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与火洗礼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傣族体育与彝族体育的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同处祖国西南边陲的傣族与彝族，在相距并不遥远的地理空间内，两个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从物质层面、行为制度层面到观念层面都体现着较大的文化差异。彝族为山地民族，火崇拜是其文化的核心观念因子，体育也被赋予浓厚的火文化特征：尚力、血祭、崇火；而傣族为河谷、坝区民族，其体育文化特征中又彰显水文化的民族情性：柔美、传情、崇水。如此，两个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便具有了典型的比较科学理论中提出的“可比性”特征。
关键词：傣族；彝族；民族传统体育；比较；研究
1 前言
中华传统体育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深邃而又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质和多源特性。在我国，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是中华体育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以其浓郁的生产气息、鲜明的生活风格和生动的民俗特征，充分地反映了特定民族的审美观、价值观和文化观，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光辉绚烂的一章。
聚居于祖国西南边陲的彝族与傣族，同属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千百年来，这两个民族创造了绚烂多彩、底蕴深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鉴于各自所受不同地理环境、社会历史、生产方式、宗教民俗等因素的影响，在体育文化的运动风格、活动方式、程序礼仪、文化象征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呈现出迥异的体育文化特征。
本研究将以田野考察结果为重要依据，把文献资料同民间口传资料有机结合，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事象深入分析；同时，也注重对物质形态中所折射出的体育文化特性进行系统研究，以期得到全面、客观、科学的研究结论。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居住在云南昆明、楚雄与红河、四川凉山的彝族和居住在西双版纳、德宏的傣族为研究对象，研究他们所从事的传统体育项目的特质及形成、发展规律，探讨两个民族体育文化的差异性及自然、社会和文化成因。
2.2 研究方法
2.2.1 田野调查
对彝族和傣族地区的田野考察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3年来，笔者前往两个聚居区的考察达8次之多，比较集中的考察为：2004年7～9月在昆明市石林县鹿阜镇、维则乡进行了3个月的实地考察，彝族朋友毕雄伟的家成为笔者参与考察的根据地；2005年3～6月，在西双版纳的景洪市勐仑镇、勐罕镇曼远村等地进行长达4个月的考察与访问。重点考察了彝族火把节与傣族泼水节期间的民族体育开展情况。
2.2.2 文献资料调研
阅读了有关傣族体育与彝族体育的文献资料，内容涉及到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
2.2.3 逻辑推理
掌握傣族体育与彝族体育的项目特征与开展现状，分析傣族与彝族体育文化的多元特色与独特功能，了解民族体育发生发展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条件，在此基础上，运用逻辑学方法，构建民族体育的发生机制理论体系。
2.2.4 跨文化比较
借鉴比较科学的研究视角，把傣族与彝族体育文化放在一个文化参照系中，采用经验思维与逻辑思维、思辨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遵循可比性的原则，深入剖析傣族与彝族体育在起源、运动形态、文化特质等方面的异同点及其自然、社会与文化成因。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3.1 彝族与傣族社会发展的历史源流
彝族是我国西北古老的氐羌族南迁与金沙江、南北盘江土著融合的遗裔，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10月太阳历、虎宇宙观、火神话等是彝族文化的精髓，彝族还是历史上著名的南诏国的创立者，大理国的主体。现有人口约657．2万，主要居住于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他们普遍生活在海拔1500m以上沟壑纵横、树木丛生的山区与半山区，天气的阴冷使得彝族家家离不开火塘，而茂盛的松杉、油桐等林木则为彝族用火提供了燃料。所以，火成为彝族人民的最爱，被称为“火族”，形成赋有民族特色的“火文化”特征。时时出没于深山老林的老虎，彝族人民将其作为勇猛的象征，并作为山地民族征服自然、战胜困难的偶像。黑虎是彝族最为原始的图腾，彝族自称为“罗罗”，意为“虎族”。因此，尚黑、强悍、好战便是彝族的民族特性。彝族史籍《西南彝志》就是一部记载古代彝族刀光剑影、血战沙场的历史。漫长的战争岁月，既练就了彝族人精湛的武艺，又培养了彝族人民骁勇强悍的民族心理品质。元朝李京《云南志略》载：“罗罗……左右佩腰刀，喜斗好杀多养义士，遇战斗，视死如归……”这些都是彝族社会尚武、强悍的民族精神的缩影。
