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彝族赛装节的文化转向与现代适应研究
关键词：彝族赛装节；“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文化转向；文化适应
（2021年直苴彝族赛装节盛况，摄影：张紫超）
云南地处云贵高原西部，是一个集民族、边疆和山地于一体的地理区域和文化空间。在这样一个独特而复杂的文化生态空间里，也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民族节日，而彝族赛装节则是云南众多民族节日中最具民族特色的节日。彝族赛装节流行于云南省永仁县直苴彝族聚居区，传承至今已经超过1350年。每年农历正月十五，直苴村以及周边地区的彝家人穿戴自己精心缝制的服饰，自发地聚集到嘎列博赛装场进行赛装活动与“打跳”仪式(楚雄彝族地区集体跳舞的俗称，以下同)，形成了“千人齐聚同歌舞，万山丛中一片红”的节日盛况。可以说，赛装节是直苴彝族在其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约定俗成的仪式化活动。同时，赛装节还蕴含着直苴彝族的祖先崇拜、神灵崇拜、万物有灵等原始生命崇拜。
当前，中国已进入到大众文化时代。大众文化语境下，云南彝族赛装节已经从传统文化形式步入现代文化形式，其文化内涵上的转向已然发生，所指涉的彝族赛装文化变迁也正在实现。从文化活动的系统来考量，不难发现，直苴彝族民众已经从赛装文化主体转为赛装文化客体，从赛装文化发起者转向赛装文化参与者，彝族赛装文化从原生态文化转向衍生态大众文化。云南彝族赛装节的大众文化转向已经成为现实。只有分析当前云南彝族赛装节所面临的形势，反思其文化转向问题，做出相应的文化调适，才能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去迎接新未来。因此，本文基于新时代大众文化语境，运用文化生态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来分析云南彝族赛装节的文化转向问题，以此进行从文化转向现象到文化转向本质的探讨，并尝试探索文化调适的可行性策略。
（2021年直苴彝族赛装节盛况，摄影：杜铮）
一、彝族赛装节——“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的文化转向
彝族赛装节历史久远，自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就已经超过了1350年。彝族赛装节虽然是直苴地区最为盛大的民俗节日，但由于山区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闭塞等原因，其影响范围也仅仅限于直苴一带的彝族村寨。直至2016年3月，国际名模、知名服装设计人马艳丽在直苴田野采风时，现场观看了赛装节的盛况后，决定把直苴彝族赛装节引入北京国际时装周，彝族赛装节才逐渐被人所知。云南省委、省政府借此契机，决定把赛装节打造为省级节日，并设立“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致力于挖掘赛装节所蕴藏的文化价值和市场潜力。
由于政府对彝族赛装节活动的积极介入，彝族赛装节的知名度得到了很大提升，涵盖赛装节仪式的文化空间也大幅度扩展。“文化空间的扩展，使原来仅仅限于彝族小村寨的节日，进入到了更大的社会舞台。赛装节从村寨到乡镇，再到县城，影响所及，不仅在楚雄、云南、中国，甚至走向了世界。”[1]从直苴“彝族赛装节”到省域“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的内涵转变，由原生态文化向衍生态大众文化整体转向，大众文化改变了民族文化的格局，也使得彝族赛装节呈现出以下“四大转向”。
(一)从乡村到城市的场域转向
当代文化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场域是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位置构型，也是特定人群在特定区域内依照地缘、亲缘关系形成的一系列社会网络。”场域作为文化研究的特定维度，“不同的场域形塑着不同的惯习，不同的惯习又塑造着不同的场域。”[2]从文化空间维度来考察，原生态彝族赛装节形成于相对封闭、自律的文化地理空间——直苴村。直苴村是当地彝族民众农耕生产、生活的载体和依托，同时也是村民赖以生存的文化地理空间。
