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凤楼：我和”阿诗玛“——杨丽坤的悲欢
谨以此文，怀念彝族著名演员，永远的阿诗玛——杨丽坤！
唐凤楼：彝族著名演员、阿诗玛扮演者杨丽坤的丈夫。上海外国语大学1966届英语专业毕业。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电影家协会、上海外文协会、中国世界电影学会会员。曾在上海影协和上海作协《收获》编辑部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八十年代下海经商，1982年之前发表过两百多万字的翻译、创作及电影评论方面的文章。翻译及与他人合译的作品有长篇小说《上海》、《大地》等，电影文学剧本《东京的故事》、《窈窕淑女》、《最好的人》、《金色池塘》等，创作则有中篇传记文学《我和阿诗玛的悲欢》及小说《阿齐》、《离婚》和《斯苔拉的爱情》等。
（本文作者唐凤楼和杨丽坤夫妇）
一九八二年十月，《广州文艺》陈茹来上海组稿。当时我在上海电影家协会工作，陈茹约我写与杨丽坤有关的文稿。几度斟酌后，便决定写我们的结合过程，于是便有了中篇《我与阿诗玛的悲欢》(以下简称《悲欢》)。拙文发表后，引起不小轰动，全国一百多家報刊杂志连载、转载过 ... 如今网络上仍有连载之类的文章，但均未获得本人同意和授权。刚过去的2020年，是杨丽坤离世二十周年祭，特决定在个人公众号上压缩连载此文。以寄托对故人的哀思和怀念……
《悲欢》发表半年内收到的部分读者来信
记下这段曾经的艰难经历，是想让读者了解，在那令人不知所措的“文革”岁月里，一个名演员的遭遇、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以及两者结合起来的一个小家庭的酸辣苦甜 ……
（一）
一九七０年底，在皖西的一个部队，接受了两年三个月的“再教育”后，被分配到广东韶关地区凡口铅锌矿，在釆石场当了一名风钻工。这个采石场就设在当地称作“金星岭”的半山腰上。扛着几十公斤的风钻，在陡峭的山坡上打钻、放砲、开采石头，工作的艰辛可想而知 ... 我因此过上了在外语学院学习时，连做梦都难以想象的生活 ...
凡口铅锌矿是个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铅锌矿，有三万多员工，是个央企。全矿分为采矿、选矿、机修等部门。当时，全国正在搞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教育。采石场属采矿革命委员会领导，因为我能写写画画，于是被革委会暂调到政工组，搞这方面的宣传工作。
采矿革委会原只打算搞个小型的阶级教育展览，让我把矿里的模范人物李xx的家史画成连环画，对员工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而渐渐地革委会则把原占地只几十平方米的小型展览，扩大成占地二千多平方米的大型“路线斗争”展览，其中包括“党内路线斗争史”“矿史”“家史”“工业学大庆” ... 展览由我任业务上的总负责，筹备了三个多月。我为展览画了矿史及先进人物家史的连环画，和几幅大幅油画 ... 天知道，这竟成了我和杨丽坤结合的机遇 ...
展览筹备组有位云南昆明工学院66届的毕业生，叫陈泽涛，长得很帅，说话实实在在，办事风风火火 ... 我们乍见面就结下不解之缘，很快成了好朋友，渐渐地无话不谈：谈工作、谈人生、谈昨天、今天、明天 ...
“你看过电影五朵金花吗？”一天他突然问我。
“看过，那时我初中还未毕业呢！”
“演主角的演员叫杨丽绅，真棒！她大姐夫和我父亲有工作关系，我们两家是好朋友，杨丽坤也常来我家玩！”(作者注：陈的父亲当时是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長；杨的大姐夫那时是昭通地区公安局长) 临别，又高兴地补了一句“明天带几张照片给你看看！”
第二天，他果真拿来三张照片：阿诗玛剧照、丽坤和大姐及妹妹的合影，另一张是丽坤和大姐夫家人的合影。
没多会，他和我聊起了丽坤的往事以及她在“文革”中的遭遇……
（二）
两天前，《悲欢》连载一发了以后，许多朋友建议我别压缩，还是按原来的篇幅连载好 ... 故从这期开始，打算只对某些枝节作些刪減，不再作大幅压缩了 ... 因为这不仅仅是个故事，更应是某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缩影 ... ...
英文书法翻译：逗人笑不难，使人哭也容易，但要让人破泣而喜就得全力以赴了 ...
01
陈泽涛打开了话匣子:“杨丽坤是个好演员，生活朴素、事业心极强。她不爱抛头露面，对一个演员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我的头脑里出现了杨丽坤可爱动人的形象，那是《五朵金花》里的女社长，她颔首玉立，双手把草帽贴在胸前，腼腆地嫣然一笑。
“杨丽坤平常沉默寡言，但极爱看书，中外古今的名著看了不少。要是你们俩碰到一块，要谈的肯定很多哩!”
“你也真会开玩笑，说得那么浪漫。”
“不，一点都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我相信你们俩肯定谈得拢。”陈泽涛很正经地说。
我被他的话搞得迷糊了，他那口气确实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我会和杨丽坤谈得拢呢?
“小唐，同你实说吧，我想把杨丽坤介绍给你。”
我一听就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这岂不是塞外奇谈?我虽希望找个理想的伴侣，但从未奢望过同一位名演员谈恋爱。
“小陈， 我也同你实说吧，这是不可能的事。像我这么个地位卑下的小知识分子，其貌不扬，又在大山沟里当矿工，凭什么去同杨丽坤交朋友?”
“我今天同你谈此事，绝不是什么心血来潮。我已观察你一段时间了。
任凭陈泽涛怎么说，我都矢口拒绝。生活已够凄苦了，我不能再自寻烦恼。陈泽涛见我那认真的模样，也不再说介绍的事了，不一会，他给我谈起了杨丽坤受害的经过。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文艺界。周总理称赞的《五朵金花》被污蔑为反对三面红旗，宣扬爱情至上的资产阶级影片，杨丽坤则被说成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黑苗子’，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黑线人物’。因此，迫害就接踵而来。‘四人帮’在云南的帮派分子对杨丽坤百般摧残，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那种阴森恐怖，那种惨无人道，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能想像得出来。但是，面对着无情的迫害，杨丽坤没有流过一滴泪。她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她的正直使我难忘。
02
后来，我们省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但是形势却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灾难连着灾难。一天，歌舞团召开大会，由团里的帮派头子总结‘划线站队’的成绩。帮派头子没说上几句，杨丽坤就冲到台前高呼，‘大家别听他说的，今天我就是要讲!’接着她声厉词严地控诉了“划线站队’的罪行，愤怒地大喊‘谭甫仁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那腥风凄雨的年头，这样做该要多大胆量，又要冒多大的风险!她的话刚说完，立即被一批打手推出会场， 接着受到了更残酷的迫害。她开始失眠，晚上一合眼就做恶梦，她开始病了，得了轻度的神经官能症。那批帮派人物给杨丽坤戴上了‘攻击红色政权’的帽子，强行送到穷乡僻壤的宜良羊街劳动。
我记得她离昆明的前一天，还来我家同我母亲告别，那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时，天气阴冷阴冷的，我们正在同母亲谈着父亲的事，这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谁呀?’母亲轻轻地问了一声。‘ 是我。’门外轻轻地答道。‘是小九!’母亲一下就听出门外是杨丽坤。她赶忙打开门，杨丽坤正站在门口。她面容憔悴，身上好像披了一块什么布，右手撑着一根木棍。我们叫她进屋坐，她没吭声，只是摇摇头，然后慢慢地说:‘ 伯娘，他们明天就要送我到羊街去劳动改造了，现在来同您告别，以后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您。’她说得很慢，一字一句都注满了感情，手像是在颤抖，‘感谢您以前对我的照顾。还有，如果我大姐来昆明，叫她不要挂念我，转告她好好保重身体!’她说完转身就走了，我们怎么留也没有留住。她走路有点不方便，我这才明白那根木棍是当拐杖用的。
过了没多久，我又听到了更骇人的消息，说她在羊街不服‘改造’，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和“伟大旗手’， 因此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押回昆明。回昆明后，她被关在舞台底下。那里阴暗潮湿终日没有一丝光明。里面仅放着两条长凳，晚上当床睡。加上日夜不停的审讯，杨丽坤的精神就被摧垮了她的病加重了。为了拯救杨丽坤，我们想起了敬爱的周总理，于是帮着大姐给周总理写了信。通过北京的朋友帮助，信终于转到了周总理手中。周总理在百忙中，立即指示云南要好好给杨丽坤治病。总理的指示下达到云南后，那些帮派分子还叫嚷着“决不给反革命施仁政!”他们连夜策划，定下毒计，第二天由他们派“陪”杨丽坤去云南精神病院检查，想叫医院出个没有病的证明，再搞回团里批斗。但是医院主持了正义，杨丽坤才得以留院治病。现在，经过交涉又把杨丽坤转到了湖南郴州治疗，大姐正陪在那里。”
泽涛的陈述使空气沉闷起来，杨丽坤这个名字已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我们沉默了好一阵，躺在草地上一声不吭;只是呆呆地望着墨蓝色的天空。
杨丽坤随周总理出访缅甸
03
陈泽涛是个性急的人，说话快，走路快，办事的节奏更快。几天后，他就又给我拿来了好几张杨丽坤的相片
“看，我把大姐她们以前给我的相片全拿来了。”他兴冲冲地说。
我看着相片，其中有一张是杨丽坤同她三姐合拍的。相片中的杨丽坤剪着短发，抿着嘴，很自然地微笑着，显得善良、温厚、娴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给整个五官安排得很得体的脸庞，增添了无限的生气。说实话，我很喜欢这张相片。
“如果喜欢,你就拿着。”陈泽涛说，看出了我的心思。我想接受，但又觉得不妥。
“其实，我想把杨丽坤介绍给你，绝不是贸然的。”陈泽涛又说开了，“我觉得你们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善良、正直,更主要的是你们都有一颗为事业奋斗的心。我敢断定，你们在一起是会有很多共同语言的。”
接着， 陈泽涛把大姐给他的信拿给我看。
“这是大姐最近给我的信，谈到了杨丽坤的近况和我说的这件事。”
我把大姐的信浏览了一遍，内容说的是杨丽坤的病已经痊愈，并要陈泽涛写信谈谈“ 那位同志”的详细情况，并希望寄张相片给她。
“‘那位同志’是谁?”我问。
“就是你呀，因为你还没有点头，所以就用代号了。”陈泽涛说完爽朗地大笑起来。
杨丽坤那令人肠断的遭遇，使人敬佩的品格以及逗人喜爱的外貌，使我的心在慢慢地向她靠拢。我依稀地感到一种新的生活已在向我招手。
陈泽涛同我又详谈了一次，说他把我的情况详细地写给大姐后，她比较满意。他们也看了我的相片。
陈泽涛说是大姐就要回石家庄，小敏已来接替她陪杨丽坤。在她走之前，想见见我，并希望趁她在郴州之时安排我同杨丽坤见面。
杨丽坤和三姐
04
当晚我们聚在毛显述家里商量开了。毛显述是昆明工学院六二届的毕业生，遇事极为冷静。他的爱人李振尧是同校六三届的毕亚生，他们夫妇俩待人的热情和诚挚是极为少见的。我们一批六六届的老九把他们视为大哥大嫂，凡有困难，他们必定尽力相助。（作者注：“文革”结束后毛显述被提拔为广东省有色金属厅副厅长）
“大姐的意思是尽快把杨丽坤接出来。”陈泽涛说，“自从周总理批示杨丽坤的问题后，歌舞团变换了手法。以前是不让治病，现在却是不让出院,想把她困死在医院里。即使出院，因为杨丽坤头上有“帽子”，他们还会采取什么监督措施的。我看干脆把杨丽坤偷偷地接到我们矿里藏起来，让她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再说。”
“这个办法好，”李振尧随即附和，“就让杨丽坤住在我们这间房间里，我们住到后面的小间去。”
“你的意见呢，小唐?”毛显述问我。
“我也同意这样做，但是又很为难。”我说，“若有人中伤，我就有口难辨了。再说，对我满意的说法尽是大姐表的态，杨丽坤对我如何还不清楚”
“用不着想得那么多，云南整人之狠我是了解的”。李振尧插话道“先把杨丽坤接出来再说，有什么后果我们大家一齐顶着。”
“别这么急，我的意见这么办。”毛显述想了想，慢条斯理地说，“小唐可以先去次郴州。同杨丽坤见见面，另外就出院的事同大姐交换一下意见，顺便看看郴州那边的情况。如短期内不让出院，我们再去把杨丽坤悄悄地接到矿里来。”
大家同意了毛显述的方案。我随即做去郴州“相亲”的准备。
寄给杨丽坤的“相亲"照
（三）
01
第二天下午五点多钟，我赶到了郴州。我办完住宿手续后，马上给郴州精神病院挂电话。这里的电话没有号码，整个城市才一部总机，等了老半天，总算挂通。
没多会，电话里响起了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
“喂，您是谁呀?”
