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狄马加的声音诗学 ——解读长诗《我，雪豹》的一个视角

　　在吉狄马加的诗歌中，长诗新作《我，雪豹》[①]（《人民文学》2014年第5期）是一部非常特殊也非常重要的作品，也是当代长诗创作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从长诗末尾的写作日期来看，这是一首作者长期酝酿，因特定情境的触发而一气呵成的作品。诗人在短短的四天时间里完成一首近五百行的长诗，简直有如神助，让人惊叹，但从长诗的内在完整性来看，实际上是诗人长期潜心酝酿的结果。另一方面，这首长诗也是吉狄马加诗歌主题的延伸，与诗人长期的艺术积累具有深刻的关联。进入新世纪以来，长诗创作蔚为大观，很多诗人都在长诗创作上一显身手，有分量的长诗可以说目不暇接。这似乎颇能说明一个问题，长诗往往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纪念碑性质的创作，对诗人的创造激情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对诗人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是很多诗人殚精竭虑去挑战的目标。同时，长诗创作也是一个陷阱，一些诗人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闯入，导致长诗创作的泥沙俱下，许多长诗徒有其表，长则长矣，却无长诗所要求的体制特征和艺术气象。这是新世纪诗坛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也说明长诗是极具难度的写作。对吉狄马加来说，《我，雪豹》的创作似乎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却在新世纪的长诗写作热潮中显示出特殊的锋芒，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

 

　　一般认为，吉狄马加诗歌主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他的彝族身份出发，关注全球化时代的生态、灾难和意识形态暴力，他对现代文明的反思表现出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他常常从彝族文化传统、经书、神话、民间谣曲中寻找创作的源头活水，这使他的诗歌具有“现代诗与民间谣曲、民族史诗片段的混合风格”[②]，民族根性与现代意识的融合是吉狄马加诗歌一个显而易见的风格标记。他的创作并没有简单地停留于民族根性的诗化呈现，而是在阔大的视野中穿越民族历史的厚重帐幕，把自觉的文化反思切入到当代异常复杂的现实情境中，表现出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普世情怀、人文精神、历史底蕴、现实维度在他的诗中不是碎片性的组合，而是融化在深度的风格印记中，就此而言，吉狄马加确实是“一个综合性的、容留性的诗人，也是一个超越性的诗人”[③]。应该说，生态意识是吉狄马加诗歌一以贯之的主题意向，这在长诗《我，雪豹》中有一种纵深性的转换，诗中的雪豹不仅是一个自然诗性形象，而且是一种诗性人格的象征，沉淀着深厚的人文底蕴。这使长诗的主题具有丰富的扩散性，由生态到生命，再到神性，最后指向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这是长诗内含着的一条线索，也是解开这首长诗主题意蕴的一个重要关节。

 

　　这首长诗有一个副标题“献给乔治·夏勒”，与长诗的正标题《我，雪豹》具有一种内在的呼应关系。乔治·夏勒是美国动物学家、自然保护主义者、作家，一生致力于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是国际上公认的最杰出的雪豹研究专家。显然，这首长诗带有致敬的性质，既是向乔治·夏勒致敬，也包含着向雪豹致敬。另外，这种致敬实际上也是这首长诗的诗意起爆点，包含着诗人对自我形象的某种预期，诗人的自我形象潜伏在长诗的文字皱褶和意味深长的空白里。雪豹是一种大型猫科动物，常在高海拔的雪线附近和雪地间活动，素有“雪山之王”之称。雪豹喜欢独行，昼伏夜出，性情机敏，远离人迹，这使人类对雪豹所知甚少，也使雪豹在人们的印象里具有神秘的意味。恰恰在此，雪豹被赋予某种诗性内涵，人们既觉得雪豹遥不可及，又觉得在雪豹的神秘里包含着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一些山地民族那里，雪豹具有图腾意义，大概就与雪豹的神秘有关。按照一般的写作思维，这首长诗的正标题似乎宜为《雪豹》，但显得过于平淡，也缺乏由凝练的诗意所产生的主题指向。《我，雪豹》这一标题则包含诗人主体性的强烈投射，显得斩钉截铁，有一种极具个性的奇崛之感，同时也有极强的指向性，很容易让我们感受到在这首长诗的内在世界里“我”与“雪豹”的同体关系。同时，在“我”和“雪豹”之间，也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关系，两者相生相成，互为提升。这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人格指向，雪豹这一诗性形象包含着卓异的人格内涵，实质上是一种诗性精神的化身，对诗人来说，则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精神自传的性质。这也是我们在阅读这首长诗的时候，不能简单地拘泥于从生态意识的角度去理解这首长诗的主题指向，而是要看到雪豹这一诗性形象所负载的多重意蕴。