傣族源于古代南方“百越”族属，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也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他们生活在海拔500～1100m的河谷、坝区。热带、亚热带气候使得热能与物种等自然条件优越，生物资源异常丰富。因此，傣族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民族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由于傣族与百越民族的历史渊源，使他们继承和发展了母体民族以稻作为主的传统，形成典型的稻作民族文化模式。“傍水而居”孕育出了“鱼米之乡”，“傍水而居”也使得傣族人民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沐浴离不开水，赕佛离不开水，水井修有讲究，新年要泼水祝福。可以说，傣族经济文化尤其是生活习俗与水是密不可分的，塑造了傣族人特有的“水文化”形态。殷实、富足的生活状况，加上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洗礼，培育了傣族人民温存善良、朴实无华的民族品格。清朝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四载：“傣族性本训朴，田地皆种禾稻，人亦渐习经书，土俗民风日改月化。士简民恬，风和俗厚，男女悉知辛勤，士类敦礼教。”这是对傣族人民情性温和、品性敦厚的记载与描述。
可以说，彝族与傣族在族源历史、生产方式、宗教图腾、节日习俗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为研究傣族与彝族体育文化的异质性提供了理论背景。
3.2 彝族与傣族传统体育项目特征的文化差异
3.2.1 尚力与贵柔
彝族体育以勇猛粗犷著称。彝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摔跤、斗牛、赛马、挥刀、射弩、长跑、轮秋、投掷等，运动风格大多朴实粗犷，动作刚劲有力、力度大；而且，攻击性极强，强调运动者的身体接触和对抗。摔跤是彝族人的最爱，数十个支系的彝族概莫能外。虽然规则、方式各异，但在熟练的技艺中要体现出勇猛顽强的民族品质却是彝族摔跤的共性。彝族摔跤不是不讲技巧，但首先要猛过于巧。这在云南路南、弥勒、楚雄和四川凉山等地最为典型，气氛也最为火爆，被誉为“摔跤之乡”。《中华文化通志》载：“摔跤是彝族传统的体育项目，在欢乐的火把节日里，摔跤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撒尼村寨附近低凹的圆形平地是最好的赛场。比赛不分体重、不限时间，只要脱掉上衣蹲在场边，赤脚裸胸，腰系红布带，就是请求参赛的表示。”史料记载摔跤时“躬头相向，手前后盈如钟摆坠，然足趑趄行如斗鸡作然，久久交手，有如鹤舞，有如龙骧，有如泥鳅，有如狮搏，时上时下，时复时翻”。一时间，红土飞扬，群虎争斗，震撼天宇，响彻四方。获胜者则被披上红布带，绕场一周接受观众的欢呼与拥戴。
图1 彝族摔跤图（左图） 图2 傣族舞蹈图（右图）
如果说，彝族体育重在力的炫耀，那么，傣族体育则以柔美、细腻见长。傣族舞蹈的基本风格和韵律是身体柔软起伏，舞姿极富雕塑感。随着芒鼓鼓点，腿部做韧性的屈伸，慢慢起舞，手慢慢抬起，从手指关节开始，手腕、手肘和肩关节，一节一节地传递，或扬手翻腕，两手交替而舞，时而内屈，时而外掏，时而翻腕。同时，保持腿部的屈伸，慢抬脚，慢落脚，带动身体做扭动与转动，时而前俯，时而后仰，自然形成手臂、身体、腿部每个关节都有弯屈的动作特点与姿态造型。身体的扭动带来的是起伏之美，扭动与起伏又展示了松软之美。这些动作细腻而小巧，轻柔而飘逸，既充满张力，又保持内在美的感受。多姿的手势、纤细的腰身、轻盈的体态，构成了一幅幅完美的“三道弯”造型，这使得傣族舞蹈既有动态的韵律美，更具静态的造型美。
3.2.2 血的洗礼与情的契合
如果说，摔跤只是力量和耐力的比拼，彝族的武术则更具火药味，讲究真刀真枪。彝族人酷爱武术。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载：“……男子椎髻，摘取须髯，或髻其发，左右佩刀，喜斗好杀……多养义士，遇战斗，视死如归。”明万历《云南志略》载：“罗罗……藏匿山林，惟事剽掠……言不合，拔刀仇杀。”除了佩刀之外，强弩、梭镖、火药枪、火雷等也是彝族的“常备武器”。《易门县志》载：“爨蛮……常带尖刀于左右，又有劲弩镖枪，置毒矢末，沾血立死。”时至解放前夕，彝族山寨中仍流行着“打冤家”这一部落械斗的原始习俗。土司之间、头人之间乃至亲家之间，一旦发生纠葛，动辄武力相见。每打一次冤家，双方都要动员成百上千乃至上万人参加，刀枪棍棒、火药雷器尽使，面对面地厮杀。每次出战之前，要请毕摩主持祭祀活动并歃血盟誓，借神赐力量来实现征服的欲望；战后要用俘虏的血祭奠先神，人血被认为是最高级别的祭品。这种隆重的谢神活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再现战斗中的激烈场面，其中不乏拼杀、格斗、角力等武术表演。一招一式，一扑一跃，折射出一个民族强悍尚武、恃强逞武、威猛无比的风俗情性。
傣族的孔雀舞，不以力量和舞路的多样取胜，而以傣族人隐含其中的模仿孔雀的形态和倾入的情感取胜。它模拟孔雀出巢、展翅高飞、觅踪捕食、寻泉戏水、浴身抖翅、蹦跳嬉戏、开屏比美等一系列动作，生动逼真，惟妙惟肖。这种特殊的体育行为，是建立在傣族人清丽、幽默、浓情蜜意的美学情趣之上的。不了解傣族文化的特点和傣族人开朗细腻的民族性情，就不能从更深层次上理解他们舞蹈的内在涵义。傣族青年男女最为喜爱的抛掷荷包（丢包），更是一种直接的含情传意的体育活动。男女青年各站一方，掷、接的双方在抛接之中都有着明确的无声之言。我抛向谁，表明我对谁有着爱慕之情；抛掷之物，就是传情的使者；我接来物，表示我对你也有恋眷之意；回击荷包，就是答意的表示。如此地将“力”与“智”、“情”与“意”水乳交融于体育运动的形式里，是傣寨“水民族”体育文化独具一格的特色。除了力与智、情与意的契合，傣族体育往往还有更深层次的心灵寄托。傣历新年（泼水节）是傣族人民的至上，赛龙舟是年节里的最崇，傣族人民身穿节日盛装，欢聚在澜沧江、瑞丽江畔，举行龙舟赛。龙舟赛前，祭师将焚香杀鸡祭献龙王，祈求保佑风平浪静，竞渡获胜，保佑来年风调雨顺，获得更大丰收。当然，在祭祀的同时，傣族体育也慢慢向着节日娱乐化方向发展。《云南通志》记载，傣族“以季春为岁首，男妇老幼俱著新衣摘取各种山花，并以糯米蒸熟染成五色，斋供齐赴缅佛寺，鸣鼓击钵供献佛前，听缅僧诵经，各为担佛。旋以各种山花插于沙堆，名为堆沙。又男女均以竹筒取水，互相洒泼，以湿衣为乐”。泼水祝福、泼水传情，是傣族人民自由自在、平静安详、洒脱明朗的心理表露，是水的风格的升华。
3.2.3 火把狂欢与泼水纵情
