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村落信息贫困形成机理研究：凉山州彝族村落为例
摘要：本文基于查特曼信息贫困的小世界理论，从生活情境视角出发，以凉山州彝族村落的田野调查数据为依据，通过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来探究彝族村落信息贫困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该地区的信息贫困主要受自然地理、生产方式、语言文字、社会规范和家支文化这五个因素影响，并构建了彝族村落信息贫困的形成机理理论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信息贫困领域的相关研究，也为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信息脱贫提供了政策依据。
关键词：彝族村落；信息贫困；影响因素；形成机理；小世界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小世界生活情境下的西南民族村落信息贫困研究”（项目编号：17BTQ032）研究成果之一。
（来自西部快门 丁浩摄）
引言
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和社会对信息资源依赖性的增强，信息不平等、信息贫富差距等问题逐渐凸显和加剧，处于信息不平等弱势一端的信息贫困人群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群体的信息贫困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在国家和政府大力投入资金和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的信息贫困状况仍不见改观？他们的信息需求、信息行为是怎样的？其内在的信息世界和外在的信息生态处于怎样一种状态？在信息基础设施得到满足和提升后，有哪些特别因素影响了他们的信息实践？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作为这种信息贫困人群的典型代表，其信息贫困状况较其他地区更为严重和复杂。基于此，本文从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社会背景出发，通过实地调查和走访系统分析四川凉山州彝族村落的小世界生活情境，从而发现导致其信息贫困的复杂多元的影响因素及具体作用机理。
1 文献综述
信息贫困是信息不平等问题的一个重要研究范畴和领域，是处于信息鸿沟中劣势一端的状态。学术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Childers[1]等在 1975 年发表的文章中将信息贫困定义为由于群体信息行为不当，特别是这些人的自我保护行为而导致的一种贫困情境。胡鞍钢[2]等人在总结其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认为信息贫困是指那些被剥夺了获得知识与信息的能力和机会的人们，不能够参与创造和分享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文明成果的状态，其本质就是与现代化隔离，与对外开放无缘，与经济全球化无关，进而形成知识社会与信息社会的“落伍者”或“边缘化”人群或地区。
在对信息贫困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对其进行了研究解读。其中美国学者 Chatman[3-4]创新性地提出了信息贫困领域的小世界理论，其研究关注社会情境和社会交往，认为小世界是拥有共同世界观和社会规范的一个相对小的社会生活空间或社群，小世界的社会规范和生活行为等所形成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界限为信息获取和分享带来障碍，进而造成了信息贫困。国外学者 Burnett[5]及其合作者采用了查特曼的小世界理论从不同社会情境角度来理解和解释人们的信息获取和交流行为。学者Lingel[6]等人则通过调查一个亚文化社区的信息实践来解释社区规范为何使得信息贫困更为复杂化，发现社会情境、特权和边缘化深刻影响信息主体的信息行为。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借鉴了查特曼的相关学说从社会生活情境角度来研究信息贫困问题，如大陆学者于良芝[7-8]、王素芳[9]、肖永英[10]，台湾学者高雅慧[11]等。于良芝在其关于信息贫困的一系列研究中就发展了小世界理论，她从内容、动力和边界三个方面界定个人信息世界的概念，提出主体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构建了狭小的个人信息世界边界，反过来这个狭小的信息世界又限制和影响着其信息资源的获取和利用，导致了信息贫困。
通过综述可以发现，小世界生活情境已经成为信息贫困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而本文的研究对象四川凉山州彝族村落地理环境闭塞，民族文化独特，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空间，在这种地理、文化环境的长期影响下生活于其中的村民成为一个拥有共同语言和风俗、思想观念和社会规范的独特社会群体，彝族村落的这种社会生活环境很好地契合了查特曼所描述的小世界生活情境。基于此,本文从小世界生活情境下的文化环境、生活规范、地理环境等角度来系统分析造成彝族村落信息贫困的形成机理问题，以丰富和充实现有的信息贫困相关研究，并为民族地区信息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参考。
