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彝文文献载体形制及其书法艺术
摘要：彝族先民创造了彝文，并用彝文记录并保留下来了种类繁多，卷帙浩繁，体裁庞杂，内容丰富的彝文文献。从目前发掘的彝文文献载体载体形制而言，有纸书、木刻印刷书、皮书、瓦书、岩书、布帛书、木牍文、竹简文、金石铭文、印玺文等多种载体形制。彝文书法是以彝文字体为基础的书法手段，既有点线粗犷、刚健、明快、流畅、简捷、生动的特点，又有意结构紧密，笔锋刚柔兼有，工者相济，刚则有力，柔则似水，字体端庄、形象、洗练的特点，较有意象艺术，反映出本民族的某些性格、精神风貌和心理素质，并具有社会历史价值、美学价值、学术价值，为彝文书法研究提供了艺术素材，展示了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彝文文献；载体；形制；书法艺术
彝族主要分布在滇、川、黔、桂死省（区）的广大地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彝族的祖先创造了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字——彝文。彝文文献就是用彝文记录并保留下来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文字资料。近年来，各地彝文文献的搜集、翻译、整理、出版、研究工作进展很快。目前有关单位征集、收藏的彝文文献已达上万册，还查明大量的彝文文献散存于彝族民间知识分子——毕摩祭司家中。彝文文献从记载的思想内容看，有彝族民众文献和彝族毕摩祭司文献（即彝族原始宗教文献经籍）两种。彝族民众文献就是记录广大彝族民间流传并以书面流传的诸如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创世神话、伦理道德、情歌山歌等类的彝文文献。这类彝文文献除了彝族毕摩祭司外，虽我们不敢断言彝族民间脍炙人口、孺幼皆知，但或多或少彝族民众用讲唱的方式在彝族民间传承。彝族毕摩祭司文献，即彝族原始宗教文献经籍，是毕摩祭司根据自己社会职能活动的需要，如宗教祭祀、巫术等记录、传抄、传承的彝文文献。从严格意义上说，就是彝族毕摩祭司从事原始宗教文化和传统习俗文化的古籍文献，是彝族历代毕摩祭司从事这方面活动的产物，集中地反映了彝族原始宗教的意识形态和传统哲学思想。彝族原始宗教文献经籍，种类繁多，卷帙浩繁，是彝文文献中数量最多，体系最庞大的一类。虽几经人为破坏、或收缴、或焚烧，但今保留下来的彝文文献中，要数原始宗教文献经籍数量最多，体裁最庞杂，内容最丰富。
一、彝文文献载体形制
众所周知，载体多样、内容丰富的彝文文献，大多为抄本或写本，少有木刻印刷本。
彝文文献载体形制有纸书、皮书、岩书、瓦书、木牍文、木刻文、金石铭刻文、印玺文等，其中绝大部分为纸书，纸书包括抄本或写本和木刻印刷本两种。彝文文献不论书写在什么载体或质地上，大多为楷书。
（一）纸书
现存彝文文献绝大部分为纸书，包括抄本和木刻印刷本两种。抄本大部分为手抄本，大多由毕摩祭司世代传抄而传承。用纸多为土纸类竹纸和绵纸，并用毛笔或竹签从左到右直书。早期用墨多以松明烟尘兑酒加畜胆汁配制而成，并用竹签书写，因首笔落墨较多笔划较粗，随之墨少笔划为显细而字体形似头大尾细的蝌蚪状，故有汉文古籍称彝文为蝌蚪文。句与句之间用一似带尾云朵图符或三角形符号表示某段完结。有部分彝文文献抄本是先用黑墨或红粘土研磨成粉的红墨在土纸或绵纸上分划若干纵格，再将彝文直书在格内。据说此是竹简文的遗式。有部分彝文文献抄本还采用大量的插图。插图，或单色、或多色。多色插图一般先用黑线勾画物体轮廓，再用黑、白、黄、红、绿、蓝等彩色添色。插图或配合书本文字内容而绘画，或与内容无关，仅作一种装饰而已。[1]
彝文文献抄本的纸开五花八门，或整张纸，或4开、或8开、或16开、或32开、或64开，样样有之。装帧形制亦是多种多样，或上百页，或三五页；或宽仅十几厘米，长却达数米。云南罗平县大河乡戈丫村彝族毕摩祭司毛金荣先生，将其所用的彝文经书分标题集抄成集一卷，有数百万字，重达7.5公斤，书名为《玄通大书》。
