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母语”与阿库乌雾汉语先锋诗
摘要：由于中国是社会历史几度重大变革后形成的“多元一体”结构的多民族国家，且汉语言是国家通用语，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诗人首先敏锐地驾驭汉语言进行文学创作，既延续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叙事和文学艺术抒情的汉语文脉，又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白话文”“现代汉语”叙事时代的语言事件的深度洗礼。本文主要从阿库乌雾汉语先锋诗创作中剖析并确认“第二母语情结”及其文化书写的诗学含义。
关键词：第二母语；阿库乌雾；先锋诗；多民族汉语文学
在当代中国，汉语以其巨大的吸附力和整合力已经确立为我国少数民族作家的“第二母语”。而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叙事，也是有力推进少数民族各群体由原有的母语文化的自在性和自然性生成，不断走向各民族汉语文化模式建构的自觉性和主体性进程，即境内各族群历史异化深度实现的重要标志。由于文学叙事的内趋性、前瞻性和创造性特征，当一个个生机勃勃、灵活多变的少数民族母语世界被全方位深层次地转写和迻译为“第二语言”形式存在时，我们会发现，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叙事已经无法回避地成为各少数民族母语生存现实全面坍落的见证，并将必然充当各民族母语叙事传统残酷而温柔的终结者。一幕幕重新选择母语的生命游戏在中华大地上如期上演。由此，中国当代多民族汉语文学叙事这一深具“跨文化叙事”特性的文化行为和精神构型方式中，语言再次凸显为核心命题备受关注。
一、阿库乌雾的“第二母语情结”
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少数民族先贤们以博大的胸怀和超凡的远见卓识，积极地参与到整体的中国汉语文明和汉字书写的文化史缔造过程中。正是各少数民族历代祖先中先后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汉语叙事、汉语书写者，用自己穿越母语、穿越历史的汉语书写文本为多民族历史开创性地缔造了“多元一体”文化结构里的汉语叙事和汉字书写文脉，从而使中华文化叙事和历史生命构型较早地吸收和整合了博大精深的汉语智慧和高致深蕴的汉语文化精神。
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语言是母语的精华，是文化延展的核心，是生命与种族生存的纽带。而诗歌无疑是人类语言文学样式当中最古老、最纯朴、最精华、最崇高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叙事体系和方式，是母语自身的形式和内容，也是母语文化的第一载体。个体文明，是从母语能力的拥有和自觉开始并归向；族群文明，是靠母语叙事体系的形成和延续推进。经过“重新选择母语”这一很难以自我意志去改变的历史遭际后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们毅然放弃（也只能放弃）本民族母语，自在地接受“第二母语”——汉语及其以汉语为载体的新时代新文化的孕塑，自觉地选择汉语来进行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本民族生存与发展命运的文学书写。与此同时，他们通过汉语的认同与运用，更大可能地接受了异族文化、外域文化及时代新文化对其文学创作全过程、多层次的影响。这里除却时代历史所迫之外，表现了多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中所具有的历久弥新的博大情怀和开放姿态。“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背叛过你，在所有的生命纷纷丢失自己的家园的时代，我依然骄傲地拥有你，我的最后的家园！”——这就是阿库乌雾人类学散文集《神巫的祝咒》最后一篇《母语，最后的家园》的结束语。这种同他的“母语，消逝中的坚守！”相一致的责任感，是阿库乌雾生命格言中最坚执而有力的表达。也正是这种对“母语”的责任感，才会让人感同身受：“我们都要像阿库乌雾一样成为自己民族文化的‘看家狗’！”[1]
