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经典——彝文古籍“活化”浅议
摘要：彝文古籍经典是彝族人民心灵的鸡汤，而古籍的传承正是彝族灵魂的绵延。而彝文古籍现在正在离彝人远去。必须尽快做好彝文古籍的“活化”，使彝文古籍焕发生机，生生不息。
关键词：彝文；古籍；“活化”
一、彝文古籍简介
彝族文字是中国民族文字中较为古老的文字之一，早在数千年前彝文就已进入从象形文字发展到用抽象符号作表义文字的过渡阶段，伴随产生的文字材料也早为人知。对古代彝文的记载有文献资料可查较早的是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对“夷经”的记录，及后世的《明一统志》、《蜀中广记》、《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为数众多。如道光《大定府志》卷四十九《水西安氏本末》附录明代《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载：“韪书，即夷字，文字左翻倒念，也有象形、会意诸义，一名韪书。书籍有曰命理，言性理者也；曰补书，巫视书也；曰弄恩，雅颂也；曰怯杰，风歌也；又有堪舆禄命书。”可见，彝文经典是我国多民族文化大家庭中盛开的奇葩。
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人士进入彝区收集和研究彝文典籍，并着手分门别类工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在云南石林等彝区传教三十多年的法国传教士保罗·维亚尔，他收集了大量彝文典籍，加以研究论述，并于1898年在上海出版《罗罗》一书中，把彝文分为六大类：
（1）创造说：a.世界的开始；b.人类的由来。
（2）人类的三体合一；反抗神圣的三体合一。
（3）世界的大旱时代。
（4）世界的洪水时代。
（5）世界的黑暗时代。
（6）人类的救援。
1906年法国军人多龙少将率领考察团，于川、滇、黔三省彝区搜集到大量彝文典籍，他们据所掌握的典籍材料，也将彝文典籍分为六类：
（1）家族系谱。
（2）洪水传说。
（2）人类分布传说。
（4）计算术（数学）。
（5）飞禽走兽述录（自然科学）。
（6）山河记录（地理）。
可以看到，此时对彝文典籍的认识已不仅限于人文，更覆盖了数学、生物、地理、天文等自然科学领域，他们可以说完成了开创性的工作。
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我国专家学者杨成志教授、马学良教授等都提出了自己对彝文古籍分类的看法，这为后人研究整理彝文古籍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彝族历史文献编译室主任果吉宁哈先生召集四川、云南、贵州的知名彝文经师，与有关藏书单位合作，共同为北京图书馆、民族文化宫、中央民族大学所藏的659部彝文典籍分类编目。将其分为十一大类并注明各类典籍的数量。
1. 历史书56部；
2. 哲学书28部；
3. 文学书35部；
4. 历算书43部；
5. 作斋经81部；
6. 作祭经211部；
7. 指路经19部；
8. 占卜书22部；
9. 百解经70部；
10. 福禄书17部；
11. 其他书籍7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彝族古籍文化研究工作的深入，许多学者对彝文古典文献作了多视角全方位的考察论证。如朱崇先和巴莫阿依，对彝文文献的分类方法作了全面的尝试，提出了从版本学角度分类、从地域特点分类、从书目所能反映的学科特点分类等。他们的《彝文文献分类初探》一文中，首先按彝文文献的版本特征，将其分为写本和木刻本两类；又按年代将其划分为明代文献和清代文献；再从地区特点，将彝文文献划分为凉山、滇南、滇中、滇东南、滇东北、滇东、水西、水东、乌撒、广西十个地区类型。最后根据彝文书目材料，按书目所能反映的学科特点，进行详细的分类列目，并在各大类下作二次分类。克服了以往不同类别层次混杂于同一平面的缺陷。这一方法经国家图书馆馆藏彝文典籍的具体分类编目工作验证，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有实际应用价值，是目前比较系统完善的分类法体系，在彝文典籍研究历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纵观绵延千年的彝文研究史，我们可以坚信，彝文典籍是我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宝藏，也是全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然而，彝文古籍正在“死去”却是无奈的现实。
二、彝文古籍的传承与聚集
彝文古籍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由个人收藏。而至今大多数彝文古籍仍然流传于民间。彝族民间把彝文古籍视为圣物，为其注入了神秘的色彩。平时将彝文古籍装在麻布袋子中小心保藏，一旦使用要作揖致礼后，才沐手拜读，一般人不得随意翻动。且彝文文献的传承方式从某种角度讲，是一种传统的教育形式，即火塘边教学。早期彝文文献的传承场所，没有官方设立的学校、教室，学习彝文一般在火塘边进行。千百年来，火塘是彝族人民心中的一块圣地，在火塘边接受彝文及文化教育具有庄重、严肃的意义。其次是祭祀场上教学，简称祭场教学。祭场教学是火塘教学的一种延伸。这是彝族学习与传播彝文、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初学者在火塘边学会彝文或者会背诵一定数量的经典后，便在祭场中进一步学习、应用于实践。明、清时期彝族土司还有为其子弟设立彝文私塾学校，这种私塾形式后来慢慢扩散到社会，逐步成为人们接受彝族文化教育和传承彝文文献的重要场所之一。