综观彝文文献纸书本多由彝族毕摩祭司传抄、应用保管，为表敬惜和防虫防潮，平时一般供放于火塘上方楼梁或神龛前，以示珍重和崇敬。
（二）木刻印刷书
迄今发现的彝文文献木刻本，仅有云南省武定县的《劝善经》（亦称《太上感应篇》）《神威经》《哎哺洁净经》，云南省石屏县的《艾简申觉》（《礼法经》），云南省元江县《色尾处嫫》（《做人之道》），四川省凉山州的《玛木特依》（《教育经典》），贵州省毕节市的《摩史书》（《毕摩用书》）等。木刻印刷本都是彝族土司或头人主持下，毕摩祭司把彝文反书写于不易变质的优质木板上，再后请工匠刻写印刷的。其中《劝善经》以彝族传统伦理道德借题发挥进行说教，从而宣扬忠孝、行善、因果报应等观念。翻译准确，语言生动，刻字绣清，是翻译、彝语文写作、彝文书法等不可多得的的典范。
云南省元江县洼垤乡邑碑山彝村何长安珍藏的《色尾处莫》，印本雕版，据传原有40块，现存25块。每块长18厘米，宽26厘米，正反两面均刻有彝文，每面分2页，内容为尊敬祖先神灵，孝敬父母的彝文警句。
有的彝文木刻印刷书，毕摩祭司和彝族富户家里雕刻于正房板壁上，内容同样是尊敬天地神灵、祖神宅神及五谷神等。
（三）皮书
即书写于畜皮或兽皮革上的彝文文献。彝文文献《裴妥梅妮——苏嫫（神祖源流）》记载：
默陆（古代彝族居住的地方）那地方，有个人叫于德（古代彝族毕摩祭司），羊皮来写字，牛骨来做笔。
又贵州彝文文献《论彝族诗歌·彝诗史话》亦载：
天师举奢哲，他和阿买娓，就用那皮革，鞣白来写字。各处的牛皮，各地的羊皮，他俩都收来，收来写诗文。天下的诗文，这样写下的。那牛羊皮呀，皮上有诗文，皮上有字句，皮上有鸟形，皮上有人形，人间万物形，万物形俱备。
以上这些记载不仅道明了彝文文献有皮书，而且畜皮上记录着万事万物形状的字。据贵州省威宁县民委介绍，一个名叫威廉·梅斯的法国军人，曾于1872年从贵州省威宁县彝族地区弄走一份书写在羊皮上的彝文抄稿。该皮书还用红颜色勾画人物图案作为边饰，为目前所发现的皮书。四川省凉山彝族原始宗教经书《灵姆特依》也有写在皮子上的。贵州省毕节市彝文翻译组重点征集到13000余册彝族书籍大多用羊皮、牛皮、麂皮、麻布等封装。贵州省威宁县民委收藏的彝文文献中尚存多部皮书。[2]
（四）布帛书
即用布和帛作为写彝文文献材料的。如前引《论彝族诗歌·彝诗史话》记载：
他们（举奢哲和阿买妮）二人呀，白绸来写字，白缎来写字，花花绿绿的，真是美丽呀。
说明彝族曾用布帛来记写彝文文献。目前，帛书彝文文献似乎已绝迹，但布书则尚可见。如云南省通海县里山乡杨氏毕摩祭司世家至今尚保存一份传抄于清嘉庆年间写在细麻布上的《杨氏谱牒》。而常见的布书是一些彝族住宅堂屋正梁上挂红布和堂屋门楣上挂彩布，绘有彝族八卦图和各种咒符的同时，亦写彝文。
（五）瓦书
据有关资料报载，云南省大理市及巍山县等地，出土的唐代瓦片上有彝文字。一般彝族民间则用石灰桨在板瓦凸面书写彝文“禄福”、或“吉祥”、或“寿喜”、或“保佑”、或“昌繁”等字，用作正屋厦沿盖瓦。此类彝文瓦书在云南武定、禄劝彝族山村偶尔发现。
（六）木牍文
即书写在木牌上的彝文文献资料。清雍正《临安府志》卷七《附夷俗》记载：
木刻……有所贸易，亦用木刻书爨字于上，要誓于神，故不叛。……又按：唐徐虔使南诏，以木夹遣还，上有夷字，其遗制也。
现存木牍形制尚未彝文文献，一是为灵牌，滇南红河自称尼苏颇的彝族多在木牌上用彝文书写亡者姓名及其生卒年月日时，作为灵牌供奉；二是为咒牌，四川省凉山彝族举行驱鬼祭仪时，多在木牌上画鬼像，背面书写彝文作咒符。
（七）竹简文
彝族历史上曾有过使用竹简作文化知识载体和彝文书法的经历。彝族居住区域大多产竹，这一自然条件给彝族先民制作竹简文创造了条件。彝族竹简文指的是彝族先民在削成狭长竹片上写下的彝文字。关于彝族竹简文，彝文文献中多有记载，《西南彝志》卷九《勿阿纳的叙述》栽：
慕俄格一家，大握权其柄，木刻与竹简，积累如柴堆，阿额在中部，也杀牛聚宴。
滇南彝文文献《造文著书》记载：