如今通过政府组织、宣传和名人推广发展到城市展演，赛装节实现了演述场域的转变。从2016年国际名模马艳丽带领直苴彝绣，在北京国际时装周舞台上精彩展示，到2017年以“云衣霓裳·炫彩彝风——七彩云南楚雄彝族精品服饰”在上海展演，再到2018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服饰秀之“云想”在北京演出，土生土长的“土”味节日正式走进城市，以“最炫彝族风”融合城市风格。从文化形式上看，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与封闭、传统的彝乡文化是两极不同的场域文化，而赛装节对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转变有积极意义。
(二)从民间自发到政府组织的公共化转向
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一个背景，那就是彝族赛装节起源的历史记忆与官方建构。了解彝族赛装节的两种源流，我们就可以知道“彝族赛装节”如何从民间自发活动转变为政府组织的公共活动，由一个相对封闭、自律的空间转向另一个大众、公共的空间。
据考证，彝族赛装节的起源主要有“宗教祭祀说”和“娱乐交往说”两种版本。
关于“宗教祭祀说”的故事是：
相传很久以前，永仁直苴森林茂密，水草丰美，但无人居住。彝族两兄弟朝里若和朝拉若在月利拉巴(今大姚县三台乡一带)的山林中打猎，由于追逐野猪就来到了永仁直苴沼泽腹地泥泽薄，野猪在泥潭里打滚，两兄弟发现野猪滚过的污泥都变成了黑土。两兄弟又累又渴，于是弯腰取沼泽水喝，别在肩上的箭筒中抖落出三粒谷种，谷种恰好掉到了野猪滚过的黑土里。两兄弟觉得是祖先的旨意，便祈求道：“这里如出谷穗，谷穗三大丛。谷穗似马尾，谷杆似马脚。”到了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兄弟俩又打猎至此，泥潭中果然长出了三丛谷穗，并且谷穗头挂满了硕大的谷穗。兄弟俩高兴极了，就竞相奔告，呼朋引伴，把月利拉巴的同胞带到这里开荒种地，栽秧种田，定居于此，形成了直苴村。后来，直苴村人口越来越多，周边的村寨也越来越多，为了缅怀先人，祈求风调雨顺，各村寨决定每年秋收以后组织祭祀。
为实现对直苴地区的祭祀活动的有效管理，当地形成了独特的组织形式——“伙头制”。“伙头制”是“伙头”(1)“伙头”即彝语“取西”，是当地彝族的一个自治组织的负责人。原始的“伙头”机构由7个人组成，负责人由部落首领或氏族长担任，到近代演变为轮换制， 任期一般为一年。在祭祀土地时的一种祭祀仪式，“伙头”与“青伙”(2)“青伙”是象征“取西”权利的神木器，一个长方形的木箱，据说里面有6根牛骨。在交接时，必须在“伙头田”(3)“伙头田”即朝里若、朝拉若两兄弟在直苴无意间掉落谷种并长出谷穗的那块田。传递“且和”(4)“且和”是一个长0.6米、宽0.8米的两层木箱，箱体结合处为锯齿形。，并以此来祭拜祖先和土地神灵。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地方文化形态，在我国经历了民间文化的自然表达、政治活动的意识形态严控和地方群众的文化自觉的演变历程。”[3]20世纪60年代之前，直苴的官方与民间对于“宗教祭祀说”是十分认同的。20世纪60 年代中期，“且和”在破“四旧”中被认为是封建迷信而遭到销毁，象征“伙头”交接仪式的“打跳”活动也被取消，直到1983年才恢复，但原来的祭祀仪式已被取消。同时，永仁县政府召集当地文化工作者，就“赛装节”这一主题，给猎人朝里若、朝列若兄弟开发直苴的传说赋予新的意义，“娱乐交往说”因此应运而生。
“娱乐交往说”的说法与“宗教祭祀说”大致类似。所不同的是，由于官方话语的介入，从而产生了具有娱乐交往性质的起源说，同时也取消了宗教祭祀部分。新版说法的情节如下：彝族长老们觉得朝里若和朝拉若两兄弟开垦土地有功，两兄弟也没成家，就商议为两兄弟找到勤劳美丽的意中人，于是就约定每年的正月十五在村旁的山顶上比衣赛装，让兄弟俩选择对象。到了正月十五的时候，直苴彝族姑娘们穿上自己亲手刺绣的衣裳奔向赛装场，朝里若、朝拉若兄弟俩选中了意中人。直苴彝家人承袭了这一传说，便形成了彝族赛装节。
倘若说，“宗教祭祀说”是属于直苴彝族的历史记忆，那么“娱乐交往说”便是赛装节内涵和现代价值的演变。遵循彝族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的流变轨迹，两种说法都是基于直苴彝族共同心理素质、共同地域的特定人群的共同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因此具有自发性和沿袭性。从其功能价值的原点出发，我们可以探寻到彝族赛装节的起源是为了娱神、悦神，通过热烈欢快的“打跳”，获得与神沟通的力量，由此来感知天地；从行为价值的理论观之，我们可以发现彝族文化通过赛装这一载体将彝族的内在心理素质和价值观念融入其中，建构起直苴彝族民族传承的生态体系。