民族节日源远流长，积淀着民族的古风遗俗，是民族文化的凝聚与升华。农历6月24日为彝族的新年“火把节”（彝语“都则”，意为对火的祭祀）。旧时的火把节以祭神驱鬼为主，“持火照天以祈丰年”。人们穿上盛装把火把缚在竿上照天。有的到田边照苗，炬火散步游动于田野山川，颇为壮观；有的在家中、村社四处照耀，然后与其他汇合，形成一条条“火龙”，火把犹如繁星降地，又似火龙在飞舞，令人眼花缭乱。元代文璋甫赞曰：“云披红日恰含山，列炬参差竞往还，万朵莲花开海市，一天星斗下人间。”一时间，城里村寨，火把游曳，篝火闪烁，人头攒动，笛声、弦声、笑声、歌声响成一片。唐代樊绰《蛮书》卷八记载：“南诏少年弟子暮夜游行闾巷，吹葫芦笙，或吹树叶。声韵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今天的火把节则是彝族人民的狂欢节，人们手缚火把，四处游动，犹如繁星降地，又似火龙在飞舞。在火把的照耀下，最受人宠爱的体育活动是跳乐。跳乐是一种快节奏、充满阳刚之气的彝族舞蹈。通常的跳乐活动是男子身背三弦，在笛子的和声下，又弹又跳；女子则拍着手，跳出各种优美的动作，与男子的一进一退中找到心灵的沟通。动作粗犷健美，情绪热情奔放。因为有些地区常在夜里进行，故又称“跳月”，最著名的就是“阿细跳月”。在篝火燃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围着篝火跳跃、旋转，有矮步顿足，有跳步搓脚；有拍手，有折腿；一会儿顺时针转动，一会儿逆时针转动。步调和谐，动作激烈，感情奔放，热闹非凡。熊熊的烈火提升了人体的温度，开心的呐喊激起满腔热血，排山倒海般的群体力量驱散了人们心头对神灵的恐惧、对世俗的厌倦，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解脱。身心完全融入了那种摧枯拉朽、醍醐灌顶般狂欢的境界，所感受到的只有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如醉如痴的体验与回味，展示了彝族人民“火”一样的性格及对火崇拜的民族心理特性。
图3 彝族人民欢度火把节图（左图） 图4 傣族人民欢度泼水节图（右图）
与彝族火把节最具反差的，是傣族最为隆重盛大、狂欢纵情的泼水节。泼水节，傣语为“桑罕比迈”，时间大体相当于公历的4月中旬。这一时节意味着稻耕民族的犁田、栽秧就要开始，是用水的高峰季节，为了辞旧迎新，祈求佛祖和天神保佑五谷丰登、人丁兴旺，人们尽情欢乐，互相祝福。其中，人们相互泼水祝福是一项最具民族特色的活动。老年人相互用树枝洒水，喻为洗去对方身上的灰尘，在新的一年里事事如意；年轻人为老年人滴水，表示尊敬和祝福；青年人之间则你一盆、我一桶地互相泼水嬉戏。但见处处水花飞舞，时时欢声笑语，人们尽情地泼水，互致祝福，共同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疾病不生、四季平安。沸腾的傣家村寨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变成了如诗如画的水的世界，体现了傣族人似水一般的恬静心态及对“水”这一物质实体的特殊民族文化情结。可见，傣族与彝族在体育项目的选择、活动特征以及文化取向上都存在巨大的反差（表1）。
表1 傣族与彝族传统体育项目及文化特质比较一览表
3.3 彝族与傣族体育文化形态差异的自然、社会与文化环境比较
3.3.1 自然环境的分野——高寒山地与湿热坝区
在云南独特的地理环境生态圈中，地形、地貌错综复杂，各地气候条件差异极大，自然资源丰富多彩。彝族人民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祖国西南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东南部边缘地带。这里多为海拔1500m以上的山区与半山区，高山耸立，群峰竞秀，气势磅礴，风景壮丽，山川相间，峡谷纵深。在这些超过1500m以上的高寒地区，气候极为阴冷，交通甚为不便。“隔山喊得应，望山走死马”，是对彝区交通不便情况的形象描述。如此恶劣的生态环境，形成自然现象的千差万别，如气候立体、地势高下、九曲回肠、松杉林立等。面对崇山峻岭，濒临深谷急流，应对高寒的气候、频繁的灾害，彝族先人经受住天地的考验，在与天斗、与地斗的过程中繁衍生息。彝族人民在适应极其艰难的自然环境的生活中，孕育出了优秀的民族文化：坚强刚毅、英勇勤劳，是彝族人民共有的优良品质；热情好客、真诚友爱是彝族人民的高尚情操；能歌善舞、热爱生活是彝族人民的美好情趣；长于骑射、机智诙谐是彝族人民的豪放品格。
“无边的坝子翠绿如茵，淙淙的溪水绕着竹林人家。密密的椰子树顶着蓝天，高高的佛塔挂满彩霞”[1]，这是人们对傣族人民生存环境与文化形态的一种真实而客观的写照。总体上讲，傣族主要集中居住在海拔500～1100m，地势平坦、水土肥美的坝区，而且村寨大多建在近水的地方，周围翠竹掩映，溪流环绕，环境极为幽雅。这些地区山川秀丽，气候宜人，位于北纬21°10′～25°50′之间，海拔相对较低，地势平坦、水源丰富、土壤肥沃、光照强。受印度洋季风的影响，年平均气温为20℃左右，终年不见冰霜，年平均降水量为1400～1800mm。适宜的气候、丰沛的降水，带来的是如诗如画的丛林、清澈的河流、随风摇曳的凤尾竹和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
3.3.2 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异——游牧火种与稻作农耕
彝族人民生活的山区和半山区，地理条件复杂多样，这为开展畜牧、种植和狩猎等多种经营提供了可能。彝族的先裔是我国西北部的氐羌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与放牧四野的牛羊密不可分。现在的彝区则是荒山，草坡面积很大，牧草丰美，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有利条件。高寒山区的农作物种植以荞子、燕麦、玉米、马铃薯等为主。他们在苍山的缓坡上，利用一种天然勾曲的树桠制成的小木锄刨坑种地，从事粗放的“刀耕火种”农业。彝族所处的西南地区又是仅次于东北大小兴安岭的第二大林区。大小凉山、乌蒙山、哀牢山等处是浩瀚林海，郁郁葱葱，荫翳遮日。为了猎获更多的野兽，彝族先民依靠集体的力量进行狩猎，从始至终都处于一种激烈而又漫无边际的追逐之中。彝族的《撵山谣》中就详细而生动地记录了彝族猎人的“撵山”活动：“追过去，追过来；追到河，用水泼；追到坡，用网套；追到岩，用狗拖；追到箐，用棍敲；追到岭，用弩射……”。