我心想，声音这么好听，肯定是杨丽坤了。
“我.....我是唐凤楼，凡口来的。”
“喔，是广东的凡口吧?”“
“是，是的，您是...”
“我是杨丽坤的妹妹，您等一下，呃?”
此次，话筒里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的声音。
“你是凤楼吧，我是杨琴，杨丽坤的大姐。你现在哪儿?”声音很轻，听上去有点沙哑，但很亲切，凝重。
“我在车站附近的郴州旅馆。”
“好，那我就来，你别走开。”
为了便于大姐辨认，我告诉她，我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穿着一套浅灰的卡衣服，身边放着一只黑色的人造革手提包。
挂毕电话，我便来到旅馆门口。“杨丽坤会同大姐一起来吗?同她谈些什么呢?”我思索着，对即将发生的事充满了奇异的遐想，杨丽坤在云南，我在广东，如今竟跑到第三省一湖南省来 “相亲”了。
不多会我发觉不远处有位五十左右的妇女正在注视着我。她两鬓斑白，端庄稳重，穿一身铁灰色的列宁装。那双大眼睛有着丰富的内涵。她给人的直觉很庄重，很有教养。不一会，她对我微笑起来。刹那间,几乎是同时，她叫了我一声“凤楼!”我叫了她一声“大姐!”
我和大姐面对面地站着，一见如故，像是阔别的亲人一般。
“你还没吃晚饭吧?”
我这才想起，我一整天还未曾有东西下肚呢。我们于是一起到不远的郴州饭店吃晚饭。我们要了半斤饺子，挑了个没人的角落坐了下来。我们面对面地坐着，大姐恳切地同我拉起家常来。
杨丽坤的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
02
“今天我把一些情况同你谈一下，丽坤明天来看你。“
“她身体不好，还是我去看她吧。”
“不用，还是让她来看你。她这么说了，就要这么做，犟脾气。”
接着，大姐同我谈起了杨丽坤的一些往事以及她们家的一些情况。
“我们兄弟姐妹十二个，杨丽坤排行第九，所以大家都叫她‘小九’。小九自小沉默寡言，但爱动脑子，她个性很强，脾气犟得像死牛，碰上不高兴的事，就独自坐着生闷气，有时竟憋得鼻子里流出血来。她这犟脾气使她...”.大姐的喉咙像被什么哽住了，眼圈开始湿润。我凝视着大姐，这才注意到，她那双和善的眼睛里，不知隐藏着多少令人泪下的艰辛和苦难!
小九十岁的时候，二妹和二妹夫把她接到了昆明，留在他们身边生活、学习。二妹很早就参加了革命，那时她同二妹夫都在省委工作。二妹夫是当时的省委组织部长。这给小九的成长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小九进入新村的干部子弟学校后，品学兼优，很快就被大家推选为中队长。她酷爱书籍，二妹给的零用钱几乎全都用来买了书。.....”
我们默默地吃着饺子，大姐没吃上几个就搁下了手中的筷子。
“二妹爱好文艺，工作之余常常带小九去看省歌舞团的演出。这样，省歌舞团便知道了小九，觉得她身材极好，五官端正，就动员二妹让小九进歌舞团当学员。二妹起初没同意，她见小九学习用功，很想培养她上大学。后来，在歌舞团的再三要求下还是同意了。二妹现在一提起此事就懊恨不已，对小九的遭遇又痛心，又内疚，说是她害了小九.....”.
服务员吆喝着要关门了。我同大姐走出饭店，
“有些事以后再慢慢地同你谈。陈泽涛已详细地介绍了你的情况，小九是满意的，她最讨厌没有事业心的年轻人，也憎恨满脑子金钱和地位的人。”
大姐像有说不尽的话，很明显是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争取更多的了解。
“我得回医院了。郴州就这么一条街，很长，医院在西北方向，属于郊区。那里没有交通车，太晚不方便。”大姐说，“你也早点休息，明天早上八点钟，我们一起来看你。”
六十年代杨丽坤随周总理出访和亚非演艺同行的合影
03
第二天，天色微明我就起了床。这个大通铺里，住的均是南来北去的过往旅客，此时除了我以外，已没有第二人。我步出旅馆，在沿街的摊上买了两块油饼权作早餐。
已近八点，我不时地看看表，注视着秒针一点一点地移动，耳边竟响起了手表的嘀嗒声。
“凤楼!”背后响起了一妇女的轻声叫唤。我回头一看，大姐微笑着站在门口。大姐身边的另外两个人，不消说就是杨丽坤和小敏了。我连忙把她们让进屋里。这屋里单人床一张连一张，凳子却一张也没有。我们于是在床沿坐了下来。我同大姐坐在一边，杨丽坤和小敏坐在我们对面。趁大姐给我介绍的当儿，我打量了一下杨丽坤。天哪，她哪里还有一点演员的痕迹?她已不是想像中的杨丽坤了。往昔人们描绘她的美好词句已没一个能同她眼前的状况对得上号。她脸色灰黄，目光呆滞。因为药物反应的缘故，人比以前胖，基本上已无体形可言。一个外貌端丽、演技出众的演员竟被折磨得如此模样，我内心顿时充塞了一种难言的情感。我一下找不到话题，也不知说什么好。“九妹， 凤楼是昨天下午到的。”大姐打破了沉默。
“知道了。”杨丽坤说，随后朝我看看，莞尔一笑，“你在凡口工作是吗?”
“是，”我说，“我同陈泽涛在一起工作，都在采矿系统。他是井下风钻工，我是地面风钻工。”
“那你学的外语用不上了?”杨丽坤说，呆滞的目光里流露出替我惋惜的神色,“一个人吃点苦倒不怕，专业不对口最难过了。”
“这种情况不会长久的。”小敏在一旁插了进来。她同杨丽坤长得极像，只是个头稍高一些， 她打着两根短辮，穿着朴素，肤色白里透红，看上去很像艺术院校的学生。大姐在一边看着杨丽坤，那神态就像一个年轻的妈妈注视着自己刚学步的小孩一般。她悄悄地给小敏使了个眼色，暗示小敏别谈此类问题。
“我看你演的《五朵金花》时，还是个小萝卜头呢。不过，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也感到那些过敏的问题会使人激动，随即把话题扯开。
说到电影，杨丽坤的大眼睛顿时有了光彩，像是被什么东西点燃了。她那酷爱艺术的心跃然脸上。
“那时我很紧张，一直担心演不好。好在王导演很爱护我们，把戏说得很清楚。喔，如果换个人也会演得很好的。”
为了让我和杨丽坤单独在一起谈，大姐推说要上街去买点什么，便同小敏离去了。房间里就剩下了我们俩。此时，我们不再拘束，也没有一种是在谈恋爱的感觉，很像是同学在一起谈论志趣和爱好。
“听陈泽涛说，你很喜爱阅读文学作品。”
“那只是随便看看，”杨丽坤说，“我书读得太少了,自进歌舞团后就一直没有机会学习，只读了小学五年级，说出来你不笑话吧?”
“学历不一定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学识。”我说。
“你看过《上尉的女儿》吗?”杨丽坤问我，显示出很大的兴趣。
“看过，还是刚进大学时看的。”
“你喜欢小说里的哪个人物?”
“巴却乔夫。”
“不是巴却乔夫，是布加乔夫”杨丽坤轻声地纠正我，“我也喜欢这个人物，他正直、勇敢，心地又好，普希金对他的描述不多，但给人的印象倒很深刻。”
我对杨丽坤的记性和见解，暗自佩服。
“为什么正直善良的人要做强盗?”杨丽坤突然问我。
“因为……”我答不上来。
“九妹，你得回院了。”大姐温和地说。
杨丽坤听说站了起来。她看了看我，说:“你明天 就得回矿吗?”
