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于汉语和母语之间的诗歌天使——彝族青年女诗人鲁娟诗歌艺术
彝族当代人文叙事中，汉语诗歌叙事始终担负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体现着悠久灿烂的彝族诗性历史叙事全面转型之后的延续性和主体性；另一方面也由此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彝族精神文化深度变革过程中有着差异性体验与异质性创造力的文化精英。形成了“彝族汉语诗歌”这样一种全新的族群历史叙事模式和人文文化书写体系。由此，“彝族汉语诗歌”作为一种主要的叙事、抒情手段和人才成长途径，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经历了以下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首先是共名阶段，包括建国后十七年直至十年“文革”结束，彝族汉语诗歌从艺术形式创造到主题内容的开掘都基本上处于意识形态驱策下的时代共名的担当、宣扬和应和阶段，或者叫“感恩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诗人如吴琪拉达、替仆支不、阿鲁斯基、涅努巴西等；其次是正名阶段，自1980年代直至1990年代初期，彝族汉语诗歌努力挣脱历史的束缚，沐浴新时代新思想的阳光雨露，由建国之初意识形态叙事主导转向审美性、民族性、地域性与自我性的自觉追求，与主流汉语新诗之潮流一同走向了诗歌美学的正名与回归之路，这一时期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彝族汉语诗人，如吉狄马加、马德清、倮伍拉且、巴莫曲布嫫、吉木狼格、禄琴、李骞、王红彬、柏叶、阿苏越尔、沙马、俄尼•牧莎斯加、阿鲁可斯夫基、周发星等等；再次是自由分化阶段，自1990年代中后期至今，彝族汉语诗坛处于老、中、青三代共处共荣，自由选择，百花齐放的繁荣时期。但也是一个因各自汉语能力、人文素养、知识结构，以及艺术视野、审美情趣和美学追求的差异而走向自由分化的时期。以上三个时期，都在诗歌与时代，诗歌与文化，诗歌与宗教，诗歌与族群，诗歌与自我，以及诗歌艺术自身发展的特殊性等主体性诗学命题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和特点，从而形成了彝族文化转型时期独特的审美价值趋向和精神文化性格。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第三个阶段中，一批70后80后出生并迅速成长起来的彝族“新生代”诗人，如阿黑约夫、阿彝、羿子•伊萨、阿索拉毅等等，自从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彝族汉语诗坛十分活跃，锋芒初露，且具有持续、强劲的发展态势。本文要介绍给广大读诗人的鲁娟，就是这个“新生代”彝族汉语诗人群中一位出色的青年女诗人。
一、向汉语获取诗歌的形态与声音
对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发生、发展和变革历程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已经被他的同行和诗评家称为“大凉山近10年本土最优秀的年轻女诗人”（周发星）、“鲁娟在新世纪现代汉语诗界的初露锋芒，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为彝族诗歌赢取了一份新的骄傲和荣誉。”（ 谭五昌）的鲁娟是怎样跻身于当代大凉山彝族汉语诗歌群体的。
鲁娟，彝名阿赌阿喜，1982年5月生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17岁开始诗歌创作，先后在《诗刊》、《星星》、《诗歌与人》、《诗选刊》、《上海文学》、《诗歌月刊》、《中西诗歌》、《独立•零点》、《凉山文学》、《存在诗刊》等刊物发表诗作,有作品入选《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近两年来开始受到诗界同仁的广泛关注。