傣族源于古代南方百越族属，生活在云南美丽的西双版纳州和德宏州，澜沧江流经西双版纳，大盈江和瑞丽江则贯穿德宏。该地区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霜期短，热量充足。全年日照时间长，年均日照2218～2453小时，雨量充足，年均降水量1400～1800mm，支流干渠织成密如蛛网的灌溉系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两州坝子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历来是重要的米糖基地。千百年来，傣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稻耕文化，并发明了适于公平分水的“竹制分水器”以及大幅度提高稻谷产量的“寄秧”栽培方法。这种丰衣足食、自耕自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该民族形成了很容易在低层次的生产状态和生活水平上满足的惰性心理，竞争意识淡薄。
3.3.3 精神家园的殊途——外扬与内敛
彝族人崇拜老虎，是因为老虎的力量在本质上具有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特殊性质，即勇猛顽强性，所以，也给它的崇拜者带来了勇猛顽强的精神力量，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获取统治地位的进取性，体现了彝族人对超越人力的崇拜，这是一种民族品性的张扬。元李京《云南方志略·诸夷风俗》载：“……酋长死，以虎皮裹尸而焚，年老往往化为虎云。”明景泰《云图经志书》载，彝族“尚强悍……平居无事，则引妻子驰骤于山谷之间……”。清雍正《云南通志》载：“俗尚战争，其气剽悍。”自古以来，人们延传着崇尚刚强的审美观念，“强悍”、“粗犷”、“武勇”、“善战”是彝族人民共同的心理特征。
傣族人喜爱孔雀和大象。大象温顺、善良而稳重，孔雀除了具备大象性格般的温顺、善良和稳重外，还因为形体的窈窕多姿、动作的优美典雅而被傣族奉为神鸟。傣族先民相信万物有灵，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灵魂，而且，灵魂是不死的。公元6～8世纪小乘佛教传入傣族地区之后，傣族社会经历了一个深刻的佛教化过程。小乘佛教宣扬“人空、生空、我空”的理念，认为人一生中所经历的生老病死等都不过是“苦”，为了摆脱这些“苦”，人们就要通过赕佛，积善行，修来世，最终达到涅槃的最高境界。傣族全民信教，要求人们互助、互敬、互爱、行善事、勇于施舍以积功德等。这种温存善良、平和婉约、朴实无华的内敛性民族品格使得傣族文明礼貌、聪明智慧、勤劳善良、热情好客。他们的基本生活准则是与人为善、与邻为伴。
正如“人类社会每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都有自己赖以滋生的土壤，也各有其成长、发展、走向成熟的不同条件与机遇”[2]一样，傣族与彝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是傣族与彝族长期社会发展的积淀，是在千百年来的生存斗争中不断创造的果实，是他们不断摆脱自然控制走向成熟和自由的标志。
3.4 水文化、火文化与傣族体育、彝族体育的缘由探析
本尼迪克特认为，“每一民族与地域的文化尽管富有多样性，但总有一个带有历史性和行动一致性的价值秩序或主导精神贯穿始终，它作为一种典型性的目的，指导一个民族从文化的大系统中选择了某些东西，排除了另一些东西，这种选择可以渗透到文化的不同层次，体现在文化的各个单元中”[3]。
3.4.1 水文化与傣族传统体育
对水怀有的亲切感最终被傣族人提升到哲学信仰的层面。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中说：“远古的世界是一片混沌，没有天地，只有水和气，后来水、气在冷风的吹动下不断翻滚与搅动，最终凝结成傣族的先祖英叭，后来英叭神创造了天地和万物。”从中可以看出，傣族是把水作为世界的本原的，是傣族人的“道”，正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以说，水这一自然力的物质实体一旦与人连在一起，就逐渐升华为一种饱蕴着敬畏信仰和闪烁着心灵之光的文化组合体。同样的，“水文化”组合体在与傣族生产、生活的物质流动与能量流动的交互过程中，渐次影响到傣族传统体育的生态体系。
3.4.1.1 水对湿热坝区民族体质的塑造
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载：“风土下湿上热，多起竹楼，居濒江，一日十浴。”热带、亚热带湿润的气候带来的是雨量充沛、植物繁茂、湖泊交错和河川纵横。如此优越喜人的生态环境，不仅形成傣族生活区自然现象的独具特色，也形成傣族在生理外貌、遗传变异上的与众不同。以体态为例，温暖宜人气候下的傣族妇女人人喜爱穿花筒裙，这不仅能凸现女性的妩媚和婀娜多姿，而且，紧束裹身的裙线，在长期的生物适应中愈加塑造出倩美的体态和挺拔的身姿。体质人类学认为：这是人们在不断与生态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结果。在这个交换过程中，水充当了不可替代的媒介作用。《滇志》卷三十载：“水摆夷好近水居，每日必浴以洁其体，男妇皆然。”可以说，水具有的沐浴、清洁、滋润等功能在提升了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的同时，意外地塑造着傣族人们的身体。这样的体质为傣族柔美、轻盈的体育文化品质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平台。据调查，与云南彝族等山地民族相比，傣族人个高体轻、腰细肩窄、手臂纤细而腿颀长，尤以关节的柔韧见长。
3.4.1.2 稻作农耕对傣族体育文化品性的积淀
千百年来，傣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稻耕文化，也培养了勤劳勇敢、温文尔雅的民族性格。傣族人们辛勤劳作，精心呵护稻花飘香、鱼肥水美的美好家园。在千万次的采集劳动中，逐渐发现并掌握了粮食、蔬菜、瓜果等作物的生长规律，农耕劳动逐渐成为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活动，并因此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存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产生出了与农耕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关的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如跳竹竿、抓子、陀螺、鸭子赛跑、青蛙赛跑等多半就是在劳动生产的休息间隙、在田间地头进行，并以休闲娱乐为主。同时，靠水吃水的傣族人则在生产与生活的多次涉水渡河中，及早地掌握了游泳和跳水的本领。正因为傣族传统体育具有典型的农耕文化特色，就连赛马活动，其竞争的意味也不浓，更着重于表演骑术和显示勇敢精神，同时，还是男、女挑选意中人的良机。
