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固守自已的民族家园——谈彝族著名作家李乔现象
李乔这位土生土长，一辈子固守自已的民族家园，以挚朴纯真的情感，始终描绘着彝族地区蹉跎岁月的老作家，已乘仙鹤而去，然而他辛勤耕耘所留下的数百万字的文学遗产，以他和他的作品所演绎产生的“李乔现象”，却又启人遐思和耐人寻味，深入研究和认真解读，不啻为我州的文学事业的发展，带来脾益。
一、“李乔现象”的缘起
李乔的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１９３０－１９４９年，此阶段可以算是李乔文学创作的准备阶段，除应“创作社”征文而写出了《未完成的斗争》之外，还发表过一些短文和报告文学。可以说在这一端时间中，李乔仅仅是以一个旧社会坎坷遭遇的跋涉者的身份，情不自禁用手中的笔来鞭笞社会丑恶，以倾吐对劳苦大众的同情。由此而萌发的创作欲望，带着强烈的控诉色彩和忧虑愤概的因素，所以，艺术风格的追求即被强烈的对国家民族的关心所淹没。但由此而勃发的创作意愿，却成为了李乔从事文学事业的原始思想基础。
第二阶段即从１９５０－１９５５年。此期身为民族工作队员的李乔在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工作中获得了丰富的生活素材，民族地区复杂而尖锐的现实斗争再度亢奋了李乔的创作热望，而且亲眼看见自己的彝族同胞在敌人的利用和民族传统观念、愚昧落后的生产方式夹击下，还不能在社会主义艳阳高照的天地中自由幸福地生活。一股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挽救民族于水火之中的紧迫感使他在民主改革工作中心急如焚地关注着苦难同胞在恶势力和旧观念压制下的痛苦挣扎，深切渴望民族政策早日深入彝族地区，让自己的彝族兄弟早日摆脱贫穷、愚昧，从而沐浴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之中。这种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对生活的近距离体验，使之为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素材基础和感情基础。此段时期，李乔文思泉涌，相继创作了《拉猛回来了》、《会见》、《挣断锁链的奴隶》、《一个奴隶的命运》等短片小说。更令人欣喜的是《欢笑的金沙江》的诞生，标志着李乔的创作成就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紧接着于１９６２年发表了《早来的春天》，１９６５年发表了《呼啸的山风》，于是反映凉山地区彝族同胞从压迫—解放—前进的史诗性三步曲至此完成。其中最能真正体现李乔艺术风格的作品公推《欢笑的金沙江》。
第三阶段，１９７８年至今。年近古稀的李乔并非因 之年和政事的繁杂而中断创作，他依然孜孜不倦地进行笔耕。此期创作除长篇小说《大地在阵痛》之外，其精力主要集中在人物传记的写作上。新近出版的《未完成的梦》、《彝家将张冲传奇》均为长篇巨制，此期李乔李乔创作已从现实的土壤上延伸到对历史的追忆之中。如果说李乔的前期创作旨在逼近显示作迅速、热情的描述的话，那么其后期的作品则是对彝家意识作冷静、客观的追忆。综观李乔的创作生涯，我们不难发现这位彝族作家正矢志不移地、全方位地、多角度地描写彝族同胞的兴衰发展史，从而形成彝家人民的历史风云、现实斗争、未来发展的全方位艺术景观。我们不妨从以下的粗略分类统计中，来把握李乔创作主旨。
历史回顾 现实斗争 发展变化
《彝家将张冲传奇》 《挣断锁链的奴隶》 《早来的春天》
《未完的梦》 《大地在阵痛》 《呼啸的山风》
《欢笑的金沙江》
从彝家将张冲——奴隶主拉猛——凉山分工委会书记丁政委——活泼勇敢的彝家小英雄我们不难发现李乔是多么钟情于自己的同胞。６０年如一日，为描写本民族生活历史画卷而呕心沥血，乐此不疲。他这种对彝族生活题材无限依恋的感情，以及对彝族同胞生活变迁的历史见证，正是“李乔现象”产生的情感基础。
在中国四十年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社会正发生急速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终于获得了主人翁的地位，但这一现实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更为来之不易。从原始奴隶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形态的变迁对于民族同胞来说，在社会变化的历史长河中竟发生在一瞬间。然而，阶级的对立情绪，陈旧、落后的民族习俗，愚昧、浓烈的传统观念，依然还困惑着民族同胞的前进步伐。要摆脱这一切，彻底改变旧观念，解放生产里，树立现代意识，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云南彝族和凉山彝族同胞均不能超越其它民族而进入现代社会，彝族社会的发展史依然充满着坎坷、辛酸和痛苦。身在城市的彝族作家李乔，看到的是汉族社会、汉族人民正一步步摆脱贫困，走向未来，这种民族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李乔产生了巨大震撼。对本民族的热望、同情及忧虑便熔铸成强烈的责任感，鞭策他不遗余力地去关注、去看望他们。这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引导产生的为本民族讴歌呐喊的创作欲望，其中饱含着极大的社会因素，这正是所谓“李乔现象”产生的社会原因。