“是的，我只请了两天的假。”
杨丽坤和小敏走了，大姐还要留下来继续同我谈些事情。我把杨丽坤送到门口。“你到了韶关，还要再坐汽车吗?”杨丽坤问。
“还得坐一个半小时的长途汽车。”
“矿区的公路陡吗?"
“不陡，我们那里的矿山还算是平坦的。”
“云南的矿区，公路尽在山腰里绕，路又窄，常常发生翻车事故。”杨丽坤慢慢地说，“你路上还是小心点
杨丽坤和小敏先走了。我站在门口，默默地凝望着杨丽坤那微胖的身影渐渐的远去。
杨丽坤的妹妹杨敏
04
杨丽坤和小敏先走了。我站在门口，默默地凝望着杨丽坤那微胖的身影渐渐的远去。
中午，我和大姐还是在郴州饭店吃的午饭。饭后,我们边漫步边聊天。
“看来，小九对你真是有好感的。不然，她就不吭声了。”大姐说，“你以前没有见到过她，那双大眼晴水汪汪的，多有神，而现在……”大姐说着，一下又难过起来，手哆嗦着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我们谈着，谈着，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旅馆。大姐又换了话题，她的心绪很乱。我觉得，她既急于要被我了解，也急于要了解我。因此，她什么都要对我说，什么都要向我问。有时候，同样一个问题会反复地谈上好几次。
“你对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打算?”大姐问我。
“眼前的工作虽不对口，但终究还算能符合自己的志愿。当工人是我要求的。”
“你什么时候走，凤楼？”
“搭明天早上三点多钟的火车。“
”行，你现在睡个午觉，我抽空给二妹写封信。“
大姐想了一下说。
大姐的话像下命令似的，不容半点分辩。我倒在床上，没多会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近三点。大姐就坐在我对面的床上，正用手绢擦着汗，脸红红的，含笑看着我。那神情像是赶了远路刚回来似的。大姐见我醒来，显得很高兴。
“凤楼，你真能睡，我见你躺下没几分钟就睡着了，怪不得你身体这么好。”大姐一边擦汗，一边说，“我给你买好车票了。”大姐把车票递给我。“顺便给你买的,”大姐说:“明天我也要回石家庄了。小敏已来换我，不是等你，上星期我就走了。”
我洗过脸坐到床沿，大姐又同我谈起了杨丽坤，好像非得把几个月的话压缩在几小时内说完。“小九最敬重奋发上进的人，她自己的事业心就很强。你不知道她刻苦练功的那个劲头!自十二岁进歌舞团后，数年如一日，她总是最早到练功场，最后一个提着水桶去洗澡房的。因此，她十四岁的时候，就担任了大型舞蹈领舞的角色。大家只知道她能演戏，其实她的舞跳得更好，她的独舞《春江花月夜》把人都看迷了。”大姐的声音又开始近于哽咽。
“小九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不好虚荣，特别是成名以后，仍保持朴素的本色，平常总爱穿土布的姊妹衫，一如既往，孜孜不倦地练功，踏踏实实地做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组织上给了她一张名演员的特供卡，但她自己从未受用过一次，不是给兄弟姊妹买了，就是给团里有困难的同志用了。”
天渐渐地暗了下来，我同大姐谈了我们商定的方案:如果歌舞团从中作梗，一个月内杨丽坤还出不了院，我同陈泽涛就来郴州把杨丽坤偷偷地接到凡口去。大姐听了立即表示同意，激动地说:“难为你们了!”
05
晚饭后，小敏陪着杨丽坤又来到我住的旅馆。我们愉快地谈了好一阵。八点多钟，我送她们回医院。我同杨丽坤在前，大姐和小敏随后。
“唐凤楼，你的专业可千万不能荒废掉。”杨丽坤又关切地谈起我的事,“你以后有没有希望归口搞自己的专业?”
我们见面才两趟，而关于我的工作和专业，她已说了不下五六次。这短短的两次接触，加深了我对杨丽坤的了解和印象，她的质朴使人难忘，她的受害令人同情，她的不幸催人泪下。
快到医院时，大姐叫我留步，要我回旅馆早点休息，因我凌晨还得赶火车，我们要分别了，借助着微弱的灯光，我注视着杨丽坤:上身是褪色泛白的劳动布两用衫，下身是咖啡色的布裤子，脚上穿的布鞋已打了疤。要是不说，谁也不知道她是个著名演员，更不会相信她就是夺得第二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演员桂冠的杨丽坤!杨丽坤也在注视着我，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那双诚实的大眼睛在不舍地同我道别。我刚欲转身离去，耳边响起了她那甜润的声音:“路上小心，有空请来信!”我们就这样依依不舍的分别了…...
（四）
01
两个多星期以后，小敏给我来信说，她的假期快到，三姐已从云南东川赶来换她。还说在她回唐山之前，准备来凡口一次，在接到信的第二天,小敏就到了我们矿，我们见面后的高兴劲自不消说。我们的话自然又是围绕着杨丽坤进行的。
“医院里已同意坤姐出院，准备下月初就同三姐来这里。”小敏说，“想在这儿住两个月，然后去石家庄大姐处。”
“这里环境比较艰苦，不知她是否能够适应?”
“喔，这你放心， 我坤姐最吃得苦了，只是受不了气。”小敏说，“坤姐对你印象很好。在你之前，大姐的战友也介绍过几个人，坤姐见后没同意。”
“我这次来，是大姐临走前关照的。你去郴州时，她心情烦乱，好多要跟你谈的话都没有谈。”接着，小敏谈了等杨丽坤来凡口后要忌讳的几件事。我印象最深的是:“莫跟坤姐提起二姐和二姐夫。”
右1 杨敏，右2. 陈泽涛的大妹，右3. 三姐的女儿陆俊
02
据小敏说,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杨丽坤最爱戴二姐和二姐夫。解放前他们长期转战在西南边疆，为西南边疆的解放做出了贡献。解放后，二姐夫任云南省委组织部部长。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五七年反右时，二姐夫竟被打成云南省最大的反党集团的头子，二姐也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双双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下放到东川的一个小矿山劳动。一提起此事，杨丽坤就难过不已，在她目前的这种精神状态下，她已承受不了任何精神刺激了。
小敏在矿里住了两天，第三天早上便回唐山。
她走后不久，我们搞的展览馆正式对外开放，我便又重回到采石连，连里的办事员此时已调到采矿的哪个工区里当工区长了,办事员的工作就暂时由我代着。我万万没想到，这工作竟给我和杨丽坤的结合提供了一个绝不可少的保证，就如小说家构思情节时，留下的伏笔一般。
二姐黄晓和二姐夫郑敦：二姐投身革命后，随母姓。
03
一天，我发完工资，正欲给杨丽坤写信，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一听，是陈泽涛的声音。“杨丽坤和她三姐来了!”。
“真的吗?怎么不事先告诉一下?”
“是啊，我也是老毛的邻居打电话告诉我的，她们现在老毛家门口等着，你快去!”
“你在哪里?”
“我正在井下负二百八十米清水仓，我一下班就去。你先到老毛那里拿一下钥匙。”
我接完电话，向连长请了假，便快步向采矿五村跑去。刚跑进五村，我就看见一位个子高高的中年妇女在路边张望。她那双眼睛酷似杨丽坤，不消说，是三姐了。
我同三姐一起来到老毛家门口。杨丽坤正坐在旅行袋上看着什么书。我喊了一声：“小九!”杨丽坤猛地转过身来，满脸笑容。她看上去精神很好，脸色比在郴州我见到她时的那灰黄色略为红润了一些。她穿件中式棉袄，外罩暗紫红的旧外衣。
“老毛原准备把他的大房间让给你们,他同李振尧住到小间去的......”
“不行，”杨丽坤忙说，“这样不好，我们又不是住一天两天的，这样我也拘束。”
“还是像小敏来时那样吧，”三姐说，“我们住在你的宿舍里，你睡到你们连队的工人那里去。”
我于是把她们的旅行袋扛在肩上，带她们去我的宿舍。
此时，采石连正巧下班。我找到跟我最要好的工人戴周，同他简略的谈了几句，他笑咪咪地走了。不多会，连里的年轻工人陆续给我拿来了菜刀、砧板、铲刀、钢精锅以及油盐酱醋之类，凡是煮饭烧菜的，一应俱全。这些小工人把东西一放就要离去。
“大家坐一会儿嘛!”杨丽坤说着坐到三姐身边，让出一张床来给大家坐，“坐呀，坐呀!"
大家你推我让， 挤成一堆，谁都不肯坐，不一会便嘻嘻笑着，一窝蜂地离去了。矿山人直来直去，说话硬邦邦的，心里却暖暖的。
04
晚上，老毛夫妇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们欢聚了一场。矿里的一些好朋友都来了，有知识分子，也有青、老年采石工。更因为杨丽坤来矿的消息不胫而走，陆陆续续来了许多影迷和关心杨丽坤的群众，老毛的家里就同赶集一样热闹非凡。这里没有政治上的歧视和偏见，相反，每一点空间都洋溢着同情和关心，好像杨丽坤不是“现行反革命”，而是一个受到领袖接见，刚从北京归来的劳动模范。
我同杨丽坤在朋友们的祝贺和关心中，开始了我们的爱清生活。我们谈文学艺术，也谈各自的经历。共同的情趣，在某种程度上相似的遭遇，使我们的心越靠越紧。
“想想小时候的事，真有趣。”杨丽坤有次对我说，.“我在新村小学读书时，一次和几个小伙伴照了一张相。我的同学小徐说我最上照，像演员，大家竟附和起来。我发火了，把相片也撕掉了，还因此偷偷地哭过鼻子。因为我的理想是长大了当工程师。小时候，我很喜欢看书，零用钱差不多全都花在书上。有一次，二姐给我钱去学校交伙食费时，我在书店里看到了一套《格林童话》，我很喜爱，于是就把饭钱换成了《格林童话》。以后每天中午，我就悄悄地回家‘偷’饭吃。没几天，老师通知我，中午可以不用回家了。原来二姐得知此事后，又不声不响地替我付了伙食费。我二姐、二姐夫待人可好哩!他们工作很忙，平时我们没有什么接触，只是到了星期天，才能在一起。二姐夫喜欢游泳，常带我们全家去海埂，要是二姐夫有什么事，二姐就带我去看省歌舞团的表演。回想起来，这段日子我生活得最愉快。后来，我进了歌舞团。团里的领导专门派了一位同志照料我的生活，有些人知道我的姐夫是省委组织部长后，对我特别关心。但是不久，我的二姐和二姐夫就被打成了右派，搞到一个小矿山劳动去了。就剩下我一人在昆明，孤零零地没有一个亲人，昆明的家也没有了，团里也对我变了态度。对我‘特别关心’的人最先板起脸，好像我也是一个右派。那时我才十五岁，世态的炎凉使我更加不爱说话了。从此以后，我就拼命地练舞蹈，因为这就是我的惟一乐趣。"
05
我默默注视着杨丽坤，耳边回响着她那甜润的慢声细语.....