3.4.1.3 崇尚“水文化”的社会制度对民族体育的规范
马克思讲，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傣族体育也是在傣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由恬静与朴素的民族观念铸塑而成的。解放前，傣族社会形态除了封建领主制度之外，不少地区还保持原始社会末期产生的农村公社制度，一个村寨为一个农村公社，内部保留原始民主形式。有全体成员参加的最高权力机构“村社委员会”，采用平分土地与水流的方法，村社内部保留原始的互助协作单位。这种自耕自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自然孕育的是自娱自乐的传统体育形式。
3.4.1.4 “水文化”的民族心理结构对体育特质的浇注
水是世界的本原，人与动植物是水的衍生。傣族人的这种思维方式进一步认为，人的心灵与世界万物同处一源、合为一体，并且，人的行为可以与某种神秘力量和宇宙秩序相互感应，从而达到天人和谐。这种遵循“互渗”规则的原始思维方式，明显带有“水文化”的价值取向。反映在体育表象上，就是观赏娱乐、修身养性而不是对抗与争斗。可以说，傣族体育是娱人与娱神兼顾、自娱与娱众统一。傣族的宗教是原始多神宗教崇拜与佛崇拜的复合，傣族体育就是在对日、月、水的自然崇拜、对祖先的崇拜、对“寨神”、“勐神”（意为坝子神）的地域保护神崇拜和对佛祖的崇拜过程中体现自己的特质的。由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水稻生产成为决定傣族生存福祉的大事，对“水”的崇拜成为多神崇拜的重中之重。从放水、插秧、稻谷生产、成熟、收割到进仓都有一系列的祭祀活动，通过祭水神实现人神沟通从而达到祈福免灾的目的。祭祀活动在每年春耕前举行，要杀猪、摆宴、诵读诗文，还要举行一些体育活动，如“放高升”（高升的特殊意义就是辞旧迎新、祈福禳灾）。民族传统体育与这些宗教活动紧密结合于一起，并且已经融入了傣族人民的生活，成了他们重要的文化生活方式。
据实地考证，傣语中“傣”的含义为“自由”和“人”的意思。对自由与人文观念的崇拜、原始民主形态下集体契约的维护、婚姻自由以及男女比较平等，使得傣族与人为善、与邻为伴，极易接受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傣族人民温存善良、朴实无华的民族品格使得傣族喜好的堆沙、丢包、踢打象脚鼓等活动普遍具有运动方式轻柔、优美和注重传达人物情感等特点。
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民族品性，往往在民族节日中得到最直观的展现和流露。傣族的民族节日源远流长，积淀着民族的古风遗俗，是民族文化的升华。傣族泼水，是对水的张扬与崇拜。在这些民族节日上，伴随着祭神、祭田、祈福除邪为目的而举行的傣族赛龙舟、放高升、堆沙、放水灯等体育活动，使作为民族文化核心的价值观念和民族意识得到形象化、个性化的表达。尤为重要的，是傣族人把一年的开头作为最大的“祭水”日期，泼水节的泼水、祭水早已走出平时的水塘嬉戏的局限，泼水狂欢使作为民族文化核心的民族意识得到形象化、个性化的表达，也使得水这一文化符号成为傣族人民“心中的太阳”。因此，可以说，傣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性格像水一样，柔美、细腻而含蓄。
3.4.2 火文化与彝族传统体育
彝族人对火怀有莫大的亲切。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中说：“天上坠下一个火球，火球落到地面后，燃起熊熊大火。待火熄灭后，升起三股雾，下了三场雪，雪源经过风吹雨打后形成了各种动植物和人。”正谓“为了创造人类燃，为了诞生祖先烧”。从中可以看出，彝族是把火作为世界的本原的，是彝族人的“道”。而动植物和人都是由火衍生出来的。
3.4.2.1 高寒山区民族体育对火的依存
先秦古籍《山海经·海外北经》载：“有青兽焉，壮如虎，名曰罗罗。”体质人类学告诉我们，这是彝族先人在经过生存环境的顽强斗争和自然淘汰的结果，也是不断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的结果。在这个交换过程中，火充当了不可替代的媒介作用。彝族史诗《阿细的先基》中说：“人们有了火，会把生的肉烤成熟的吃。”另一史诗《查姆》也说：“用火来御寒，用火来烧东西，……生吃生果有生味，熟吃熟果味道美。”可以说，火具有的炊爨、取暖、照明等功能迅速提升了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尤其是对彝族身体素质的塑造，为彝族体育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平台。与云南傣族等其他民族相比，彝族人肩宽、膊大、腰圆，尤以绝对力量和肌肉的爆发力突出见长。
3.4.2.2 游牧、刀耕火种对彝族体育特质的历练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罗罗，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数千里的游牧跋涉，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方位的确定，尤其是在夜晚。而火这一“夜间的太阳”往往充当了指路的明灯，引导着人们奋勇向前。长时间的游牧迁徙，练就了彝族极度的行走耐力和激烈的冲刺能力。咸丰《邓川州志》卷十六载，彝族男子“蹑险如平地”；脍炙人口的“云南十八怪”中也流传着“老太太上山比猴快”。撵山、奔跑和攀岩等彝家人喜爱的体育活动，都折射出了“各类文化景观都镌刻着各地生产生活印记”的真理。彝族摔跤也是在长期的抓、驯牲畜时，推、拉、扑、抱、摔、掼等动作的模仿与实战中日积月累形成的。
