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越嶲东路”历史意义初探
摘要: “越嶲东路”是连接南方丝绸之路东、西两路之间的商旅通道,也是重要战略要道。本文就经嘉州 (乐山城)至海棠镇西(甘洛)相关线路的走向、开通时代及历史沿革作了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历史意义进行了浅析。以供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了解参考。
主题词:越嶲东路 历史 意义 初探
一、南方丝绸之路上的“越嶲东路”
“丝绸之路”是由德国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正式提出的、指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东西方商路和交通路线。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正式开通了从中国西北通往欧洲大陆的陆路通道—西北丝绸之路。
相对于西北丝绸之路、史学家把从成都出发南下经云南、贵州、两广在东南亚、南海、印度、西亚、欧洲的国际商道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平原为起点,向南分为东、中、西三线。西线即是《史记》所称的“蜀身毒道”。从成都平原经云南至缅甸,西行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再至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亚大陆途程最长、历史最悠久的交通大动脉之一。西线又分东、西两路。东路称“五尺道”(又称“石门道”)经四川乐山、犍为、宜宾、云南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至大理;西路称“清溪道”(在不同时期又称“牦牛道”或“零关道”),从成都出发,经四川双流、新津、邛崃、雅安、荥经、汉源、甘洛、越西、喜德、泸沽、西昌、德昌、会理、攀枝花、越金沙江至云南大姚、姚安,西折至大理。由此东、西两路在大理会合。东、西两路之间有三条横向支线连通,分别是:平羌江道(起于嘉州止于雅州)、越嶲东路(又被称为“镇西古道”,在乐山称为“阳山江道”,起于嘉州止于甘洛海棠)和安上道(起于宜宾止于西昌⑴)。
“越嶲东路”(因甘洛县1956年12月始建,历史上现甘洛隶属于越嶲,所以此道进入今甘洛境后称为“越嶲东路”,又被称为“镇西古道”),此道起点是嘉州 (乐山城),水路取道大渡河,旱路部分走向与大渡河一致,大部分地段则与今乐山到峨眉,再到峨边的公路一致,离峨边后经金口河(宋时称普雄乡,其地属于大理国虚恨部⑵)、翻梅岭顶、下龙门沟(甘洛阿兹觉)、老木坪(今吉乃彝各)、进入阿兹觉“灵道县”(蜀汉时称新道县,两晋时称为护龙县,宋时称新兴县)境⑶,经开建桥、苏雄、下自物山“解莫”(驮运路)到煖带密(1838年开市,始称“大兴场⑷”,<今田坝>),经大菩萨至海棠后与南方丝绸之路西线清溪古道相汇。
二、“越嶲东路”开通与沿革简述
“越嶲东路”的开通或以为在唐代,但由于符溪和金口河均发现战国晚期蜀人墓葬,故极可能在战国晚期此道已成为民间通道,并为蜀人南迁时所取用。蜀汉于阿兹觉设新道县(灵道县),建安二十三年(218)越嶲叛军高定围困新道县(灵道县),犍为郡太守李严率骑兵驰援。当时清溪古道(零关道)不通,其后22年张嶷任越嶲太守后,才重新开通⑸。由此,很可能蜀汉时,因战略需要,“越嶲东路”一度成了官修的官道。
明代,明朝廷多次官修“越嶲东路”,但修建线路重心有所调整。从嘉定州起,经苏稽、符溪、罗目、高桥、龙池、射箭坪后,过虎皮岗(今峨边新场)、大渡河经沙坪到罗回(今金口河永和镇)分左右两路。左路基本不变,左路罗回(今金口河永和镇)、安上、梅岭顶后直接进入甘洛境龙门洞(甘洛阿兹觉)、老木坪(今吉乃彝各)、开建桥、舒快(今苏雄)、煖带密(田坝)、大菩萨到镇西驿接零关道,“越嶲东路”因此又被称为“镇西古道”; 右路逐渐成为线路建设重心,右路经罗回(金口河)、天池、松坪、至青刚寨(今乌斯河地。此处分岔过大渡河到甘洛乌史大桥,翻大、小老木坪与左路汇合)、马烈,到清溪县(汉源)接零关道达镇西(“越嶲东路”因此又被称为“阳山江道⑹”)。