彝文古籍收藏大约经历了从个人收藏到土司收藏、衙门收藏到国家收藏的复杂过程。
集中收藏与研究彝文古籍是从18世纪开始的。1837年，外国神甫进入我国云南彝族地区收集彝文经典。后来外国传教士和有关学者不断地在彝族地区收集彝文古籍，将收藏到的彝文古籍带回国进行研究，并将经典原件收藏于有关图书馆。20世纪3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逐步重视收集和研究彝文古籍工作。1928—1930年间著名学者杨成志先生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收集了70多部彝文文献；1931年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在云南、四川、贵州彝区收集了十几部彝文文献；20世纪四五十年代民族语言学家马学良先生在云南大部分彝区共收集了2000多部彝文古籍，后分别藏于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北平图书馆及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图书馆。
据统计，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收集到约15000册彝文古籍，分别收藏于云南、贵州、四川省和北京等地的民族工作部门、科研部门和图书馆、博物馆，此外在法国和英国的博物馆还藏有部分彝文古籍。
云南：有34个单位收藏有彝文古籍近4700册：其中州、地区民委及县民委16个，民族古籍办2个，民族研究所及文史研究所7个，文化局、站及文管所4个，图书馆2个，此外还有古籍翻译组、群众艺术馆、博物馆各1个。按区域具体分布为：昆明市收藏有880余册；楚雄州1500余册；红河州1200余册；玉溪地区350余册；昭通市近200册；曲靖地区近200册；丽江地区宁蒗彝族自治县300余册。
贵州：有16个收藏单位藏有彝文古籍8000余册：除了省博物馆、省民族研究所、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毕节地区民委彝文翻译组、仁怀县民委彝文翻译组5个收藏单位外，其余11个收藏单位均为地、县民委。具体分布为：贵阳市收藏有3100余册；毕节地区4700余册；六盘水地区200余册。
四川：有17个单位收藏和保存彝文古籍：其中有博物馆2个，研究所、学校3个，编译局1个，文化局1个，教育局1个，其余9个为民族语言工作委员会，其主要分布在成都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约藏有彝文古籍近2000册。
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图书馆、区博物馆、隆林县民委及文化馆等收藏有彝文古籍11册。
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有551册；中国民族图书馆471册；民族文化宫博物馆57册；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64册；广州中山大学也保存有彝文古籍50 册；南开大学有1 册。
新中国成立前一部分珍贵的彝文古籍流失国外，为一些外国文化机构所收藏。如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收藏有30册，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馆4册，法国巴黎天主教外国教会有20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17册，法国巴黎民族志博物馆有2册，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有8册。
除上述已收集到的文献外，经各地研究人员经过多次普查后统计出约有数万册彝文古籍还散存于云、贵、川彝族地区。这些古籍文献内容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涉及到政治、经济及其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学科领域，如在云南楚雄州双柏县雨龙乡发掘出来的彝族医药文献，所载药物300余味，并有用药处方，其成书年代比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早13年，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大型彝文文献《吾查·们查》共有120多查，现仅收集到50多查，还有70多查至今仍散藏于民间。著名的“彝文木刻水墨印刷版”也散藏在云南省云江县洼垤乡农民何长安家中，这套彝文古籍刻板工艺之高、刻款之工整，充分反映了古代彝族刻制技艺和书法艺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散存在云南全省的彝文古籍有18000余册，其中楚雄州有2000多卷，红河州有1774册，玉溪地区有6000余册，昭通市有近1400册。散存在贵州毕节地区的民间彝文古籍约7000余册，六盘水地区的彝文古籍近千册，此外，四川凉山州民间散存的彝文古籍也非常丰富。