汪曾祺先生曾从语言的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和流动性四个方面深入浅出地讲过“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汪先生很赞同闻一多论述《庄子》时说过的一段话，即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也就是说，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而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汪先生还认为，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语言更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意蕴就越丰富。在接受笔者专访时，关于“母语与诗歌之深度关系”的话题，阿库乌雾就有如是论断：
在更深层面，你的生命跟创作到底在哪个语种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撞击、绽放，这个自己必须要清楚。最终你要明确：你跟诗歌是一个什么样的约会？你的生命跟诗歌的关系是什么？你用哪一个语种或符号系统更能够生动地、准确地、妥帖地把自己内心深处的精神心灵和生命信息带出来？我说过一句话：真正的诗歌来自母语！我必须要用现代彝语来写现代彝族人的命运、现代彝族人的焦虑、现代彝族人的历史。这样，我们所创作的彝文新诗就是这个时代的“勒俄”。[2]
阿库乌雾的这番言论跟秉持鲜明的本体论立场的批评家陈超关于“语言与生命”的理论观点有些不谋而合。陈超在其生命诗学的阐述中，始终将语言与生命并置，并强调二者的相互依存与诗歌创造的能动关系：“汉语先锋诗歌存在的最基本模式之首项，我认为应是对当代经验的命名和理解。这种命名和理解，是在现实生存—个人—语言构成的关系中体现的”，“先锋诗歌对当代话语的占有，我不是指那种表面意义上的‘时代感’‘主旋律’，而是指生命哲学意义上的个人与当代核心问题在语言上发生的冲突、互审、亲和等关系”；“真正的诗性来源于对个体生命与语言遭逢的深刻理解”，“在今天，诗不再是一种风度，而是诗人烛照生命和语言深处的一炬烽火”。概而言之，现代诗在本质上即是一种生命诗学，是通过处于胶着状态的“语言—生命”而完成的诗性书写。阿库乌雾不止一次地向笔者回忆起，陈超曾在读了他的诗后给他发过的一条短信：“我已经从你的文字中感受到，你更侧重于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深层次的诗性思考与表达的审美品格和走向，遗憾的是，我无法进入你的母语文化！”看得出来，他非常在乎陈超对其创作的评价。像他们这样既是诗人又是理论家，而且都卓有建树的中国当代诗歌亲历者，不仅在对诗歌语言、形式的理解和阐释中，带进了较多的历史、文化成分；更重要的是，他们为各自的语言本体加入了一重格外醒目的维度——“生命”，从而使其诗学观念建基于“语言—生命”本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诗学”。
阿库乌雾将少数民族作家本族的语言称之为“第一母语”，而将汉语视为“第二母语”，认为在那些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那里，存在着一种“第二母语情结”，即对“第二母语”掌握能力与表现能力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又涉及用“第二母语”如何去表现“第一母语”或“第一母语”文化所积淀、沉凝下来的精神文化遗产问题，也就是运用“第二母语”转写自我母语文化，转写本民族精神历程时必然遭遇的文化内在规律的发难；同时还要涉及表现“第一母语文化”与“第二母语文化”碰撞产生的思想火花和时代精神要求的问题，这也表明了“第二母语文学”道路是极其坎坷曲折的。当然，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用汉语写作就具有通过对“第一母语文化”和“第二母语文化”的双重反叛，从而在更高的程度上，使得这两种文化得到异质性的整合重构。
显然，在中国多民族文学遭遇汉语、驾驭汉语、创造汉语的同时，现代性思想、现代文艺思潮全面深入的影响也在同步完成。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文学事件”和“文化现象”就是如何处理好“现代汉语文”与中国多民族文学叙事的关系，传承中国多民族母语文学传统美学，融汇汉语文艺思想，凝聚西方文艺理论与方法的中国多民族作家的汉语创作及其理论成果，成为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主脉。中国文学理论探索与批评实践必须充分理解人类文明多语种书写、世界少数族裔母语濒危及其文学抢救的重要价值，必须充分认识中国多民族、多语种文学同构同辉对国家民族未来命运的深度影响及思想启示。
