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什么样的衣服并不仅仅由身体决定
——在西南民大的演讲
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共度今天下午的时光。这是我第二次到你们西南民大演讲，说不上物是人非，但的确还是有些感慨，第一次的时候，在座的有些还在念研究生，现在已经是博士了。真羡慕。三天后就是西南民大的六十周年校庆，昨晚吃完饭回宾馆的路上，阿库院长让我今天和大家聊聊，当时喝了酒，昏昏然的答言了。就彝族文学，我谈一些支离破碎的看法吧。
当下，许多彝族文学作品，大多密集地出现鹰，土豆，百褶裙，等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符号。专家学者们认为，这是难得的文化自觉。我不这样认为。所谓文化自觉，是指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及自我创建。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有着充分的认识。鹰，土豆，百褶裙是彝族文化中的标志性符号，当我们过度依赖和表现这些符号，并肤浅地认为这是我们的文化自觉，是可笑的。我们之所以迷恋，是因为我们缺少。从符号文化方面看，人类似乎走的都是文字——文学——文化的路子。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我们只是纠结有形的外在，是可怕的。一首诗，一篇小说，其灵魂是无形的，是没有式样的，但它是有重量的。那些伟大的作品之所以震撼我们，不是其表面的一个词，一段抒情，而是作品的魂。符号的堆积，不否认是我们彝族文学作品的特点，但也是彝族文学作品的局限。当然，每一部作品，其实都是民族化的地域化的表达，只是我们要明白，要清醒，任何表述，都只是作品的外衣。从杜拉斯的《情人》到萧红的《呼兰河传》，抓住我们的并不是所谓的异国情调和北方风月而是来自心灵的击打。关心并服从自己的心灵，关心并服从自己的家支，关心并服从自己的族群，关心并服从自己的国家，继而才有可能站到整个人类的高度，作品才有普世性。只有具有普世性的作品，才是最民族的最世界的作品。比方说穿衣服这样的必须的日常的行为，天气，金钱，时间地点等，其实大家都没有说破，决定我们每天穿什么衣服的，是一天天养成的品性。在文学上，在论文下，我们所有的表达如果能够能直逼内心，能够形成我们的品性，这种品性无疑问包括了我们的民族性地域性。
爱和嘲讽，是文学作品不老的主题，但不是每一首诗都由爱和嘲讽组成。我在网上看过一些作品，它们对历史做出定论的事，苦大仇深地谩骂。这不可取，爱怀嘲讽之外，作家诗人更需要的是反省。汶川出了许多地震诗，全国诗人稀哩哗拉哭成一片。但是同样的灾难随后在舟曲，在日本发生，诗人们集体无语。有人说，当所有的人都在流泪的时候，我们应该允许有人不哭。这值得我们深思。
加缪告诫说：荒诞存在于每个人，也存在于世界，不幸的是，长期以来，荒诞是人与世界之间最紧密的联系。加缪的话，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在娱乐至死的今天，报刊大谈A演员爱上B演员，B的女儿父亲的身份一直无法确定——这更需要我们的作家诗人，有更实在的担当，有更深刻的警醒。听说，世界的终结不是轰的一声而是一声乌咽，今天看来，如果世界真的有末日的话，最有可能的是无厘头的嘻嘻哈哈。所以，对这个时代纪录，审视，特别是审视，我以为是最为重要的。
我就简单说这几句，在这里，我愿尽我所能，回答在座诸君的提问。
高 文：（民族学博士）阿布老师您好！在全球化母语濒危的背景下，彝族作家如何展示彝族文化的魅力？彝族作家的作品如何在坚持普世性和民族性兼顾二者？