李乔身为彝族，又终身写彝族，其实也是他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外在表现。他出身寒微，年轻时走厂下矿，担任教师，曾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辛酸、艰苦的生活磨砺了他关注生活、洞察生活底蕴的目光，形成他与下层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人生态度，尤其在参加边疆民族工作队到德宏州和凉山等地进行民主改革工作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少数民族尤其时彝族同胞生活的困窘和观念的羁绊，更是心急如焚，其民族意识日趋强化。对兄弟民族政策的信任和对本民族命运的关心交融汇流，从而升腾为专一的创作主旨，即为本民族呐喊、讴歌。作家强烈的主观创作意识渐渐升华为摄取题材的专向性，从而导致产生了一生笔耕的界定范围。这就是所谓“李乔现象”产生的主观原因。
综上所述，“李乔现象”的本质特征就是：
其1，题材的专向性。一生写彝族题材，从而构成彝族生活变迁的历史画卷。
其2，主题的统一性。无论是长篇或短篇，均表现出明朗的创作旨归，即歌唱彝族人民摆脱贫困，在正义与邪恶、落后与先进的较量中逐步走向新生，从而表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
其3，手法的一致性。从《欢笑的金沙江》到《大地在阵痛》再到《未完的梦》，其艺术手法的一以贯之，均采用白描写实的手法，从而形成了清新、自然、挚朴的艺术风格。
“李乔现象”在南疆作家群中与彭荆风、李金龙、黄尧等老中青年作家相比，实在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它本身具有鲜明的艺术内涵。
二、“李乔现象”的艺术内涵
当代文学大潮奔涌到九十年代，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的涌入和当代作家勤于探索的艺术实践，文坛上业已形成八面来风，变幻莫测的发展态势。所谓探索性小说、实验小说、心理小说、意识流小说……蔚为大观。文学思潮潮涨潮落构成了当代文学波澜壮阔的景观。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中，“现代派”作品风行一时，西方文学技巧横行无忌，各种各样脱离现实，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从数量上压倒了敢于面对现实，为人生的艺术。许多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怯阵后退，把作品弄的高深莫测，玄虚费解。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当代文学在技巧上不断更新，在表现对象上不断倒退。所谓“逆象偏离”使文学和现实相距甚远，在如此这般的艺术演变中，可谓是沧海横流，鱼龙混杂，许多人树起了反叛传统的大旗，使文学一度跌入低谷。在如今“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文坛背景下，李乔既不否定他人，也不盲目引进，依然是我行我素，用早成定势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默默地写着自己钟爱地民族文章。《未完的梦》、《彝家将张冲传奇》诞生于斯，却无所谓“现代技巧”的痕迹。阅之，令人依然有阅读《欢笑的金沙江》时油然而生的艺术感受。这决不意味着李乔老先生迂腐保守，不思创新。我认为，作家对自己本性盲目否定，决非明智之举。艺术家经过长年的艺术积累，逐步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轻易将其否定，从而毫无把握地仓促引进他人技巧，充其量不过是鹦鹉学舌，而且还会由此引起艺术思维的紊乱，最后丢失了自己。
李乔之所以能在乱云飞渡，现代技巧横行一时没有月迷津渡，雾失楼台，这正是他长期形成并臻于完美的艺术个性有了强烈的排他性和内聚力。把他的作品放在浊浪排空的潮汐中，尤如混浊的激流里有一股清新明亮的清泉在默默地显示其存在的意义。这里我们无意否定文坛探索者的创造精神，对文坛躁动不宁的发展势态亦无须作更多的针贬，同时，也无意张扬李乔固守传统的精神，只是在冷静、审慎的观察中，客观地评价李乔作品的文学地位和存在的价值。