二、阿库乌雾的少数民族先锋诗论
这里所说的“先锋”概念，实际上是来自现代汉语诗歌的实验写作——朦胧诗，这是一个汉语的先锋诗学背景。在这个层面上，“先锋”是具有特殊文学史意义的。提出“先锋文学”这个说法的时候，主要不是指涉“先锋”这一词，而是指某一个文学现象，抑或某一个时期的文学景观。当然，“先锋文学”跟“文学先锋”又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先锋文学”就是一个文学现象，因为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封建闭关自守和新文化革命运动，然后人民内心世界的诗性突然爆发，就出现了后来的“朦胧诗”。这是属于汉语的先锋文学。那么，阿库乌雾的彝文新诗创作《冬天的河流》和《虎迹》，算不算是在那一个时期的彝文文学的先锋呢？肯定算！因为没有可比性，其他云贵川几十万、几百万彝族人并没有任何人提供第二个、第三个彝族母语现代诗文本来跟它较量，那它肯定处于先锋。这种先锋是时间性的文学概念，或者说是时间概念上的先锋。所以，“先锋”要分开来讲，“文学先锋”就不是指某一个体或群体的文学行为。可以说，先锋的重要内核是实验性和探索性，而在这个实验和探索的过程当中可能有批判、反讽、审丑。因此，先锋在文学观念和精神内质层面上更多地体现为文学的创新性、反思性和批判性。比如“非非主义”，“非”是否定，“非非”就是双重否定，按照汉语的逻辑思维来理解“非非”就是肯定，但是，非非派诗人的主张是双重否定不等于肯定，这才是“非非精神”。
那么，什么样的诗人才可以称得上是先锋诗人呢？或者说，先锋诗人应该具备哪些重要的诗性品格？我们先来看一段阿库乌雾对“先锋诗歌”在诗学命题上的阐发：
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中，有一部分处于领先地位和前沿态势的各民族诗人群体及其诗歌文本。这部分诗人诗作，不论从其诗歌意识、诗美追求、艺术视域、生命力度和哲思高度看，还是从其诗歌艺术形式的探索性、试验性、先锋性等层面看，我们称其为“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歌”，并未言过其实。
这是《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歌的宗教精神》的开篇论述。在该论文的结尾综述中，论者以“问”的方式道出，当代各民族先锋诗人的创作“正处在民族传统文化与时代多元文化之间历史的断裂处”，只有采取背叛、回归、超越的文化策略，正视并回应“怎样填充乃至缝合这一文化裂痕？怎样在这一文化裂痕必然提供的新的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契机上发挥出特殊的文化创造能量？怎样将‘古昔的荣光’与时代的潜能融会贯通，并为民族文化的重铸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等一系列命题，才能在少数民族现代诗歌创作领域获取卓越的创造成就。显然，这“一系列命题”的答案就包含在问题之中。而问题之中的“这一文化裂痕”，主要是基于边地少数民族母语领域特色的“本土化”现代主义和经由主流中介汉语播化而来的西方现代主义之间所产生的裂痕。这篇富有一定前瞻性的论文经修改后以《“艺术宗教”：中国当代多民族先锋诗歌的文化精神》为题收录在罗庆春的第二部理论著作《双语人生的诗化创造：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与实践》里。实质上，他对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及其创作的关注和研究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而且，以上这些关于“先锋”的独到见解和批评阐释雏言都在其早期论文《生命的突围与审美的重构——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文化策略》里。这篇文章几乎同时发表在 1995年的《民族文学研究》第 4期和《南方文坛》第 5期上，而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中心《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6年第 1期转载，后收录在他的第一部理论专著《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并入选由孔范今、雷达、吴义勤、施战军总主编《中国新时期文学资料汇编》之常文昌主编的《中国新时期诗歌研究资料》和由汤晓青主编的《历史的侧面：〈民族文学研究〉三十年论文选萃》中。