说到彝族的生产方式，就不能不提到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光绪《丽江府志稿》卷一载；“罗罗：散处荒山，刀耕火种……诸夷鲜与往来。”简易的生产方式滋育着体育的萌芽，彝族人乐于参与的“三步乐”就是模拟如何在荒山上刀耕火种、勇于拼搏的身体动作形成的。据实地考证，过去，彝族百姓按土司头人之规定，先种完土司头人之庄稼，方能种自己的。为抢节令，大家不得不在火炭尚未完全熄灭，土地尚在发烫时忙着播种。人们没鞋穿，脚烫得难受，只好走三步就把脚抬起来跺两下。农忙过后，回忆起火地上播种情景，模仿当时动作跳跃三步，然后在原地跺两下脚，便形成“三步跳”，后来又配上清脆的竹笛和雄浑的三弦，便形成今日之“三步乐”。
3.4.2.3 推崇“火文化”的社会制度对民族体育的洗礼
彝族体育也是在彝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由血性与威猛的观念铸塑而成的。彝族的历史是一部饱尝民族争战疾苦，充满刀光剑影的血泪史。解放前，凉山彝族为奴隶制经济，其他彝族聚居区均为封建地主经济。无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彝族人民都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压榨和剥削，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仅以方国瑜先生的《彝族史稿》所载二史例佐证。《天启滇志·沿革大事考》天启三年载，彝族“罗平之乱也，由有司横征无度，岁额之外，溢千三百余金，而歇户诸色，横索尤甚，民不堪命，乱所从来矣”[4]。《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又载：“杨荣为云南税监，肆行威虐，百姓恨荣入骨，焚荣第，杀之。”[4]血与火洗礼后的彝族人民在民族性格中拥有了更多的血性和勇猛，凸现于武术等民族体育中就是崇刚尚强、粗犷强悍，尤其注重锻炼格斗和技击的本领。
3.4.2.4 “火文化”的民族心理结构对体育的铸塑
火是世界的本原，人与动植物是火的衍生。彝族的这种思维方式进一步认为，人的心灵与世界万物同处一源、合为一体，并且，人的行为可以与某种神秘力量和宇宙秩序相互感应，人甚至可以从各种神物方面获得能量从而实现对自然的征服。这种遵循“互渗”规则的原始思维方式，明显带有“火文化”的价值取向，成为彝族传统体育活动形成、发展的原动力。彝族在举行摔跤会之前要先请毕摩选定日子，在摔跤会当天要举行祭“火神”仪式，通过祭火神实现人神沟通从而达到祈福免灾的目的。过“虎节”模拟老虎跳舞，开始要鸣火炮，并有虎神送药（火灰），在舞蹈的过程中香火一直燃烧不断。彝族人把一年的开头作为最大的“祭火”日期，火把节的祭火、耍火早已走出平时的火塘歌舞（“跳锅庄”）的局限，火把狂欢使作为民族文化核心的民族意识得到形象化、个性化的表达，也使得火这一文化符号成为彝族人民“心中的太阳”。
3.4.3 水文化、火文化对民族体育形成因素的影响作用
傣族传统体育具有的柔美、细腻、含蓄、传情、祥和、修身养性等文化特质，彝族体育具有勇猛、顽强、强悍、武勇、善斗等文化特质，是各自文化圈内独特自然环境因素与人文环境因素复合的结果。在影响傣族、彝族体育文化特质形成、发展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等诸多因素中，“水文化”和“火文化”分别起核心主导作用。其对自然、社会人文环境中各种相关因素的选择、整合与统领，成为影响民族体育发生、发展的轴心系统，直接决定了民族体育的发展模式与运行轨迹（图5、图6）。
图5 水文化轴心系统图（左图） 图6 火文化轴心系统图（右图）
3.5 比较的启示
3.5.1 自然环境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
特定地域内的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繁衍生息的空间条件，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就会产生出人们不同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俗话说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是指人们对生存环境中特有的生活资源的依赖性。民族生态环境的不同，形成自然现象的千差万别，如气候差异、地貌差异、水文差异、物种差异等，而人类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利用这些自然条件，也就形成不同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所以，不同的生存环境必然会带来各相异趣的生产形式和与之相应的经济模型，在此基础上又会产生各自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山地、游牧民族靠山吃山，从事游牧生产与刀耕火种，运输方式是人背马驮；河谷、坝区民族靠水吃水，水稻生产与捕鱼则是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
3.5.2 不同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孕育出各异的体育文化形态
民族传统体育是各民族人民在特定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中创造、发展与提炼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可以说，民族生产方式的不同直接决定了体育活动内容与手段的不同。山地、游牧民族的靠山吃山，孕育出的体育活动形式是赛马、斗牛、爬油杆、秋千和摔跤等；河谷、坝区民族离不开河流、沙滩与水舟的相依相伴，孕育出的体育活动形式是赛龙舟、游泳、放水灯与堆沙等。为了壮大自身、获得有利的发展空间，在刀耕火种与稻耕农作中、在猎取野兽与下水捕鱼中、在部落争斗、祭祀神灵中，产生了运动需要，这种运动需要是产生民族体育活动的源泉。可见，早期体育在产生的内在动因方面是有相通之处的，这为我们探索民族传统体育的源流提供了研究视角。
3.5.3 民族文化观念的不同导致体育价值取向各异