 

　　《我，雪豹》是一首带给读者震撼性的长诗，诗中的语调在内敛中包含着一种深沉的生命激情，但也流露出一种峻急的思考，在长诗圆熟而富有个性的艺术形式之外，这首长诗打动读者的首先是内含于雪豹这一诗性形象中的思想力量。在长诗中包含着两种声音，一是雪豹的声音，直接而有力，居于长诗文本结构的表层；一是诗人自己的声音，则是隐含在文本之中的，居于长诗文本结构的深层。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声音体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张力关系，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包容，但又统一到一个和谐的整体结构中，类似音乐中的复调。实际上，要处理好这两个声音的张力关系，对诗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两个声音既不能各自完全独立，否则会造成文本的内在分裂，也不能完全叠合，否则会使长诗的主题意蕴显得过于单调，必须在一种适当的张力和复调关系中才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长诗主题的内在深度。应该说，在长诗《我，雪豹》中，雪豹的声音和诗人的声音在各自的相对独立中，又是相互生成和相互丰富的，长诗中的“我”表面看起来是代表雪豹的声音，但也包含着诗人的声音，因此，长诗中的“我”实际上是雪豹和诗人的复合体，既代表两种声音的开放性，也代表两种声音的汇流和统一，这使长诗的主题在适当的开放中又汇流到长诗的思想内核之中。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在于长诗中的“思想形式感”，既是思想的，也是形式的，通过长诗中的两种声音表现出来。声音的实质是一种思想，然而要通过特定的形式载体表现出来，因此，长诗《我，雪豹》中的两种声音在复杂的张力关系中所呈现出来的思想力度，实质上是一种“声音诗学”。这大概就是诗人吉狄马加把“我，雪豹”确立为一种对照关系的的原因。

 

　　雪豹是一种带有神性的强力型动物，凶猛异常，它的声音是低昂的，却又有一种内敛的威胁力。即使在它安静的时候，它的声音仍然存在。这是雪山王者的声音：

 

　　我是雪山真正的儿子

　　守望孤独，穿越了所有的时空

　　潜伏在岩石坚硬的波浪之间

　　我守卫在这里——

　　在这个至高无上的疆域

　　毫无疑问，高贵的血统

　　已经被祖先的谱系证明

　　我的诞生——

　　是白雪千年孕育的奇迹

　　我的死亡——

　　是白雪轮回永恒的寂静

 

　　在长诗的开头，雪豹的这段自白是沉郁的，它是雪山真正的儿子，有高贵的血统，在它的身上有一种冰晶玉洁，傲然行走于天地之间的自然诗性气质。作为雪山忠诚的守护者，雪豹自由地巡视在祖先的领地，它誓言：

 

　　我忠诚诺言

　　不会被背叛的词语书写

　　我永远活在

　　虚无编织的界限之外

　　我不会选择离开

　　即便雪山已经死亡

 

　　在雪豹的声音里似乎有一团炽烈的火焰在燃烧，然而，这是一种寂静的燃烧，好像在广阔的雪原上一只雪豹在走向无垠的孤独。显然，长诗中的雪豹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一个悲剧形象，它面临非常严峻的现实，雪山在不断缩小，偷猎者在背后追杀，大地沉落在生态恶化的危机之中。雪豹在长诗中的声音是悲郁的，但却并不悲观，而是表现出一种非常顽韧的生存意志。实际上，这也是诗人自己的声音，但却被诗人抑制在长诗的文本缝隙中，以凸显出雪豹的主体性存在。作为一首长诗，《我，雪豹》里的声音并不是一部交响乐，而是一部呈现出荒原意象的雪山之曲。这里无边的寂静也代表一种声音，雪豹走过的痕迹和它的影子也代表一种声音，雪的反射也代表一种声音，这些声音的共同特征是沉默，然而，我们听到的却是一种内在于灵魂里的声音，是雪豹“骨骼发出的声响”：

