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诺苏德古兹穆格尼
中国正在酝酿政治和教育改革，正在推动文化建设，也正在关注美国重返亚太带来的南海主权博弈。尽管有人不喜欢“民族”这个词，有人甚至要讲“去民族”的发展观，但后现代的时局还是会把“民族”推举成挥之不去的主体主语和主题。当年用“人民”就能好使的许多地方，现在不用上 “民族”就不能给力。
这是因为30年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变成全球经济规模老二，国内城镇人口超过半数。这些都基本改变了中国“以农立国”的老格局。但工业化的中国也不能总靠充当世界工厂、国际旅店和建筑工地来安身立命，因此还要潜心打造文化江山和生态家园。民族，包括整体的中华民族和国内各个民族，就是中国这座文化江山和生态家园的主人。如果没有民族在场，江山和家园就不够温馨，因而就会缺少文化凝聚力、文明感召力和政治影响力。
汉语“民族”一词概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全体国民和国际社会主体的nation，例如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有人要称其为“国族”；二是国内多样的历史文化共同体ethnos即各个民族。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当今中国主流社会喜欢讲“淡化民族意识，强化国民意识”，期待“民族”在国家国族里消亡同化。笔者认为这种把民族当成国家对立面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误读误解。毛泽东知道马克思主义对民族既有平等理念，又有消亡预期，所以他用中国式的简明语言讲了两段话：一段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一段是“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当今中国学界热衷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淡忘了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性。有人还主张去掉居民身份证上的民族标志，以使淡化民族意识。其实这也是一厢情愿：中国居民身份证没标示宗教，但宗教意识近年也不见淡化。其实按照毛泽东讲的“消亡”程序：先是阶级Class，后是国家State，然后才会轮到民族，而且是离国家更近的“国族nation”，而不是“民族ethno”或“Ethnic Group”。毛泽东没有跟着马克思讲宗教消亡，没有跟着斯大林讲语言归一。这是他作为中国人比西方人高明和靠谱的地方。相比之下，那些幻想少数民族在国家和国族之前消亡的人则分明是搞反了程序。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样才能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知止而后有定”。“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在大格局上搞反程序就是“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目前人类还在阶级社会，国家还要长久健在，我们因而不必多想民族消亡，而是要在中国政治改革顶层设计里，按照建国《共同纲领》和《国家宪法》的规定，坚定不移地落实、充实、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共和宪政协商民主的政治文明建设来求取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学界总是忘不了历史上有很多民族消亡，却总是记不住历史上消亡的王朝比民族还多。例如每个民族都看见过改朝换代，但每个国家的执政都还没见过民族消亡在自己手里。还有人认为少数民族把文化之根留住是活受罪，不如痛快地来个一剪没，再用六概俱净的姿态去裸奔现代化。这又有两点不对：一是人类作为文化动物，总要靠着共同体来维持自性和自我；二是自性和自我的根基一旦丧失，发展和现代化就不知“为谁辛苦为谁忙”，生活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中国的人间正道因此还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转变发展方式，包括把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排斥心换成包容性，把看待文化多样性的眼光从“社会发展史”转换成“文化生态学”，让各民族文化在更加宽容宽厚宽松的环境里“各美其美”和“美美与共”。
当今中国社会要推进政治改革和社会建设，还要重申“真善美”的定义：当今世界的“真”就是诚信，包括对农民和少数民族笃信不疑和诚信不欺；“善”就是公平，包括对各民族文化允执厥中不偏不倚；“美”就是多样性，包括让各民族文化的“五色杂陈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小德顺流大德敦厚，此天下之所以为大也”。
多数人至今认为政府和专家学者最能分辨文化的精华糟粕。其实政府和专家学者在“五四”时要废文言文，在大跃进时要废汉字，在文化大革命时要破四旧，现在又要祭孔祭炎黄读古文经史。这说明他们对文化价值也没个恒常定性，因此还是要由各民族自己做选择更可靠。选择的标准就是看文化能否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
我们眼前这部书用鲜活的实例和翔实的解读展现凉山彝族习惯法的社会功能和运行机制。这些案例和解读由凉山州两位彝族诺伙学者亲手收集亲口转述。不仅内容引人入胜，而且还把中国社会政治、语言文化和审美需求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因而堪称匠心独运。
本书作者陈国光教授在中央民族大学教书。他来自凉山州冕宁县的果基家支。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路过凉山时，正是这个家支的头人果基小月丹跟刘伯承元帅在彝海歃血结盟，帮助红军顺利穿越凉山抢渡大渡河，摆脱了10万蒋军围堵，从而避免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悲剧命运。红军渡河前，还给果基家留下一些枪枝和一面“中国工农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这是中国共产党尊重少数民族习俗，模范执行民族政策，取得少数民族支持，取得长征胜利的经典案例。
