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的边地逻辑——基于云南省富宁县边境地区汉彝同村共寨现象的考察
摘要：中国境内"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奠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客观条件。同时，如何在普遍性的客观条件下，找寻相关经典跨族群关系建构中的历史演变特征、规律，进而在学理上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的历史逻辑问题，应为当前学界迫切需要开展的一项重大课题。再则，普遍性特征的背后，往往是"点"与"面"的衔接性，是"边缘"与"中心"的整体契合性。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彰显，既需要内地中心普遍案例的量化支撑，还需要边地社会经典样本的质性论证。可以说，边地社会样本的客观存在，方能直接印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普遍性存在。在此背景下，云南省富宁县边境地区普遍客观存在的汉彝同村共寨现象，不仅在跨族群关系建构层面提供了混融共生这一内在共同体意识的形象学理载体，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地社会的客观存在提供了现实实践层面的厚重支撑。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边地；混融共生；富宁县；同村共寨
“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在中国学界使用。 这其中，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其《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较早使用了该词语。[1]20 世纪 80 -90 年代，黎澍[2]、何叔涛[3]、周维衍[4]、贺国安[5]、欧潮泉[6]等先生分别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形成和范围展开了热烈商榷争论，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度成为当时学界探讨与争论的热点学术话题。 此后，国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成果更是赓续不断，硕果层出。 另，十九大明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报告，专门使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词[7]，将学术理念正式引入国家意识形态理念层面，进一步推动了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热潮。 因之，截至2019年10 月2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下述简称《意见》)[8]之前，已有三本专著专门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模式[9]、区域经验[10]和跨省区交界地带的实证案例问题[11]；另，通过中国知网主题搜索显示，经过数据库筛选，截至2020 年 12 月 20 日晚22∶08，初略搜索各类“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主题文章(包括期刊文章、报纸文章、硕博论文文章、集刊文章等)，词条达1764 条，精选后达759 条；初略搜索“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词条达492 条，精选后的达295条。 时间分布层面，粗略搜索显示，2019 年819条，2018 年 441 条，2017 年 231 条，2016 年 116条，2015 年 106 条，2014 年 57 条，2013 年 23条，2012 年 23 条，2011 年 25 条，2010 年 10 条，2009 年 8 条，2008 年 16 条。 这其中，2008 年 -2019 年间呈急剧快速增长趋势，特别是2015 -2019 年间，呈现翻倍递增趋势。 而2019 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后，2020 年相关主题词词条达917 条，更为凸显的是，2021 年网络首发的文章已经显示3 条。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目前已成为社会各界(如学术界、宣传媒体界)积极探讨的热点话题，也将继续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学术界不得不关注的重大现实课题。
