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有了灵魂，诗歌不再遥远——访彝族诗人、中国社科院教授普驰达岭
普驰达岭近照
麦吉木呷：您是西南民族大学毕业后直接走进中国最高的学术殿堂中国社科院的吧，作为彝族学者，是什么初衷让您走上文学之路的？
普驰达岭：其实自我会说会听母语开始，诗歌离我并不遥远。从彝族祭司毕摩走村串户的祭祀诵经的诗话母语中，我一路从母语诗体语言中漂泊而来。感谢上了学后，我能够从汉字的偏旁部首开始入手，又学会了唐诗宋词的平平仄仄。文化“混血”的诗歌因子早就在我血管中奔跑。在我求学的道路上文科一直是我的强项。大学期间多元的校园文学氛围，又使我的文学细胞数量得以提升。五年的大学生活，很多民族语言文学系的大师哥，如阿苏越尔、晓夫、马晓红、杨明荣等等直接引领我进入了当时在大西南高校中颇有影响的《山鹰魂》文学社，直接参与社团活动与创作实践。从这些师哥身上，我不仅学到诗歌创作所要具备的重要元素，更学会淡然处世，低调做人的品格，让我受用一生。
大学毕业直接被分到了北京，进入了中国最高的学术殿堂，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从1993年7月底开始，我不得不把我所喜欢的文学悄悄地锁进抽屉，拿起理性和客观的笔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通过10多年的埋头探究，我逐渐成为了一名彝学专家，在国家一级和民族学核心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彝学等方面学术论文60多篇，完成并公开出版了2部专著，5部合著，参与了影响盛广的彝族人网的建设与管理，得到了学界的好评。
然而，当我用左手把学术研究举起来的时候，内心时常感到一种无名的空虚和难以释怀的疼痛，那就是很多年积压在我心头，用理性客观的学术法则无法表达的文化审美和个性自由的文字让我寝食难安。于是，我选择右手把锁在抽屉的文学之门开启，在有限的科研空余，重拾文学创作之笔。现在觉得，诗意地存在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左手学术，右手诗歌的生活，让我变得充盈和坚强。
麦吉木呷：您曾经说过很多写诗的人没有找到根。根是文化。写诗其实也在写文化。看你怎么把文化入诗，将作品写得有文化的厚度。您是写诗前就找到根了对不？
普驰达岭：这句话，我记得是《重庆地产·人物志》杂志记者张妍娟女士采访我的时候说的。在我看来，根就是生你养你的那片故土上一切延承或鲜活着的一切文化元素。说白了，根是文化，文字的灵魂就是根。写诗其实是在写文化，就看你怎么把故土文化元素进行持续审美后入诗，将作品写得更有文化的厚度。
可以说，根，是我们永远写不完的诗！
任何作家或诗人，无论他（她）置身于任何时代，有根的创作都能使他（她）的文本充满生命。如今，中国很多写诗的人没有找到根，很多少数民族诗人或作家文字汉化得厉害，这似乎是必然的，也似乎不要紧，但创作立足点或创作思维汉化得厉害，抛弃了自己独特的固有的文化之根之本，对一个民族作家来说这是很要命的。无本那来的根，无根哪来独具个性的创作厚度与文学品质。
对我而言，自父母潦草地制造出我的那天起，我就或穿行，或潜伏，自自然然地居住在彝族厚重的根文化中了，根文化的熏陶已渗透到我血质的骨头了。用诗来思维，用歌来舞蹈，以鹰虎为图腾，“诺苏”为族群自称的古老民族，他们用勤劳和勇敢奔突于广袤的大小凉山和青山绿水之间，创造了举世文明的十月太阳历和古老的彝族文字，他们世代衍承的诗歌遗传因子和音乐的禀赋，在像我这样的鹰灵诗魂后子的身上自然得以代代传承，在根的文化上自然而然的快乐，不离不弃的歌唱，必然是我创作的居所。
麦吉木呷：你说文字的灵魂就是根，那么你对灵魂的理解是什么？
普驰达岭：我作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所说的文字的灵魂不是指宗教意义上的东西。我所说的灵魂是一种特殊的心灵状态，它是心灵和心灵相遇时所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共振现象，这种共振把我们的心灵从一种分离、孤独的状态带入一中复合状态。就像电流激发钨丝发出的耀眼的光芒，这种共振催生出世界上最奇妙的存在，即灵魂。我感知到灵魂的存在总是复数的，它们应该是人类精神的聚合。死亡使人失重，而灵魂把我们从死亡那虚无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在我看来，文字创作就是让心灵进入这种灵魂状态的特殊电场。而我们语言就是拥有巨大能量的自由电荷，心灵就是发出光芒的钨丝。
麦吉木呷：在您看来，诗歌最大的魅力在哪里？