在远古时候，还没有文字，更没有伦理，高高的天上，尼什搓出世，天下无文字。到了七周岁，来到托倮山，栽一棵金树，栽一棵银树。……金树枝叶茂，银树花枝俏。蜜蜂嗡嗡叫，蝴蝶来跳舞。金花一千五，银花一千五，金银花三千，朵朵开得艳。尼什搓先生，见了心喜欢，四方请客人，东方请一个，西方请一个，南方请一个，北方请一个，中央请一个。东南西北中，加上尼什搓，一共是六个，走到花树下，一起来赏花。两眼仔细看，画笔手中拿。一千五金花，朵朵逗人爱。一朵一个样，照要画下来。一千五银花，朵朵都盛开。一朵一个样，照样描下来。三千金银花，变成三千字。写在竹片上，编成六本书。伙伴六弟兄，每人拿一本，来到注生寺，住在书房中，白天写理书，夜晚读理书。铁板生了锈，竹片永不锈，千年不变色，万年字迹黑。六个好伙伴，要成六毕圣，生长在天上，六个好伙伴，辛苦了一番，把文字首创。[3]
至于彝族竹简彝文文献，吴承伯先生在云南省宣威一带进行过专题调查，并撰写过《毕摩与彝文》一文，这篇文章中也曾对彝族竹简彝文描述的比较具体详细。这篇文章说乌蒙彝区同时也流传着一个彝文竹书来源的故事：
说是太初之世，没有文字记事，结绳记事，结绳太麻烦，房子里堆了一大堆。人们查起来，很吃力，很费劲，思想上很苦闷，苦闷时呼天叫地，感动了神灵，在娄烟密拟这个地方，耿纪（策格兹，天君神）铜坑显，署莆铜坑现，铜坑闪光芒，光辉竹简上，丽史写在十二个竹简上。当时人们读不来，诺苏（彝族支系）中有个叫“毕摩”的人，他能识美文，他能识丽史。他说：美根白雁翅伸一次，出现了苍天，出现了耿纪（策格兹），产生了荣耀。雁翅伸二次，苍天晴朗朗，要知睛和雨，从雁翅观侧；做天雁来做，设地雁开设，雁功大无比，记上美文篇，载到丽史目；美文十二篇，丽史十二目，留存十二山，二人类的六祖，按此树好根，按此立美形……，文字由慕史传下来了，诺苏人就仿照美文的竹简去做，仿照丽史的竹简去做。
滇东南弥勒市彝文文献《裴妥梅妮——苏嫫（神祖源流）》记载：
阴阳化万物，清浊物之本，红绿现物形。远古吾祖先，竹叶记时日。竹片穿竹叶，一天一片叶。竹简记日子，过了十天后，十天十片叶，十叶一竹节。一年的竹叶，三百六十片，三十六竹节（认为一天一竹叶，十天一竹节，三百六十天为十个竹节，十个竹节为一年）。默陆那地方，一人叫于德，羊皮来做纸，牛骨当画笔，一天钻一孔，十天内画一圈。[4]
当时的竹简文是竹子削成的，并一片接一片，彝文就写在竹片上。竹片上的彝文容易扯乱，要有高深学问的毕摩祭司才能理通。又有传说，聪明伶俐的诺苏（彝族支系）人中有个叫莆额克，他发明了畜牧和耕种，他看到了蜘蛛吐丝，就种出麻来，把麻皮象蜘蛛丝一样撕下来搓成线，把竹片两头烙出洞，用线来穿连竹片，就成了竹简。
新中国建立后，还有人在云南乌蒙山彝区见过竹简彝文实物，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张纯德先生编著的《彝族古代毕摩绘画》一书P12第一幅实物图片就是例证。说是彝文竹简有3组，共94片，藏者认为是早期彝族毕摩祭司阳古书布、阿苏拉则等所创造和规范使用的彝文字，内容记录了彝族居住区域疆界，人类的产生，彝族家谱、家支，彝族历史纪年方法，支格阿龙做道场的程序等。还有贵州水城彝文文献《咱苏》有竹树纪日和竹树纪年法。
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朱据元先生在四川省雷波县调查时，发现了彝族毕摩祭司吉木阿罗彝族毕摩祭司保存的一批祖传骨刻彝文和彝文竹简，用相机拍摄下来，并写入他的佳作《中华万年文明的曙光》[5]一书中。
四川省凉山彝族学者熊克江、黄承宗两先生，2001年8月下旬发现四川雷波县八寨乡牛龙村，有一户名叫吉木特孔的彝族村民家里还保存着一批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的传世彝族甲骨、简牍、皮书等古籍文物。其中：竹简文三组，分别由304片水竹篾片卷帘轴装，墨书，共有9400余字。其内容为天地演变史和人类的起源以及彝族的历史、系谱等。[6]
笔者2003年春节到云南省红河县车古彝村调查彝文文献时，在该村彝族世袭毕摩祭司李小宝家里发现专用于占卜的彝文竹签18片和竹签筒。竹签一面刻有彝文序号，另一面则书写对应的彝文卜卦释义。[7]
汉文文献《论衡·量知篇》称：
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