在阅读鲁娟的诗作时，我们随时感到，一切都来得如此自然天成，一切都在不动声色中如鱼得水般呈现，与众多中外优秀诗人一样，鲁娟与诗歌结缘，似乎是十分偶然的，但又是与生俱来的，是冥中得到了诗神的引领的，似乎应验了宗喀巴大师的神示之语：“魅力就是偶然性带来的所有快乐。”鲁娟的思与诗是这样呈现的：
我顺水而来
乘着一只古旧的木船
停靠在不为人知的岸
搭建一个温暖的巢
这是我久而久之的愿望
即便水草早已腐败
伤口早已褪却颜色
无人理会的辉煌的理想
我已无力挥霍激越的爱
把那些青春岁月的幻想
以及所有疯狂的热爱和疼痛
都留给诗歌
一路驱逐混乱
——《独语》
金斯伯格说“真正从事写诗的人，应该是那些擅于表达内心感受意识和现实的人，在诗中他们表达出自己对于感觉得到的这个现象宇宙的着迷，而且试图去揭示其奥秘。诗学决不仅仅只是独特而有趣的业余艺术爱好，或出自卑劣的，以图引起轰动和别人奉承的那种自我表现。经典诗歌，是一个‘过程’或实验―-其目的是要探寻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的本质。”鲁娟继续唱道：
“我只担心一件事
我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
而如今我以一个女人的身影站立
美丽不可言及
若你以陌生人的方式
误解并攻击我时
我将沉默如水
坚强如石
——《独语》
鲁娟这首《独语》诗，至少让我们感受和体会到这样五层意向：一是“我”必须如期而来，谁都无法阻挡，是天命的降临；二是“我”的到来由某种使命和责任所驱使，是要来完成一次精神旅程的；三是“我”是有过苦难的体验，有着独立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精神资源的；四是“我”是“以一个女人的身影站立”的，并且“我”已经做好了应对一切外来“攻击”的准备；五是“我”的所有的思、情、诗的表达是通过借用汉语的形态和声音来完成的。这五层意向中第四和第五层非常重要，既明确表明鲁娟一开始写诗就有着强烈而自觉的女性意识；又体现出鲁娟诗歌是在用汉语抒写母语生命，她的每一首诗都不同侧面地表达着自己对母语世界深深的体味、洞察、眷念与反思的诗歌美学追求。鲁娟有着良好的汉语文化功底和汉语书面表达能力，也具备健全的彝族母语口头表达能力，但鲁娟却无法用母族文字进行艺术创作。鲁娟这种特有的文化身份、语言能力和知识结构促使她只能采用汉语文的形态和声音来进行诗歌写作。鲁娟的诗歌由此拥有了一种深度的尴尬与深度的快乐的冲突，皈依与叛离的悖论，时代潮流与历史良知的对立和碰撞之后形成的新的美学品质。
二、从母语掘用诗歌的骨骼与性灵
诗歌是人类一切生命活动最为本真的流露和显现方式之一，诗歌也是人类最为玄妙的语言天才和思维能力的激活和彰显的有效手段和途径。诗歌创作活动与诗人长期积淀下来的内在语言生命悟性之间有着神秘而复杂的联系。很多优秀的诗篇，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指向诗人与母语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的揭示和探究。由于“彝族汉语诗歌”这一特殊的诗歌语言形态所决定，鲁娟的汉语诗歌从形式上看是中国现代汉语新诗的构成部分，但是，从其诗歌的内在精神气质、审美心理及文化底蕴上看，却是紧紧依托于母语世界和母语文明这一古老源泉的，是对母语生命自觉与超越精神的汉语化表述，也就是说，鲁娟诗歌的精神骨骼与艺术生命性灵是从T•S•艾略特所主张的诗歌语言要回到“部落的方言”中获得的。比如：
从第一场雪中走进村庄
第一朵雪花落下
从远处叩响第一声召唤
谁将隔九十九座山听见
大毕摩闭目掐指一算
“是时候了。”
雪族的子孙沿鹰的轨迹
纷纷赶回家
第二朵第三朵第四朵……第九十九朵
踏着纯洁的密密的鼓点
以古老马帮风尘仆仆的速度
无限接近腹心
趁第一场雪来不及覆盖村庄
谁将立在入口，说出那句