“过了两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王家乙导演，到昆明为《五朵金花》物色演员，我竟被选上了，电影拍成后，反应不错。这年国庆节，文化部安排我参加国宴。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和敬爱的周总理坐在一桌，而且正坐在他老人家的对面!他亲切地了解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知道金花是由别人配音时，就慈爱地鼓励我学好普通话，以后演戏不要别人配音。这我一直牢牢地记在心里，暗暗地学习普通话,等到拍《阿诗玛》时，我就自己念台词了。
1960年底，我和歌舞团的部分同志来到怀仁堂，向毛主席汇报演出。我跳了《白鹇鸟》，又跳《铃鼓舞》。演出结束后，毛主席上台接见演员。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说：“她就是演《五朵金花》的杨丽坤同志。”......
（五）登记结婚
01
又过了一个月，杨丽坤不知从哪里得知我曾经受过一次严重的工伤。一天下午，她缠着要我告诉她受伤的经过，既然瞒不过，只能坦诚相告了。
“那是1971年正月里的一天，我们照例在半山腰打风钻。大约是十点多钟，突然有人大叫起来，‘石头， 当心上面的石头!’我抬头一看，呆住了——大大小小的石头直从山顶飞下，速度比人站在山顶往下扔还要快!那石头不是直落而下，而是沿着陡峭的山坡滚下一段后便向下斜飞出去。工地上一下变得乱糟糟的，大家争先恐后地往山下跑。我见那情景，跑也不顶用，于是就站着不动，干脆仰头看着以躲避飞下的石头。石头越来越多，像是下着一阵石雨。蓦地，我听见左边有人叫了一声，连忙转身看去，飞下的石头从一个姓唐的年轻工人头上擦过，把他的整个头皮掀了下来。那头皮挂在后颈上，头颅雪白的，刹那间鲜血涌了出来，小唐立即昏倒在地。我只离他二、三米远，欲助不能。正在此时，我的右边又有人叫了一声，我转身一看，一个姓梁的风钻工紧抱着大腿倒在一边.....
“隔了一阵，飞下的石头稍许少了点。那些年轻工人又开始往下跑。我原站着不动，觉得看着石头躲，要比乱跑安全些。谁知就在此时，不知谁撞了我一下，我陡地失去平衡，一下手脚朝天跌了下去。我站的地方离地面足有七八米高，而山脚下又全是采下待运的石头。跌到地面时，我的腰正撞在一块石头上。我一下浑身像抽筋，人不由自主地蜷缩了起来，动弹不得，但心里很明白，要是此时有块石头朝我飞来，我非见马克思不可了。”
杨丽坤凝神屏息地听着我说，眼睛睁得大大的，内心的感情一览无遗地流露在她那略带稚气的、五官端庄的脸上。
“后来怎样了?”杨丽坤急着要知道结果。
“后来有个工人从背后抱住了我，将我连拖带拉，搞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三人很快被送进矿职工医院，得到抢救但我和小唐都留下了后遗症。我每到阴天，腰就酸痛不已，而小唐因为严重脑震荡，则变得思路浑沌、言语不清。后来知道，这次惨祸是设备事故造成的。山顶上的风绳因接管头断脱，于是风力极大的压缩风便一古脑儿地把松石从山顶止吹了下来。”
杨丽坤听我说后，嘴唇哆嗦着，脸色也不好。我正说得兴起,本想再同她谈我文革中的遭遇，见此情况，赶忙住口。几天后，三姐告诉我，此后我每次上班后，杨丽坤总要站在走廊上，朝着采石场的方向凝望好一阵。
02
一天晚上， 杨丽坤睡觉后，三姐说有事要同我说。我们便拿了凳子坐到路边。
“凤楼，你觉得丽坤怎样?”三姐问我。
“人挺好，我们也谈得来。”我说，“只是有时候，她一声不吭，好像有心事似的。”
“她就是这个性子，自小养成的。”三姐说:“丽坤对你也挺好。我们已在这里生活了两个多月，很快就要走了。我想，你们是不是就在这里领结婚证书吧。”
三姐的话使我怔了一下，因为太突然了;我一下不知如何答好，就像汽车陡地加速，坐在里面人难免要猛地晃动一下一样。三姐见我没有说话，以为我还有什么要考虑的，于是就转换了话题。
“我把丽坤送到大姐处后，准备就在石家庄好好检查一下身体。”三姐说，“这几年，为了丽坤的事，我的身体也搞垮了，常常头昏，流鼻血。1968年，歌舞团把她打成反革命关了起来，我听到讯后，立刻从东川赶到昆明，但是歌舞团不让我见丽坤，说她是现行反革命，是政治疯子，我争辩了几句无效，心一急，鼻血直流，一下昏了过去。自那以后，连续几年的奔波使身体就这样垮了。”
第二天，陈泽涛来我们这里吃了晚饭后，就约我去毛显述处。我们在坡度很大的土坡路上默默地、很费力地走了一阵。
“小唐，杨丽坤的处境我跟你谈了吧?”
陈泽涛突然问我。
“谈过，歌舞团给她安了个'现反’的雅号，是吗?”
“这一点你总得要考虑，不知你内心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我一听就笑了起来。“你这个人，平常直来直去，今天怎么绕起圈子来，又是'内心’，又是'真正的’，我也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
“好，我直说。”陈泽涛随即说:“这个是不是影响了你们的关系?”
“哪里的话!”我这才省悟过来陈泽涛绕圈子的用意所在，连忙说，“杨丽坤是不是什么反革命，我一点都不在乎，只要她愿意，我们以后就在一起生活，她身体不好我可以照顾她。夫妻之间只要有共同语言，就是天掉下来，还能在天地间找个缝儿透透气哩!”
“哎唷，我的老兄，不瞒你说，我这才放了心。”陈泽涛使劲地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说，“今天上午，你上班后，三姐找到我那里，说你在领结婚证书这个问题上犹豫了。她以为你有什么想法。”
“哪里”我说，“我没想到事情发展这么快，简直也不敢相信，我这终身大事就在匆匆的来去中决定了。”
“去登记算啦， 你也三十了。三十而立，工作上立不起来，就先成了家再说。”
03
第二天上午，排工后，我的办公室里又安静了下 来。我于是动手写证明：
董塘结婚登记处：
我连职工唐凤楼(男，三十岁，未婚)，杨丽坤(女，三十一岁，未婚)”自由恋爱，自愿结婚。经审查，双方条件符合婚姻法有关条款的规定。特此证明。
望准予登记为盼
采石连
我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随后拿出“印把子”“呼"地一下盖到了证明上......
证明写好了，接着便是办手续的问题。这个“董塘结婚登记处”实际上是一个人民公社的附属机构，矿里的职工要结婚也得到那里去登记。它在离矿十多里的一个小镇上。
记得是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杨丽坤午睡后，我们便去董塘镇。这时，早班的矿工未下班，中班的亦未上班，路上空荡荡的。我们慢慢地在公路上走着。
"矿山的生活你习惯吗？"杨丽坤问。
"还可以，刚来时不习惯，现在也适应了。"
“凤楼，你要是一直在这儿工作，专业用不上怎么办?”
“那也没有办法。我所能做的，只是业余时间，抓紧学习，用不用我的专业，就不是我考虑的了。”
“杨丽坤叹了一口气，刚才她脸上那柔和的笑容已无影无踪。
董塘是个小镇，仅几百户人家，逢单日赶集才会热闹。此时已近四点，镇上冷冷清清。我们找到了登记处。负责登记的是个五十多岁的人，黑黑的，鼻梁卫架着一副老花眼镜。他正操着一字一板的广东官话问着两位社员模样的年轻人:
“你们是自由恋爱的吗?”
“是，是自由恋爱的。”两位社员异口同声说。
“你们是真心同意结婚的吗?”
"是。”
紧接着又是几个诸如此类的问题，像是审问一般，很有点法庭的气氛。过后便交手续费，他给填写两张结婚证书。轮到我们了。我恭恭敬敬地交上证明。他看了看证明，就问开了:
“你们是采石连的工人?”
“是的。”我们也是异口同声。
接着是和刚才一样的几个问题。不到五分钟，整个手续结束。几年来，我所遇到的工效最高者，怕就是这位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且又能操广东官话的老先生了。要是当时他问一下“采石场怎么会有女工的?”我真不知该如何回答他。
唐凤楼和杨丽坤在广东韶关办理结婚登记，出证单位，“广东韶关董塘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
04
我们愉快地往回走，谈着以后的生活，讨论着该把家安在哪里。不多会，我注意到杨丽坤好像显得很不安似的，像是考虑着什么问题。那神态叫人难以捉摸，从那脸色可以判断，她很想同我讲什么,但难以启齿。
“凤楼,”她终于开口了，“我对不起你，我瞒了你一件事。”
我被她的话直搞得摸不清头脑。
“我的病还没有彻底好，幻听还没有消除。”杨丽坤继续说。
“什么叫“幻听’?” 我不解地问。
“是一种病态，头脑里有人讲话。”
“你不都很正常吗;怎么还有总幻听’”
“因为我现在知道这是病态。要是发病了，我相信'幻听'了，行动语言就听‘幻听'的指挥。”
我的头像被什么击了一下，耳边嗡嗡作响，脑子空空的，心里感到一阵难受。杨丽坤见我没哼声，轻声问了一句:“你后悔了吧?”我见她脸上那难言的苦衷，更增加了心中的苦痛和对她的同情。
“没有，”我立即说，“我是在想，害人的人该断子绝孙!”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阵。时近黄昏，远处的群山像带着淡淡的凄楚隐进了薄暮,而背后的夕阳却在我们面前投射出长长的身影。两个影子连接在一起。在坑坑洼洼、铺着沙子的公路上慢慢地向前移动。
“凤楼，”杨丽坤突然说，“我们的事算了吧。让我妹妹给你，大姐会同意的。"
“哪有这样的事!”我立即打断她的话，“在我们跨出那间房子时，法律上就承认我们是夫妻了。”
杨丽坤叹了一口气，低着头不作声。
“小九，你别多想。既然病还没有好，那就先到大姐那里休养，以后我们再到上海去举行婚礼。你身体不好，家务事我可以多做。夫妻之间只要真诚相待，日子就会过得和睦兴旺的。”
杨丽坤眼里噙着泪水，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凝视了我好一阵。我则看着她那张因病魔的摧残变得灰黄、而又依稀可见往日风采的脸，想起了陈泽涛对我说的话:“她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受尽了迫害，但从未因此流过一次泪......"