《晋书·束哲传》云：
时有人于高山下得竹筒一枚，上两行科斗书，传以相示，其有知者。
《春秋·正义》云：
得竹书漆字科斗文之焉。
《滇系·杂载》云：
汉时纳垢之后阿畸者，为马龙州人，弃职隐山谷，撰爨字如蝌蚪。
《新纂云南通志》卷九载：
有道，撰，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号曰“韪书”，爨人至今习之，占天时人事，亦多应验。
《天启滇志》卷三十载：
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
由此可知，汉文经籍中把彝文称为爨字蝌蚪文，且多有记载。彝文有竹简文、简牍文是有根据的。
（八）骨文
即把彝文写在兽骨上的彝文文献。1958年在云南省弥勒市东山乡莫罗坎、马皮、小日彝村里发现骨彝文。属于彝族原始宗教器物，以羊骨制成，长29厘米，圆直径0.5厘米，刻有20多个彝族古文字。主要用于卜选神主或毕摩祭司之用。据当地彝老推测，此卜骨不晚于明代，原来较多，现仅留两根。又1985年在云南省弥勒市东山乡岩峰、接雨坡彝村发现牛肋骨卜的遗物，共7块。大者长24厘米，宽6.5厘米，小者12厘米，宽4厘米。刻有60个彝族古文字，正面与背面相似，只是出现的位置不同，卜骨文顶端有30个锯齿，每个锯齿刻有一彝族文字。[8]
（九）金石铭文
即铭刻在金石上的彝文文献。其中金属铭文主要是铜器铭文，现收藏于贵州省大方县文物管理所的罗甸水西铜钟最具代表性。此铜钟约重150公斤，体高135厘米，共铸有彝文230字，主要内容记述了贵州彝族水西安氏土司建祠始末，即：
不是祠庙，而是铸钟以安祖灵。权士悬念已久，伏维天神降寿庇护纳娄而立宗祠。安氏若不修祠与祖宗昭穆（祖先名），恐其不获庇护啊。祈求祖宗神灵庇佑之愿。
石刻彝文文献在滇川黔三省彝族地区均有发现。云南、贵州两省彝区彝文石刻大都可推算或署有镌刻年代，而四川省凉山一带的彝文石刻不署镌刻年代。一般镌刻于大石头上且字数较少，刻工较粗糙。就目前尚存的石刻彝文文献来看，可分为摩崖、纪念碑、乡规民约碑、墓碑、指路碑、地界碑、山神碑等。
1、彝文摩崖。最具代表性的是云南省禄劝县镌字彝文摩崖，即《罗婺盛世碑》，刻石面长178厘米，宽70厘米，彝文从左到右直书，32行563个字。记述了宋代云南大理段氏政权时期，号称“雄冠三十七部”的罗婺部酋凤自其祖阿而至益振共12代间的兴盛史，并记载了筹备举办祭祖大典的盛典，在团山麓汲取福禄水，宗族民众齐欢聚，献牲祭礼备齐，祭奠隆重盛况情景，又祈求修路搭桥者寿长龄高，子孙延长。
四川省叙永天台山镌字三个彝文摩崖“天根基（天梯）”，为镌刻于元末。云南省元谋县江边乡卡莫彝村旁，当地有一俗称“石城花园”的岩壁上，摩崖彝文120字，内容为云南武定县环州李氏涂饰自颂其家道兴隆事。贵州省纳雍县治昆乡坡其村岩上摩崖彝文510字，内容为修路者寿长龄高，子孙延嗣之祈语。云南省弥勒市巡检司镇独家村东侧两公里处金子洞坡的大崖壁上，除了舞蹈艺术崖画外，在其崖画的左边有5个彝文直书大字，但这5个彝文字笔画粗细不匀，粗者为2厘米，细者1厘米，按5个彝文字的顺序直译为：“马跑炎热三月”，意译为：炎热的三月天骑马来此避暑。经崖画专家鉴定，彝文是崖画的题记和落款，为一个整体，为彝族毕摩祭司所作。云南省弥勒市南盘江东侧老虎山岩画，岩画组合图中有14个彝文字，据考证，该岩画图象、颜料、手法、风格等较之云南沧源、广西右江岩画更显原始。
2、彝文纪念碑。最具代表性的是收藏于贵州省大方县文物管理所的“妥阿哲纪功碑”，残余镌刻彝文179字。记述了蜀汉建兴年间，彝族酋首妥阿哲在诸葛亮南征时，“献粮又通道”助征有功，受封爵禄之事。
3、墓碑文。云南省武定县彝族那氏祖莹，清雍正六年（1728年）刻立墓碑，有两句10字彝文墓碑对联，意即：“寿延千百岁，子孙福禄长。”云南省武定县彝族那氏祖莹，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刻立墓志，全为彝文，记述了那氏家族的兴衰史事。墓志两边还有一幅彝文对联，意即“满堂儿孙在膝前，寿高名显呈吉祥”。云南省武定县彝族那氏祖莹，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刻立墓碑，有4句彝文墓碑对联，分内联和外联，外联为“从古同宗相扶持，如今全族重思德”，横批为“事理如此”；内联为“敬神心地良，行善神庇佑”。另一座那氏祖茔，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刻立墓碑，有两句墓联，为“从古同宗互相扶，现今全族重恩德”，横批为“事理如此”。