1987年,文物普查时,在甘洛县海棠小学内(明时的镇西守御后千户所衙)发现一记“重修越嶲东路”碑,已成残碑。碑宽0.6米,高0.51米,厚0.1米,两边有波纹雕刻。残存字样有皮堡公馆名,里程是三百二十里,残碑主要记叙明代洪武十七年(1384年)景川侯曹震复设“眉州、峨眉至建昌(古)驿道”和“嘉靖已亥(1539年)宪使富好礼……命宁越指挥丁整,率诸边土目,自镇西之首涂,随山刊木,缘罗回之境而东……,凡为戌堡五:曰小菩萨、曰黑麻沟、曰一碗水、曰板房、曰金口河;为公馆四:曰舒快(今苏雄)、曰老木坪(今吉乃彝各)、曰回(罗回,今金口河永和镇)、曰射箭坪,堡馆置连三百余里……”。这是修复越嶲东路古驿道的事实和经过。此碑存放在甘洛县文化馆内。
从镇西碑记《修复越嶲东路记⑺》中,有四层含义:一是明洪武年间(1368年-1398年)此路畅通,碑中记述“国初景川侯曹震来略蜀(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谓有古驿以通越嶲,盖利其风候宜人,番酋音顺履坦,而道里捷尔、今废道陈迹具在,盍而治复之”;二是嘉靖已亥(公元1539年)宪使富好礼命宁越(治地海棠)指挥丁鳌率边士,百姓再次修复古道。碑中记述“则斩关有遗成,绝谿有遗梁标界,而编织种落有遗虏,约费省劳故不数月而遂达于峨眉之麓为通逵矣;三是从碑文中梳理出修复“越嶲东路”所走路线是:峨眉山麓高桥出发,顺龙池河到峨边境内,沿大渡河逆流而上中间一大站曰金口河,再沿河上,经松坪土千户辖地旧称猡回(今皇木地区)至青刚寨(今乌斯河地),过大渡河到曲曲鸟(今乌斯大桥)翻大、小老木坪,于开建桥处过尼日河翻舒快(苏雄)、下自物山(前进)、经煖带密(今田坝)、大菩萨达海棠镇西古驿道相汇⑻;四是设置兵站:凡堡馆间置连落三百余里,每堡徒越嶲卫军十人,每馆设马五匹,射箭坪则编峨眉民夫五十人,猡回则土民五十人,舒快、木坪则各设越嶲军二十五人,仍各设一人总领之以防守焉。
清代,在“越嶲东路”沿线发生重大历史事件,历经数百年的松坪彝族土司马氏消亡, 松坪千户治地改土归流。
在甘洛县城东北,尼日河西岸、皇越公路西侧岩石上,距县城23.2公里的“重修开建桥”摩岩石刻,是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清溪县属彝族土司马龙(林),因不满改土归流举事,其势波及今越西、甘洛、石棉、汉源、峨边、马边诸县,清政府派四川提督杨芳率军镇压,平定清溪、峨边后,进剿越嶲,过开建桥重修该桥后题词刻碑。高1.4米,宽0.85米。全文如下:
御前侍卫、太子太傳,提督四川全省军务、诚勇巴图鲁,世袭罔替果勇侯杨芳,率汉屯劲旅四千,克平峨边河北二十六地,河南十二地熟夷,曲曲鸟野夷,进征越嶲重修开建桥。
道光癸已孟秋十有四日渡河(石碑已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扩建乌金公路时被毁,字为仿隶体。注:道光癸已为1834年,孟秋为农历七月,就是说此碑是1834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前建成的⑼)。
从“重修开建桥”摩岩石刻所记,此碑讲述影响凉山彝区重大历史事件:前清道光十三年(1833),清溪县(汉源)所属的松坪彝族土司马龙(林)因不满改土归流“令夷人滋事、希图复印”,勾结越嶲厅属之曲曲鸟、岩润、坭母猪、摸格阿路等俱反,另有大树的汉人黄大五也附和作乱,与马龙(林)隔河呼应,形成猗角之势。他们始则焚烧清溪属之富林营,直犯大树堡,焚掠无数,乡村不保。黄大五焚毁晒经关,关帝庙及街市。将关羽的绿袍穿在身上,头插雉尾,啸聚关顶,号召其众四下焚掠。此举波及到峨边、越嶲的安危。大树堡经历(官名)彭光华飞报越嶲,转呈上宪。四川提督桂涵(满族,叶赫那拉氏)率军征讨,积劳成疾,殁于越嶲之桂皮罗(今汉源县桂贤;民间另述死于战场)。后又由果勇侯杨芳领兵(绿营兵)分两路进剿,一路从峨眉、金口河(越嶲东路)直攻马龙(林)的老巢皇木、红花、松坪、马烈一带;另一路二千多人藏族土司兵从雅安、荣经(零关道)沿流沙河直攻富林。采用“远捕近搜、捣其巢穴”之战术,兵分三路围剿及扑岩、几子山和水桶沟等处,焚烧无数村寨。最后,官兵包围住寨水桶沟(今汉源县马烈),“枪炮火箭齐发”,“焚毁寨堡、杀毙千余人”。最后,马龙(林)余部及妻妇家属,逃至邛部“煖带密土千户”辖地马溪(今甘洛县黑马乡),“煖带密土千户”协助朝廷生擒叛首马龙(林)并伊妻女家属共八口,并无一名漏网。随后撤销松坪千户所,进行改土归流。从此,显赫数百年的马氏土司在彝族社会中消失⑽。杨芳令游击马庆丰、张富,都司姚鹏程,千总马宣,练勇陈德新,参将王尽忠等大范围封住要道隘口。又授意煖带密土司做夷人的工作,使曲曲鸟、岩润、坭母猪等地夷众反戈。经多次激战,黄大五被擒,押成都凌迟处死。在此期间,杨芳曾率师从金口河,经乌其坡、中曲曲鸟(大桥)、大小老木坪,过开建桥、上苏雄、下自物山“解莫”(驮运路)去煖带密(田坝)、海棠布置军务,在开建桥刻碑,自我歌功项德⑾。整个道路时断时续。蜀汉时诸葛武候向南用兵也有部分军队由此而行。“越嶲东路”在民国时期还常有旅客来往,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凉山时184师53团也走该路。