2 研究设计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大凉山对破解深度贫困问题进行调研，强调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凉山地区的布拖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乌蒙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核心区，因此本文选择布拖县作为民族村落信息贫困问题的研究对象。布拖境内江河纵横、群峰耸立是彝族聚居高寒山区半农半牧县，有彝、汉、藏、苗、回等 13 个民族，而其中彝族占总人口的 96.3%，农业人口占 92.5%[12]。本次调查选取其下设的勒吉村、四棵村、草木村等 6 个村庄进行，共走访了 34 户家庭并对其中的 108 位当地人进行了一对一深度访谈，共获得有效访谈资料 96 份，跟踪观察事件 4 起。所有的调查对象中大部分为当地村民，也有少部分学生和外出打工人员，男女比例分别为 45%和 55%，能熟练讲汉语的占 15%，会部分简单汉语的占 31%，完全不会汉语的为 54%。本文采用的资料搜集方法主要是田野调查法，包括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参与观察等。对于访谈及提问大多数采用的是开放式问题，引入一个话题然后由被调查者自由阐述且在过程中不加任何干涉，但有部分采访考虑到当地的人口素质以及需要深度了解的问题等因素，采用了半结构化的访谈。焦点小组访谈以人户访问的形式进行，调查的问题主要为家庭的基本情况、基本的文化素养等，从被调查者比较关心的问题入手调查其信息需求以及信息获取等的大致情况。对于深度访谈，主要是比较具体和深入的问题，调查其有记忆的一次信息活动的具体情况，从信息素养和信息能力，以及其遭遇的信息阻碍和对信息活动的认知及态度等方面展开访问。对于观察形式的调查，则通过跟踪村民具体的信息活动事件来进行，观察并记录其对信息的获取、处理、利用和反馈等情况。对于村落和当地的总体情况，调查组则通过搜集当地的年鉴和县志以及其他的一些村规民约和政策文件来进行辅助了解。
本文主要采用扎根理论对采访资料进行分析，围绕信息贫困的形成机理问题对调查获得的资料展开编码，分为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层次。在开放式编码阶段，首先对获得的资料做简要的分类整理并剔除无关记录，然后对剩余的资料进行分析编码，在此基础上发现概念并形成初步范畴，此过程中共归纳出 11 个范畴。然后在主轴编码阶段主要是发现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关系，此过程中共总结出 5 个范畴并理清各范畴之间的关系。接着核心编码，在分析各范畴及概念的基础上再结合原始的采访调查资料，总结出彝族村落信息贫困形成机理这一核心范畴，构建出彝族村落信息贫困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
3 研究发现
通过对调查资料的扎根理论分析，本研究确定了彝族村落信息贫困的以下五个主要影响因素：自然地理、生产方式、语言文字、社会规范和家支文化。同时也发现了这些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小世界生活情境并进一步构建出该地区信息贫困问题的形成机理理论模型。扎根理论的结果如表 1 所示（文中带有编码标记的段落为部分原始调查资料）。
3.1 自然地理
信息贫困群体的形成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这些自然地理要素为生活于其中的信息主体提供原始生活空间的同时也制约和影响着当地社会族群的信息活动。
此次调查的布拖县位于凉山腹地，北靠昭觉，南接宁南，西连普格，东以金沙江为界与云南省巧家县隔水相望，其周边都是深度贫困的彝族聚居区且与较为发达的汉族区相距甚远。地理位置的隔断导致其受主流文化影响较小，文明开化程度较低，受此影响，当地信息氛围不足、信息环境贫弱，整个地区的信息生态极为贫困。其次，这里高山耸立、峡谷纵横、地表相对落差大多在数百米以上，起伏悬殊的地形和黏重贫瘠的土壤条件使得以农牧业为生的村民们多选择居住在二半山区，而这种孤立分散的居住状况并不利于村民彼此之间的联系和沟通，阻碍了村落内部的信息交流。此外，当地交通十分闭塞，从布拖县到彝族首府西昌需要 5-6小时的车程且交通线路有限，大部分村民活动的最远范围就是当地县城。这种生活情境下，村民可接触的信息流有限、信息流动不畅，尤其是信息在层层传递过程中其时效性和真实性逐渐减弱，信息价值严重贬损，最后直接导致村民可及的信息资源数量不足且质量较差。
3.2 生产方式
凉山地区彝族村民的生产生活模式几乎停留在农业文明时代，整个地区的社会发展完全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难以适应信息化社会发展要求。一方面，凉山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本文所调查的布拖县农业人口比例高达 92.5%，农业在当地的产业结构中占有绝对比重，相应的其生产方式也主要是传统落后的农牧业生产。调查发现当地农牧业生产科技含量较低且以自给自足的小农模式为主，集市交易商品也仅限于简单初级的农牧产品和手工制品，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加工技术和商品交易并没有渗透到这些村落。在这种生产方式影响下，村民对先进的生产技术信息和商业贸易信息等的需求较小，新的信息和知识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从而无法被有效接受和利用。另一方面，简单原始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直接造成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因而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对薄弱，进一步导致整个社会信息化水平严重不足，加剧了村落的信息贫困。
我们主要种土豆啊，包谷啊，荞麦，还有养猪，这些就是普通的养就行，对于这个我也没有多少研究。（C-JML-6）