贵州省毕节市彝族李氏祖莹，清乾隆五十二年（1786年）刻立墓碑，中间有墓志。其记载了李氏家族的发展史及其历代先祖的业绩，其业绩与荣日耀月同存，并可同日月媲美。并记述此墓志的来历，如：
我兄弟三人，请来呗耄（毕摩祭司）来商议，去聘请武族的工匠来开山凿石，爆破的声音如雷鸣一般，建成了一座石墓。墓石的上端绘了獐鹿和蛟龙，中部绘了禽鸟和鸿雁，末端绘的是猛兽虎豹，墓室规模的雄伟，将永远光闪闪，世代亮堂堂。
贵州省毕节市彝族龙延辅墓志，刻立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墓志记述了人生短暂，显赫的地位只是一瞬间，威荣和福禄也只是匆匆而至，就象雀鸟飞旋般离去了。如：
天空的星星也曾经晶莹闪烁，照耀着后嗣，如今连高天的明月也失去了光辉，黑暗的阴影已投向我父亲来。心中总是在日夜思念，可叹苍天不多给人寿和威荣福禄的时光……想起来心中怏怏，内疚于怀。日思夜想，仿佛老人还活在人间教诲着我们，桩桩往事犹如落叶，层层来自老人之身。想来是感受，思来无所知；容颜虽可描绘，可虚象却不如真身，事实是这样。
既重申了“万物有灵”的宗教思想，也强调了祖先崇拜。如：
阳世与阴曹之间，死后并非孤立离开世上；人死影不死，人逝魂不逝。念及于此，生者为亡命招灵，使祖父能有所居。
并祈祷祖先亡灵庇护子孙后代的威荣和福禄，使天地也显得更加辉煌灿烂。
贵州省大方县长石乡张大村安玉奇墓碑，清道光三年（1823年）刻立。墓碑刻有：
人死寿尽时，千医无效，万药不灵，象中午的太阳，未晚即落山。高天空旷矿，转瞬如梦，如卷黄蓑衣，半晌即入晚。……人们都说人死三个魂，魂在野外不分离，守着火葬场，直到葬入墓。……人生生和死，死后应超度。……人生一世，犹如夜梦一场，人寿如月缺，抱恨千载。……去请众多的能工巧匠，开山凿石，做了永存不朽的纪念。
也强调了祖先崇拜的宗教思想观念。
云南省武定李氏祖莹墓志，刻立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其墓志大意是：在记述李氏迁徙史和发展史的同时，着重宣扬父道子孝，父母养育子女艰辛，儿女尽情报答父母恩德，强调子孙后代逢年过节、清明节、火把节都不要忘记前去父母坟上祭奠。父母虽已去世了，灵魂在天，随时庇护子孙，父母的养育之恩，庇护之情，永不可忘却，作为子孙，要永远切记。
4、祖源碑。位于贵州省大方县长石乡柿树村箐脚，立于土中。此碑记述了当地彝族阿洪家族史及其分支迁徙简况。说他们家族从天地初开，彝族始祖希慕遮（汉史称孟浙）第29代孙武洛撮开始，为彝族“六祖”之一的“恒”部后裔，在滇东北昭通一带分支，并迁往今贵州大方县长石乡一带定居到今的实况。
6、山神碑。最具代表性的是云南武定县动坡乡矣木古彝村山后供奉的石虎状山神碑，共镌刻彝文30字。内容为石虎是该村山神，祈求虎神保佑全村人丁兴旺，六畜安宁，五谷丰登。又该县发窝乡康希德彝村，村后山山神树前供立一通，除彝文碑外，还在左右侧刻有一通彝文对联，左联汉意为“祈求山神验”，右联为“保护子孙昌”，横批为“祷神如在”，彝文碑共有105字，内容与对联对应。
6、印玺文。贵州省威宁县出土的战国时代的“矣诺”铜印印文为“夜郎境手司印”。云南昭通市怀远街旧货滩发现的西汉时期青蛙形印玺，有彝文字7个字，意为“螳螂山统辖手印”。贵州赫章县出土西汉镭钵，其上铸有彝文5个字，意为“永传祖祠手碓”
二、彝文文献书法艺术
书法，顾名思义就是书写的方法。书法艺术，就是书写的方法艺术；书法艺术，可以说中华民族文化的升华；书法艺术，是文字形状的加工，不同符号的不同写法或画法，表达一定的艺术语言和人格标志，亦即所谓的书品、人品；书法艺术的造型是线条，抽象化的线条表现出无限的想象，以简驭繁、化繁为简。彝文书法也不例外，是一种关于彝文书写的艺术文化，是研究彝族文字所特有的书写学问，是对彝族文字的形体构成所做的艺术处理。