同时，阿库乌雾还专门撰写并发表了不少评论吉狄马加（彝）、巴莫曲布嫫（彝）、吉木狼格（彝）、栗原小荻（白）、何小竹（苗）、南永前（朝鲜）、席慕蓉（蒙古）、班果（藏）等他所认为的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及其诗歌的学术文章。当然，他也创作了不少先锋诗歌，如《重游》《虎子》《船理》等作品就入选了唐晓渡、张清华主编的《当代先锋诗三十年：谱系与典藏（1979— 2009）》。但是，将他纳入先锋行列关注或以先锋角度来论述其创作的文章却很少。除了有一篇毛燕的《论彝族先锋诗人阿库乌雾诗歌的宗教意蕴》直接冠以“先锋诗人”来互文探讨其诗歌中对彝民族历史的表达和宗教意识的体现，就只有栗原小荻在《走出巫界》的序评中所说的：“20世纪末和 21世纪初乃至更长的时间内，少数民族血统的先锋诗人可望成为中国诗坛的主导力量……对于彝民族先锋诗人这支异军的崛起、行程、前景，我尤其充满兴趣和期待。这些年里，我有好多机会去参观他们的队伍，便日渐慢慢地看出了些眉目，在我的视野里，有一个与我同龄的朋友频频出现，其人格力量和诗歌品质都在强烈地吸引着我，他正是《走出巫界》的作者阿库乌雾。”在栗原小荻看来，“诗人的生命和诗品应像一柄不灭的生命的火炬，去探照生命的源头和启亮生命的潜流，从而让生命放射出奇异的光芒（即生命的史诗和生命的哲学）。在这方面，阿库乌雾的《走出巫界》或多或少地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
《当代先锋诗三十年（1979— 2009）：谱系与典藏》一书，共编选了北岛、顾城、食指、舒婷、于坚、海子、西川等 192位诗人的作品，其中第八辑特别编选了回族、苗族、维吾尔族、彝族和藏族五个少数民族的诗歌。与阿库乌雾一同入选的彝族诗人有巴莫曲布嫫、吉狄马加、吉狄兆林、吉木狼格、鲁娟和沙马。该选集的两位主编唐晓渡与张清华在代序《对话当代先锋诗：薪火和沧桑》一文中通过讨论的方式对“先锋”作了如下定义：
唐：“先锋”本来指的是写作意识和方式具有实验性质……“先锋”相对于主流和保守，往往和某种激进的社会和艺术思潮相关联，并伴随着大规模的形式实验，其灵魂是开放的自主性和批判的实验精神。先锋意味着对既定秩序和相关成见的不断突破，同时通过自我批判呈现自身的成熟。
张：先锋就是这样，与传统有一种既对立又融合的关系。不断对传统予以“胀破”，同时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原来我们把“朦胧诗”看作是先锋诗歌经典文本的核心和起点……从影响力来看，从继往开来的意义上看，把各种先锋性的资源创生、整合，对整个时代、社会、写作产生广泛影响的焦点人物，无疑是北岛他们。
在这篇对话中，唐、张二人还举例昌耀来指出，“先锋”和年龄没什么关系；即使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有关系，也不应该是一个尺度。昌耀晚年的创作实验性很强，尤其是对文体界限的打破——不只是一般意义上打破散文与诗的界限，而是意识和语言方式交相融合的新突破。循着“先锋诗歌”这一历史概念，以及先锋本体的边界思路，在阿库乌雾出版那本深切体悟并感发于“文化混血”遭遇的先锋性创作《混血时代》时，他们都给出了高度的评价：“一本独特且难得的学者、诗人之书。‘混血时代’的命名内涵丰富，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一个诸如‘后殖民’同一级别，但更为中性、更为积极、更有弹性、更有待探讨的概念；其意象纷繁、非线性、非推论的诗化运思中融合了作者对时代及生存处境的细致描述与辨识，文体独具一格。”（唐晓渡语）“这是自然的，也是生命的；是民族的，也是现代的；是诗的，也是思想的——寓言。与克尔凯戈尔的、鲁迅的寓言不同，与一般的当代意义上的美文也不同，这是富含情感与哲理的诗——如果你愿意叫它们散文诗也可以。”（张清华语）