三、为什么要作彝文古籍的“活化”
19世纪末期的法国传教士保罗·维亚尔曾在他所著的《法倮词典》序言中这么描述彝族人：“我们喜爱新事物，他们喜爱老古董；我们喜爱进步，他们喜爱传统；我们喜爱变动，他们喜爱停息；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是一辆吞食着空间的快车，他们是一担谨防着跌倒的重担······在我们西方人那里，是柔和的、多变的、轻巧地，如带有双翅似的。在远东人这里，却往往成了一种束缚，致使一切行动似乎都是预先规定好了的，不会改变的。”他之所以得出这样深刻入骨的结论，是他由彝文古籍的研究初窥彝人的性格乃至彝人的内心世界。的确，那一时期的彝人社会保守封闭，固守着传统拒绝改变，对于彝文的传承有着严格的限制，多为家传或家支内相传，传男不传女，以至于不同家支、不同支系的彝人无法进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更不用说与外来近代文明、西方文明进行交流学习了。但也得益于此，彝人保留了淳朴、勤劳、善良、好客的民风。曾有这么一个说法，初到彝区的客人进门先干三大碗白酒，若你豪爽地喝了，除了老婆孩子，你要什么主人都会给你。彝人的纯朴好客可见一斑。
在市场经济主导的今天，尽管彝人在物质生活上已今非昔比，但传统的迅速消失也是触目惊心。而大多数彝人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消失带来的后果。以生活在云南弥勒等地的彝族阿细人为例，在阿细支系中古籍流传非常少，彝文已经失传，作为创世史诗的《阿细先基》只有极少的老人和毕摩会唱了，而随着他们的老去，那些曾经飘荡在山脚林间的歌声终将成为绝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西南官话作为主要交际语言，对于下一代人的彝语学习态度是不支持不反对。最为直观的变化，是人与人交往少了以前的相互关爱、相互扶持。他们很少有人了解彝族历史，也不知道祖先的荣光。彝文古籍在阿细人中，已经死去了。
钱穆先生曾在《国史大纲》卷首开篇明目地提到：任何有知有识的人，都应有一种对本国本民族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会有向前发展的希望。他又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出问题：“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已经绵延了五千年，但是这五千年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呢？这好像说，一个人活了五十岁，他这五十年的生命意义何在？价值何在？要答复这问题，自该回看他过去五十年中做了些什么事，他对于社会、国家、人类曾有些什么贡献，他将来还有没有前途。我们同样用这种方法来看中国民族，这五千年来它究竟做了些什么，它在向哪一条路跑······它究竟跑了多少路？曾跑到了它的目的没有？还是半途停止了？这就如我们常说的中国文化衰老了吗？已经死了吗？”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彝族，要来回答这些问题无疑必须从彝文古籍中找到答案。自然，我们就不能任由彝文古籍老去，而应该让其“活化”并焕发出新的生机。
四、对于彝文古籍“活化”的一点想法
应该看到,党和政府多年来一直大力支持并推动彝文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大量的古籍被收集进博物馆等相关机构，彝文研究者有充足的材料。但是，一方面彝文研究者人数有限，所以被收集的古籍大多“独守空房”，静静躺在某个角落；另一方面，彝文古籍与彝人生活隔离了。而再美丽的花离开了培育它的土壤也必将枯萎凋零。因此，彝文古籍的“活化”，离不开彝族群众的支持，换句话说，应该支持民间力量的参与。
作为彝文古籍“活化”核心的是知识分子，包括群众中的毕摩和相关机构的研究者，由他们对彝文古籍做出权威的解读与研究，并对彝文古籍的收藏、保护、利用与交流起到指导性的作用。
作为彝文古籍“活化”的重要力量，商人可以提供资金支持，并在知识分子的智力支持下，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物质财富，并促进彝文的发展，这是彝文“活化”形成良性循环必不可少的。
学者型官员也会为彝文“活化”做出重要贡献。之所以要将学者型官员也作为民间力量，是因为其虽是官员，却是以个人兴趣爱好的方式进行收藏和研究。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会成为彝文“活化”的重大助力。以民间学者沈克尼为例，他一直在政府中任职，直至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副厅长，但他一直对抗战历史、文物极有兴趣，私人时间也大多花在了收藏、考证与学习上。如今的他已是中国兵要地志研究领域的第一人，并被聘为国防大学教授。而兵要地志也由此广为人知。而彝族官员也大多是彝族知识分子，假如能使其对彝文古籍有一定了解和研究，彝文古籍“活化”将事半功倍。