 

　　此时，我就是这片雪域

　　从吹过的风中，能聆听到

　　我骨骼发出的声响

　　一只鹰翻腾着，在与看不见的

　　对手搏击，那是我的影子

　　在光明和黑暗的

　　缓冲地带游离

　　没有鸟无声的降落

　　在那山谷和河流的交汇处

　　是我留下的暗示和符号

 

　　声音实际上也是这部长诗结构中的一部分。雪豹所留下的“暗示”和“符号”是一种凝固的声音，有一种混合着历史感的疼痛。声音或许还是虚无的延伸，在雪豹的声音里，既有对虚无的拒绝和抵抗，似乎也包含着对生命的怀疑和趋附虚无的隐秘热情，这是面对命运的矛盾和犹疑。在长诗《我，雪豹》的象征层面上，这一点实际上非常重要，雪豹在长诗里是一个悲剧英雄形象，它在酷烈的现代化潮流面前困兽犹斗，它的光荣和梦想是符号化的，带有历史纪念的性质。现在，雪豹面临着杀机四伏的重重围困，“我要把埋在石岩阴影里的头/从雾的深处抬起，用一双疑惑的眼睛/机警地审视危机四伏的世界”。这在长诗里呈现出一种荒原式的萧杀之气，诗中有一种弥散性的忧郁和痛苦，有无处不在的几近令人窒息的紧张感，这正是现代性所施与的惨烈图景。这也正是雪豹的疑惑，“这个世界亘古就有的自然法则/开始被人类一天天地改变”，在它强韧的生命意志里包含着难以掌控命运的无力感，因此，在雪豹的声音里，它对虚无的体认异常复杂，而且包含着某种残酷的真实。它在长诗中既是强力意志和神圣生命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有自身局限性的生命实体，在钢铁和速度叠加的全球化系统面前，它的强力抵御是悲剧性的，根本无法扭转现代性对生命的强势挤压和对生态系统的践踏。它对地球上的生态危机有极为敏锐的预见性，这是从它的嗅觉和健全的身体里所发出的一种本能性的警报，在它的声音里有一种令人锥心而无奈的痛苦：

 

　　无论是对于人类，还是对于我们自己

　　或许这已经就是最后的机会

　　因为这个地球全部生命的延续，已经证实

　　任何一种动物和植物的消亡

　　都是我们共同的灾难和梦魇

　　在这里，我想告诉人类

　　我们大家都已无路可逃，这也是

　　你看见我只身坐在岩石上，为什么

　　失声痛哭的原因！

 

　　雪豹在雪山岩石上的失声痛哭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它既是为自己而哭，为自己的种族而哭，也是为所有的动物和植物而哭，更是为人类而哭。在它的哭声里，长诗中所透露出来的悲剧感就显得特别强烈，雪豹的命运也是人类共同体的命运，但人类似乎并不理解雪豹的忧虑，对大规模的生态破坏熟视无睹，这才是悲剧的实质，也是长诗所隐含的忧郁。显然，在雪豹的失声痛哭里包含着吉狄马加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诗人的声音在这里显得同样重要。他和雪豹面临相同的现代性处境，在雪豹的声音里，一种人格化的力量使他感到震惊，雪豹的忧虑也代表他的忧虑，或者说，雪豹在他的精神视野里本来就是人格的一个化身，这使他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痛苦，也使他面临更严峻的精神拷问。吉狄马加说：“我写诗，是因为在现代文明与古老文明的反差中，我们灵魂中的阵痛是任何一个所谓文明人永远无法体会得到的。我们的父辈常常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迷惘。”[④]这几乎是一种无法化解的矛盾和纠结，诗人似乎挣扎在现代性的陷阱里，而愈挣扎陷得愈深，但挣扎却是一种思想形式，是诗人的声音和语言，使诗人的生命本能和审美直觉得到有限度的解放。放弃挣扎，则是放弃诗人的的声音和语言，是从根本上认同现代性的穷途末路。这正是现代性的困境，人类在享受科技进步所提供的无数便利时，也在不断流失思想的活力，在高度一体化的程序中拆解思维的创造性和差异性，同质化成为所有人的面孔。雪豹的悲剧性境遇也正在这里，它是同质化的天然对手，它的高贵血统与众不同，这使它处于现代性的重重追击之中，但它处境孤危而不惧，这类同诗人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处境。雪豹的声音在长诗中有一种孤绝的壮烈之感，这实际上源于诗人吉狄马加内心的声音，在现代性的节节进逼之中，雪豹的声音既是警醒，也是审判。这是由吉狄马加的生态视野和人类意识所决定的，他所理解的全球化进程当然具有文明的正面价值，与人类的福祉相依相存，但在他的反思中显示出一种特别犀利而超越个体狭隘的批判性眼光。应该说，在对全球化的普遍欢呼中，他的这种反思更具有辩证理性。