唐、张在《当代先锋诗三十年（1979— 2009）：谱系与典藏》代序的对话中，虽然已就“先锋诗歌”“朦胧诗”“第三代”等一些该书所涉及的概念问题做了交代，但在后记中又做了一番补充说明：“先锋派”作为一个文学术语的出现，当然是来自西方现代派文学，在 20世纪初期的一些西方理论家那里，“先锋派”差不多成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同义语，但这一用语也有本土的源头。自 20世纪 80年代，“先锋诗歌”逐渐成为人们指称当代中国的变革性、探索性诗歌现象与文本的一个经典的和“超历史”的说法。英文 Avantgarde（先锋）一词在中文里同时也被翻译为“前卫”，通常被用来作为一种现代艺术运动的标签，而且是与“现代主义”（Modernism）具有相同意义的一个对应词。英国教授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在《先锋派散论：现代主义、表现主义和后现代性问题》一书中认为，最早把“先锋派”用于进步艺术组织大约在1825年。到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后期，这一术语的最早运用是与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的追随者联系在一起的。而先锋派作家有着这样的信仰，即诗歌的重要社会目的不在于传播具体的政治目的或社会政治，而在于通过艺术传播道德的和精神的“进化”的更为一般的理想。例如，圣西门主义者奥兰德·罗德里格斯明确要求艺术家充当社会变革的先锋派和“光荣的未来”的先锋派，并且论证道：“首先，正是艺术，由于它独特的特质，有力量通过‘想象和情感’对观众产生最为直接、极大和决定性影响。正是艺术，‘支撑理性’，并在人类中产生那些传导‘高尚思想’的轰动和需要极大改变社会发展方向的力量。”因此，有批评家指出，在当代人文思潮及社会结构的双重视野中，考察先锋诗的历史展开，会将一个问题推至前台：在区隔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当代诗的位置如何，应该有怎样的文化抱负，能否超越三十年来“改革”“现代化”及“后现代”的逻辑，重构个人与历史之间的结构性关系、重构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知识”的可能？
三、阿库乌雾的母语自觉与先锋诗学实践
在笔者看来，先锋诗人最应该具备的重要的诗性品格有三点，即批判性、现代性和预言性。这三点先锋诗学特征共通的实质内涵又都指向哲学意义上的存在。这也就是一种“思之诗”，是对人的存在意义诗化的哲思。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达成一种共识，就是在多语种、多民族、多地域统一形成的“多元一体”国家，必须尊重和提倡语言文化多样性、宗教信仰独立性和政治制度民主性。作为中国公民，笔者认为只有真正领会并践行“共和”的最高理念和意识，才有可能让大家真正走上平等友爱、和谐团结、富强繁荣的文明社会之路。实质上，共和的核心意指是“融和”，而不是“融合”；共和的根本理向是“大同”，而不是“化同”。拿语言来说，就算同一语种的两个人言语的方式都不会相同，全球化、现代化再怎么风行，这个世界也永远不会只被英语一种语言覆盖，中国也不会只被汉语一种语言覆盖。坚守母语，就是坚守族群命脉和未来。虽然，在多元文化剧烈撞击以及自身传统文化领域处于不断变迁和转型中的时代变革背景下，弱势文化族群的社会历史发展和人文精神存在都必然遭遇极大挑战和空前危机；但如阿库乌雾所言，正是“在此文化命运的驱策下，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们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宗教精神的张扬、生存命运的抗争与个人的艺术审美追求、艺术创造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自觉思考；并通过这种思考，用失落的痛苦和获得的惊喜，不断矫正着自己的艺术标向和人格导向，不断在自我张扬与自我消解同步中去获得更新自我和再构自我的历史契机，去实现自己既作为本民族文化精神和宗教精神守护者、传承人，又作为严格的人类艺术生命的实践者、艺术精神的传播人的人生理想”。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涉及这样一种冲突关系，即“业已接受”的观点又遭遇否定，新的观点在冲突中诞生。某些特立独行的人，尤其是诗人，充当着开路先锋。换言之，先锋性乃现代主义的文化根基，与现代性紧密联系的动态时间观则包含两个要素：一是努力摒弃或囊括过去，二是由剧烈变革所带来的人们对未来的焦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从现代性汲取能量的愿望，因为现代性看上去是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而现代主义者看到了，或者说是开辟了，通往未来的道路。2015年，在《混血时代》的后记《走向混血时代》一文里，阿库乌雾就集中阐述了自己“以饱满的热情和冷静的思索”来实践的写作向度和审美理想：