众所周知，彝文属于彝族传统艺术文化的范畴，并属于民族性、社会性，但彝文只有个别彝族人所掌握——毕摩祭司，并由其传抄、收藏、传承、传播。彝文曾被一度称为“毕摩文”、“呗耄文”、“布摩文”、“西颇文”“西波文”等，并把彝文经书也称为“毕摩经”、“呗耄经”。因此，不论其载体属于何种，都是彝文书法艺术作品，即使是岩书、金石铭文等书法艺术作品，都是彝族毕摩祭司书写后，由毕摩祭司亲自镌字或刻字，或在毕摩祭司的指导下，由石匠或木匠镌字或刻字形成的。如前述云南省元江县木刻印刷本《色尾处嫫》（《做人之道》），是清同治四年（1865年）彝族知名人士白里才、白路新等16人赞助银两何四八甲毕摩祭司刊刻并印刷传世。
说到底，彝文文献，也就是彝文文献字体书法与汉文书写同源，彝文书法可引汉文书法的一些概念。贵州省毕节市彝文翻译研究中心搜集翻译整理出版的《贵州金石彝文选辑》（上下册）和云南省楚雄州彝文书法协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彝文书法选》（上下篇），可见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书法的一斑。前者收入了贵州省境内主要的金石彝文文献。后者收入了滇川黔桂4省（区）等地彝族文化研究机构和十几位彝学专家学者多年收集珍藏的近千件彝文文献书法中的精品。上篇选辑岩画、摩崖、碑刻、金石铭文、骨刻、印章、木刻、竹简、手抄本200余幅（件），多为首次向世人亮相的彝族珍贵的历史文物典籍。下篇收入当代彝文书家100多人近年来参加国内外彝文书法展的墨迹、印章170余幅（枚）。此书融彝族书艺（文字）、历史（文物）为一体，是彝族民族史、文化史、书法史的缩影，是了解和研究彝族社会历史、文化艺术以及彝族与汉族、彝文与汉文渊源（亲缘）关系的重要资料，也是欣赏别具特色的彝文书艺的好范本。
汉文史志称古彝文为“状如蝌蚪”，可理解为对彝文书法的点、线形质的直接描述。陈鼎先生在《蛇谱》中认为彝文如蛇状，主要指贵州省彝文字体笔划弯曲象如蛇，指出了贵州省彝文书法的事实特征——以弧线与曲线为基本元素，同时辅之以点、横、竖、撇、横折、竖折、弧、圆形、椭圆等笔划。但实际彝文书法中，折划常转化为弧形或曲线。换言之，彝文以点、画为构字的基本元素，构字的基本原理也是象形、指事、会意，笔画简洁古朴、粗犷但不失端庄。总的来讲，在实际书写彝文文献中，因不同地域、不同方言、不同书写年代等因素，各地现存彝族原始宗教文献经典字体书写和装帧也不尽相同。如：川滇大小凉山彝文文献字形多保持圆体，笔画粗壮均匀，很少有笔锋，用字通假代用现象突出，表音趋向明显，纸书装帧多数为“幼竹线订卷轴装”。云南省红河、普洱、玉溪、楚雄等州市自称“尼苏颇”的彝文文献字体笔画简化趋向明显，零散的彝文文献经籍逐步形成体系化的经典。昆明及其呈贡、晋宁、安宁、富民等市县彝族地区的彝文字体，特别是该地区自称“撒弥颇”的彝文字体书写流畅，艺术性很强。[2]p20所以，著名彝学先驱者杨成志先生曾在《云南罗倮族的巫师及其经典》（载《地学杂志》1931年第1期）一文中对该地区彝文文献书写的高度评价：
夷教文献用字严谨，书写工整，插图艺术很高。
云南省弥勒、开远、泸西、罗平、师宗、石林等县市彝族地区有两种彝文文献字体，自称“阿哲颇”的彝文文献字体书写与滇南自称“尼苏颇”的彝文文献同；而自称“撒尼颇”的彝文文献字体原始的圆体字形多变异为棱形或三角形；云南省武定、禄劝、寻甸和四川省会理等县彝族地区的彝文文献字体书写工整，木刻和石印碑铭较多，仅在云南省武定县己梯村就发现200余块彝文碑。贵州省毕节、六盘水、安顺等市彝族地区彝文文献字体书写流畅，有明显的笔锋，用字表意性强。质言之，彝文文献字体书法艺术在东部、南部、北部、东南部方言区风格上明显的区别，在一个地区书法艺术不同流派，这与师承关系有关。
除此，在实际书写中，因每个书写者即彝族毕摩祭司的书写风格不同，并同一毕摩祭司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书法也不一致，也有较大的随意性，故难以作总体概论，只有结合具体的作品才有实质性的意义。