人类适应和改造周边的生产生活环境，不仅表现在自身生理外貌的变化上，也反映在心理心态的变化上。不同民族会塑造出不同的气质与个性，具有不同的民族群体心态特征，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体育不仅仅是一种活动身躯的运动，囊括其中的，更多的还是各个民族对他们社会生活的理解，是他们内心激情的再现，是他们对于人类运动方式的审美心理昭示。山地、游牧民族用自己的身体动作来表现自己是如何不畏猛兽残暴、勇于拼搏的，模拟如何在荒山上刀耕火种的，又是如何争当部落斗争英雄的。河谷、坝区民族则以天生活泼的性情，扭动着绮长的腰身，嘴里发出优美动听的音调，竭力展示生活之美，特别是当各种体育运动出现制约性规则以后，这种审美方式也就由初期的自然体态转变成为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行为：人们在规范性的准则之下，展现的是完整的人体之美，人们隐含于这种人体行为中的，也是一种升华为民族精神的价值取向。
3.5.4 民族文化观念的价值取向成为决定民族传统体育发生机制的核心因子
一个民族的文化，实质上就是对他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描述。而描述生产、生活方式的每一种文化事象，都是人类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创造的人文景观之一，这种人文景观总是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这种差异与其所处的文化圈有关，是一定文化圈内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文化事象，以其浓郁的生产气息、鲜明的生活风格和生动的身体语言，充分地反映出一定民族的审美观、价值观和文化观，成为对生产、生活方式众多描述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就其发生机制而言，民族传统体育发源于社会底层，孕育于人类基本生存需要，广泛流传于民间，是一定地域内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作用于人这一文化载体的产物。具体说来，在特定民族文化圈内，由气候、地形、水文、动植物等要素组成的自然环境，不仅为体育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而且，直接造成了人们在体质上的不同，也孕育出不同的运动需求。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则决定着民族体育的活动内容与开展方式。如此，自然环境因素与社会环境因素的复合为民族体育的孕育提供了可能。而人是不同于动物的，人是有思维观念的，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民族体育的形成过程就是主观观念见之于客观实际的过程，属于一种“合目的、合规律的创造性实践活动”[5]。当然，观念也是分层次的，不同层次的文化观念在民族体育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是不平衡的。其中，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其对自然、社会环境中各种物质因素的选择与契合，成为影响民族体育发展的主导系统，直接决定了民族体育的发展模式与运行轨迹（图7）。
图7 民族体育发生机制示意图
3.5.5 要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多元性与异质性
绚丽多彩的民族体育文化在起源上是多元的，在内容与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文化特征上又具有异质性。一定民族的传统体育依存于某一特定的自然、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因此，民族体育文化的生产是地方性和民族化的，文化的差异不能简单地通过分配或重新分配就可简单地实现现代化。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改革与发展中要尊重这一规律，尤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更要注意保护我国及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性，保护其体育文化的异质性，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传统，不能孤立地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简单改造，这对于保持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和体育的多样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否则，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可持续发展。
3.5.6 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民族传统体育的弘扬与发展，要注意与民族体育文化的自然与社会的文化生态体系相配置。在普及、开展民族体育运动时，要根据少数民族分布地域辽阔，森林、草原、水利资源丰富等客观情况，强调民族地区的体育发展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开展好山区、牧区、水乡的民族体育活动。健身、娱乐是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属性与功能。在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全民健身活动过程中，要利用节日民俗、社会时尚及娱乐审美心理来开展各地少数民族人们喜闻乐见、热心参与的乡土型的传统体育活动；要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以基层为主，就近活动为主，根据农业节令，忙时少搞或不搞，闲时、节日适当多搞的体育发展原则。既重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活动，又关心各地散居的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使民族地区的体育活动开展得生动活泼，兴旺发达，更好地为我国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4 结语