杨丽坤默默地点点头，然后说:“凤楼，以后'幻听’没有了，我该有多少话要跟你说呵!”
晚上，我们把相好的几位朋友请来，简简单单地庆祝了一下，权作我们的订婚仪式。
一个星期后，三姐带着杨丽坤去大姐处。我们在韶关呆了一天，住在矿驻韶关办事处的老胡家里。第二天，下起了暴雨。晚上九点多钟，我同老胡一起把三姐和杨丽坤送到车站。
杨丽坤和三姐登.上了火车。
“你伙食千万别节省!”杨丽坤从车厢的窗口探出头来对我说，“还有，一定要注意安全!”
火车慢慢起动，杨丽坤含情脉脉地向我挥着手。
“一到大姐处就来信!”我跟着火车跑了几步。
列车在加速，车厢里的灯渐渐地变成了一条不断的光柱。就这样，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我和杨丽坤在广东粵北的一个火车站上，依依暂别了。
（六）多难的婚后生活
01
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凡口，机械地重复起往日单调的生活来。时有空暇，便自然而然地回想这突如其来发生的一切。一场灾难性的政治风暴把两个命运多舛的人卷到了一起，说不上是祸是福，是苦是甜。
回凡口没几天，因为矿里管生产的头头盲目指挥以及勘探欠准，采石连宣布解散。从成立到解散，历时两年，耗资几百万。连里的干部重新安排工作，工人充实到采矿各个连队，仅留下四人留守采石连:电工老李，两个水泵工和我。我照例每天按时去办公室象征性地上班。
一天下午，我收到了杨丽坤的来信，信很简短：
凤楼：你好！
我已平安到达大姐处，请你不要挂念我。在凡口两个多月的生活，我对你有了一定的了解，你爱学习我很高兴，但你的脾气却使我担心，直来直去是要惹祸的!
我很爱好电影艺术，但我可能再也进不了摄影棚了。希望你千万别荒废掉自己的专业，心境再不好，每天自习的时间也要保证，要不然你会后悔的。
暂就写这些，盼你来信。
祝 愉快！
杨丽坤
1973年2月3日
我们频繁地通着信， 双方商定四月份到上海举行婚礼。我因春节时探过亲，继又请过一次事假，再请假不太方便。于是，凡口的朋友便帮我活动，设法争取个差事回沪。又是陈泽涛，陪我找到机动科主管设备的老姚，争取到了回沪催设备的任务。
又过了几天，杨丽坤竟神话般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她倚在门框旁。大概是走热了的缘故，她仅穿着一件湖绿色的衬衣，脚上还是一双有搭绊的布鞋，袜子也没有穿。她的身后站着一位年轻人，看上去和我年龄相仿，笔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那镜片后的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同杨丽坤十分相似。
“他是我大姐的儿子，叫焦黎明。”杨丽坤坐下后轻声地给我介绍。
“大姐怎么没有来?”我问。
“大姐夫心脏病又发了，大姐不能来了。”杨丽坤解释说，“所以让黎明陪我来了。”
“我妈妈的意见是不要办酒席，影响要搞得越小越好。”黎明悄悄对我说，“歌舞团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这件事，免得他们来找麻烦。”
于是，我们毫不声张地筹办起婚事来。
就这样，1973年5月22日我们在一间简陋的小房里，以再简单不过的方式举行了婚礼。既没摆酒，也没请客，仅仅家里几个人围坐着吃了顿晚饭，算是办完了终身大事。我们的事一办完，黎明匆匆返回石家庄，而我们则开始了多灾多难的夫妻生活。
结婚两个多月后，杨丽坤的情绪开始波动起来，时而如常人，时而则独自呆呆地坐着，像是在沉思默想着什么。我想起了所谓的“幻听”，也想起了杨丽坤以前对我说的，“要是‘幻听’控制了我，我就发病了”。起初，杨丽坤除了呆坐以外，每天还能同我聊点什么，渐渐地话便越来越少，独自呆坐的时间则越来越长。
又过了一个多月，凡口矿政组接二连三的发来加急电报。要我迅速回矿，电报的署名是“矿政工组”。这使我疑惑起来，我是代表机动科出差的，往返的事当是由机动科来安排。
“小九，不能再拖了，我得马上回矿一次。”我心情沉重的说，脸上装得很轻松。
“那你就去吧，到了那里争取早点回来。”杨丽坤脸背着我说，她的难过，我强烈的感受得到。
02
三天后，我刚下回凡口的班车，就见毛显述推着一辆自行车，在不远处等着我。
“接连不断发电报催我回矿，是为了我和杨丽坤的事吧?”我情不自禁地问。
“回去再说吧。”:毛显述说着叫我坐到自行车的后架上，飞快地向采矿五村骑去。
一到毛显述家，我发现陈泽涛和其他几位朋友已等在那里。李振尧正在做饭。
“凤楼，先冲个凉吧。”毛显述平和地说。
“还是先谈谈吧。”我坚持着。
于是，我们在老毛的房里聊开了。
“本想写信给你，怕你万一不在，信给杨丽坤看到了对她的身体有影响。”毛显述慢条斯理地说，“再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我们就决定不写信给你了”
“歌舞团来了个人,”陈泽涛插了进来，“说是要调查你和杨丽坤的关系。那人等了好一阵不见你来，前天才走的。”
“这情况我也料到一点了，” 我说，“明天我就去政工组。”
“你注意，千万少提杨丽坤的姐姐,”陈泽涛又说，“云南那边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找借口整她们。”第二天，我去矿政工组。政工组的负责人老刘，精瘦精瘦的，他一见我便干笑着叫我在他办公桌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
“机动科的差事办完了?”他问，脸上的每个部位，除了那双小眼睛外，全都在笑。
“没办完，是你们打电报叫我回来的。”
“我们打电报催你回来，是因为云南省歌舞团来了人，不见你来，他先走了。”老刘慢慢地说，眼睛看着手中的铅笔。
我坐着不吭声，等着他的下文，老刘也没往下说，大概也在等着我开口。一阵沉默，办公室里顿时充满一种难堪的气氛。
“你同杨丽坤结婚了。”老刘终于又开口说起来，“他们想了解你们结婚的经过，你是不是把经过写下来，我们给你寄去?”
“可以，”我立即说，“下午就交给你。”
下午，我把二百多字的“经过”交到政工组后，便立即去机动科找老姚。老姚正在做计划，我简要地向他汇报了工作，然后又同他谈了家中的具体困难和希望能尽快回沪出差的想法。
“这情况我们知道了。”老姚笑着说，“你刚来马上就回沪，别人会有看法的。这样吧，我们的仓库前段时间管理混乱，你能不能帮助清理一下，清理完了再回沪出差?”
于是，我便到仓库同一些妇女家属工一起，清理起乱七八糟的仓库来。正当我卖力地清仓以能尽早回沪出差之时，诉说不愉快消息的家信，便一封一封地 接踵而至。“...... 医生说可能是妊娠反应，引起情绪波....”..“情况严重起来了，她一早就出去，谁也劝阻不了，直到很晚才回来，有时呆呆地坐着，谁也不理....”“你无论如何得赶快回来，丽坤常常半夜起来洗衣服、洗头，已发展到整夜整夜地不睡了，有时还吵着要回昆明…….”
我于是找科长，如实地陈述自己的困难，科长很同情我的处境，立即批准我回沪出差。领了证明和差旅费后，我便又匆匆返沪。
“这辈子你大概不会有空闲的时候了。”送我时，李振尧蓦地说了一句。毛显述直向她使眼色。心直口快的李振尧说得一点不假，从此以后，我便疲于奔命于二省一市之间，在政治上的兵荒马乱中，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我又回到了上海，但丽坤却不见了。
“丽坤去哪里啦?”我急切地问。
小楼里的空气像是凝结了起来。...”.
“丽坤去哪里啦?”我又问了一句。
“回昆明了，走了没几天。”母亲说。
“怎么能让她走呢?”
“拦不住呀!”父亲也醒了，睡眼惺松地说，“你要是能早几天回来就好了。”
我默默地走下楼，独自理着床铺，百无聊赖地和衣躺在床上，但旅途的疲劳虽未恢复，却毫无睡意。
“她独自回昆明该怎么生活呢?团里怎么对待她呢?”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在我的脑海里打起漩涡。猛地，我心萌一念——去昆明!