阿诺阿布：对于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是把作品写好。只有作品成功了，才谈得上所谓彝族文化的魅力，才谈得上具体的普世性和民族性。对这个时代重要的不是纪录,重要的是反思。一个会回忆的人是可靠的人，一个会反思的民族是最有希望的民族。以彝族文学为例，当下，许多彝族文学作品，大多密集地出现鹰，土豆，百褶裙，等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符号，大量的彝族符号是否能构建出彝族文化的场域，使其转变为具有竞争优势的符号商品这是一个值得商议的问题。因为时间是线性的，空间是多样的，时空的多维性决定了不同的人对每一根草，每一座山坡，每一则往事都有不同的态度，一切表述，只是作品的外衣。当今，甚至说过去的许多作家，诗人，给人的错觉好像他们爱就爱得天荒地老，恨就恨得断子绝孙。事实上,生活或者说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由诸多细微之事构成。在唐朝，唐明皇的每一个早晨都具有不可取代的国家意义。到今天，只剩下马嵬坡的无奈。不是每一个诗人的背后都堆积着原谅和宽恕世界的大爱，或者阿多诺那种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大恨。也不是每一首诗都由爱和嘲讽组成。当下的许多作品之所以雷同，之所以大面积地伪抒情，我个人意见，就是缺少反思精神的原因。
候 林：（民族史硕士）基于母语叙事的心灵诠释与彝家女子的婚恋观？
阿诺阿布：按萨皮尔的假说，语言决定文化，彝语对于文学叙事是会曾在影响，但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剧，这种影响会逐渐被淡化。所以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嫁给彝族。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是时常被人病垢的种族主义。我从贵州黔西一个叫燕山的小山村走出来，到黔西，到贵阳，到北京，就我个人的人生轨迹而言，我的成长过程就是离开故乡的过程。许多人的一生也都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拼命的努力离开，年老的时候拼命的想回来。杜拉斯说过一句让人心酸的话，大概意思是相比较你年轻时的美丽面孔，我更爱你今天倍受摧残的容颜。可以这么说，人生由梦想和回忆两部分组成。而梦想，相对于人漫长的一生而言，所占比例远远少于回忆。当有一天你结束了花前月下，结束了花枝招展的少女时代，你过烦了情人节，讨厌死了玫瑰花，你开始想在无边无际的世俗生活中站定自己的身影，发出自己的声音，你会发觉人生的很大一部分，和爱情无关。由于你是一个读了许多书的对人生就更深一步了解的知识分子，你会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转到一些你年轻时看得并不重的诸如国家，民族，族群等等形而上的方面。这时候，在你所能理智地支配时间，所养成的好恶，尤其是作为个体的人，或者说作为个体的情感，随着年岁的增长，孤独感和皈依感将会与日俱增。你会觉得人的一生，竟然陌生得连一件事也难以解释清楚。不管你如何绝情和多情，情感
事实上只存在于当下和未来。世界上不乏有许多跨国界的、跨民族的，跨语言的，跨人种的成功婚姻。我们的身边，也不时见到有某人远嫁欧罗巴过上别墅、高尔夫生活的女性，但是翻开她们香车宝马的封面，我们读到的内容是更多的寂寞和哀愁，更多的血与泪。改革开放以来，跨国界跨民族跨人种爱情，大多由女性抒写，从她们的著述或报道看来，她们青春被榨尽之日，也往往是异国情调生活中止之时。她们那些带有自传或半自传色彩的书写，几乎都是被爱，然后被抛弃。说得刻薄点，就是自己带着自己的身体在不同男人身边流浪的过程。也许这是善于塑造的三毛给中国女人留下的一束罂粟吧。婚姻的背后是文化，而文化的排它性是长期存在的。你知道的越多，越有想法，越有主见，灾难性的后果越是不可避免。而飘洋过海来到中国的洋人们，除了个别，有类无教的中国妇女大多难以和他们撞出爱的火花。也即是说，跨国界跨民族跨人种的婚姻，一般都是由知识女性发起。那些在异国他乡万念俱灰的人们抱着她们的混血儿回到国内，由于人性和信息的不对称使然，她们的经历被国人膜拜并效仿，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准备要谈朋友，准备要嫁人，条件可以的话，最好嫁给使用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的人。