三、越嶲东路的历史意义
(一)“越嶲东路”的功能
“越嶲东路”的功能与学界认可的南方丝绸之路一样,其各种功能是从千百年的商旅往来中自然形成,具有多种功能。主要有:文化交流、对外贸易、民族迁徙三种。
文化交流功能。通过长期的边疆经略,到清朝中、后期,在凉山彝族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奴隶制、半奴隶半封建制、封建制),“越嶲东路”(峨边至甘洛)沿线的社会形态在政治上已完成了封建化进程,已逐渐具备了封建社会形态,其文化形态由简单走向复杂,从单一走向多元化,具有了鲜明的包容性,先进的汉文化以主导地位方式逐渐由北向南融入、交流、融汇,形成了甘洛北部、中部片区与东南部片区的明显文化差别。“越嶲东路”沿线的彝族在清朝已开始崇尚汉文化、说汉语,并接受和学习汉民族习惯过“春节”,官方人员到土司衙署或彝族头人家要办汉族酒席招待⑿。彝族已有对汉族手工业人员、货郎给小孩认作干爹的做法。
对外贸易功能。由于个人知识所限,本文仅对峨边至镇西段贸易情况进行浅析。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标志性的贸易货物是“丝绸”,蜀丝绸正是”越嶲东路”上的重要商品。峨边谚语道:“大史山(马鞍山)下出美人(指甘嫫阿妞),依达(河流)河畔有佳支(丝绸)”的叙述。大小凉山各地至今仍称峨边沙坪沿河一带为“佳支依达”(丝绸之河),古时嘉定(今乐山)一代丝绸经大渡河航远至此,这里逐步成为物质集散地,彰显出“越嶲东路”的重要贸易功能。甘洛煖带密(田坝)的擦尔瓦、披毡沿路销往大小凉山,海棠古镇的白酒也享誉川内。“煖带密土千户”土司岭承恩,于清代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5年),在前进乡自物山始建“煖带密土千户避暑山庄”。该建筑坐落于“越嶲东路” 舒快(今苏雄)与煖带密(田坝)交界的摸摸洛“解莫”(驮运路)处,极具战略位置, 依山庄而居的乡民开铺设店,方便往来行人、马帮憩息食宿。文革时所有建筑被毁,其遗址保存完好,清晰可见。“越嶲东路”的贸易功能自不必作过多考证。
民族迁徙功能。“越嶲东路”开建之初必是为方便相邻居民来往,相互往返频繁开辟了道路。但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官修官道。战国晚期,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再经过30多年的蜀候与秦国之间的抗争与镇压,直到秦昭王二十二年,秦国才是最终在故蜀建立起单一的郡县制度⒀。先秦至后汉,均对巴、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进行大规模改造,这些改造带有血腥的武力手段。为此,古蜀民被挤出了古蜀国故地,为寻找生存空间, 时断时续的南迁已成必然。前面所述“越嶲东路”开通即说此情。后来在蜀汉,特别是后汉时期,都出现过大量的外来族群进入巴、蜀地区,又导致该地区的部分居民随“越嶲东路”南迁,沿大渡河而上,经峨边、金口河、皇木到汉源,部分定居甘洛大桥乡境。唐宋时期,因南诏国、大理国的一时强盛,蜀民南迁受到扼制。
明、清时期,受朝廷经略边疆的策略影响,大量的汉族民众随“越嶲东路”南迁,迁徙线路非常清晰明显。现居田坝、前进的汪姓家族,经考从仁寿至井研,经乐山、峨眉、龙池到汉源,过海棠到(部分到越西县)大菩萨、田坝片区,前后经历约十七代,到田坝定居约十一代。现居住在新市坝镇木古足的莫俄惹古家族莫俄所取支系,从峨边沿大渡河而上,经金口河、过梅岭顶、龙门沟、老木坪(部分住小木坪,后迁居汉源顺河⒁),再从特克拉尔、到木古足定居,后有部分迁至阿尔乡,现约有十五代。“越嶲东路”的民族迁徙功能不多赘述。
(二)“越嶲东路”古道的战略地位
“越嶲东路”不仅仅是连接南方丝绸之路东、西两路之间的商旅通道,更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一旦某一路出现危情,此路即为最佳补给线路。历代王朝多次开建、维修,并在重要隘口驻兵把守。为此,道路的兴衰与政局的稳定休戚相关。
本文前述,建安二十三年(218),蜀汉于阿兹觉设新道县,当时清溪古道(零关道)不通,其后22年张嶷任越嶲太守后,才重新开通。并且,很可能蜀汉时,因战略需要,“越嶲东路”一度成了官修的官道。