“瓦岗，亲爱的瓦岗，我回来了”
——《瓦岗谣曲》
伟大的诗人批评家T•S•艾略特在《诗的社会功能》一文中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诗能够维护甚至恢复语言的美；它能够而且也应该协助语言的发展，使语言在现代生活更为复杂的条件下或者为了现代生活不断变化的目的保持精细和准确。”鲁娟虽然没有用彝族文字进行诗歌创作，但是，鲁娟凭借自己厚实的本民族文化功底和富有创造性的汉语文驾驭能力，使她的汉语诗歌处处体现着具有独特性和差异性的彝民族文化特性。她试图在自觉地进行着一个伟大的人文工程：用汉语诗歌写作或本民族语言文化命运的汉语化叙事来进一步挖掘、抢救、保护和开发彝民族诗性历史、诗化思维与诗意人生同构的审美价值和文化要义，以实现母语文化危机时代新的人文精神的探索和母语生命的深刻转写的文化使命。我们再读一读以下诗句，从中不难体验鲁娟受母语思维、母语情感、母语精神，甚至母语意象和母语意境深度支配下的汉语诗歌的艺术呈现：
人们比雪更早地抵达了集市
比雪更光亮的是盐
是马的嘶鸣和孩子的哭叫
自由的土著人络绎不绝
除了归家的消息，这雪
不能阻断更多热烈的风景
让我也穿梭于这人声鼎沸的街子
混织于擦尔瓦和花头巾当中
假装许多年都不曾离去过
我要找寻左右山头亲戚的问候
还要跟随那些早年的酒鬼回到家中
一一找回那些失散多年的词藻
——《赶集日》
让她行走一个个村庄
翻涉一座座山岗
与一些神秘古老的
文字符号同路
让她去叩拜一个遥远的部落
叩拜一个做口弦的老人
让她去讨得一粒
——《自画像》
同样风格的诗句在鲁娟诗歌中随处可见，如“你所不知的是/她怎样在一次母语的歌唱中/懂得了美/她怎样在一场智者的交谈中/泪流满面”（《阿喜的五月》）；“那人善良愚拙/那人是先祖/那人去南方打柴/打了九百九十九堆柴/那人去北方狩猎/守了九百九十九个夜/那人在东方纺织/织了九百九十九匹布/那人在西方耕地/耕了九百九十亩地”（《礼物》）等等。这些诗行从内容到体式都是典型的母语思维、母语情感与母语智慧的汉语转写。我们相信这不是偶然的或随意的巧合，而是鲁娟特有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文化身份，以及这些因素带来的艺术文化使命所使然，是深入领会了“文化独特性的保存有赖于民族语言的保存与发展，因为只有语言的差异才能决定各民族之间思想情感的差异。真正伟大的诗人是最能利用其自己的语言的人，会使他自己民族的语言成为伟大的语言。伟大的诗歌也就成为保护本民族语言的最有效的途径。”（刘燕）的文化哲学要义之后努力实践着的一种可贵的以民族文化拯救为最终目标的自我拯救。所以，我们认为鲁娟诗歌的思想精髓、艺术骨骼和艺术生命性灵及艺术中的宗教精神是来自她对自身深浸其中的母语文明的诗意体察，对悠古的母语记忆的艺术追思，以及她对“远古星系的碎片/构筑神秘的语音世界/传递无法破译的基因/一只古旧而/灵光四溅的巢/众多神灵居住”的母语艺术传统的传承与变革的实践过程。
三、女性、民族性与诗性合一的努力
我们稍微翻检一下彝族母语民间文学史，就会很快发现这样一个深刻而又十分明显的事实：一部彝族民间文学史就是一部不争的女性文明史。在经典的彝族民间文学叙事中，“女性叙事”（含女性主题叙事和女性立场叙事）占了绝对的主体和优势。在彝族古代文明的每一个关键时期，都对女性主题、女性视角、女性立场，以及社会如何对待女性的态度和修养等方面进行了文本化记录。并且每一部女性叙事文本又都是将女性、民族性和诗性熔炼在一起进行表达的。比如《阿诗玛》、《阿嫫妮惹》、《阿热妞》、《阿依阿芝》、《紫孜妮扎》、《甘嫫阿妞》等都是其典型的例证。而当代西方女性文学，在深刻承认女性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前提下，极力强调女性个体生命意志，强化女性由生理差异导致必然的心理差异、智慧差异和精神差异等女性自觉意识与女性自主权的同时，我们也很容易地看清楚其各种主张背后总是趋向于将女性、民族性（人性）和诗性达到高度统一的努力。