普驰达岭：我始终认为，诗歌与当代生活是需要一定的距离的，如果诗歌与日常语言没有区别的话，诗歌就会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人是需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读诗同样如此。诗人只忠于他的缪斯，这既是对诗人的祝福，也是魔咒。诗人的幸与不幸都与这个铁律相关。诗歌的魅力在于诗歌本身。用什么样的文字铺排语言艺术审美的个性，我想产生的艺术效果是有区别的。简单说，诗歌最大的魅力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的作品。
麦吉木呷：现代诗人是什么？
普驰达岭：作为文字的精华，诗歌自古是中国传统文学，从古至今，连绵不绝。中国现代诗以时间范畴言，当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始至建国以来的新诗。从这一时间范畴来看，如果不分优劣的话，新文化运动以来从事新体诗歌创作者就是现代诗人。就诗歌生态环境来说，现代诗人的个体精神空间相对比诗歌空间显得促狭而无奈。但是中国现代诗人和诗歌生态已呈多样化了。
其实，我知道你想要的答案并不是我说的这些。什么是现代诗人？或叫现代诗人是什么？就中国当下看，文学艺术与时尚流行结合，精英传播与大众炒作杂糅，现代诗总体特征更加多元。现在中国现代诗可谓是主流难突出，而支流异彩纷呈，难定高下。很多在体制内的汉族诗人写出的诗歌作品远远比不上民间或少数民族地域诗歌作品。因为现在的民间诗刊或诗人更趋向于先锋性、包容性和多元性，它还有一个主要的筛选的功能，把来自各个平台的诗歌选取一部分精华进行存留展览。同时，网络成为中国诗歌展览的一个重要平台，正改变着中国诗歌发展的某些格局，成为一张诗人登上文坛的快捷通行证。我想这些多元化新诗歌流派都可看成是现代诗人吧。而现在的新体诗队伍中，也存在有人“娱乐至死”，有人“死不娱乐”，都不能一概论之。一些坚守诗歌精神的诗坛勇士，却始终是默默无闻的耕耘者；而一些把诗歌写得不像诗的人，却凭借毫无诗味的分行文字成了“著名”诗人。这方面的代表不少，极大损伤和污染了中国新诗创作的土壤。
麦吉木呷：除了诗歌，您独钟的是什么？
普驰达岭：生活是我们可靠的妻子。而诗是人在生活中多出来的东西。诗的存在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生活的意义。但诗总能把我引向生活以外的地方。诗让我的生活变得丰盈与充实，就如布罗茨基所说：“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除了诗歌，我独种生活，因为我把生活当诗来消费，我始终会躺在诗歌的杯子里，诗意地快乐、感恩并幸福着。
麦吉木呷：有个记者曾经采访过四次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时候说过，今天的诗奖可能比好诗人还多，这个记者说法您赞成吗？
普驰达岭：这个记者确实道出了中国文坛和诗坛病态作家与作品之间，诗人与诗作之间严重缺乏一个评价原则和体系的病态现状。我想这方面的东西从国家级别奖，如从鲁迅文学奖，或矛盾文学奖的历年评奖结果上可以得到答案。像车延高等连诗歌怎么写都摸不着门的人都可以获得鲁迅文学奖，我觉得我们国家作家诗人除车延高外，都可以去摘取诺贝尔文学奖了。一些中国文坛管理者和评判小丑们，真的是给中国人开了个天大的笑料。
麦吉木呷：您喜欢我们称呼您诗人还是教授或者普老师？
普驰达岭：称谓仅是一个外在的符号，那不是我所在乎的东西。我仅是一个科研单位做学术的彝族学者，一介平民百姓而已。但无论写诗还是做学问，我都会用真情去审美和打磨，把它们当做我生活中真诚的信仰和快乐来享受。
麦吉木呷：您读过马德清老师的《自我介绍》吧，可以说说您的看法吗？
普驰达岭：马德清老师是我的前辈，他所著的书我基本都看过。他是一个很有思想和十分勤奋的彝族知识分子，也是我的彝族老大哥，他对彝族文化的传承和诗歌实践让我心生崇敬。很多方面，他为我们这些后来的彝族学人做出了榜样。
麦吉木呷：我们彝族诗人们最大的特质是什么？形式和思考那个重要？
普驰达岭：彝族作家诗人作为中国56个民族作家群体重要组成因子，不可或缺。远古、厚重、辉煌是彝族这个栖息在大西南版图的古老部族所固有的文化特质。这些厚重的文化特质一直得以在彝族诗人或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体现和实证，在作家诗人作品中得以彰显，这是个很好的创作审美活动。但如果一个民族作家永远固守在传统文化和祖宗留下的民间文学的素材中转圈，缺少彝族文学的原创作品，找不到民族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学创作的契合点，那很难有很大的提高。对于彝族作家作品，关注传统与关注当下彝族民众的生存的题材同等重要。所以，我觉得对所要进行的创造主题充分准备与思考的前提下，任何形式上的东西都可以用质感的内容迎刃而解之。
麦吉木呷：每次我在优酷网听您的诗朗诵，特别是《木炭·彝人》都让我感触很深，这首作品是在什么样的心情写出来的？