我们这边买卖都是集市，养的动物和种的东西拿到集市上去卖，都是小的买卖，价格合适就卖，集市上的人就是我们当地的赶集的人。（C-JRA-10）
3.3 语言文字
跨语言是少数族裔与外部社会信息交流的主要障碍[13]。在调查中发现，由语言文字障碍所致的信息贫困现象在当地极为明显，这种障碍主要呈现在汉语言文字能力不足和彝语互不通、不懂彝文两方面。
一方面，在彝族村落这样一个语言文字自成一脉的群体中村民世代以彝语进行沟通交流，在当今以汉语为主流语言的中国社会环境下，语言文字能力不足成为他们参与信息活动的主要限制性因素。受访人员中能够熟练使用汉语的不足受访总人数的 15%，当地中老年人群中文盲人口比例高达 70%，而这些人对汉字的掌握情况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村民们无法识别以汉语言为载体的信息，更谈不上对此类信息的吸收、转化和利用，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小范围内沟通交流而外界的主流信息和专业信息基本与其无缘。另一方面，即使在当地范围内，不同村落也有着各自的彝语方言且彼此之间差异较大，使得不同村落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沟通障碍。此外，彝文作为信息传播和保存的工具一直被掌控在毕摩手中[14]，文字并没有参与到文化教育中来被大众所熟知和掌握，因而知识和信息无法得到有效传播、记录和保存，这进一步制约了村民信息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使得他们的信息世界更加简单逼仄。
要开会的话就是县上通知到镇上，镇上通知到组里，组上的干部通知到小组长，小组长一户户的去通知。这种比较麻烦，但是没办法，因为我们这边不认识字，不会说普通话。（C-JGB-16）
彝族话我只会说不会写，我们图书馆大部分都是汉文书籍，彝文图书我们也在征集，彝文也是极少人能看懂。......彝文和彝语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像街上的一些彝文标语那些，我们也看不懂。(X-TSG-23)
3.4 社会规范
在查特曼的相关研究中，社会规范是指特定小世界中发生的、旨在使这一世界达成某种平衡的习惯模式或行为准则[15]，其将世界观和社会规范作为两个维度分别考察并严格强调规范的规则准则性。而本文则将控制调节人的行为的道德价值观、宗教规范、社会习俗等统一视为社会规范的研究内容[16]，调查发现当地人的信息贫困主要受价值观、风俗习惯和宗教文化等社会规范要素的影响。首先是价值观层面，当地重男轻女观念盛行，女孩在学龄阶段就辍学以分担农业事务或被安排结婚的现象极为普遍，且女性经常被排除在一些社会活动之外。女性低下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参与度使得其信息素养不足且信息活动参与度低。此外，受血缘和等级观念影响，村民们社交范围很小、群体意识较强并对外部世界存有不信任感。亲戚朋友不仅是其主要的信息源也是他们首要的信息分享对象，并且他们主观上对外界信息缺乏信任，对信息的获取和利用倾向于依赖自己原有的经验性知识。这些传统观念深刻影响着村民们的信息行为，导致了他们信息活动的局限性和信息认知方面的排斥性。
其次是风俗习惯层面，作为社会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风俗习惯也无形中规范和影响着信息主体的信息行为。例如在发生纠纷时，他们更习惯于通过传统的“德古”调解处理，而非采用司法方式解决，因为德古调解会将家支等因素考虑在内而更切合当地人长久以来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诉求，而带有主流文化印记的司法等外部信息与村民已有的行为习惯契合度低，不易被他们接受和应用。此外，当地习俗众多且禁忌繁杂，这种习俗禁忌对村民的诸多活动都作了相当详尽的规定，他们不会轻易地突破这些规定界限去进行信息活动。这些风俗习惯都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当地村民，不仅使他们对外界信息接受度低，也使他们逐渐丧失了探索外部信息世界的兴趣和自由。
最后是宗教文化层面，彝族毕摩是调解人与神鬼、人与祖先关系的宗教职业者[17]，兼具迷信与宗教功能，毕摩负责诵经做法、驱魔祈福乃至行医用药，其影响渗透于彝族村民生产生活的许多方面。这种宗教文化的存在严重削弱了村民对外界科学信息的关注度，以至于医药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常规性信息也难以作用于他们。
有些人生病的时候会请，请了毕摩肯定就不用去找医生了。还是可以治好，所以有时候可以相信科学，有时候可以相信毕摩，有些病是医院治不好，但毕摩可以治好，......有时候去医院吃了很多药不见好，后来毕摩治好了，这就要相信毕摩。(C-AZS-19)
昨天我们这边日子不好嘛，我家人就不让我去学校，我今天还请了一天的假，就算请假都不能出行，......我们有自己的推算日子的方法，像十二生肖一样，如果推算到哪一天是蛇这一天的话，它就是不好的日子。（C-JSB-22）
3.5 家支文化
提到彝族，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彝族的家支文化，家支是彝族社会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社会集团组织，它是保留有原始氏族组织的躯壳，内部严禁通婚并以父子联名的系谱作为一根链条贯穿起来的父系血缘集团组织[14]。家支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人的信息活动。一方面，家支成员对家支组织具有高度依赖性和服从性。寻求家支的帮助是村民解决问题的首选方式，而且在彝族家支中，奉行集体意识、注重团结和睦，即使个人与家支意见不一致也只能服从家支的决定。家支在为其提供庇护的同时也严格约束着每个彝族村民，削弱了其解决问题的自主性和积极性，相应的其个人信息能力也无法得到充分发展，最终导致村民们进行信息活动的能力和意愿不足，信息活动的知觉性和目的性不强。另一方面，一些过时的家支规定也束缚着当地村民。比如在彝族内部有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的家支制度，这些制度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严苛落后的家支规定限制了他们融入外部世界并参与外部信息活动，造成信息活动内容及范围层面的贫困。
