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救灾]叶宏：对地震孤儿救助的人类学思考
距汶川大地震爆发已有近一个月，国内外的注意力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到对灾害遗孤的关注上来。无论是民政部门的热线还是互联网，已经有大量的单位、团体和个人表示出对孤儿收养的极大热情。虽然民政部门对于地震灾区孤儿的认定还有些时日，但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了有关收养、助养等的前期工作，孤儿们终将被带离家乡似乎已成了不争的事实。那么，灾区的孩子们有权选择自己的归宿吗？
现状――站在前台的孩子
我们不妨先看看媒体中地震孤儿们的形象：主持人往往这样介绍，“他（她）是大地震中的孤儿，父母双双遇难。地震毁了他（她）的家，但是他（她）很坚强，很少哭……”然后镜头特写舞台上孩子们哭泣的脸，以及在场大人们的唏嘘。就宣传策略来讲，似乎只有展现出孩子们最悲惨的一面，才会获得更多外来的援助。于是，我们不断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地震孤儿被放置在前台。让人担忧的是，这些来源于外界的过度关注，最终将共同完成对“孤儿”角色的建构。按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实践理论，在对大地震实施救助的“场域”中，失去亲人们的孩子们被建构成“孤儿”的社会角色，这种社会角色在不断的前台表演中被强化。随着孩子们面临的各种形式的救助，他们也就逐渐地被灌输进一整套与“孤儿”有关的性情倾向，以适应各种不同的救助模式对他们的角色期待。这种性情倾向较为持久，并很有可能内化为孩子们的“惯习”，让他们从此成为本文化中的另类。
在被建构的过程中，孩子们是无声的。他们有选择的权利吗？谁将决定他们的去向？民众们震耳欲聋的热情早已淹没了孤儿们弱小的声音，他们似乎被罩在一张大的“救助网”里，朦胧地看不到他们的未来。
回顾――唐山大地震的启示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共留下了4204名孤儿。国家先后在河北省邢台市和石家庄市建立了两所育红学校，唐山市也办起71所育红院，共收养了1000多名孤儿。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孤儿由亲属们领养。
有统计显示，在所有人群中，地震对孤儿的影响最大，虽然没有受到身体的伤害，但他们的内心却被永远地改变了。学者王子平等人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000多名孤儿中，早恋孤儿占42.1%，早婚孤儿占已婚孤儿的24.4%。开滦精神卫生中心神经症病区主任于振剑关于“唐山地震对人类身心健康远期影响”的调查研究显示，“失去父母后的自卑、封闭自我、缺乏社交，也降低了他们的社会自信心……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他们在恋爱和婚姻中有自卑情绪，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胆小怕事，女性则显得很柔弱。”另一项名为“唐山地震孤儿21年后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学术研究显示，孤儿之间性别、年龄等的差异会影响他们未来对于工作、家庭、经济、社会和环境等的应激性，而决定其生活质量的仍是孤儿心理状况的“正常化”。
可见，大地震给孤儿们带来最大的创伤主要体现在心理层面，而孤儿彼此之间的个体差异，也将影响他们未来的生活。在孤儿救助问题上的，及时、恰当的决策，对减少孤儿心理问题、增强应激能力、促进心理健康水平将具有重要作用。
隐喻――没有差别的个体
已见的团体和个人，纷纷表示要通过收养、助养的方式，满足孤儿们从生活到教育的不同需要。但是有一点，至今无人提及，那就是如何针对孤儿们的个体差异，提供相应的救助。
处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多数低龄孤儿对地震缺乏较为清晰的记忆和理解，他们更多地需要来自家庭的温暖和父母之爱；步入青少年阶段的孤儿，处于人生观形成的初级阶段，他们的需要较之低龄孤儿更为复杂和全面。性别造成的孤儿之间的差异，也将随孤儿年龄的变化而呈多样化。另外，还有一种差异性不容忽视，那就是孤儿们有对源自既有社区中的“文化”的需要，这是基于人类心理层面上的对自我的认同。