关于母语丢失，关于文化混血，关于人文生态，关于民族异化，关于种族变迁，关于信仰危机，关于人性变异，以及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等主题，是与我的民族文化命运和个人生存命运相关联的命题，也是世界各地各族人文知识分子所应该关注并予以严肃思考的命题，这也将会是我一生所要倾注精力去实践的文学创作事业的精神动力和美学核心。
实质上，阿库乌雾早已用自己的双语创作对这种生命诗学目标做了生动的注脚。在《走出巫界》的“第三辑：重构的预谋”中就有两首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对抗性深度遭遇后突破自我的预言式作品：
先祖啊
我用两颗旧牙
换你两颗新牙
——《寨子里最后一位毕摩》
从此 山里的石头
莫名地 多了些
不可思议的
重量
——《岩羊》
这两首诗所表达的主旨精神都指向了一种“创新”的文化自觉意识，也表达出了负重如“石头”的诗人沉思于心灵深处的文化生命体悟和忧伤。但诗人对传统的独立千年的母语文化空间的“走出”，不是简单地背离、反叛，而是勇敢地找寻、开创。诗人寻求新生，而不是请求新生。而且，诗学本身也是一种实现艺术生活方式的内在动力和品质保证。这种意义上的“走出”是为了更好地归来并归依母语家园，也是超越地域的、族群的文化边界从而真正地超越自我。就如彝族谚语所言：“当雄鹰飞得越高之时，才离起飞的地方越近。”
当代诗歌理论家耿占春教授在《混血时代》的序文中，以这样的文字结尾：“在这种诗性的顿悟之下，对母语的热爱，对少数族裔文化价值的认识，阿库乌雾的写作的意义就不单处在‘抢救’的叙事结构之中，也不单单笼罩在‘哀悼’的氛围里……他的写作包含着一种启迪，在濒危的‘生命伦理’的边缘，在文化的混血之中，他没有把‘差异性’作为唯一的价值，而是耐心地寻求它的兼容性、共通性，把目光投向了对更广泛的人类共同体命运的关注。在主导价值、主流文化带来如此之多如此之深的危机的时刻，他发现着解读着一种年代久远的母语文化所包含的微弱的救赎性的信息。”面对母语文化的濒危困境和“人性的洪流”，诗人从乌鸦那里学会、从蜗牛那里借鉴、从乌龟那里得到启示，从祭司毕摩和巫师苏尼的咒语里悟到一种“佯攻”的战术：“走出大山，踏进城市，我们采用了佯攻；阅读汉字，研析汉书，我们也采用佯攻；强调母语，传承文明，我们还是采用佯攻；身着洋装，保持母语，抑或丢失母语，保留族服，我们都采用佯攻。”在这种深度忧思与焦虑阵痛的诗学实践中，诗人举起的正是充满批判性、现代性和预言性的“先锋旗帜”，并从理论层面指出了路向：以彝学为平台依托，在传统基石上进行文化精神的重构、文明质素的提升和话语权力的争取。而在理性的批评者罗庆春（阿库乌雾的汉语姓名）看来，彝族的先锋诗人及其诗学创造应该秉承一种尊严高于生命的民族价值观，内化一种因袭根骨认同的集体无意识，并达到一种多元背景下有根的世界情怀。同时，在民族现代教育上面，他主张通过培养一批博士型精英知识分子，提高多元语境下民族的现代化认知力、判断力和创造力，来重新建设构型长城式的母语围墙和群山般的历史空间，从而坚决抵抗全球化、同质化以及主流文化带来的多重存在压力和危机。
2001年，正是互联网兴起的年代，彝-人-网团队便确立了构建彝族文化数据库的宏远目标，初心不改，坚持走下去。注释：
[1] 据阿库乌雾自己说，美国有一本英文杂志在报道他的事迹时，其封面用到了这样的宣传语。
[2] 2017年 7月 26日晚上，阿库乌雾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金桥酒店接受笔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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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吉洛打则，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彝族文学与文化。
提示：本文由罗庆春教授授权彝族人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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