然则，就目前大量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讨的各类著作、论文、硕博论文和报纸文章成果中，无论是基于现实逻辑、社会逻辑，还是从历史逻辑层面展开的讨论，学术界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为理论建构性为主，如:彭南生[12]、青觉等[13]、孔亭等[14]、郝时远[15]、石硕[16]、何明等[17]、纳日碧力戈[18]、高永久[19]和李静[20]等人的研究；媒体文章主要体现为大宏观宣传性为多，如:崔成男[21]、哈正利[22]、徐贵相[23]、次仁旺姆[24]、国家民委监督检查司[25]、尼玛卓玛[26]和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27]等的文章，大多缺乏从具体经典个案或者区域个案层面加以实证。 同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积极作为以彰显顶层设计功能，需要相关著名学者亲力论证阐释以体现学术理性认知，还需要民间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以透视普遍性共识，即地域分布“点”与“面”的衔接性和“边缘”与“中心”的整体契合性问题。 因此，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普遍性，必须要有中国版图中的边地逻辑融入，由此才能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中国内地的主流形态，更是边地社会的民心所向。 然则，目前国内各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探讨成果，特别是对边地社会逻辑融入问题的探讨成果显得十分缺乏和薄弱。
尤为重要的是，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定位和布局的云南省，既有打造“民族团结示范区”的国家政治定位使命，还普遍存在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客观条件。 这其中，民族团结之花不仅开遍云岭大地，跨族群同村共寨形态也遍及整个云南边地社会。 诸如，20 世纪50 年代初期，滇西南地区各民族自觉地树立起了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块民族团结碑[28]，使得“宾弄赛嗨”[29]的跨族群混融共生理念，目前仍旧深入普思边地人心。 因之，专门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层面，聚焦云南省边地社会的共同体形态，从经典案例层面融入边地共同体逻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经典云南边地支撑材料，讲好边地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可谓必需而必要。
再则，就本研究聚焦的具体对象，即富宁县边境地区汉彝同村共寨现象来说，虽然笔者前期相关研究成果[30-33]，分别以本地人的身份对该地带相关族群的基本情况、跨国婚姻、乡村振兴和边民跨国界流动等问题展开了系统追踪与长时期关注，但亦未就该地带普遍存在的汉彝同村共寨现象展开必要的边地理论解读。 因此，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客观需求的背景下，笔者特以边塞家乡地区普遍存在的跨族群同村共寨现象为具体实证案例嵌入视角，为印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性和普遍性客观存在问题，提供一种边地逻辑方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提供理论和经典案例层面的契合性支撑论据。
一、边地社会：富宁县沿边地区的多元族群混杂形态
