会做笔,凡事都可写。史臣这才呀,能将历史叙。”[8](P.88)
(2)布塔厄筹
首先,布塔厄筹秉承了举奢哲及布独布举记载历史要抓住“根”的主张,并进一步明确,根就是古代彝族的父子连名谱系,既记载主要人物,也可用以作编年的线索。从现存的彝文历史典籍来看,布塔厄筹之后的彝族史家也确实在按照这个要求进行著述。
“凡书供阅读,史须这样写:纲目贵分明,史实信为美,要探真历史,先说古笃米。笃米子多少?父子名相联,一说便知道,父子孙排好;支系有根生,讲写都明了。”[9](P.94-95)
“古时奢哲说,写史抓大纲,有纲就明详。又有先大师,布独布举他,也是这样讲:抓纲抓大纲,细节先莫讲———祭祖先祭长。”“所有写史人,若不抓根本,小事难弄清;理出大根来,小者自然明。史从大根起,细节且慢问。说是这样说,写时多留神,人事条理清,易记易传诵。”[10](P.95)
其次,布塔厄筹认为,历史记述要如实全面反映社会情况,应包括财富、君臣、民情等。进一步发扬了阿买妮的“真史”主张。
最后,他主张,历史虽然属于彝文著作中“长书”的类别,但是不必拘泥于规格要求,记述长短应根据实际内容而定。“彝地事确多,历史靠手写,书大或书小,作者拿主意:宜长就长写,该短就短写。”[11](P.106)就为用彝文记载历史时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
(3)举娄布佗
举娄布佗对他所处的南北朝后期至隋代的彝文典籍进行了分类,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著述中有大约半数属于历史专著。如:“六祖历史书”、“彝地记事书”、“彝家祭祖书”、“世间人生书”、“人类历史书”、“讲盐史的书”、“奴仆来历书”、“人君史事书”等。[12](P.115-116)这是古代彝族学者对彝文古籍较早的图书分类。
3.隋唐时期实乍苦木等人的史论
实乍苦木的《彝诗九体论》与佚名的《彝诗史话》,可以说是目前翻译、出版的彝文古籍中隋唐时期史学理论的代表作。实乍苦木晚于布塔厄筹1代,而从作品内容上分析,《彝诗史话》仅论及举奢哲、阿买妮与早期的五大布摩,隋唐之后的彝族诗人则没有提到,所以当定为隋唐时期的作品。
(1)实乍苦木
分支、迁徙与家支,是我国彝族古代史中的重要内容。据彝文典籍记载,战国中期,由于蜀地洪水泛滥,彝族先民首领笃慕(或笃慕俄、笃米、独摩、独姆、多莫、居木、居木吾吾)率众迁到今云南省会泽县的乐尼白。他的六房儿子分别发展为武、乍、糯、恒、布、默六大部落,此即有名的“六祖分支”。六祖的后人分别向各地迁徙发展,逐渐形成在滇、川、黔、桂的分布格局。分支与迁徙不断进行,也就形成了众多的家支。彝族有祭祖寻根的传统,因此家支、君长的“谱牒”、“世系”及“指路经”,就成为彝文历史著作中的大类。
实乍苦木要求对于这类经书的撰述,应主线明确,事实清楚,颂扬美德,恰当评价。他的主张对于彝族各支系谱牒、世系的记载,起到了规范作用。
“至于家支嘛,应当要看准。看准怎样看?就是说姑娘,她是不是呀———是君家的女?还是臣家女?还是师家女?还是百姓女?都要写清楚,你才写得好。写来才有根,有根才会深。深而后有骨,有骨才有肉。”[13](P.128)
“人死百年后,百年都有名。人生的美好,美好在于春,青春要珍惜,会办多办事,死才有意义。对于一个人,从生到十岁,干的什么事?十至十二岁,干的什么事?都要写清楚。直到此人死,其人的评价,在写经书时,应当这样写。”[14](P.138)
此外,实乍苦木还要求史家在记述中反映社会真实情况,赞颂劳动者积极向上的精神:“每个写诗者,要注重真实,人生最真实,真实层层深。理性千秋在,自古人有死,青春人生王;勤劳是美德,勤劳人之本。诗歌同样是,人类的精神,青春的颂歌。”[15](P.134)
(2)《彝诗史话》
佚名的《彝诗史话》作者主张,在记载家支的历史时,应记清楚经济———“牛马羊”、地理———“所在地”、人物世系———“能分辨的人”等方面的情况。而经济最为重要,他举例,如写“色吞家”,就要表明:“色吞家的牛,牛有几百头;色吞家的马,好马几百匹;色吞家的羊,羊有几千只,牛马羊群旺。”[16](P.4)