我们不能忘记，随着地震坍塌的不止是水泥钢筋的建筑，还有当地人世代沿袭下来的文化与社会生活。我们更不能忘记，在大地震的重灾区，还存在着一种叫作“羌”的文化。在羌文化中，作为羌族“地方性知识”的习惯法，对于孤儿的抚养有专门的说法：“家族为死者遗孤幼儿指定监管人，履行抚养管教之职，代为保管死者遗产，待孤儿长大后归还本业。”其虽缺少大而化之的规定性，但却在羌文化中具有一定局域的普遍性。因此，社会在救助中，应该尊重当地人的“地方性知识”，而不是妄自作为孤儿们的代言人。
毋庸置疑，人们的关爱是出自善的本性。然而，这种关爱应该是由内而外的，即站在孩子们的立场上。如今，在来自国内外的众多呼声中，孩子们的需要往往建立在大人们想像的基础之上。这些原来属于本社区的孩子，正被慢慢从既有的文化中被剥离出来，裸露在众人的视线中。如果没有正确的决策，灾区的孩子们将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可以被各种势力任意安置的棋子。
未来――家庭还是福利院？
目前，国内对于孤儿救助已有的研究和实践多是由社会工作者们进行，围绕“家庭寄养”和“集中供养”这两种模式展开。
在家庭寄养中，被收养的孩子们固然可以得到较为细致的关爱，是较为理想的救助模式。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知识和条件，很难为孤儿找到合格的后备父母，亲戚们即使愿意收养这些孤儿，其关爱和教育也是良莠不齐；另外，家庭寄养模式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很多地区限于经济原因目前暂不可能进行推广；第三，该模式对“家长”的素质和家庭氛围的要求很高，而这方面建设和专项培训尚需时日；第四，国家政策支持，特别是儿童教育和娱乐体系尚有待完善。
存在于大型福利院中的集体供养，虽然较为方便集中管理和减少歧视，但是儿童得不到照顾者的细致关爱、缺乏照顾者的个别关注，有些甚至会遭受虐待和忽视；其次，孩子们在集中管理机构中要接受行政管理和千篇一律的作息时间，以满足秩序、效益和顺从的需要；第三，这种集中供养模式很少考虑到孤儿们自身文化和心理问题，在集中管理机构中度过童年的孩子，在脱离集体供养之后，很难与主流社会融合。
时至今日，已有的孤儿救助实践、许多有关孤儿救助的法律法规、政策、救助模式等，虽然考虑到对儿童权利的保护，但往往认为他们是没有区别、雷同的一个群体，忽视了由此导致的孤儿的认知力、感情和社会心理方面所特有的差异。针对汶川地震灾区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应探索一种更适应当地的孤儿救助模式。这需要来自政府、学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期待――救助中的人文关怀
民政部表示，在灾区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后，地震灾区孤儿的收养工作将依法开展，使符合法定条件的收养申请人可以依法收养灾区孤儿。在最终的认定数据出来以前，我们还来得及为地震留下的大量孤儿的救助模式进行论证。
站在人类学者的立场，笔者建议，在汶川地震的孤儿救助过程中，充分尊重当地的民俗和社区人民的自主选择，并发挥传统文化对于突发社会问题的协调机制，协助当地人做出更适合灾区遗孤救助的抉择；其次，在灾情严重的地区，尽量在靠近其生存地、并有着类似文化特质的社区，为孤儿找到合适的收养家庭，并由政府部门或其它爱心机构等为收养家庭提供相应的经济保障；最后，对于那些无法找到合适供养家庭的孩子，可集中成立关爱机构，在集中供养的过程中，根据孩子们的个体差异，为他们联系来自原社区或临近社区的“后备父母”，并开设与本民族、本地区文化相关的课程。国家下一步的救助计划应当慎重地从灾区的长远利益出发，兼顾孤儿们的差异性，尊重当地的“地方性知识”，考虑到灾区文化传承的需要，更大地保障孩子们的权利，体现出人文关怀。
(作者为云南大学人类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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