普驰达岭：我记得，那首诗前面的题记是这样的：“突入城市，我们就像一支迁徙的部落，无以着陆。”，这不仅是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突入城市所要面壁的艰难的生存处境的高度概括，我想也是很多像我的同龄人或孤入城市打拼的学子都所必经的生活历炼。正是这样的打磨才使像我感同身受，最终使来自农村的“边缘”人在北京这座大都市坚强地站立，在突奔的路上昂首向前，头顶盘着高高的天菩萨，用左手挽着历史的狼烟与岁月的沉积，用右手在这座城市篆刻着可燎原的鹰的图腾，发出自己的声音，放出自己的异彩。
麦吉木呷：《木炭·彝人》开头好像是这样写的——我是彩云之南深山猎人兰花烟头点燃的一粒 木炭 ∕我是云岭牧人背上那一块皱巴巴翻着穿的羊皮褂∕我是纳苏毕摩念经作法摇落的那串叫魂的铃声……。您什么时候是一粒 木炭 、羊皮褂、铃声？
普驰达岭：需要温暖的人会点燃了我，不需要温暖的人会熄灭了我。这是我这首作品的思想与灵魂，也是我人生品格和精神所在。一粒 木炭 、羊皮褂、铃声是我文化审美和价值取象的内在的元素和象征。我想无论我走到哪里，心系故乡，感恩民族和民族文化忠贞情愫永远不变。因为每当我想象的翅膀，面对那些与鹰有关的高山，每当飞翔的思绪透穿那些与虎有关的传说，每当毕摩那低于树林，高过峰峦的心境诠释彝族古老文化的深邃面孔时刻埋藏在我的心里时，故乡就是我在都市生存的温暖，她如一粒燃烧的木炭，如一件皱巴巴的抵御风寒的羊皮褂，如那一串串来自远古南高原毕摩祭祀的铃声，光亮着我的归路，温暖着我的前世和今生。
因为，我出生在南高原，山是我生活的起点。
麦吉木呷：英国诗人艾略特说：“没有哪一位活着的英美诗人让我特别感兴趣，这真是对我有利。如果有许多先进主宰着文坛，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的。”您说呢？
普驰达岭：哈哈，这是一个前浪后浪的问题。是人都不可能成为上帝，谁都不可能主宰这个世界。文学也如此，诗歌也如此。一个作家或诗人只可能尽量地成为某一阶段的“地标”，但他（她）不可能成为一个巨石，坐满整个天空，包括李白、杜甫，也包括艾略特。
普驰达岭简介：
普驰达岭，彝族，汉名普忠良。1970年11月生于彝族罗婺部地云南省禄劝县云龙乡火期洛尼山脚下一个名叫普张康的彝族寨子。1993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国际著名语言学学术刊物《民族语文》杂志副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族研究年鉴》副编审、彝族人网总编，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社会语言学学会会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会员。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藏缅语言、彝族古文字及其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公开出版《西南村落双语研究》等6部学术著作。在国家一级学术刊物、民族学核心期刊《民族语文》、《世界民族》、《中国民族》等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彝族自称与彝语氏族地名》、《彝族毕摩祭祀词研究》等60多篇。文学作品散载《中国社会科学报》、《民族文学》、《边疆文学》、《西南民族学院院报》、《新文坛》、《诗歌报》、《博南山》、《中国民族报》、《凉山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齐齐哈尔日报》、《草原》、《杉乡文学》、《佤山文化》、《凉山文学》、《社会与青年》、《青年时代》、《高原》、《普洱警苑》、《双水》、《乌蒙山》、《独立》、《狮子山文艺》、《校园内外》、《骄子山文艺》、《临沧日报》、《山鹰魂》、《黑土地》、《繁星》、《阿坝日报》、《鄂伦春文学》、《核桃源》、《彝人古镇文学》等刊物。《幸福如那些看不见的水》（散文组章）获2009年由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祖国颂”征文大赛一等奖。组诗《红土舞蹈的思念》获1993年四川高校“繁星杯”诗歌大赛一等奖，作品入选《第三座摹俄格——21世纪彝人诗选》（作家出版社）、《醉后的贵族》（作家出版社）。个人诗集《临水的翅膀》于2008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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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诗人普驰达岭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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