正如现代生态人类学认为的“生物存在多样性”一样，文化同样存在着多元与异质的现象。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历史与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形成了风格独具的民族传统体育。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必须多元化、本土化。鲜活的、原始生态的体育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步步趋同的背景下，愈加显现其存活的独特魅力，将为人类体育文明的多元共存做出自己的贡献。“和而不同”，文化多元就是价值观的多元。提倡多元化，就是要允许以不同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同时存在。在看待和评价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事象时，就要以正确的文化价值观为指导，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探寻出特定环境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形成、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是认识民族体育文化的起点，也是弘扬和发展民族体育文化的源动力。这有利于在经济多极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样性的今天，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健康、和谐和可持续发展。这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民族传体育文化有着辉煌的历史，必将迎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古老的彝族，还能有多少东西能在时代大潮中存留下来，也许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尽力去为她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这就是彝 族 人 网的价值所在。[1] 王锋，张晓琴．傣族[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
[2] 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 [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4] 方国瑜．彝族史稿[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5] 胡小明．体育人类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6] 冯增俊．比较教育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7] 熊斗寅．比较体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8] 师有福．彝族文化论[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
[9] 杨继林，申甫廉．中国彝族虎文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10] 杨福泉，郑晓云．火塘文化录[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11] 张公瑾．傣族文化[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
[12] 高立士．西双版纳傣族的历史与文化[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
[13] 郭家骥．西双版纳傣族的稻作文化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14] 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0．
[15] 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16]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17] [日]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18] 倪依克．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J]．体育科学，2004，24（11）：54－61．
[19] 虞重干，李志清．近10年我国少数民族体育研究评析[J]．体育科学，2004，24（4）：64－68．
[20] 饶远．论中国共产党民族体育政策的基本特征[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3，17（3）：23－27．
[21] 胡小明．体育人类学进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3）：289－293．
[22] 李延超，饶远．傣族体育与水文化缘由探析[J]．体育科学，2006，26（4）：76－79．
[23] 李延超，饶远．彝族传统体育活动为何这么火[J]．体育文化导刊，2006，（2）：85－87．
原载：《体育科学》2006年11期
文字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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