晚清朝廷也曾面对日俄等列强从海陆两疆瓜分中国的企图。当时的朝廷也曾有过海防塞防之争。但由于它不能“足食、足兵、使民信”，结果就顾此失彼：虽有左宗棠在塞防线上勉力收复新疆，但海防线上还是深度糜烂，直到1894年甲午海战败北，让日本割去了台湾和辽东。目前美国重返亚太重新构筑围堵中国的阵容。中国仍要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体现尊重少数民族、落实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关系，以此来调动中华各民族的语言文化软实力，用于突破美国的围堵。中国新疆、西藏和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在南亚、中亚、西亚都有不低于汉语的影响力。这些都是中国解除外国围堵压力的软实力资源。凉山彝族习惯法也能对中国各地，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创新治理具有如下启示：无论家支还是国家，都要有诺苏德古那样的行为伦理：一是善待自家人并推己及人；二是巧用文化软实力来化解僵局死局，进而把各局面做大、做活、做和。陈教授1985年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留校，长年讲授《现代彝文选》、《彝族文学史》、《彝族文化概论》等课程，发表过《从“西南彝志”看彝族先民的自然观》、《彝族毕摩与占卜》、《“玛木特依”的伦理思想》、《彝族“灵姆撮毕”与“指路经”研究》、《“尔比”对彝族妇女生活方式的规范》、《印度种姓制度与凉山彝族等级制》等多篇论文，还参加过《彝文文献概论》、《彝语基础课程》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等教材和工具书的撰写，且在2000-01年在印度尼赫鲁大学社会学系做过访问学人。他做人严谨庄重与人为善，处处能体现凉山彝族尊者风范。他的家学传统和治学经历，加上巴且日火老师的精诚合作，把凉山彝族习惯法这个高难度课题做得举重若轻。
巴且日伙是笔者和学生在凉山学习彝族历史文化的导师和“保头”。他来自凉山州昭觉县四开乡巴且家支。他1988年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然后回到西昌去做彝语彝学和民族学研究，目前是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2008年，他曾经跟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的陈金全教授联合主编，在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凉山彝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报告》，同时还一直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凉山彝族服饰、色彩、审美、博物馆、三星堆古文字识读和彝族企业家精神方面的论文。他对彝族经书经典用功极深，对艺术美术兴趣极强，又特别注意维护民族平等团结和彝族文化品位，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非常热心。笔者敬重他操守严谨，对学生晚辈一往情深，对同仁同事执礼甚恭，也敢对他眼中的不义不肖之举疾恶如仇。
当今中国互网络发达，读者不难从网站，例如从《彝族人网》上查到凉山州和彝族文化情况。关于凉山彝族习惯法的地理生态和社会文化背景，两位作者在本书“上篇”里做了精要导读。关于本书的叙事特点，笔者觉得它很像白话史诗体，承传了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那种“言议”传统。读者如果把本书跟《凉山彝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报告》并列研读，更能体验主位客位交叉交锋相互映射的效果。笔者作为书稿读者，近期看到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发表在《社会科学》上的“一体多元的族群关系论要：关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想的再思考”一文，因此就想结合凉山彝族习惯法和赵教授的论文题目，向作者和读者汇报如下心得体会：
彝族是中国西南仅次于壮族的三大民族之一。它的地理分布格局、人口规模和自治地方的配置都跟武陵山区的苗族土家族大体相似。由于地形封闭性强，凉山彝族在历史上发展出一种特殊社会形态，概括起来就是“有序而无政府”的宗法社会形态，这又跟西周时代的理念很相近。但凉山彝族历史上没有发展出本民族的集中政权，也没有常规常备的执法武装，只有诺伙家支对习惯法的共识性义务。诺苏德古在这种环境里调解各种冲突争端，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无论难度多大，生活总是需要秩序，各家因而还是需要且能接受德古的调解。需要说明的是：德古的调解也不是能孤立运行，而是要得到其他社会文化机制的支撑。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各家都严格秉持毕摩信仰，所以德古调节争端的每个重大关口，都要请毕摩来主持宗教仪式，目的是把各方鬼神都请来见证，从而使调整的进程大体可以预测，“裁决”也基本能被遵守；二是当地人碰到特别严重的案情时，也能尊重外部权威裁断。这在古代就是土司，在当代就是人民法院。当地人治病的情况与此也相似：寻常病情都在家请毕摩做些仪式。但病情特别严重时，他们也会设法到医院求治。医院再不灵，再把毕摩请来做仪式，总归是多了一种选择。这是凉山彝族的开放实践理性，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多元一体的鲜活表现。
赵旭东教授最近发表的那篇文章表达了一种关切：当前中国学界讨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往往会犯两个毛病：一是多用“社会发展史”的惯性思维，把共时结构性的多元一体理解成历时过程性的“从多元到一体”；二是多对“一体”的价值和前景一往情深，但对“多元”的价值和前景却较少关怀和期待。其实当今中国的“中华民族”一体性既有历史，又有国家宪政制度、武装力量和现代世界体系下的国际条约保障，可谓万无一失。相比之下，倒是作为中华民族内部的创新基础的地方、民族、民俗和民间的社会文化多样性，目前正在受到包括国民教育在内的各种体制、机制、意志和趋势的削弱，其前景特别堪忧。赵教授因此建议学界多考虑“一体多元”的问题。笔者认为旭东教授的主张，无论是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建设，都有重大意义。笔者的序言因而就选了这个题目。
最后要说明的是：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是国家教育部和国家民委共建在本校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笔者自2008年10月一面有民族学社会学学院教书，一面在这里供职做研究。中心具有研究少数民族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生态家园建设，同时分析吸收世界民族政策理念和动态的使命，所以要开辟“边疆发展.文化家园建设书系”，利用基地的条件，展现前沿研究成果。由于《凉山彝族习惯法解决争端案例》的内容鲜活、政策性强、且可性读高，所以我们把它选做这个书系的第一部。希望各民族学者大力提携积极供稿，使得它的活力越来越大，也使中国各民族具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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