据《彝诗史话》记载,举奢哲和阿买妮撰写了尼能、实勺两大部落的历史。书中包括族源、代系、经济、家支关系、向阶级社会演变等方面内容。“天师举奢哲,他和阿买妮,所写下的书,乃是尼能家,尼能的根源,尼能的家史———首卷尼能史,是他俩写的。此书中写到:尼能的来历,尼能的变迁,尼家的发展,能家的牛羊,尼家的开亲,能家的代数… …。”“天师举奢哲,他和阿买妮,写的第二本,第二本书呢,写了实勺家,实家的发展,勺家的变迁,实勺的代数,实勺的牛羊,实勺的开亲,君臣的崛起,天时的变化,他俩全都写。”[17](P.10-11)这位佚名作者的主张,表现出彝族史家重视经济史撰写的特点。
4.两宋时期的布阿洪、布麦阿钮
布阿洪与布麦阿钮都是滇东北彝族芒布支系的“君师”、大毕摩,世系分别为由清康熙三年1664)上推34代、28代,大约为北宋、南宋时期人。两位史官不仅全面继承了前人的理论,而且还多有创新,可谓是彝族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
(1)北宋时期的布阿洪
布阿洪有《彝诗例话》、《五谷论》、《盐茶论》《骏马论》、《世间的鸟类》等著作传世。在《彝诗例话》中,较为全面地表达了他的史学理论主张。
首先,布阿洪提出写史必须抓住“主根”。
“在这人世间,有了文字后,每个毕摩呀,都用它记事。人间的大事,人们的小事,都用它来记。… …我要讲的是,每个写史者,每个作诗人,都要注意到,一要事记详,二要事搞清,然后动笔写,写来才有根。”[18](P.99-100)
“对于写诗歌,它和写历史,大大的不同,对于写历史,那要讲真实。”[19] (P.104)“对于历史呀,史事不能加,史实不能减。写史要真实。”[20](P.106)
包括举奢哲、阿买妮在内的早期彝族史学家,无一不对“根”进行过阐述。从广义上讲,“根”、“寻根”是古代彝族哲学与社会史观的重要核心内容,包含“历史”、“来由”的意思。布阿洪的“主根”,是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对于重要史事进行考证、核实,从而把握历史主线的主张。
其次,他全面地提出了撰写“真史”的九条要求。
“对于写历史,一要抓主根,二要抓题旨,三要写君长,四要写子民,五要写牛羊,六要写金银,七要写地域,八要写风土,九写君臣间。”“谈到写历史,人物要叙清,事件要真实,写来才叫史。对于每段中,无论怎么写,条理要清晰,才能叫真史。”[21](P.104)
再次,布阿洪的一个创新之处,是对于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技艺等经济活动十分重视,要求毕摩予以详尽记载。即“又是写生产,又是写生活”。[22](P.98)
例如,从“种麻”到“纺纱”、“织布”、“裁衣”的全过程:“且说当时吧,怎样来撒麻?对于麻种呀,应当怎么种,应当怎么撒,都有它来历,都有它种法。这都需要呀,一一叙清楚,又如象纺线,火麻做的线,怎样来纺成,怎样做成线,都有其方法,也有其来历。再如牵线时,线是怎样牵,怎样织成布,织出的麻布,织来怎么样,怎样来裁衣,都自有其法,都有其技艺。”[23](P.94)
最后,布阿洪主张历史著述可以不必拘泥于文学创作的格式,这是彝文史学撰写方式上的一大突破与进步,使彝文历史著述从格式与音律的束缚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脱。
在他之前,举奢哲、阿买妮等人都要求历史题材著述,应该符合彝文创作关于体例、音律、三段诗及连、扣、押技巧的要求。而布阿洪却认为,历史著作遵循这些格式、音律要求固然好,但是只要主旨分明、头绪清楚,也可不必讲究这些成法。
“谈起写历史,不象写诗歌。对于写历史,文字要叙清,事理要阐明。行与句之间,字一定要连,音一定要准,写来可成诗,读来更有味。”“谈到写历史,作者要押韵。押韵也可以,作者要扣字,扣字也可以。如果作者呀,不愿把韵押,不愿把字扣,只要话流畅,写来也可以。”“可见写历史,不象写诗歌,对于写诗歌,三段都要扣,三段都要连,三段都要押。”“如你写历史,它和诗不同,一不管三段,二不讲诗律,但是主旨要,主旨要分明。还有史根源,头绪要理清。这样才可传,传来才有本。”[24](P.106-107)
(2)南宋时期的布麦阿钮
布麦阿钮是一位著述颇丰的学者,主要传世作品有《天地论》、《论婚姻的起源》、《论开亲的来历》、《酒礼歌》等,反映其史学观点的是《芒布彝书·论彝诗体例》。
他继承了前人记事时一定要理清根由主张,所不同的是,布麦阿钮进一步指出,要做到这一点的基础,是作者的学识积累。“写事要理根,写事不理根,写来不分明。世上的万物,万物从根生,是物有起因。”[25](P.9)“举奢哲说过:`有知才可传,知深才有根,有根传天下,传下根才深。”[26](P.13)