同类的认同是与生俱来的，好比你在巴黎一家酒吧，遇见一个亚洲人，当你得知这个亚洲人是中国人的时，你心里的亲切感尤然而生。而当你知道这个中国人竟然是来自成都，你几乎会马上给他买酒了。更进一步，当他说他是彝族人的时候，你连与他抱头痛哭的心思都有了。或者，你在宇宙的一个满是奇形怪状生物的星球上，看见一条在地球上你讨厌的赖皮狗，你也会有一种莫明的亲切感。就我们彝族来说，一直推崇的族内婚和家支外婚，它更有着广泛的社会、族群意义。你们的罗院长一直在担心彝族语言文字的消亡，其实有一个最笨同时又是最有效的方法，如果彝族的族内婚，家支外婚得以一以贯之，这种忧虑就会仅仅是哲学层面的忧虑。
杨小琼：（民族文学硕士）如何看待彝族文字的统一，如“支格阿尔、支格阿鲁、支格阿龙”，“子马给你、兹莫给尼、兹莫格尼”的不同汉语书写？
阿诺阿布：不只是彝族，任何一种语言都存在着方言及次方言的问题。说美工英语的人听不懂英式英语，是正常不过的现象。就汉语来说，福建人说“明天会更好”和广东人、山西人、贵州说“明天会更好”都是百音齐放。传说当初上帝就是为了阻止人们修通天塔而使人们语言语不通。但是，不管福建人还是广东人贵州人，他们将这几个汉字书写出来的时候，文字是统一的。这是一种文化乃至一种文明发展壮大最为基本的保证。彝族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字书写的不统一。两年前采访你们沙马校长的时候，关于这个问题，我和他多方面探讨过。从我看来，彝族文字的不统一，政治、社会因素大于学术因素。路人皆知的事实上，彝族千百年保存下来所有的经书，书是同文的。在今天的凉山，熟炼掌握了八百九十一个规范彝文的字的人，他是看不懂彝族古代文献的。最简单说，今天四川的彝族年轻学者，他所掌握的彝族语言和文字，对于浩如烟海的彝族古籍，半点作用都没有。长此以往，他们的发音，彝语不象彝语，汉语不像汉语；他们的书写，也将彝文不像彝文，汉文不像汉文。彝族人几千年的有书为证的历史，将被活生生斩断为断代史！从这个角度来说，彝族人的当务之急不是申遗，不是去哀悼朝中有没有彝人当官，各个省的彝族老爷们有没有彝性，而是努力实现文字的统一。文字不统一，一切都是黑暗中远征。凯撒当年到罗马时说：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你们知道埃及皇后说的是什么吗？她说：我来了，我看见，我被征服！
鲁弘阿雾：（民族学博士）作为一个彝族作家，你认为，我们的语言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保持？
阿诺阿布：每天，都有包括语言在内的许多文化在消失。满族人曾经一统天下数百年，现在，他们连文字都搞丢了。可见，一种语言的消失，并不是以一个族群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今天，真正统治这个时代的不是汉语，也不是英语。而是计算机语言。曾经一度灭绝的希伯来语，经过埃利泽·本·耶胡达等人的努力复活了，这是人类语言史上的孤例。从文学角度来说，让语言不朽的最好方式是写出一流的作品。
叶 宏：（民族学博士）阿布老师您好，就您所说的《彝人之歌》只能感动彝人的观点我有不同意见，作为一个来自东北哈尔滨的汉族，我在唱彝人之歌时也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热爱和关心彝族文化，我能感受到这个伟大民族的痛苦和欢乐。现在我就可以给你唱一遍。
阿诺阿布：刚才叶博士把我意思理解错误了，我说的意思是跨文化交流的文化理解。你理解并接受了彝族文化所以你才会感动。而对于一个不了解彝族文化的人，他无法感受《彝人之歌》里面的鹰、大小凉山等象征隐喻，感动就更难说起了。有一个你忽略了的大前提是，虽然你来自遥远的哈尔滨，是汉族，但是你正好就读的是西南民大，你的导师，你的同学正好是彝族。作为个体，文化上的选择永远是被动的，是局部的。你的本科同学，比如他们读南开或深圳的，他们肯定不会唱“从大小凉山到金沙江畔，从乌蒙山脉到红江河两岸。”抛开媒介、商业、政治等因素，一首歌，一首诗，一本小说，它们的成功，无一不是因为具有强烈的普世性。乔羽老先生当年写《我的祖国》，开篇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稻花香两岸。”问题是，我们中国人，好多人并不住在河边，许多人一辈子也没见过稻花，但是他们认同，这就是我的祖国。其原因就是这首歌具有广泛的普世性。