在阅读中我们发现，鲁娟的汉语诗歌一方面受从小耳濡目染的彝族民间文学传统的全面滋养，另一方面又有机会受到当代西方女性文学和国内现代汉语诗歌思潮的深入影响。由此，一开始写诗，鲁娟就占有了诗歌创作最重要的两个要素：本土资源与外来影响。正如T•S•艾略特在《艾略特诗学文集》中论及文化交流与文化繁荣的关系时曾经强调的那样，“我们在欧洲文学史上将不会看到一个完全独立的文学；所看到的是永无休止的给予和接受，而每一种文学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由于外来的刺激而获得新生，在文化上完全自给自足是行不通的：任何国家若希望使其文化绵延不绝，就必须同其他国家进行交流。”鲁娟的汉语诗歌似乎先天地具备了一种开放的艺术胸襟和混融的艺术品质。如在《七月泅渡》一诗中她写道：
1
渡过漫漫的七月之水
达到彼岸
会撞见一只青灰色的鹰
一个女巫 对着你
嫣然一笑
2
一如许多年前的七月
走过密密人群的集市
遇见一位铺开经卷注视
蹲坐喝酒的毕摩
面对原始的母语世界
一只失语并迷失的鹰
被唤回身体内部
一些远古荒洪的躁动的力
3
已无法追溯到根的底部
仅仅是,为何出生在瓦岗
那个盛产草莽英雄和漂亮人种
边缘到极致的地方
早有不可言传的寓意
那些关于根,根的一切元素
除了赞颂
还是赞颂
可又不仅仅只是赞颂
早有不可泄露的命定
我该骑着黝黑的马匹
在瓦岗的粮食和月光前歌唱
我本该在一个清澈无比的早晨
在瓦岗纵情的热闹中出嫁
可是一切偏偏远离了
……
这里既有明确的女性身份认同，又有魂牵梦绕的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精神自觉与反思，还有诗人自身的艺术才能和诗歌悟性获得的根由及其艺术美的价值的追寻和建构。在这类诗中，鲁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我”的女性身份（母性身份）和“我”的民族的族性身份时而对立时而混同，时而成为苦难和悲剧的源泉，时而又充当厚实的背景和底蕴。在各种矛盾与纠葛于内心深处达到最剧烈的冲突时，诗歌艺术的审美价值也得到了凸显。而这种诗歌品质除了在传统的彝族古代诗学中能找到其根脉外，更多的应该是来自西方现代艺术观念与手段的成功借鉴。又如对《古陶罐》，鲁娟的描绘是独特而深邃的：
沿古老的唇沿
溯时光上流
前世，一段美丽绝伦的恋情
藏在了一枚小小的钓子上
以鱼为名
佩戴鱼的形状
居南方，南方深深的河床里
怀揣经典之谜
“是我的那尾请游过来
不是我的你走你的路”
我只等我的那一尾
你歌唱我便歌唱
你流泪我便流泪
或者哑口相守
谁将说出
“你那土著而灵光四溅的眼”
谁将说出我以新月为上唇
鱼尾为下唇之谜
我便成为谁的妻
诗人鲁娟卓而不群的女性气质，丰富瑰丽的内心欲求，诡异神秘的精神现象，精细微妙的艺术天分均在这“古陶罐”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诗人面对“古陶罐”，犹如面对另一个自身，那充满女性隐喻和性爱象征的诗句，既有浓重的本土文化特征和人文特色，又极具现代主义艺术精神；既对“古陶罐”进行了金斯伯格阐述过的“冥想与艺术的生命都是建立在一个相似的自发意向的概念基础之上，对于冥想和艺术二者来说，放弃是避免产生受条件制约的艺术作品、陈腐的艺术或避免重复别人观点的共同的方法。”的自由冥想中的放弃，又不断穿越于母语与汉语之间，气韵生动地描绘了生命的原力与光辉。
总之，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我们对鲁娟诗歌的理解与阐释也难免带着个人的喜好与偏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繁星密布的彝族当代汉语诗歌的天宇之上，又一颗明亮的新星正在冉冉升空，我们将真诚地期待，并予以当代汉语诗学本体层面的严格关注。
2007年1月11日凌晨于成都
2001年，正是互联网兴起的年代，彝-人-网团队便确立了构建彝族文化数据库的宏远目标，初心不改，坚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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