而“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则是政府尝试将彝族赛装节进行市场化运作的体现。从彝族赛装节到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当地政府在这一民族节日延续中起的主导作用日益明显。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宣传和气氛酝酿，彝族赛装节固有的宗教仪式色彩被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娱乐气氛的增强。这种娱乐还有别于直苴地区自律空间的娱乐，俨然已成为大众娱乐的狂欢。“‘赛装节’的文化内涵也更多地剥离了历史情景中的祭祀含义，注入了现实的、人为的因素和主观的个体自觉，转向了经济贸易、娱乐、交往的社会功能，这更接近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服装节’。”[4]政府的组织和策划使得直苴彝族赛装节从一个自发民间活动转向有组织、有宣传的大众文化事象，转向为有主题、有理念的文化商业产业。彝族赛装节不再仅仅是蕴含着民族血液和民族体验的自发性行为，而转向为文化产业推广、招商引资等政府组织的功利性较强的商业化服饰展示活动。
从直苴彝族赛装节到“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的节日转变，具体体现在政府将具有多重内涵的彝族赛装节从乡村演述场域上升到以云南省省域内的服装比赛，一方面扩大了彝族赛装节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弱化了公众对于彝族赛装节的节日认知。从彝族赛装节到“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节日宣传超过了文化本身的内涵，广播、电视以及自媒体等大众文化传播导向了对彝族赛装节的文化消费，创造文化产业，把彝族赛装节置于感官化和平面化的叙事体系中，看重文化的商业价值，弱化了彝族赛装节的原始内涵。从民族文化到文化产业，彝族赛装节昂首阔步地走向大众文化的另一端。从永仁直苴原生态赛装到北京国际时装周等一系列国际化时尚平台，彝族赛装节从个体自觉转向商业被动，商品化性质越发明显。“商品化过程导致‘本真’文化的贬值，通过将它变成待售商品的方式降低了准入的门槛。”[5]彝族赛装文化节成了商品化过程中文化产业的产物，它在促进了云南省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阐释了商业环境下彝族赛装节的大众文化突围。
时下，具有“私体性”的彝族赛装节已然成为公众共享的服饰盛宴。在共享狂欢之时，商业化全面包装下的赛装节的“重装上阵”，不由得引发我们的反思：民族的主体性和文化的“私体性”是否会伴随着这种大众文化氛围逐渐丧失？
(三)从祖先祭祀到大众娱乐的世俗化转向
彝族赛装节的源起跟祭祖渊源颇深。从“祖先祭祀说”我们可以看出彝族先民坚信他们之所以选择直苴这个地方完全是祖先的旨意，祖先有恩于他们，所以他们必须敬祖、祭祖。整个祭祀活动是神圣的，场面庄严肃穆，井然有序，每家都有自己的任务。正月初一的清晨，“伙头”端着装有米饭和肉的饭碗，嘴里念念有词道：“您是从洗地拉务来到月利拉巴的大神，开垦土地，建立功业。子孙们不忘祖先恩，特此来祭拜，望保佑我们风调雨顺，来年收成大好。”芦笙手(通常由彝族男子担任)吹着音乐，撒着白纸花到“取西”家祭拜祖先。祭拜完毕，伙头就会当众宣布：“祭成！”而后，寨子里的所有人家都开始祭祀祖先。家庭祭祀祖先的组织人必须是成年男性，妇女儿童必须回避。家庭男性祭祀人的活动仪式跟伙头的仪式一致。到了正月十五的时候，“伙头”把“青伙”交接完毕，芦笙手吹起悠扬动听的曲调，彝族妇女合着节拍载歌载舞、赛装赛美。
由于永仁当地政府的主导，使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赛装节呈现出“打跳”的欢乐氛围，而这欢乐氛围逐渐成为彝族赛装节的“主流”。之后，每年正月十五，四里八寨的彝族同胞赶来直苴赛装场上赛装比美。赛装场上井然有序，人们不约而同地围坐在赛装场周围，把中心场地留出来，给“模特”们尽情展示，上到九十多岁的老妪下至蹒跚学步的孩童，人人都是赛装的主角和“模特”。赛装“模特”们伴随着悠扬清脆的“葫芦笙”调子，轮流上场赛装打跳，整个赛装场上洋溢着欢乐的氛围，赛装节渐渐成为人们展示彝族服饰和打跳的重要展示平台。