我以最快的速度办完了上海方面的差事，随后给机动科写了一信，要求请三个星期的事假去昆明。出乎我的意料，科里很快给我回了信，说是不用请事假，让我出差去云南。我心里明白，这又是朋友们帮助的结果，此时正是炎夏之际，上海正处在酷暑之中，我素来怕热，又赴昆心切，于是只穿着短衫短裤，便踏上了去云南的旅途。
第四天清晨五点多钟，列车准时到达昆明。在上海，此时天已大亮，而这里却仍是黑漆漆的，阴冷得很，完全像深秋的气候，简直可以穿毛衣。我冷得直打寒颤，一出站就雇了一辆三轮车，飞快地踏向歌舞团。此时，街上已稀稀落落有了行人。他们见我穿着短衫短裤冷得缩成一团面乐得直笑，大声地说:“憨包!”我虽未来过云南，但一听就知道是“傻瓜”的意思。
到歌舞团时，天色已经微明，但四周仍十分安静。
歌舞团的大门紧闭着，院子里像无人居住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在门外不停地跑步借以温暖身子。七点多钟，歌舞团的大门打开了。
“请问您，杨丽坤住哪儿?”我走到开门的老人身边，轻声地问。
老人没吭声，抬头看了看我，和善的眼睛流露出探询的目光。
“我是她爱人，是从上海来看她的。”
老人没说话，只是呆呆地看了我一阵。继后叹了口气，往里指了指，说:“你看，最里面的那间，房门正对着大门这里的，就是她的房间。”
“谢谢。”我道了一声谢，顺着过道，向老人指的方向走去。
这过道上边是新建的四层楼房，一边是个空旷的院子，过道里潮湿得很，满是纸屑和垃圾，而院子里除了碎砖破瓦之外，则乱七八糟地堆了许多杂物。每户门外差不多都有个隔成一格一格的鸡笼。整个环境给人的直觉并不像歌舞团，那种紊乱、嘈杂，使人想起以前那种走江湖的马戏团。
我来到杨丽坤的住房，轻轻地敲门，没有动静。
“请问，杨丽坤在吗?”我见到对面的房里走出一位中年妇女，连忙走上去问。
“在的吧，没有见她出去。”中年妇女说，“你可敲重一点。”
我遂又敲了几下。
“谁呀?”房里传出杨丽坤的声音,完全不像以前那么柔和了。
“是我，我是唐凤楼。”我把头靠在门上说。
门“吱”地打开，我走进房里，杨丽坤只是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便自顾自地坐在床边。我见她模样也变了，头发梳成头条辫子绕在脑后，脸上的肌肉很呆板，眼圈灰黑灰黑的，她一声不响地坐着，嘴唇不停地蠕动,时不时地自言自语。
“小九， 你还认得我吗?”。
“怎么不认得!”她答了一句又不吭声了，眼睛直楞楞地看着地上。
我环视了下这间约莫七八个平方米的小房。房里除了一张旧木床，一张缺条腿的写字台和一把坐上去.“吱吱嘎嘎”;发响的椅子外，什么家具也没有。床底下是两只破箱子，房间背门的一角放着铝桶、热水瓶等物。房里弥漫着卫生香的香味，水泥地擦洗得油光发亮。这就是作为“三名三高”的典型来批的一个青年演员的家。
又过了一阵，杨丽坤替我赶缝了一条被子，中午团里开饭时，她在食堂里特地买了两只小烧鸭，六斤米饭，回到了房里。
“来，吃饭!”她大声地对我说，拿起一只鸭子就啃。
我看着杨丽坤这模样，心酸起来，我们默默地吃着饭。她一声不吭，我也想不出能引起她兴趣的话题。她坐在床上，我就坐着那张破椅子，房里一片寂静，只有我坐着的椅子有时因我身体的扭动而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杨丽坤一吃完饭，筷子一丢便走了出去。
“你去哪，小九?”我想拦住她，但没有成功，我想起了杨丽坤以前对我说的，“如果我一发病，行动就完全受"幻听"支配了。”
03
“笃、笃、...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我霍地坐起，连忙跑去开门，原来是三姐来了。三姐没想到我来昆明，显得有些激动。她比我上次见到时又消瘦了点，一脸的倦容。
“小九呢?”三姐坐定就问。“又跑出去了，拦也拦不住。”
三姐听我一说，脸色沉了下来。
“我问她去哪里，她说‘ 爷爷没跟你说过吗?”
“‘幻听’又作怪了，”三姐说，“她头脑里有人说话，支配她的行动，这个人就是‘爷爷’。唉，真不知怎么跟她说才好，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我想送她去长坡医院治疗,过段时间再去上海，我这次是单位照顾出差来的，过几天差事办完后，还得尽快回上海。”
三姐连忙表示反对:“现在应该想办法让小九尽快离开昆明。这里的环境对她的病有很大的诱发性，要治疗的话，还得去郴州。”
“‘幻听’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呢?”我问。“她不肯说， 就是现在了解到的这点情况，也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
杨丽坤很晚才回到歌舞团。她一看到三姐，脸上就露出了欢悦的表情，亲切地叫了一声“姐姐”，三姐一见杨丽坤这模样，又伤心地抽泣起来，想说什么但说不出，嘴唇颤抖着，但是，杨丽坤很快便恢复了病态，脸色变得相当冷漠，谁也不睬。
这一夜我失眠了。我通夜苦苦地思索着了解杨丽坤“幻听”内容的办法。“爷爷没有同你说过吗?”我想起了杨丽坤白天同我说的惟一的一句话，思想豁地开窍“何不冒称我也有‘幻听’，这样不就能同她交流‘幻听'了?”于是，我便决定装病以寻求我同杨丽坤之间的共同语言。我为自己的主意感到由衷的高兴。急切地盼着天明，心里却又回想起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里的一句台词:“只要心诚，石头上也能开花!”我迷迷糊糊地入睡了。一阵“嚓嚓”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我睁开眼，见杨丽坤正在拖地板。”
"小九，天还没有亮拖什么地板？"
杨丽坤继续使劲地拖，像是没听见我的问话。“小九，怎么啦?”我又问了一句
杨丽坤这才扭过头来，瞅了我一眼，粗声地说:“别出声!”
我起了床，杨丽坤也已拖完地板。她坐在床边，仍如同先前那样自言自语。我想到我的计划，已有点紧张起来，我静静地等待着合适的机会“发病”。
我们照例又是默默地吃着早饭。我端着饭碗注视着杨丽坤。在她抬头朝我看时，我一下扔下手中的饭碗，顺势从破椅子上倒了下去。杨丽坤连忙跑来扶起我，问:“怎么啦?”“爷爷到我身上来了。”我慢慢地睁开眼说。
“他跟你说些什么?”杨丽坤很感兴趣地问，圆睁着眼睛盯着我。
“爷爷责怪我不同你好好谈谈。
“谈什么?”
“谈谈怎么把家庭搞好"。
杨丽坤听我这么一说， 一下撇开我又自顾自吃早饭了，好像这一切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不一会，她丢下饭碗又出去了。我第一次装病就此失败，但是我并没有灰心，信心反而因此鼓了起来。她既然问我“爷爷跟你说些什么”，就说明起初还是相信的，同时，失败也使我明白，“幻听”并不完全等于不正常思维，它必定有它的内在规律，什么规律?我一时还捉摸不透，只能独自在这没有一丝阳光的小房里，默默地坐在破椅子上苦思冥想。
半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因为还有不少差事要办，三姐让我先回沪，提出由她设法陪杨丽坤去郴州。
“这几年，我们兄弟姐妹为小九的事操够了心。”三姐送我上车时忧郁地说，“精神上、经济上已被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三姐强忍内心的忧伤，不再往下说，一切只能由命运安排了……
彝族撒尼文：永远的阿诗玛
（七）终于迎来希望
01
1974年三月的一天，三姐陪着杨丽坤来到上海。
五月下旬，杨丽坤的分娩期越来越近，院方为了顺利接生，保证母亲和婴孩的健康，决定剖腹产并在接生的那天让我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廖导演穿上大夫的白褂，就坐在产房的外间等着，以应付万一出现的不测情况。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我便同廖导演按着医生的要求，静候在产房外面。
廖导演五十开外，黝黑的脸膛上闪着一对神采奕奕的大眼睛。她同杨丽坤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在拍《阿诗玛》时，她是副导演，而三十多年前，她又曾是杨丽坤五哥的老师，她喜欢杨丽坤，杨丽坤则也像对待母亲一样的敬爱她。
蓦地，产房里传出一句：“生了，生了！”房门随即打开了一点，护士长探出头来对我说：“老大是个男的！”隔了几分钟，护士长又探出头来说：“老二也是个男的！”
手术很顺利，我心里悬着的石头掉了下来，廖导演也松了一口气。
“小唐，你有什么感受？”廖导演问我。
“刚才里面说‘生了，生了！’我听成了‘重了，重了！’”，我不假思索地答道，“像是有人对我说，我肩上的担子重了，重了！”
“小鬼！”廖导演亲切地说了一句，笑了起来。
不多会，护士把杨丽坤推了出来，因为临产时做了麻醉，她的鼻子里还插着一根氧气管子，正处在半昏迷的状态中。在我把她往床上抱的时候， 她迷迷糊糊地醒了，朦胧地睁开眼睛， 朝我深情地看了看，说：“凤楼，你受累了， 还没吃饭吧？你回去休息吧！”几句话使我一下兴奋起来，看看她那昏昏迷迷的模样，我的眼圈湿润了，同时，我心里竟升腾起一种新的希望，听人说妇女分娩时有时能带去体内的疾病的。