富宁县作为云南省25 个边境县之一，在地缘形态层面，集聚了边地社会的一切特征。 而作为富宁县唯一抵边的两个乡镇——木央镇和田蓬镇，进一步诠释了作为普遍性存在的边塞场域。 这种场域，除了典型的边域外在特征外，内在构成中的多元族群混杂社会形态，更是生动地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态的边地逻辑。就多元族群混杂的历史性场景记录而言，明清文献《明实录》和《清实录》，以及一些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均记载了大量有关“汉夷”或“夷汉”杂处历史案例。 这种历史上的汉夷混杂相处现象，被美国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历史学者C． Pat Giersch 专门使用“混杂的人群(A Motley Throng)”来加以形容[34]。 具体到富宁县沿边地区，虽然有关该地区汉夷杂处现象直接记载的材料不多，但就其在行政区划上的属性来说，即归属于元朝时的广南路，明清时期的广南府，亦有迹可循。 据清代《广南府志》记载，元朝时的广南地区亦是族群混杂，主要有诸如白黑沙人、普喇、普央、白黑猓猡、鲁兀猓猡、来子、普歹等九种族群。 至明清时广南地区主要有侬人、沙人、花土獠、白土獠、黑沙人、白沙人、白猓猡、黑猓猡、黑普腊、白獛喇、花獛喇、猺人、摆夷、僰人等十余种族群。[35]48-49
又，民国《广南县志》形象地概括了广南府族群的分布特征，即在民国之前的两三百年前，广南的汉人比较稀少。 那个时候，分布于广南东西南北四方的人群，“附郭及西乡多农人(侬人)，南乡多猓猡(倮倮)，北乡多沙人”[36]414，进而形成侬人分布于街道和西部地区，倮倮分布于南部地区，沙人分布于北部地区，而侬人、倮倮和沙人构成了广南府地区最基本的族群分布格局。
再，时至当下，曾属于广南府的富宁县边境地区，主要分布着六种民族，即汉族、苗族、彝族、瑶族、壮族和仡佬族，集聚了富宁县的所有种类。 按照乡镇民族分布情形，木央镇分布着汉族、苗族、彝族、瑶族、壮族和仡佬族六种民族，系富宁县所有乡镇中民族种类最多、最齐全的乡镇；田蓬镇分布着汉族、苗族、彝族、壮族和瑶族五种民族，亦属于富宁县民族种类较多的乡镇之一。 富宁县边境乡镇木央镇和田蓬镇多民族格局的客观存在，使得该地区多种民族混杂居住现象十分普遍，大多数村寨均是两个或者多个民族混杂居住。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木央镇和田蓬镇目前虽然均和越南接壤，但直接接壤的地带仍是两个乡镇2006 年未合并睦伦乡和郎恒乡之前的地区，包括的村委会数量目前仍然一致，即曾经木央乡下辖的11 个村公所转变为11 个村委会，田蓬镇曾经下辖的11 个办事处转变为11 个村委会，数量和管辖范围、管辖区民族分布格局和村落格局大体不变。
其一，民族分布格局方面。 根据20 世纪80年代末90 年代初统计情况，当时靠近越南的木央乡(未合并睦伦乡之前情况)有村公所总数11个，目前11 个村公所变为11 个村委会。 其中，汉族分布的村公所(村委会)有10 个(即木贵、木央、大坪、木杠、木匠、木寒、木思、上寨、木树、木令)，苗族分布的村公所(村委会)10 个(木贵、木央、大坪、木杠、普阳、木匠、木寒、木思、上寨、木令)，彝族分布的村公所(村委会)11 个(即木贵、木央、大坪、木杠、普阳、木匠、木寒、木思、上寨、木树、木令)，瑶族分布的村公所(村委会)8 个(木央、大坪、木杠、木寒、木思、上寨、木树、木令)，壮族分布的村公所(村委会)3 个(木贵、木杠、普阳)，仡佬族分布的村公所(村委会)1 个(木杠)；当时靠近越南的田蓬镇(未合并郎恒乡之前情况)有村公所总数11 个，目前11 个村公所变为11 个村委会。 其中，汉族分布于11个村公所(村委会)(田蓬、木桌、下寨、下平寨、金竹坪、大坪子、龙哈、庙坝、龙修、碗厂、中厂)，彝族分布于8 个村公所(村委会)(即木桌、下寨、大坪子、龙哈、庙坝、田蓬、龙修、碗厂)，苗族分布于6 个村公所(村委会)(木桌、田蓬、下寨、大坪子、龙哈、碗厂)，瑶族分布于1 个村公所(村委会)(下寨)，壮族分布于2 个村公所(村委会)(中厂、下寨)。[37]9
其二，民族村落格局方面。 根据20 世纪90年代初统计，当时木央乡有村落232 个，其中汉族村落67 个，苗族村落66 个，瑶族村落49 个，彝族村落17 个，壮族4 个，仡佬族村落1 个，多民族杂居村落29 个；当时田蓬镇有村落263 个，汉族村落197 个，壮族村落21 个，苗族村落19个，彝族村落14 个，瑶族村落1 个，多民族杂居村落 11 个。[37]9
其三，民族人口格局层面。 当时木央乡有总人口27700 人，其中汉族人口11228 人(约占总人口的40．53%)，苗族人口 7145 人(约占总人口的25．79%)，瑶 族 人 口 4152 人 (约 占 总 人 口 的14．99%)，彝 族 人 口 3454 人 (约 占 总 人 口 的12．47%)，壮 族 人 口 1600 人 (约 占 总 人 口 的5．78%)，仡 佬 族 人 口 115 人 (约 占 总 人 口 的0．42%)，所有少数民族人口约占该乡总人口的59．47%；当时田蓬镇有总人口31989 人，汉族人口24850 人(约占总人口的77．68%)，苗族人口2660人(约占总人口的8．31%)，壮族人口2397 人(约占总人口的 7．49%)，彝族人口 1653 人(5．17%)，瑶族人口408 人(约占总人口的1．28%)，所有少数民族人口约占该镇总人口的22．32%。[37]9