如前述，彝族文字是一种古老的文字，它与汉字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纯属方块表意文字。彝族文字称为爨文、爨字、倮文、罗罗文、韪书、西波文、西颇文、毕摩文、呗耄文，是彝族先民的智慧和结晶。从彝文书法按书写的材料来看，有树木文、骨头文、竹简、布帛、兽皮书、金文、石文、纸书等。就书写工具可分为鹰、雁、鹤羽毛字、树枝字、松尖字、细竹杆字、毛笔字以及当今使用频频的水笔字、圆珠笔字、美工笔字、软笔字、排笔字等。从出版的类型分，有手抄字、木刻字、石印字、铅印字、微机电脑字等。书写的颜料有墨汁、松明烟子蘸酒或猪血、鸡血，或用有颜色的泥、石磨成粉末状调水，或用一种管状植物汁调松明烟子，历经多年而不退色。各地彝文文献书法字形有圆、扁、长、方、椭圆、弧等诸种，如同汉文的隶书、楷书、篆体等书法。也就是说，虽汉文书法对彝文书写产生过影响，但古彝文的手抄本字体，以“扁体”为书法主流，无汉文的行书、草书等多种字体，仅有一笔一划的“正体字”，夹杂有书者意图的部分带笔，风格单纯，字体单一，以清晰、好认为目的，这是受手抄限制的结果。所以有学者说，彝文字体象平行四边形，呈扁形，角是斜角，很少有直角的字；笔画粗细均匀，不露笔锋。亦有学者对彝文书法概括为：“粗不粗，细不细，弯弯曲曲字成体系；方不方，圆不圆，左右交叉难分家。”字形的结构有长、短、偏、大、小、疏、密、严、并、堆、积、弧、圆、向、背等，具体到每个字，书写方法以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外到内（或“先过门后进入”，或“先筑塘，后蓄水”）为规则。在章法上，“行”以上起始，从上到下；“幅”以从左为先，从左到右。彝文文献书法作品的梳密、严整、紧奏、风雅，视具体而言。从彝文文献的字体书法看，首先，注重的是实用性，便于交流、传播、传承、达意。其次，求美观、大方、干净、整洁等。概言之，彝文书法点线粗犷、刚健、明快、流畅、简捷、生动，结构紧密，笔锋刚柔兼有，工者相济，刚则有力，柔则似水，字体端庄、形象、洗练，较有意象艺术，反映出本民族的某些性格、精神风貌和心理素质。[2]p22-24
从目前调查获悉的材料看，彝族文文献经籍的书法字体，有楷体、美术字（画书体）、行草体（草书少见）、意象体（含六书象形、会意、指事，近似书法画）、波纹体（近似汉字隶书，贵州省彝族毕摩祭司文献经籍多为此字体）。彝文是记录彝族语言的符号，彝文书法是以彝文字体为基础的书法手段，既特有的社会功能，也特有的发展趋势，并特有的艺术生命力。大量的彝文碑刻、摩崖石刻、彝文宗教经籍记录了完整的经义、宗教礼仪、社会史料、艺术史料、书法史料，具有社会历史价值、美学价值、学术价值，为彝文书法研究提供了艺术素材，展示了广阔的前景。[2]p25-26
除此，彝文文献，不同的开本和不同的材料在版面上有某些共同的方面，如在内页中从上到下地画出等分线，这种等分线有红色的，也有黑色的。大多喜好打红线条写黑字，这样好处有二：一是色调和谐、醒目；二是格条明显、易写、抄写出来的书给人一种工整感，也便阅读，并在阅读过程中移行时不容易产生混乱。彝文文献经籍书页上打格条除以上实用性外，据说还是彝文文献演变发展的因素，彝文文献的格条是彝文竹简的遗风，它源于彝文竹简，由模仿每根竹简间所形成的条格界线而来。在大多彝文文献装帧来看，为了提高书籍装帧水平，采用大量的插图。