最重要也是最容易忽略的，是彝族群众的支持。我们将彝文“活化”的目的，是要让彝族人民生活得更幸福，假如忘记这一目的，那我们的工作就不能持久。必须让群众参与到彝族古典文献的收藏、交流、推广中来。《圣经》的《旧约》成书于公元前一千多年，而至今每时每刻都有人在诵念它，是因为群众接受它；当一个中国人说出“人之初”，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接上一句“性本善”，哪怕那个人都不识字，同样是因为群众认同它。所以彝文古籍“活化”，应该让群众接受与认同古籍经典传递下来的思想与信念。彝文古籍应该被每个彝人家庭所珍藏，所爱护，所吟诵，所引述，成为生活与生命的一部分。只有这样的彝文古籍，才是真正“活”着的彝文经典。
为此，笔者想到了四个初步的推广途径：
1. 学术交流：自上及下、学院与民间、国内与国外学者、收藏者之间、国内藏品与国际藏品等多方面、多层次的交流，互流互通。普及古籍收藏、保护、解读知识，并吸收更多的人投身彝文古籍研究。正如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法国人带动世界性的彝文研究，英国人的藏学研究带动世界性的藏学热一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 政策支持：应向相关民委、语委等争取更多政策支持，并鼓励有能力、有意愿的私人收藏、保护、解读彝文古籍。以江苏为例，2007年开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来，不仅江苏各类图书馆博物馆内古籍得到保护，个人收藏的珍贵古籍也可获政府补助。个人可在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登记藏书，珍贵的个人藏品可入选《珍贵古籍名录》，归属权不变，如果个人条件有限，古籍保护中心将助其修复、代藏，并下发一定补助。
3. 商业化尝试：藏品拍卖、彝文经典仿制品、工艺品的发展等。以藏文经典为例，苏富比拍卖公司曾创下单页古籍拍卖一万多美金的天价，而藏于台湾故宫的《龙藏经》则估价为161亿元，被称为“最贵的书”。
4. 媒体推广：发挥流行音乐、电台、网络等现代媒体的作用。齐豫、王菲等都吟唱过《般诺波罗密多心经》等佛教经典，这对佛教的复兴与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又如中央电视台的《鉴宝》栏目，不仅收视率名列前茅，更是在中国掀起了收藏的热潮。
五、关于私人收藏古籍的考量
目前文物交易存在3种方式：私人之间交换、文物商店的买卖和拍卖行为。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人们正以积极的态度寻找古籍文献资料的交换价值，拍卖这种“价高者得”的竞价交易无疑是一种方便快捷的买卖方式，通过拍卖，古籍资料的价值能够得到更好的体现。1993年9月22日，北京市拍卖市场受中国书店委托，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场古籍资料拍卖会。十五年来，随着拍品种类的不断丰富，整个古籍资料拍卖市场也在不断壮大，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以京沪两地的中国嘉德、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公司）、北京翰海、上海博古斋、上海朵云轩等拍卖公司为主力的市场格局。
而遗憾的是，现在，并没有一个专业的针对私人藏家的（彝文或其他民族）古籍交流、帮助、估价、交换的机构。正如前文提到的，由于江苏省自2007年开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后，民间私人藏书得到很大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古籍拍卖市场的繁荣。2011年7月10日在南京丁山花园酒店举行的拍卖会上，江苏省拍卖总行有498件古籍善本拍品备受关注，单品拍价超百万，最后的拍卖结果也被人用“火爆”形容。这对我们开展私人古籍收藏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从发展机遇上看，国家近年提出要大力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而民族地区促进文化市场繁荣、文化产业发展，不应一昧走民族特色旅游的路。尤其对于云南、四川等少数民族众多的地区，以云南为例，彝族支系众多，而假如各地都以彝族风情发展旅游业，一方面会造成重复建设性资源浪费，一方面又会造成“内讧”式的恶性竞争，无形中反而削弱了彝族文化的整体影响力，不利于经济文化的长远发展。且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一昧追求经济效益也易导致各地对彝族文化的保护与弘扬浮于表面，形成“有钱赚就开发，没钱赚就忽视”的局面。就如对民族语言与古籍的保护和研究，在很多地方的投入远远小于应有份额，以至于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赫章县民委民族古籍翻译办公室主任龙正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按每年翻译整理20卷计算，整理完现在收集到的彝文古籍要10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而通过对彝文古籍的“活化”，虽也带有一定的利益驱动，但避免了大量古籍被国家收藏进相关机构却只能“静守深闺”，开发乏力的命运。其中利弊，可通过部分地区试点的方法，找到利益与效益的平衡点，相信能对民族古籍的传承与发扬有所增益。