从祖先祭祀到大众娱乐，彝族赛装节经历了一个“买椟还珠”般的嬗变历程。原生态彝族赛装节是为了祭祀活动而助兴添彩，如今的节日活动中祭祀仪式已然消隐；原生态彝族赛装节的叙事中不再具有为英雄选择配偶的文化意义，更多的是青年男女交友集会、大众娱乐以及商贸买卖等文化属性。彝族赛装节从神圣仪式到大众娱乐活动的世俗化转向，使得审美日常化的大众生活方式与后现代语境中“审美生活日常化”的表征契合。
(四)从经验叙事到图像景观叙事的叙事性转向
直苴彝族赛装节的展演在于对彝族传统服饰的现场展示，在于传承彝衣彝绣技法的独特价值。当地彝族妇女认为，她们是把所有的生活都绣到服饰上。因此，彝族服饰成为直苴彝族生命活力的期盼和寄托，成为直苴彝族妇女“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确证”。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千年过一节，一节过千年。”为了迎接赛装节的到来，直苴彝族妇女往往需要经年累月地飞针走线，把“山川风物”“花鸟走兽”等自然界动植物加以高度抽绎，在素净底色的裙褂之上描画出绝不重样的纹样，并用五彩丝线将之框定。显然，赛装举动本身就是基于直苴彝族人民生产劳作中的独特体验，寄寓着她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与憧憬，彰显巧手慧心、轻松愉悦的比拼氛围，与当地山村的生活场景融为一体，是典型的民间乡土经验叙事的“样板”。
“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的大制作格局使彝族赛装节发生了叙事性的转向。由彝族赛装节到“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从彝族村落到北京、上海等国际大都市，民族节日仪式以一种图像景观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眼前。通过电视、视频等传媒媒介，直苴当地的彝家绣娘把自己的愿景定格在了全身的装扮之上，把生活劳作场景搬演上大都市舞台，内容包括直苴彝族几代人的出生成长、婚丧嫁娶、田间耕耘的真实场景，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T台秀”。大众传媒也成为宣传彝族赛装节的主渠道，永仁县电视台、楚雄州电视台、云南省电视台、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等大众媒体也较早地对彝族赛装节进行了宣传和报道。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彝族赛装节从西南小山村里的地方民族节日上升为全民共享的民族赛装文化节，从直苴现实生活场景走向大众媒体的视野之中，从经验叙事到图像景观的叙事性转向，说明大众文化转向下彝族赛装节的演述场域以及叙事场域都发生了变化。从“直苴彝族赛装节”到“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从原生态文化向大众文化的整体转向，原有的彝族赛装节的概念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产业体系中的“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的文化概念，赛装节的文化格局与文化理念正发生改变。
如上所述，彝族赛装节的文化转向是已经发生且渐呈规模。因此，只有理性审视这种转向，进行科学分析，才能做到方向明、目标准。
二、原生态彝族赛装节和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的文化调适
大众文化语境下，彝族赛装节的文化转向已经构成当代彝族文化转型的内容之一。“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是由文化变迁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它代表的是文化变迁的一种较高级的发展形态，是文化变迁最终的结果。”[6]据此推演，彝族赛装节的“转型”正是彝族文化转型中文化调适的必然状态，而文化调适是文化变迁得以实现的必然选择，也是彝族赛装节所代表的彝族文化内涵吐故纳新的必然结果。人类学家徐杰舜认为文化调适是一种文化适应[7]，而原生态彝族赛装文化与衍生态“七彩云南赛装文化节”的文化协调发展就是一种文化适应。