 

　　在长诗《我，雪豹》的两种声音中，雪豹的声音是覆盖性的，弥漫在文本的表层结构中，是读者可以直接感受到的一种苍凉、悲郁的调子。诗人自己的声音隐含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中，他是一个静观默察的智者，并不轻易直接站出来开口说话，而是把沉默转化为一种内在于文本中的思想。这种沉默在长诗中非常重要，它流露出诗人孤绝的内心处境，也是诗人所抵达的某种高度和境界，这实际上是诗人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复杂体验。另外，沉默也是空白的一种表现方式，而空白在艺术中往往起着某种结构性的作用；沉默有时候也是犹豫，而犹豫在某些时候代表一种立场，因此，沉默也是一种声音和话语。在这首长诗中，诗人的沉默是必要的，显得意味深长，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出于艺术整体性的考虑。不过，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潮流面前，诗人有时候也难以掩饰某种急切的忧虑，雪豹面临的危险处境迫使诗人从暗处中站出来疾呼：

 

　　当我从祖先千年的记忆中醒来

　　神授的语言，将把我的双唇

　　变成道具，那父子连名的传统

　　在今天，已成为反对一切强权的武器

 

　　原谅我！我不需要廉价的同情

　　我的历史、价值体系以及独特的生活方式

　　是我在这个大千世界里

　　立足的根本所在，谁也不能代替！

 

　　这是诗人对沉默的打破，带有呼吁和宣言的性质。自然，诗中的“我”指的是雪豹，但也是诗人和雪豹的叠影，诗人和雪豹互为主体，互为知己，这实质上是诗人和雪豹相互间的精神认同，其中包含着诗人深沉的普世情怀。这幅叠影是一种审美对照，也是诗人的精神自传，雪豹的人格化特征内含着诗人的精神追求。在危机四伏的全球化浪潮中，雪豹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离群索居，雪山是它最后的领地。人类的强权几乎无孔不入，到处掠夺和虐杀，这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普遍图景。在这个星球世界，雪豹实际上是和人类的骨血“连在一起的同胞兄弟”，却无法躲避人类步步紧逼的追杀。雪豹的孤危处境使诗人深感忧虑，他借雪豹之口所发出的声音饱含大爱，也是对一切强权的彻底颠覆，显示出一种极为清醒的理性精神。同时，诗人的愤怒也无可抑制，在长诗的结尾，诗人和雪豹的声音叠合在一起，爆发出一种共通的命运感和使命感：

 

 

　　不要把我的图片放在

　　众人都能看见的地方

　　我害怕，那些以保护的名义

　　对我进行的看不见的追逐和同化！

 

　　原谅我！这不是道别

　　但是我相信，那最后的审判

　　绝不会遥遥无期……！

 

　　至此，长诗中的声音休止在一个最高音上，这是抗议和审判的声音，是由雪豹的声音和诗人的声音叠合而成的，有一种壮烈的悲剧感。雪豹和诗人也完全叠合为一体，长诗中的“我”变得完整而生动。“我”在长诗中是逐步完成的，长诗所完成的精神历程实际上就是“我”的完成，既是雪豹作为一个充分人格化的诗性形象的完成，也是诗人在一种批判性的视野中对自我主体性的完善和完整，雪豹和诗人自己以丰富的内涵和生动的形象最终统一在“我”之中。长诗中的声音至此休止，但这并非结束，而是开始。“最后的审判”是另一种声音，是未来正义的声音，雪豹相信这一天的到来“绝不会遥遥无期”，这也是诗人的确信。

 