杨丽坤的病情果然有了好转。第二天，护士把双胞胎抱了出来给我们看。杨丽坤躺在病床上，头侧在一边，目光贪婪地落在两个小生命的身上，嘴角上挂着甜甜的微笑。
“凤楼，你看，看上去大的好看，小的聪明。”杨丽坤说，“你给他们起个名字吧”
我搜索枯肠想了好半天，也想不出合适的字眼。
“这样吧，乳名就叫大明，小明，”我说，“学名待我翻翻字典再说。”
02
当我沉浸在做父亲的喜悦之中时，我并未意识到，生活的阴影正悄悄地向我逼来。
当时，在我的请求下，医院破例同意让杨丽坤在医院里做月子。为了母子的健康，我又同三姐商定，孩子人工喂养，请医生给杨丽坤打了回奶针。九天后， 我们把明明接回了家里。随即，奶粉供应便成了问题。无论我怎么说得口焦舌烂，有关部门只同意每月每人供应一斤奶粉。
“这已是相当照顾的了，临时户口我们根本不供应的！”管计划的不耐烦地说。
一个月一共才两斤奶粉，这能解决什么问题？杨丽坤已打了回奶针，没有奶粉，两个明明又怎样生活？两个“黑人黑户”偏偏又挺能吃，奶量远远地超过了一般的婴儿。我于是到处求朋友帮助。最后，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我去一位医生家当家庭教师，每周教医生的孩子两次英语，以换取医生的帮助，购买明明弟兄俩的口粮。每次当我在落地台灯柔和的灯光下，教那医生八岁的女孩“A、B、C……”的时候，我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但我终究能从中得到安慰的是，毕业八年以后，我终于用上了我的专业！
大明、小明满月以后，杨丽坤的健康每况愈下，有时成天地呆坐着，口中念念有词。我又想起了以前的计划：装病以寻求能同杨丽坤交流思想的共同语言。鉴于第一次在昆明“发病”失败的教训，我仔细观察杨丽坤听“幻听”时的表情、神态和眼神，并把观察到的一切同我已掌握的一点“幻听”内容进行组合。同时，我又借阅了《精神病学》、《精神病人的家庭护理》等有关医学论著。这样，在感性和理性两方面有了点知识后，我便等待机会第二次“发病”。
一天下午，杨丽坤坐在床边，从她那神态模样可以断定，她又在听“幻听”了。我于是坐到她的对面，做出一个病人听“幻听”时的特有表情：眼睛朝下呆呆地注视，嘴像说话似的嗡动，时不时地傻笑一下。杨丽坤注意到了我脸上的表情，但是一点反应也没有。“难道还不像？”我心里纳闷，但没有失去信心，继续一个劲地坚持着我那来自生活又是为了生活的表演。约摸过了一刻把钟，我欣喜地发觉，我的“发病”有了效果。杨丽坤坐到我的身边，既关注又神秘地问我：“你在听什么？”
“别出声，爷爷在同我说话。”我摆出很正经的样子，说完傻笑一下，又继续“听”下去。
“快告诉我，爷爷说些什么？”她不耐烦了。
“别急，再等一下。”我嘴里说着，心里却一个劲地捉摸着，我这为了对付“幻听”的“幻听”该如何开头。我很清楚，话里一露馅马上就会重蹈上次的覆辙，即以失败告终。
“怎么搞的，快说呀！”她由不耐烦变得急躁。
“你嚷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家庭的么？”我说着，飞快地观察了一下杨丽坤脸上的表情，见她脸上没有不相信的神色，于是继续说：“爷爷说准备带我们到宇宙里去，在那里人的灵魂可以不灭。”
“怎么个去法？”
“看不见的灵魂会给我们传递消息的。”
杨丽坤一听，高兴地笑了起来。她笑了，我的心却哭了。一对有事业心的年轻夫妇，在这严酷的年代里，本该互相关心、互相勉励来度过艰难的岁月，而我却不得不在生活的舞台上扮演一个精神病患者，以同杨丽坤交流不正常的思想。
03
自我装病成功以后，杨丽坤往外跑的次数明显地少了。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幻听”，有时还会谈得很投机。我更慢慢地觉察到了，杨丽坤的病同书中对此类病的阐述的不尽相同之处：就是在同一天内，杨丽坤都有正常和病态之分。她在逗孩子玩时的那种神态，哄孩子入睡时表露出来的那种慈母的贤良，同她在听“幻听”时的病态相比，完全判若两人。从此以后，我便不得不以两套语言、两种思维方法同杨丽坤一起生活了。
我虽了解了杨丽坤的病性，但却无法控制她的病态的发展。明明俩兄弟快三个月时，杨丽坤的健康状况又趋恶化。因为没有省卫生局的介绍信，不能在上海留医，同三姐商量以后，还是决定让杨丽坤去郴州住院。杨丽坤起先执意不肯，三姐的劝说以及我同她的“幻听”交流，她勉强同意了。不知怎的，杨丽坤知道要走后，举止言语竟又正常了许多，特别是离沪前的一个下午，她给我留下了一个终身难以忘怀的印象。
时值盛夏， 小楼上闷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她坐在孩子身边， 用一把大芭蕉扇给明明扇着风，一会儿亲亲这个， 一会儿又吻吻那个，因为不停地扇风，汗水直淌，浑身都湿透了。
“凤楼，请你到楼下给我拿条毛巾，好吗？”声音里又有了以前的那种温柔。
我下去拿了毛巾，刚爬到楼上，就见杨丽坤正慢声细语地对明明说着什么， 满是汗水的脸上挂着很沉重的表情。“人间凄苦事， 莫过于生离与死别。” 我情不自禁地站在房门口，静静地听着她对明明兄弟俩的讲话。
“明明啊，妈妈明天就要走了，妈妈可想你们呵！你们可别忘了妈妈！”杨丽坤说着，泪水和汗水混杂在一起，从她的脸颊上直往下流，“你们要听话，听爸爸的话，……”
我一下心酸了，她母子三人的形象在我面前模糊起来。刹那间，我在这模糊的形象里看到了许多幻觉，各种形式的游街，各种规模的批斗……我的天哪，一个精神病患者尚有正常之时，何以某些大脑健全的人物没有理智之日？一小撮的昏热，造成了多少人的灾难！
杨丽坤见到我后，站了起来。
“凤楼，我走后，你得好好照料明明，”她大声说，“要是明明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找你拼命！”
“你放心，明明会生活得很好的。”我说，“以后，我会定期把明明照片寄给你的。”
“我对你说，”她一边擦着汗，一边说，“楼梯口这儿，叫爸爸给做个栅栏，不然明明会走路以后，不小心会滚下去的。楼下大门口也做一个，马路上车子太多，有危险。”
第二天上午，两个明明吃完奶，躺着手舞足蹈着，杨丽坤走到他们身边。
“明明，妈妈同你们再见了。”她轻声地说，眼睛红了。
两个明明好像听懂了杨丽坤的话，嘴里“喷喷呀呀”个不停，像在同他们的母亲告别，而此刻母亲和儿子谁都不知道，他们这一分别便天各一方，要等到三四年以后，“四人帮”垮台后才得以重逢。
杨丽坤和三姐离去了。从此以后，我便挑起了既当爸爸又当妈妈的生活重担，依稀地怀着对明天的希望，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
杨丽坤离沪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我来信，只是三姐不时地写信给我。从来信中得知，杨丽坤在郴州住院三个月后又回到了昆明。三姐不便长期请假，也自回了东川。
在这凄苦的生活中，要是说还有什么安慰的话，那就是明明慢慢地长大了。我看着他们学爬、学坐，渐渐地学会了走路，继又呀呀学语，这一切给了我远多于一般年轻爸爸的乐趣。我一办完差事回家，两个小家伙就前前后后地围着我，“爸爸，爸爸”地叫个不停。他们的那种亲热劲头，既使我感到高兴，又使我感到难受……
就在我们小家庭在生存线上艰难的挣扎的时候，我们盼着一天，那“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的一天，正悄悄地到来。1976年10月，人民终于把“四人帮”押上了历史审判台。
04
年底，我回矿汇报工作，然后在科里要了个差事，便匆匆去昆明。一到昆明，我很快得知，新来的省委领导关心了杨丽坤的问题，并对她的治病、落实政策等诸问题作了指示。
此时，杨丽坤的病情已相当严重，健康状况是我几次去昆明所见到的最差的一次，她见我犹如见了生人一般，远远的避开，我同她连“幻听”都无法交流了。刘省文化局领导李坚同志，百忙中把歌舞团领导、文化局政治部的杨素华及我叫到她家里，就如何处理杨丽坤的问题交换意见。
“眼前最重要的是抓紧给杨丽坤治病。”我说，“然后再解决落实政策的问题，我此次是出差来昆明的。待杨丽坤住院后，我马上回矿把差事交了，然后请事假来陪杨丽坤治病。下次来的车费以及我的工资应当由歌舞团负责。”
李坚同志同意了我的要求，歌舞团领导也一口答. 应，并表示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
第二天，歌舞团派了辆吉普车，由团办公室的同志和我强行把杨丽坤拉上了车。杨丽坤拼命地挣扎着，嘴 里大声嚷着: “ 你们要把我搞到哪里去?我的儿子呢? 你们这批吃人鬼!”病得如此，还挂着明明，要是病治好了，我们该是个多美好的家庭!
在歌舞团派的这辆吉普车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货，大概是很需要保养了，司机“咔、咔”地发动了老半天，那破旧的轮子才勉强转动起来。车一开动，杨丽坤立即变得安静了。我就坐在杨丽坤的旁边，只见她时而呆呆地凝视着前方，病魔把她同外界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全隔绝开来了。苦了那么多年就盼着天明，而天大亮时却又丧失了感受光明带来欢乐的能力，有比这更不幸的么?