文化社会学家Berry在融合了多元文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适应理论”。他指出，在文化环境改变时，其他民族文化群体和主流文化群体是能够调整文化态度和文化适应，双方既能保持原有文化和身份，又能互相交流。Berry认为，文化适应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应该注重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同时，Berry给出了文化适应的两种思考：保护传统文化和适应外围社会环境，即传承与发展。[8]西南少数民族学研究者杨庭硕和彭兵认为，在民族学中，文化适应的主体应该是民族或者是文化，但总的来说文化适应的主体只能是文化。文化适应的范围包括民族之间的适应，文化与所处的环境达成的适应。[9]因此，文化适应理论为我们传承和发扬彝族赛装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运用文化适应理论来传承和发展彝族赛装文化，我们可以构想出以下两种路径：
(一)传承彝族赛装文化传统
文化适应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加深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民族认同不是抽象的认同，而是具体的认同，民族认同被具象为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承认、传习、内化、发展。”[10]加强彝族赛装文化适应的目的是强化文化认同，而增强文化认同的手段则需要彝族同胞们承认并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化，在不断的传承中内化为中华民族自豪感，从而发展壮大彝族赛装文化。
1.政府支持与民众自觉相结合
当地政府应该组织和参与到原生态彝族赛装节的传承和保护中来，为彝族赛装节设立专门的资金，以保证节日的正常运转。政府的政策具有导向性作用，可以激励当地的彝族同胞参与到赛装节的活动中来。再加上直苴山区山高坡陡，气候冷凉，村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充裕，而举办赛装节则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政府的资金支持可以使赛装节活动得以顺利开展。
当地民众应该保持赛装场的场域环境生态，保持直苴地区的自然和文化生态，防止过度开发。直苴村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中和镇的南部，距离镇政府15公里，四周高山环抱，山高坡陡。由于受地形的影响，当地居民大都聚居在较为缓的坡地上，而赛装场刚好位于三座大山中头山的缓坡地上，因此赛装场的生态环境是十分优越的。然而，直苴村现在有2300多人，当前过于聚集的人口使得赛装场的生态环境面临考验，再加上当地政府用水泥墙把赛装场围堵起来，衍生环境与原生态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其实赛装场应该保持原貌，或者应该恢复绿色植被，可在赛装场栽种一些青松和马缨花，使赛装场的场域生态环境更加协调。
成立彝族赛装节文化研究机构，加大赛装文化的研究力度，支持彝族赛装节的田野调查。彝族赛装节不仅仅是节日本身，更重要的是它涉及一整套彝族文化，包括彝族的风土习俗、宗教信仰、语言、服饰、音乐、舞蹈、饮食等等，所以赛装节更是彝族文化的整体展示和经典演绎。当前，随着商业经济的冲击，大量的直苴村民外出务工，赛装文化面临着“失语”和失传的境地。成立彝族赛装节文化研究机构，可以深度挖掘彝族赛装文化，尤其是对服饰、音乐和舞蹈文化的挖掘。政府划拨专项资金，支持民族研究团队进行田野调查，把即将失传的赛装文化进行抢救与挖掘，这是非常必要的。
2.民间传习与学校教育相结合
彝族赛装节的文化传承需要借助民间传习的力量。鼓励建立民间文艺工作队，民间文艺工作队应该自觉挑起传承赛装节以及赛装文化的重担，积极向老一辈们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艺工作队要去传习习俗、信仰，更要学习即将失传的彝绣样式、彝族调子、彝族打跳，因此民间文艺工作队的责任重大。民族文化工作者和彝族民众应组织起来，共同研究彝族刺绣和彝族服饰的构型，使彝族服饰做到既保护又创新，民间文艺工作队还应定期组织“打跳”“三跺脚”以激发民间艺人和当地群众的积极性和自发性。
学校教育是赛装文化传承的后备力量。学校教育在文化传承中具有重要作用，“文化传承就其本质而言，不仅是一个文化过程，更是一个教育过程，教育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传承方式。”[11]学生是传承赛装文化的后备力量，提倡赛装节进校园，在当地中小学以及永仁县开展讲习赛装节的彝绣技法和“打跳”舞蹈等活动。彝族刺绣是非遗传承项目，学校可以通过活动课的形式请民间传承人来传授彝族刺绣。彝族“打跳”舞蹈多种多样，但是调子有规律可循，学校可以通过课间操以及民族舞蹈比赛等形式来“打跳”彝族舞蹈。