当然，早期传统彝文文献同汉文文献一样是没有标点标号的。彝族先民经过分支、迁徙，逐渐出现了地域特色的句读符号，因而各地彝文文献中的花纹标点符号有异。滇南彝文文献花纹标点符号有三：一是章首符号或标题符号多为方框、修边、花纹、屋檐斗拱形符号；二是经文句末句读符号为“等腰三角形”带头或带尾符号；三是段末标点符号为“等腰三角形”下面画不同符号，章末和篇末在“三角形”符号下面的更多且繁杂。其符号有各种各样的牛头、牛角、羊头、羊角、鹿角、鸡头、香炉、花草、树木、水纹等图案。云南省弥勒市自称“阿哲颇”的彝族民间收藏的一卷经书所用的章首、章末、篇末的符号就达200余种图案符号。这三个标点或符号，用一墨笔画好后，中间和边沿棱角用色彩画，特别是章首或标题符号，整齐划一，显示出文章的审美情趣。如云南省弥勒市留存的一卷彝文文献书以虎、龙变形图结尾。这些图案符号并非作修饰，文化内涵深远和深奥，章首书名或标题符号内的圆圈，内圈白点黑表示“河洛书”的天白地黑，青龙白虎护卫着数字“十”的“十月兽历图”或“十月太阳历图”，青龙白虎一正一反、或一左一右。虎守护着数字顺数，龙守护着数字逆数，黑白分明，阴阳明朗，清浊清楚，二进制、十进制外围都点画得一清二楚，反映了古代彝族科技文明的火花。
通过彝-族-人-网，你可以阅尽千里彝乡，略万种风情，宣传彝族文化，从我们自身点滴做起。[1] 朱琚元．中华万年文明的曙光——古彝文破译贾湖刻符、彝器辨明文物[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2．
[2] 黄建明．彝族古籍文献概要[M]．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19．
[3] 龙倮贵．尼苏史诗（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第四十九卷）[O]．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405-495．
[4] 师有福，阿者倮濮，罗希吾戈．裴妥梅妮——苏嫫（神祖源流）[O]．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15～16．
[5] 朱琚元．中华万年文明的曙光——古彝文破译贾湖刻符、彝器辨明文物[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12．
[6] 熊克江、黄承宗．四川凉山彝族甲骨简牍皮书古籍略考[J]．凉山彝学：内部刊物．2003，（2）：70-71．
[7] 张纯德．彝学研究文集[G]．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151．
[8] 龙倮贵．红河彝文古籍分布与分类及学术价值[J]．红河：内部刊物．2006，(11)：43-5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基金项目“中国彝文古籍文献整理与保护及其数字化建设”子课题“滇南、滇东、滇东南彝文古籍文献整理与保护”（编号：13&ZD142）阶段性成果；2014年云南省省院省校教育合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云南彝族重要古籍文献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研究”（项目批准号：SYSX20142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龙倮贵（1963—），男，彝族，云南红河县人，红河学院教授及其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和滇越合作研究基地研究员，楚雄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及云南彝族历史与文化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毕节学院客座教授及彝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从事彝族传统文化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调查研究。 特此向图文原作者致以敬意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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