那我找家支里的人（遇到困难），我们彝族是这种家支比较多的，重家支的，他们不能不帮我，必须帮。（C-ADZ-17）
我们规定是这样的，不能未婚先孕，不跟其他的(民族)结婚，如果有这种呢，大家都会不喜欢，都会看不起这种人的，以前还会驱逐出家支。（X-JMS-13）
4 信息贫困形成机理分析
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结果，将各影响因素以“故事线”的形式连接起来，构建出本文的彝族村落信息贫困形成机理理论模型（见图1）。
本文的彝族村落信息贫困形成机理理论模型表明受自然地理、生产方式、语言文字、社会规范和家支文化这五个因素影响导致了彝族村落的信息贫困，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村落的小世界生活情境。在这个情境中，自然地理和生产方式因素共同组成了村民生活的外在自然物质情境，其中隔绝的自然地理条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传统低下的生产方式的形成。封闭的自然物质情境从外部制约着彝族村落的社会发展，同时它又从内部塑造了独特的民族社会文化情境。在社会文化情境中家支文化、语言文字和社会规范三个要素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家支文化是社会规范能够长久存续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社会规范的存在又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家支文化。家支文化和社会规范为彝族语言文字的持续使用构建了统一的社会环境，而语言文字作为信息记录和传播的载体则使家支文化和社会规范得以保留、扩散和传承。在外在自然物质情境和内在社会文化情境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彝族村落独特的小世界生活情境，村民在这个独立的社会空间中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共享统一的社会规范。
在这个小世界生活情境中，受限于闭塞的地理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当地的经济建设没有得到发展，社会现代化、信息化水平严重不足，也使得村民缺乏足够的与外界进行信息联系与交流的机会和渠道。在这种信息环境的长期作用下，其能获得的信息资源数量和质量无法保证，信息需求逐渐减少和固化，信息活动也趋向于简单原始。而其独特的社会文化情境则从思想观念到行为习惯影响约束着当地村民，他们在这些文化和规范形成的社会环境内生活发展，生活的同质化和规范性局限了他们的信息世界，使得他们的信息能力、信息认知得不到发展，信息机会和信息资源严重匮缺，从而影响了其对信息的理解、吸收和利用，导致其信息体验和经历贫乏。语言文字这一信息最主要载体的无法互通，更加把他们局限在这一封闭狭小的世界内。经年累月，当地人与外界的隔阂越来越大。这样的小世界生活情境成为他们与外界交往联系的障碍，限制了他们参与信息活动及共享信息成果，最终造成了当地的信息贫困，反过来这种信息贫困状态又使得当地的小世界生活情境更加封闭隔绝，最后形成一种“小世界—信息贫困—小世界”的恶性循环。
5 结语
本文基于对凉山州彝族村落的田野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了彝族村落信息贫困的影响因素，分别是自然地理、生产方式、语言文字、社会规范和家支文化。同时还构建了彝族村落的信息贫困形成机理理论模型，即由这些自然地理要素与社会文化要素构成的独特的小世界生活情境从生活空间、生产方式和思想行为方面限制和影响了村民的信息活动，最终导致了当地族群的信息贫困。
该研究的价值在于揭示了民族村落信息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有效识别了民族村落信息贫困的部分深层次原因，对这些地区信息贫困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同时也适当地充实了查特曼信息贫困的小世界理论，丰富了小世界生活情境要素的考察范围，对其他信息贫困群体的相关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由于具体的可得资料详尽情况的限制，本文对于具体影响因素的考察可能不尽全面，未来的研究将会对一些更具体的细节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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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图书馆论坛》2018年，原刊责任编辑：邝玥。
作者：张月琴，张小倩系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硕士研究生；杨峰系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副教授、系主任、博士。
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主编：巫达；推文编辑：邱运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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