建筑、音乐、雕塑、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式，其实我们并不真资格的了解，真资格的懂得，但是我们为什么接受它，内在原因也是在这里。我们听香颂，我们听莎拉布莱曼，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知其所指，但是我们百听不厌，可见，对于音乐而言，我们并不一定需要一个词，或者说一些意义明确的语句来体现和表达。回到文学上，我们读《寒冬夜行人》，读《伊豆的舞女》，读洛尔迦的“船在海上，马在山中”，读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并不会因为我们不是意大利人，不是日本人，不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人，不是与作者相同国家相同族群而不被感动。
拉马文才：（中山大学视觉人类学博士）阿诺阿布老师您好！文学作品在于表现真善美。您如何看待少数民族族群文化中的族性、诗性、人性？
阿诺阿布：这是一个互相激发的整体，我们没有办法简单的用真、善、美来评定。社会生活中存在被我们量化的真、善、美。但是，文学艺术的目的和作用并尽是为了表达真善美。人性除了真善美，还有其它。我们推崇人之初性本善，但是事实上，人性与生俱来就有恶的一面。《洛丽塔》，也就是改编成电影的《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族性，诗性，我个人认为都是外衣。最根本的是人性。德国自由大学有一个研究彝族文化的柯谨艺博士，她曾经告诉我一个她所经历的故事。有一次她和山鹰组合到大凉山采风，到山上一户人家，一个在火塘边烤火的彝族女老人通过翻译知道她的来意后说，孩子，你是黑山人，我是彝族人，你所说的话我听不懂，我所说的话你也听不懂。但是你高兴的事我同样会高兴，你伤悲的事我同样会伤悲。因为我们都是人。听到这样的话，柯谨艺说她感动得一塌糊涂。要知道，那位彝族女老人一生中最远就到过昭觉县城。没上过学，目不识丁。这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人性和普世性。只有人性的才具有普世性。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有些民族诗人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罗列堆积本民族的符号，我个人的观点，意义并不大。我认同用母语写作和思考，也承认联合国认可之外的许多小语种有着伟大的作品。世界语推行这么多年仍然蛙声一遍，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我反对因为稀缺性而获得的所谓被承认。你用英语说我爱你和用法语用汉语说用彝语说，对于一个长脑袋姑娘而言，这通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爱她。你用什么样的语言书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写出优秀的作品。民族文化中的族性、诗性如果上升不到普遍的人性，具体到文学作品，是没有意义的。
依 乌：（西南民大副教授）上次在贵阳听说你在写一部彝族题材的小说，
书名很煸情，叫《离床越来越近》，你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阿诺阿布：在此之前，我写过两本不成功的小说。一本叫《秋天的最后一个处女》，另一本叫《弯腰到情人高度》。《离床越来越近》，其背景大概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中国自改革开放到今天，形成了两波民工潮。改革开放的之初，城市需要大量的男性劳动力去扛水泥包子，去抬钢筋等等。当城市的道路、酒店、桑拿房，夜总会修建好之后，城市需要大量年轻的女性来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精疲力竭缺手断脚的男性被退回到农村。《离床越来越近》，通过一个彝族村寨一家夫妻在不同时期进城打工的故事，讲述这个繁荣而冷漠的时代。主人公是彝族人，故事背景是彝族村寨，主要是我想用我的方式表达我所经历所理解的彝族生活。彝族是整个大时代的组成部分子，城市或者其它非彝族居住区不管以什么样的眼光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来对待，都不会改变彝族人对这个时代的参与及反思。小说以女主人阿朵从城市一路赶回老家探望病危的男人为线索，全景式地展现当下的社会百态。这部小说我已经准备了五六年的时间，大概还有三几个月就完成了。我想通过《离床越来越近》证明，爱我们彝族，表现我们彝族文化，并不非得用只有彝族人才看得懂才会会心一笑的符号和语言习惯。