(二)发展彝族赛装文化模式
1.开发彝族赛装节的旅游模式
加强“赛装之源”的旅游宣传。赛装节旅游品牌的建设更应注意对“赛装之源”的开发，突出赛装节的历史感。尤其是在开发赛装节民俗旅游的时候，要让游客们知道赛装节的由来，可以通过在直苴村设计一些“赛装节源流”的浮雕，通过浮雕向游客展示赛装节源头，让游客们感受赛装节的文化魅力，同时也可以凸显彝族特色。
打造直苴民族特色旅游村寨。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的政策，尤其是2013年推出的《国家民委关于印发开展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命名挂牌工作意见的通知》。直苴村可以通过打造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来强化旅游特色，以直苴村的发展来带动周边拉务、且田、且切等村寨的旅游发展，使直苴成为活态化、整体化的赛装文化传承空间。打造直苴民族特色旅游村寨，在不破坏原生态的基础上，统筹发展交通、生活设施等基础条件，更好地将新农村建设与传统文化结合。
此外，赛装节民俗旅游项目的开发还应制定通盘考虑、分步实施的策略，以赛装舞台为中心，辐射周围村落，进行吃住玩娱购一体、观赏与体验相结合的旅游区域整体规划，为后续发展提供动力，打造直苴旅游村寨的民族品牌与地域特色。
2.加强彝族赛装文化宣传与对外交流形式
利用全媒体融合方式进行宣传。网络传播是当下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是族群社会化程度的标志。彝族赛装节可以借助彝族文化网站、电视新闻媒体以及微信公众号进行宣传和交流，利用大众传媒，达到文化创新的效果。还可以利用网络大数据，根据用户的需求，精准的推送相关信息，从而缩小知识鸿沟。新媒体的“民族文化+”是当前大数据时代的主要传播方式，融合彝族赛装文化再加上电子媒体的运作，可以实现民族文化的文化表达和传播形式的多样，从而提升彝族文化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
扩大对外交流范围。赛装文化过于封闭不利于民族文化发展，让它走出去是必然的趋势。当前，彝族赛装节虽然已经走到了北京、上海、美国纽约等大城市，但是走出去的范围过于狭窄，相关部门应该为彝族赛装文化搭建交流平台，尽量使赛装节走到国际的舞台，从而扩大知名度和美誉度。
三、结语
从乡村到城市的场域转向、从民间自发到政府组织的公共化转向、从祖先祭祀到大众娱乐的世俗化转向、从经验叙事到图像景观叙事的叙事性转向，毫无疑问，原生态彝族赛装节已经发生了大众文化转向。彝族赛装节的大众文化转向表明，赛装节的价值显然早已超越了原生态的“赛装”本身。文化转向仅是文化变迁的趋势，而在倡导多元文化共融的当下，如何保持彝族赛装节的底色，如何更好地去传承其固有文化传统，提升彝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探索大众文化转向对其传承与发展的策略，仍是一个极具历史厚重感与现实迫切性的问题。
彝族赛装节的文化转向使我们警醒，在大众文化语境下如何传承与发展赛装文化成为重中之重。传承彝族赛装文化需要政府支持和民间自觉，而发展彝族赛装文化需要靠旅游来带动经济发展，需要靠宣传和对外交流来提升知名度。时下的云南彝族赛装节，无论是传承抑或是发展，势必要面临由商品经济全面浸入社会生活的现实挑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诸多问题。坚守云南彝族传统赛装文化的底色，借助大众传媒的“东风”，主动调适、积极应对，激发彝族赛装文化自身的创造活力，拓展赛装节广为人知的渠道，丰富其节日仪典的内容，进而打造新时代下彝族赛装文化的风范，从而使云南彝族赛装节散发出独有的活力与魅力。
古老的彝族，还能有多少东西能在时代大潮中存留下来，也许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尽力去为她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这就是彝 族 人 网的价值所在。原载：《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22年1期；文稿来源：参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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