唐、宋时期,因南诏、大理的一时强盛,现今大、小凉山长期属其所有,大渡河以南为其北部疆域,南诏、大理多次北上用兵,“越嶲东路”也是其重要军事战略要道。
明朝时期,明王朝以邛部长官司岭氏族亲长期争夺土司印信、部众无统之机,在“越嶲东路”峨边段沿线修筑“平夷堡”(今大堡镇)、“归化堡”(今金口河永和镇),以屯兵驻守(驻守官兵400人,乡勇200人⒂),保障道路通畅,并将原属邛部长官司岭氏治地“归化堡”( 今金口河永和镇)隶嘉定州(明. 正德七年1512年),乡民附入峨眉籍⒃。本文前述《修复越嶲东路记⒄》中,设置兵站即为战略之需。
清朝时期,从战略角度考虑,为限制土司势力的发展,“使其地小势分,事权不一,而不能为害”。在“越嶲东路”上较繁盛的煖带密(今田坝)弹丸之地,封授了两家土司,即“煖带密土千户”“煖带田坝土千户”,以达到对大土司分权抑制其发展,对小土司进行有效控制的策略。本文前述“摩岩石刻”四川提督果勇侯杨芳进兵路线即“越嶲东路”。
随着“越嶲东路”右路(峨边至汉源)道路的多次开建、维修,特别是1939年8月,国民党修筑“乐西公路”(乐山至西昌),1941年底正式通车以后⒅,“越嶲东路”(甘洛境内)的各项功能被逐渐弱化,且渐渐地淡出了现代人的视野。
结语
通过对上述资料的整理,显现出甘洛曾是“越嶲东路”的重要一环,跨越千年的“越嶲东路”是一条文化交流、经济贸易、民族迁徙之路,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世移时易, 时至今日“越嶲东路”的各项功能虽基本消退,且淡出了现代人的视野,但“越嶲东路”仍具有不可复制的重要文化价值。
这里是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海量的数据,鲜明的彝族文化特色,是向世界展示彝族文化的窗口,感谢您访问彝族 人 网站。⑴ 邓海春等:《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与文化》,四川民族出版2016年;唐长寿:《南方丝绸之路与乐山》,第80--81页
⑵《峨边县志》:第一编第四章,“政区建置”县城,第43页。
⑶《越西县志》:第二章第一节,第27页。
⑷《甘洛县志》:清朝时期,第9页。
⑸ 龚成藩:《对灵关、灵关道、灵关县之再探索》,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263页。
⑹ 邓海春等:《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与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2016年;唐长寿:《南方丝绸之路与乐山》,第81页。
⑺ 余成勋(明):《越嶲厅全志》卷四之五,第3-4页。
⑻ 龚成藩:《一篇值得研究的碑文》,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360--361页。
⑼ 龚成藩:《释开建桥残碑之谜》,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267--269页。
⑽ 姜先杰:《凉山土司研究》第534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10月。
⑾ 龚成藩:《释开建桥残碑之谜》,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267--269页。
⑿《甘洛县志》:第一编第三章第七节,第562页。
⒀ 邓海春等:《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与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2016年;段渝:《先秦汉晋西南夷内涵及其时空演变》,第32页。
⒁ 代盛杰:《汉源彝族简介》,汉源文史资料第5辑,第125页。
⒂ 峨边县志》:“大事记”,唐--清,第9页。
⒃《峨边县志》:“大事记”,唐---清,第9页。
⒄ 余成勋(明):《越嶲厅全志》卷四之五,第3-4页。
⒅ 唐长寿:《阳山江道行记》,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学刊第39页,2015年
作者单位:中共甘洛县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