古代彝族社会里,每当一个人去世,在丧礼中,要由毕摩或摩史当众念诵《指路经》(《指路书》),以便亡灵能按照先人的迁徙路线返回故乡。实际念诵的《指路经》,往往包括死者生平与祖先迁徙路线两个部分,后者是固定的内容,而前者则是因人而宜的创作性追述,相当于死者的传记。布麦阿钮认为,在总结一个人的生平时,除了人生各阶段的经历外,还要有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和功过是非的评价。
“还有的诗歌,它还能谈出,人生于世间,该怎样作人,该怎样成家,怎样教儿孙。还有的诗歌,它还能讲出:荞麦怎么种,荞麦怎么收,牛羊怎么养,房屋怎么修。还有的诗歌,它还能说出,衣要怎么缝,线要怎么纺,布要怎么织。还有的诗歌,它还能写出,人从生到死,这一个人呢,在世这一生,在他一岁时,他做些什么,在他两岁时,他又做什么,直到十五岁,都做些什么,到了三十岁,做了些什么,到了五十岁,做了些什么,到了七十岁,做了些什么;到了九十岁,又做些什么;在他一生中,他有功劳吗?在他一生中,他有过错吗?从生直到死,都能叙清楚。”[27](P.42-43)
5.年代不详的漏侯布哲
漏侯布哲是古代彝族的一位大毕摩,生存年代不详。从反映他史学理论的《谈诗说文》的文体与内容分析,当属于宋代至清朝初期这段时间。
首先,在记述历史的根本方法上,漏侯布哲也推崇“根”,但他所指的根,主要是把握重大事件、重点人物代系等要素,即记清楚“大事”、“名人”。
“不讲古时事,世人不知情,讲起古时事,事事都有根,全都有来因。若是古不传,若是古不讲,谁能来写古,谁能作诗文?所以古事呀,古是历史根。”[28](P.75)
对于各支系毕摩用不同方式记载历史的杂乱做法,他强调一定要抓根:“第一写古史,历史谁来写?历史布摩写。各位布摩中,想法不相同,写下的史书,自然也不一,各本各个样。因此之故么,史虽写下了,却难往下传。各位布摩呀,写史要这样:抓住古的根,谈论古时事,大事要叙清。名人勿挂漏,这样来写史,才能叫历史。”[29](P.77)
其次,他归纳总结了史官应具备的十个方面的学识,强调历史撰写务必真实。这是对于彝族史官才识的全面要求:
“可是写诗歌,大端有几条,一要书根深,二要文笔强,三要有识力,四要史事熟,五要诗艺精,六要谙民情,七要知君臣,八要知山名,九要知河道,十要有真才。”“可是须注意,你若是写史,写史要真实,凡史不能假,假了不是史。因为历史呀,它是人类根,又是人之本,所以历史呀,一定要真实。如果你写史,史你写假了,后人就无法,无法来订正,无法来识别。所以你写史,一定要认真,史要写真实。”[30](P.85)
再次,在抓根与真实的前提下,漏侯布哲认为应讲究彝文写作的音律要求与扣押技巧,以增加整体的诵读效果。
“但在写史时,不能只顾写,不能只顾叙;重要还在于,写出声韵来。写史要有韵,写史要有声,头中尾要押,上下中要扣,字行间紧连,句与句紧扣,人物要写清,世代要连紧。子代接父代,代代要叙清。所有写史者,人人须做刭:记录要真实,时间要搞清,身世要写明。这样写下的,才叫做历史。”[31](P.77-78)
“如要写古史,古史抓根本,根本在于劲,劲由格局出,写史的格局,格局要立稳。人物要相生,事物紧相扣,上与中之间,上有上的格,中有中的局,尾与尾相连。”[32](P.78)
最后,漏侯布哲提出以“咏史诗”的形式,来处理真实要求与抒发作者情感的矛盾。
“可是有些诗,却也不一样,在诗歌里边,也有咏史诗。史和情相连,又和情相对,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呀,便于人记诵,便于人人传,传之久且远。”[33](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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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发此文时任重庆三峡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民族学系系主任、教授）
（文字来源：彝学公众号，主编：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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