“小九，明天一早，我就把你需要的日用物品给你送来。”杨丽坤顺利地住上医院后，我对她说，她看了看我，依然不吭声。
我闷沉沉地回到歌舞团的宿舍，开始在杨丽坤阴暗的小房里替她收拾日用物品。东西比我上次来昆明时又明显地少了许多。两只破箱子就剩下了一只。我打开这唯一的箱子，里面只有几件破旧的替换衣裤和一个纸包。我剥开包在外面的报纸，原来里面包着的是一张周总理的像，一套鲁迅生平的图片和我寄给她的明明兄弟俩的相片，东西不多，但理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们的结合过程，她几年来的遭遇以及我们这个小家庭的波折....鼻子一酸，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待续）
画杨丽坤肖像可谓驾轻就熟
（八）苦尽甜来
01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长坡医院，杨丽坤正在等着我。昨天进院后，医生就给她服了大剂量氯丙嗪，一觉过后，稍许清醒了点。
杨丽坤的住院手续办妥后，我便迅速回矿，请了假后又匆匆来昆。
住院一个多月以后，杨丽坤的病情渐渐好转。家里又给我寄来了明明的相片。我把相片带到医院给杨丽坤看，她爱不释手，连声说:“哦，看上去足有五六岁了!”接着，她又把相片拿给医生、护士看，听到别人的夸奖后，脸上堆满了笑容。
出院以后，杨丽坤基本上控制住了“幻听”，只是脸上明显有恐惧之色。有时，我领她去圆通公园，她竟畏缩到不敢抬步的程度。又是交流“幻听”的结果，我了解到她的“幻听”在恐吓她，说是有一伙人要害死她。
一天，我把杨丽坤领到市中心的街心公园。我同她坐在一条长凳上。
“小九，你看，现在同几年前有什么不同？”我说着朝四周指了指。
历史性的变化，在市容上也可看出来了。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些曾经煽起过宗教性的狂热的标语口号，已随着“四人帮”一起进了垃圾堆。路上的行人脸上有了喜色。
“小九，你再看看，还有没有人在刷标语、喊口号？还有没有批斗会？……”
在我们的目光所能及处，除了“入木三分”的标语口号之外，商店、街道全被洗刷得干干净净，到处充满了生机。城市像人一样，打了一阵摆子之后，又恢复了常态。
“不是小道消息，江青一伙彻底垮台了！”我说得激动起来，“你以前骂了江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迟早要给你彻底平反的！”！杨丽坤脸上的紧张表情缓和了下来，眼神里表露出了谈话的兴趣。
“小九，我想向文化局提出申请，带你到上海去再治疗一段时间，”我慢慢地说，“你也该去看看明明了，两个小家伙很想妈妈哩！”……一提到两个明明，杨丽坤立刻开口了。“好，你赶快打报告，”杨丽坤急切地说，“凤楼，这些年我可想死明明了……”。
这半天的走动，对杨丽坤情绪的稳定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我们慢慢地踱回歌舞团时，她甚至划算着该给明明买些什么礼物了。
02
省宣传部和文化局很支持杨丽坤去上海继续治疗并看望孩子。于是，我便着手做回沪准备。当时已是初冬。杨丽坤又很怕冷，一件棉大衣是必不可少的。经陈绍昆的介绍，一家成衣铺的老裁缝以最快的速度给杨丽坤做了一件直统统的棉大衣。
很快，我们带着省卫生局的介绍信，愉快地踏上了归途。
旅途中，我原担心杨丽坤休息不好会造成病情反复。但是，出乎我的意料，她一路上情绪竟出奇的好，常常从中铺爬下来兴致勃勃地同我聊天。
“凤楼，明明该四岁了吧？”
“是，个子不小，挺淘气。我离家的时候已有这么高了。”我说着用手比划了一下。
“在昆明时，你不对我说过明明很懂事么？”
“我说他们淘气，可没说他们不懂事。”
“他们小时候好玩吗？”
“两个都剃着光头，长得一模一样，很有趣。”
“那么，说些事情来听听嘛！”
杨丽坤一提，我便不假思索地说了起来：
“有一次，我从南京出差回来，路上淋着了大雨，第二天就发高烧了。我记得明明那时才两岁半，他们也不闹着玩了。我睡在床上，他们一声不吭地站在我床边，两双小眼睛扑楞扑楞地盯着我看，不时地拿饼干往我嘴里塞，脸上的表情显得很难过，像是在分担我的病痛似的。”
我说着看了看杨丽坤，她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见我停了下来，又催我说下去。
“凤楼，这几年让你受苦了。”杨丽坤突然冒出一句。
“你更受苦了，小九。”我接着说。
“呜……”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我朝窗外望去，天空湛蓝湛蓝的。因为列车在转弯，我看到了车头烟囱里冒出的浓烟，但是刹那时，浓烟便溶人了无垠的蓝天，消逝得无影无踪。
03
回到家时，明明兄弟俩正在家里互相追逐着玩，杨丽坤一见到明明两兄弟，眼角上便挂起了微笑。而两个明明却含羞躲在一边，四只小眼睛瞪着，瞅着他们实际上还未见到过的母亲。
“明明！”杨丽坤叫道，“明明过来，让妈妈亲一亲。”
杨丽坤一手搂住一个明明，把两个小家伙紧紧地抱在怀里。
“叫妈妈。”我对大明小明说。
两个小家伙低着头，先是不吭声，隔了一会羞答答地叫道：“妈——妈！”一声“妈妈”使杨丽坤那端庄的脸庞挂满了泪水……
大概是出于一种母子天生的血缘关系，大明小明很快就不认生了。他们亲热地围在杨丽坤的身边，同她说这说那，有时会把杨丽坤逗得笑出声来。小屋子里重又充满生机，一家人终于团聚一起。
几天后，我持着云南省卫生局的介绍信去上海精神病院联络杨丽坤的住院事宜，答曰：“没床位。”我见杨丽坤的精神状态尚可，心里并没有一种让她住院的紧迫感。另外，共同的生活和“幻听”的交流，我对她的病情已了如指掌。我特别发觉，她后半夜的睡眠如何，对她一天的生活有着极大的关系。于是，有时发觉她情绪有波动，我便在临睡前大量饮水。这样，夜间起来去卫生间，便可观察一下她眼睛闭着时的状态和呼吸的深浅，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调剂用药的剂量。再加上我阅读了一些有关精神病学的书籍，无形中积累了不少医学知识，既然住不进院，我便自己给杨丽坤开起中药处方来。出乎我的意料，一连几个月，她的“幻听”竟控制住了，病情也没有恶化。
一天，汪习麟老师来到我家。他见了杨丽坤后，皱着眉头，好长时间没说一句话。
“我们出去走走吧。”他最后提议说。
我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人民大道。这个曾经是各路“英雄”慷慨陈词的“革命舞台”，如今除了那些旗杆和主席台能够勾起人们断断续续的回忆和联想之外，已见不到“大革命”的痕迹了。
“我给你写篇文章到报上呼吁一下。”汪老师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汪老师向我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后，没几天就写成了一份材料。材料写了杨丽坤的过去和现在，特别点了眼前无法治疗的困难处境。这篇材料送到《解放日报》后，由汪老师熟识的老编辑转给了文艺部的张曙同志。张曙随即根据汪老师的材料写了一篇“内参”。
市委领导看到“内参”后，对杨丽坤的情况极为关怀，立即批示卫生局认真处理杨丽坤的治疗问题，卫生局又将此精神批转到精神病院，医院领导随即通知住院处，住院处像上了发条的玩具小鸡，顿时转动起来。在我又去住院处探询杨丽坤的住院问题时，得到的答复是：“明天下午两点之前，一定要将杨丽坤送到医院。”那口气像是家属不愿让病人住院似的。当时，我还不知道市委领导已对此作了批示。
04
1978年4月，杨丽坤住进了上海精神病院。医院领导对她的治疗问题十分重视和关心，还特地成立了一个医疗小组。院方的专家夏院长和严院长更是在百忙中多次为杨丽坤组织会诊。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杨丽坤的健康得到迅速恢复。
1978年9月的一天，在去医院探望杨丽坤的途中，我见许多人围在一个读报栏前。待我走进时，一条醒目的标题立即映人眼帘-----《阿诗玛，你在哪里？》，我猛地挤进人群，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细看了两遍。
《人民日报》刊登荒煤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这篇文章使杨丽坤的遭遇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关注
“小九，”我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到医院就嚷开了，“今天的《人民日报》上有荒煤写的文章，好几个地方提到了你。”
“是吗？”杨丽坤因为太兴奋了，显得有点将信将疑。
我赶忙到医生那里借了《人民日报》，给杨丽坤念了起来：
“……影片受到林彪、 ‘四人帮’的迫害，一直没有上映。我支持过这部影片， 但影片摄成后，我已离开电影界，我没有看到这部影片。
扮演阿诗玛的青年彝族演员，是云南省歌舞团演员杨丽坤，主演过《五朵金花》，曾跟随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过，也是受到周总理亲切关怀的青年演员。……总理后来听说又选她担任《阿诗玛》的主角时，特地打电话来问她的普通话是否有进步。”
杨丽坤听不下去了，对我摆摆手，示意我别念下去。她紧抿着嘴，嘴角微微地抽动着，看得出是在强忍内心的悲痛和哀伤：
“这几年，就是病着，我也常常想起周总理。总理逝世时，我正病得很厉害。听到这个不幸消息后，我的心像是被什么尖利的东西戳穿了，耳朵里的‘幻听’也一下没有了。我用被子捂着脸痛哭了一场，然后找了一根绳子就想自杀。我找不到地方挂绳子，于是就把绳子往窗格上吊。这时，窗外有人注意到了我的举动。好几个人在不远的地方注视着我。‘幻听’一下又‘嗡’地响了起来，我就抽下绳子睡觉了。”
待杨丽坤平静下来后，我又继续往下读：
“……我为扮演阿诗玛这个演员受到迫害的命运感到痛心。我在看影片过程中流了泪。我至今仍不能忘记，在她化作回声，最后出现在石林中的形象时，她那明亮的眼睛里确实流露着一种欢乐与忧伤交集的眼光。
回忆使我感到疲倦，我闭上眼睛朦胧入睡了，但是，在耳边还似乎听到影片开始时阿黑焦急的呼喊声：
‘阿诗玛，你在哪里？’
同时，却也听见阿诗玛在回答我：
‘你们来叫我，我就应声回答！’”
杨丽坤忍不住了，轻声地硬咽起来。
因为荒煤同志的这篇文章，杨丽坤的问题很快受到了全国的关注，人民来信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飞到了上海。继后，《解放日报》又登载了张曙、汪习麟合写的 《阿诗玛就在我们身边》一文。杨丽坤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无微不至关怀。
79年文化部黄镇部长接见杨丽坤和三藏
右2. 陈荒煤 原文化部副部长，我国电影理论权威
刘琼导演代表上影厂看望杨丽坤
05
一天下午，我在给明明煮牛奶，两只手里各拿了一只鸡蛋，正欲往牛奶里打，门外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我母亲刚把门打开， 一个粗实的妇女的声音随即飞了进来：“感谢党中央，你们双胞胎的户口批下来了！”我一看是里弄的治保委员童阿姨，她是特地跑来给我们报这个喜讯的。我一下竟高兴得怔住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童阿姨走后，我立即闻到了牛奶的糊味，跑到炉边一看，小锅里的牛奶差不多已溢完了，再一看手，鸡蛋已被我捏得粉碎，双手沾满了蛋清和蛋黄。
此后，喜讯便接踵而至：三中全会以后，云南省最大的冤案得到了昭雪，杨丽坤的二姐、二姐夫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二姐夫后被任命为云南省最高检察院的总检察长。在省委领导的指示下， 新任歌舞团团长老张同志带着两名老团员，从昆明赶到上海为杨丽坤宣布彻底平反的决定。在文化部、云南省委和上海市委的关心下，杨丽坤调人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我亦从广东调回上海。电影局、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领导陆续探望杨丽坤，勉励她安心治病、养病，病愈后继续为人民努力工作……
时新任省歌舞团团长张维先生率部分团员来上海看望杨丽坤，并当面宣读“平反”决定
杨丽坤和以前的老同事亲切交谈
杨丽坤的健康迅速恢复，1978年11月终于出院。不久，我们又分到了一套新房。我同杨丽坤站在阳台上向四周眺望。万里晴空，半天晚霞。多美的夕阳！
“凤楼，你不也喜欢诗歌么？”杨丽坤突然说，“作首诗来听听。”
“好，写就写几句。”我嘴里说着，心闸却陡地被冲开，往事一古脑儿涌向心头。呵，往事！这十几年的坎坷不幸，有了灵感和启迪，于是写道：
往事像落日映照的河面，
我拣闪光的珍藏在心中。
杨丽坤一听就咯咯地笑了起来。她那温柔的体态，甜润的嗓音，舒展的表情，同她身后的晚霞一样的动人。我第一次见她笑得这么甜。而我们新的生活，虽还有尚待克服的困难，却就在这甜蜜的笑声中开始了。
（全文完）
原文连载：今日三藏微信公众号 特此向图文原作者致以敬意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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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诗玛（阿诗玛文化与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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