借鉴西方和继承传统其最终目的势繁荣社会主义创作，可谓殊途同归，在借鉴中有继承，在继承中含创新，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之一，李乔选择的是继承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在表现现实生活中使其焕发生命力，就这一点而论，无可厚非。李乔作品的价值还不仅仅存在于继承之中，他始终牢记自己的写作对象是彝族同胞，是为平民百姓、少数民族提供精神粮食，因此，李乔作品首先力求通俗易懂，明白流畅。并充分照顾到老百姓的欣赏情趣，以戏剧的“起承转合”结构来构建文章框架，从而形成时而剑拔弩张，时而又峰回路转。这种张弛相间的结构模式，我们在《欢笑的金沙江》描写的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复杂斗争中，在原始、野蛮、落后的奴隶制统治下的凉山彝族地区所展开的国民党残匪负隅顽抗的阴谋诡计和彝族部落“打冤家”残酷斗争中以及围绕“进兵凉山”还是“政策过江”的抉择中可以找到注脚。同时在描写彝族干部、群众密切配合粉碎国民党残匪勾结反动奴隶主发动的叛乱的《呼啸的山风》中，在围绕凉山地区民主改革，广泛描写新的历史条件下奴隶与奴隶主之间阶级斗争的《早来的春天》中，亦可找到理论依据。李乔小说中的结构形式可以说是真实反映彝族生活进程最适当载体之一。
其次，李乔作为彝族“活的见证人”，就是以见证人的身份，以清新、挚朴的语言，向读者叙述着自己的所见所闻，诉说着心中的爱和憎，从而为作品造成了一种亲切自然的气氛。所以，真实、自然、清新是李乔作品的个性特征。
在人物塑造中，李乔调动自己熟悉彝族人民独特的生活习惯的优势，十分自然而准确地描绘出他们带有少数民族特点的性格和心理活动。《欢笑的金沙江》中对沙马木札、木锡骨答、磨石拉萨三个黑彝的塑造，代表了奴隶主的三种类型。沙马木札稳重，遇事注重事实，木锡骨答则耿直风趣，而磨石拉萨却因目光短浅，梦想成为大黑彝轻信谣言，盲目阻挠民主改革进程。三位黑彝性格各异，特点突出，栩栩如生。对他们的心理变化描写更是自然可信，其性格的发展、思想的变化合乎生活逻辑，因此，黑彝的转变衬托了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则是入情入理，顺理成章的事了。可见，自然、真实是李乔作品的魅力所在。
再其次，李乔小说广泛描写了彝族人民的生产习俗，勾勒了我国西南边陲险峻的自然景色。在他的笔下，崇山峻岭，瑰丽风光无不逼真传神，彝族同胞的服饰装束、风土人情无不形象生动。如对“打冤家”和表示和解后“钻牛皮“的细腻描写，不仅体现了彝族独有的风俗习惯，而且为主题的实现，制造了环境氛围。李乔小说的语言清新、晓畅、通俗、易懂，并且有浓烈的民族气息。读他的小说，就向在听一位彝族老爹平心静气地讲述一个个彝族山寨所发生的动人故事，令人亲切无比。
以上三点，可算是李乔小说的艺术内蕴，而这些艺术特征恰恰可以使李乔成为“这一个”，而他人无法混迹。因此，李乔脚踏实地地描绘彝家山川的历史变迁，是当今广泛流行的所谓诗化小说、心理小说、荒诞小说乃至“红高粱系列”、“市井小说”、……无法取代的，李乔有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
三、对“李乔现象”的忧虑
李乔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其生命力如何，其未来走向如何，我不妨沿自己的思路作番探测。《彝家将张冲传奇》、《欢笑的金沙江》一、二部，以及《挣脱锁链的奴》还有《大地在阵痛》描绘的是逝去的历史，那么，彝族同胞的今天，尤其是在政策开放的大潮中，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在新的价值观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当今社会中，彝族地区并非世外桃园。读过《欢笑的金沙江》之后，勾起了我们对彝族同胞命运的关注。现在，诸如阿火黑日、阿罗这类过去的奴隶娃子今天怎么样了？作为李乔作品的读者自然期待在作品中再睹新形势下他们的风采。遗憾的是李乔作品并未沿历史的线索延伸到现在。因此，在我们论定李乔作品已构成彝家生活变迁编年史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缺憾。这种缺憾使我们曾不顾李乔老先生年事已高，强烈呼吁他再为彝族同胞谱写新的篇章。使“李乔现象”完美无缺，然而老先生已仙逝，在悲痛遗憾之余，我又强烈感受到“李乔现象”后继无人，现在青年作家创作兴趣竟不约而同地转向都市生活，对于彝家、苗家、景颇家的现实斗争缺乏应有的关注。为此，我们不得不强烈呼吁我们的青年作家向李乔学习，拿出耐得寂寞、艰苦踏实的精神，去拓荒、去开拓、去讴歌彝族人民的斗争业绩，去填补“李乔现象”的现实空白。云南文学的发展，其价值仍在于边疆民族特色之上，盲目地随波逐流，不仅失去自己的个性，而且会迷失方向。，
“李乔现象”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沫水花、一片绿叶，有着自己独有的位置，在李乔先生百年华诞之际，我们应该在弘扬李乔创作精神的基础上，对此作更多的反思。以推动红河少数民族文学开拓出属于自已的美好前景。
2001年，正是互联网兴起的年代，彝-人-网团队便确立了构建彝族文化数据库的宏远目标，初心不改，坚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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