六、斯文·赫定留下的思考
1899年，斯文·赫定离开斯德哥尔摩，前往新疆罗布泊，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中亚探险。这次，由瑞典国王与诺贝尔资助的斯文·赫定，是来塔里木东段做地形测量的。他力图证明中国的历史记载与地图标记的罗布泊位置并没有错。这类于古籍考证式的探险，让他的名字传遍世界。他发现了沉睡千年的楼兰古城，并且，通过一个古城的重现，带动了对一个地理区域的考察。直到今天，楼兰仍然是衔接东西方文明的关键词。从此，西域文化在世界上都成为长盛不衰的“显学”。
每当看到这里，心里总有无限感慨。其一，为瑞典国王与诺贝尔的资助。一个是该国最高统治者，一个是响誉世界的科学家和富豪，愿意为一个与己毫不相关的领域与文化提供帮助，体现的是他们对文明的尊重与爱护；
其二，斯文·赫定不远万里，用一颗虔诚的心，直面万里沙海，只为证明自己的学术判断。这种对于学术的执着与严谨，是今人所缺所向往的。1890年到1935年45年间，他先后五进五出中国，数次攀登“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三次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几下“死亡之海”罗布泊，翻越世界屋脊，深入雪域高原；首次发现楼兰古城、喀拉墩遗址；勘定恒河源头，探查古丝绸之路……他的一生，就是传奇。其实，我们中国人并不缺乏这种执着。早斯文·赫定1270多年的玄奘一样曾筚路蓝缕，西向求法。而当下的我们最缺失的就是先人对于真理与知识一往无前的执着与热爱；
其三，斯文·赫定不只局限于对罗布泊位置的考察，他的学术敏感性让他抓住探险过程中的小意外（一把铁锹丢失，发现一块刻有文字的木块），从而揭开了震惊世界的楼兰文明的面纱。今天我们对彝文文献“活化”的路上，一样有有无数的疑问，而每一个疑问背后，可能就隐藏着巨大的文化宝库。
史海钩沉，而纸上的文字带给世界一种连贯性。当人们发现自身对自己的认知失于浅薄而浮躁时，解药其实也藏在文字里。时间的变幻、世事的变迁，的确会令一切看似坚固、坚硬的东西灰飞烟灭。然而，被纸张收留的事物却是有生命力的。它们就像水能够穿透裂缝，深入坚不可摧的墙壁，能令我们找到直抵灵魂深处的道路，牵引你的思维，游走在你不知道的地方，让你我找回生命里所有的丧失和欠缺，并以微妙的方式改变你我的心灵结构和感知方式。而民族古典文献的“活化”，意义也在于此。
通过彝-族-人-网，你可以阅尽千里彝乡，略万种风情，宣传彝族文化，从我们自身点滴做起。⑴ 朱崇先、巴莫阿依 《论彝文文献分类》 《彝文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⑵ 朱崇先 《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 民族出版社，2005年。
⑶ 朱崇先 《彝文古籍整理与研究》 民族出版社，2008年。
⑷ 黄建明 《彝文文字学》 民族出版社，2003年。
⑸ 黄建明 《彝文古籍文献概要》 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
⑹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 商务印书馆，2009年。
⑺ 钱穆 《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
⑻《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吗》 《世界军事》2012年第1期。
⑼ 杨镰 《一把铁锹引发的发现》 《中国国家地理》2009年10月，第588期。
⑽ 张邡 《关注中国彝文古籍保存现状》 《中国民族》2005年第10期。
⑾《南京古籍拍卖火爆 单品拍价超百万》 《现代快报》，2011年7月11日。
⑿ 李静 《私人收藏的古籍可进“国家队”》 《中国文化报》，2007年8月15日。
⒀ 郑鑫尧 《中国古籍文献拍卖市场现状与分析》 国学网（http：∥ www.guoxue.com），2008年10月13 日。
⒁《专家共论私人收藏古籍现状普查工作》 中国志鉴网，2009年9月5日。
⒂《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江苏私人珍贵收藏可获补助》 中国网，2007年8月30日。
⒃ 周芙蓉 《整理已收集到的彝文古籍竟需百年》 新华网，2007年3月10日。
说明：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学生论文；指导教师：朱崇先 陈国光。图片来源：中华古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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