　　在《我，雪豹》所逐步展开的精神历程中，长诗中的“我”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实，从长诗的表层结构来看，“我”是雪豹，“我”的声音是雪豹的声音；从长诗的深层结构来看，“我”是诗人自己，“我”的声音是诗人自己的声音。长诗中的“我”不宜视为简单的第一人称，而是由多重主体叠合而成的，具有丰富的侧面。从不同的侧面去看，长诗中的“我”有时是雪豹的侧影，有时是诗人自己的面影，有时是诗人和雪豹的叠影，有时也与雪山融合为一种总体性的背景，因此，“我”的功能并不仅仅是叙述和抒情的，而是在丰富的主体性中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力度。这也使长诗中的“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模糊的特征，有时“我”的声音是雪豹的声音，有时代表诗人自己的声音，有时则是雪豹和诗人的声音的叠合。这些声音在长诗中相互呼应、相互对照、相互阐释，也相互补充和丰富，某些时候也包含着相互间的辩驳、矛盾和犹疑，因此，在长诗中有一种隐含的复调效果和混沌感。这恰恰是长诗的成功之处。长诗在某种程度上的混沌感是必要的，这就像大海的深度，在表层的清澈里需要一个巨大的混沌的实体作为背景，这样才会产生巨大的思想和艺术张力。一首长诗的成功之处往往是在混沌和芜杂中有一种内在的秩序，是在多种错杂和混响的声音里有一种隐含的基调，长诗写作最忌主题的固化和表现手法的单一，这大概也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在《我，雪豹》的两种声音里，隐含着长诗主题的丰富层面，也包含着诗人的创新性尝试和努力，应该说，这是长诗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诗《我，雪豹》中蕴含着一种深沉悲郁的生命激情，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气场，这与长诗中的声音息息相关。这首长诗既是从诗人心中喷发出来的一曲颂歌，为雪豹伟岸、浩大且充分个性化的诗性人格而歌，也是一曲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悲歌，为雪豹无可选择的悲剧境遇而歌。不过，颂歌和悲歌在长诗中作为两种声音并没有截然分割的界线，而是包含着某种混沌性，这使长诗的主题在开阔中显示出卓异的深度，也使雪豹的悲剧精神显得更加动人。吉狄马加说，“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不能只在现代主义的修辞风格框架内解读，因为他们既置身于汉语写作的场域，又显然植根于本民族经书、神话、民间故事的地方传统。这似乎是一种考验，因为他既要在很高的层面上把握汉语言的真谛，又要驾驭两种语言、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和交融。”[⑤]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综合性诗人[⑥]，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视野和艺术追求确实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既有民族风格的深度融入，又具有强烈的人类意识，体现出对人类和谐的忧虑和关怀。长诗《我，雪豹》抒写的是诗人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复杂体验，诗中洋溢着浓烈的苦难意识和英雄情怀，这既是“我，雪豹”的声音，也是“我，雪豹”的诗性形象，就其实质而言，是诗人对一种诗性人格的建构。诗人把一种内在于灵魂里的声音和诗性气质投射到雪豹的身上，他倾注在雪豹身上的情感是真诚而热烈的，但却控制在一种相当内敛的语调里，而且似乎颤动着一种略显紧张的情绪，这大概也反映出诗人思考的紧张和某种压抑的内心痛苦。因此，在这首长诗的深层结构里，诗人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探索呈现出一个思想者的痛苦。

                                     　　　　　　　　　　　　　　　　　　　　　　　　　　　 2014年4月20日湘潭

 

参考文献：

 

[①] 吉狄马加：《我，雪豹》，《人民文学》2014年第5期。

[②] 耿占春：《一个族群的诗歌记忆——论吉狄马加的诗》，《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③] 霍俊明：《诗人身份、“口音”、“地缘”与容留性诗学——“全球视野下的诗人吉狄马加学术研讨会”综述》，《诗歌月刊》2011年第11期。

[④] 吉狄马加：《吉狄马加的诗与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9页。

[⑤] 吉狄马加：《中国西部文学与今天的世界》，《鹰翅和太阳》，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 436页。

 

 

作者简介：

　　吴投文，男，1968年5月生，湖南省郴州人。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有学术专著《沈从文的生命诗学》等。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诗歌三百余首，出版有诗集《土地的家谱》等，有诗歌入选三十余个重要诗歌选本。  

　　联系地址：湖南省湘潭市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吴投文；邮编：4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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