俄木木果：（硕士）阿布老师您好！彝族诗人中你认为谁的诗歌写得最好？对于阿索拉毅的《星图》你是如何看待的？请阐述一下您诗歌中您最喜欢的一首，并麻烦阐述一下创作过程和创作技巧。
阿诺阿布：谁的诗歌写得最好？这是一个伪命题。当大多数人从《回答》认识北岛之后，北岛却宣称，《回答》是一首烂诗。可见，对于一首具体的诗歌而言，它有着它自身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不好评价。彝族诗人的作品，我读得不算多，但是也不算少。我认为从五四到今天为此，在我个人的阅读范围内，彝族所创作的所有小说,诗歌,音乐,美术,远远没有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更不要说达到和世界对话的高度。阿索拉毅是一个很有思想的青年才子。好像是去年吧，发星老兄说，有人写出了彝族的当代史诗，我大吃一惊。网上读了阿索拉毅的《星图》。老实说，我还没有读完——这没有什么，阅读《伊利亚特》或《玛纳斯》，对于我而言，是一生的事。百度告诉我们，从文艺学的外部来说，史诗是民族精神的结晶, 是人类在特定时代创造的高不可及的艺术范本, 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每一部史诗都是具体历史的和具体民族的。不能用一个笼统的历史时代的抽象的模式去解剖特定的史诗, 也不能用一般的人类社会的尺子去剪裁史诗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就我个人的领悟，《星图》是一首很有激情的少见的长诗而不是史诗。我自己偶尔也写诗，但是到现在，我对我所写下的诗歌一首也记不住。要说最喜欢哪一首，不是做作，我还真的说不上。因为根本就记不住嘛。至于你所说的创作技巧，在我，还是那句老话，情由心生。我写过一首诗给阿堵阿喜。阿喜在座的大多都应该认识，是一个优秀的女诗人。呷尔莫波是她居住的城市，也就是今天汉语所指的雷波县。写《过呷尔莫波》时，我读过她的诗集《五月的蓝》，见过她的照片。我们通过电话，私底下也和朋友们聊过她和她的诗。她的好多朋友我也认识。但是我们没有见过面。有一年，毕节地委安金黎专员带队考察彝区，我跟着到了呷尔莫波。到她们的溪洛渡电站，我给阿喜打电话，不巧的是，她头一天刚到成都开会。电话中，她说，阿布哥，你咋不早说啊，我原本可以不来成都的，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当地政府招待晚宴的时候，她让她的几个朋友过来给我敬酒，一来二去，我自己得已经飘飘然。当天晚上，我一个人在街上逛。雷波是一座很小的城市，三步两步就走完。在这个我明天早晨就要离开的城市，我想我的朋友在这里写诗，工作，在这里爱，在这里恨。雷波对于她是不离不弃的故土，对于我却是一个驿站，是异地，是他乡。我对成都，对晚宴上许许多多的人，对让我们相识的诗歌，都产生了一种淡淡的哀怨。于是，我写下了《过呷尔莫波》。我只记得最后的几句是：诗歌／在左／呷尔莫波／在右／阿惹妞／在中间／。
附：
过呷尔莫波
——致阿堵阿喜
所有的声音都通过回响
所有的面容都停止在一张照片
从青龙街口到羿子坝
从马湖到溪洛渡酒店
阿惹妞 我端起酒杯忘记斟酒
我打开房间忘记关上
我记恨声色犬马的成都 在呷尔莫波
我愿意度日如年 在呷尔莫波
我见识了千万个人
却始终看不见一张脸
呷尔莫波辉煌的灯火
寂寞地打在千年之后 万年之前
如果走一条路 就不要回头的走
不管它是万水还是千山
如果思念一个人 就点点滴滴的思念
不管她在平原还是在高山
因为呷尔莫波 在左
诗歌 在右
阿惹妞 在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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