从上述20 世纪90 年代初木央乡和田蓬镇民族分布、民族村落格局和民族人口格局不难看出，该地带不仅是多元民族混杂区，更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还是民族杂居村落集中分布区。这种集中性体现在，无论是木央乡，还是田蓬镇，其下辖之村公所，没有任何一个为单独民族居住区，均为两种或者多种民族混杂区。 聚焦到自然村落层面，体现得更为明显，即在当时木央乡232 个自然村落中，多民族杂居村落有29个，占总村落比例的12．5%，即该地区每10 个村落里面，便有1 -2 自然村落为多民族杂居村落。 即使是汉族分布较为集中的田蓬镇，当时汉族人口约占该镇总人口的77．7%，亦在其263个村落里面，有11 个村落属于多民族杂居村，约占总村落比例的4．2%。
截至2020 年，木央镇曾经辖区的自然村落数量大体不变，但各民族杂居村落数量增多。曾经两个相距较近的不同民族村落，即相距500-1000 米以内的村落，由于彼此间的土地相连，因此新增加的房屋建筑经过30 余年的扩展，大多已经串联成一个混杂片区，形成同村共寨格局。 如，木央镇木贵村委会的前进汉族村落和岩脚彝族村落，曾经间距500 米，如今由于两个村落房屋扩建，间距已经缩短到300 米；木央镇大坪村委会坪子汉族村落、堡上苗族村落、木桑彝族村落，曾经三个村落间的三角形间距为500左右，目前三个村落几乎连成一片；木央镇木杠村委会木亩汉族村落、小木相彝族村落和当门苗族村落，曾经间距超过500 米，目前由于村落房屋扩建，已经大体连成一片。 又如，田蓬镇木桌村委会木桌彝族村落、陈家汉族村落和青杠林汉族村落，曾经相距500 米开外，目前因为村落房屋扩建，亦连成一片。 总之，多元族群混杂形成同村共寨格局，目前已经成为富宁县边境地区边地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相处形态。
就杂居村落的民族格局来看，木央镇地区的杂居村落主要有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杂居两大类，具体分类又有汉苗杂居、汉彝杂居、苗瑶杂居、苗彝杂居、汉苗彝杂居、汉彝苗瑶杂居、汉彝仡佬杂居等类型；田蓬镇的杂居村落亦主要涉及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杂居两大类，具体分类主要为汉苗杂居、汉彝杂居、汉壮杂居四类。 然则，在木央镇和田蓬镇普遍存在的跨族群杂居村落中，或者称之为跨族群同村共寨格局中，有一种特殊的混杂形态尤其值得关注，即普遍性存在的汉彝同村共寨现象。
二、同村共寨：富宁县沿边地区汉彝混杂的基本格局
多民族混杂居住的同村共寨形态构成了目前富宁县沿边地区的基本村落分布格局，但在众多民族杂居村落中，汉彝混杂居住，形成普遍性的同村共寨现象，尤其具有人类学视野下的研究价值，更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边地逻辑性提供了活态案例支撑。 富宁县沿边地区，自元明清到民国时期，在行政区划上，均属广南路和广南府管辖，具体历史行政归属为普梅汛。 因此，该地区普遍存在的汉彝混杂居住的同村共寨格局，亦有一定的历史痕迹可考。根据相关史料和调查材料显示，富宁县沿边地区汉彝同村共寨格局的形成，经历了“倮人的世界”和“外来的汉人”两个演变过程。
(一)倮人的世界
据道光《广南府志》和民国《广南县志》载，该地区为广南府的南乡，因之历史上的主要族群一直是普喇、普央、白黑猓猡、鲁兀猓猡、白猓猡、黑猓猡、黑普腊、白獛喇、花獛喇等种彝族[35]48-49，即新中国成立后被划入彝族的倮倮族系。 可以说，虽然目前该地区的彝族倮倮族系在村落和人口数量方面，已经被汉族和苗族超越，但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彝族倮倮族系构成了富宁县沿边地区的主体族群形态。
至于该地区彝族倮倮族系的由来，目前相关研究较少，但作为西南地区最长少数民族史诗之一——《铜鼓王》的拥有者，该地区彝族倮支系的源流亦有迹可循。 据《铜鼓王》史诗透视，该地区的各类彝族倮支系，包括白倮、花倮、黑倮、红倮、高白倮和高裤脚倮等，其祖先源流应该是远古的氐羌族群，秦汉时期“西南夷”中的“昆明人”，其具体历史称呼演变轨迹为罗罗——昆明人——摩西蛮——越析诏——昆明——罗罗。[38]就此，相关支系的迁徙口碑亦留下了一定的村落格局主线。 就其历史迁徙过程，如，富宁县龙洋地区高白彝的《铜鼓歌》载:“官府和土司，撵我彝人跑。 多数去普梅，少数去了交(趾)。”[37]409白倮和红倮认为:“我们祖先曾在四川邛都，后到贵州乌蒙和本省大理、昆明一带繁衍生息，因战乱才向文山方向迁移，曾在天生桥、攀枝花一带落居，后又被追赶，才搬来富宁、木央、木思地区定居。”[37]370高裤脚白倮认为:“我们是孟获部队，诸葛亮平南时，孟获战败，部分官兵邀约家属逃走，互不相约。 路过广南黑支果(明清时属普梅汛辖区)时，用刀砍下芭蕉树作路标，意示先来者。 因此，陆续有人跟来，有的留住木央、田蓬一带，有的到富宁河谷地带。”[37]370花倮说:“我们是从黑龙江来的，先至贵州后到广南董那孟居住，和壮族相处，后因侬高(壮族侬智高)天子反皇失败，我们才和壮族被迫东逃西散，我们才到田蓬地方来，原来和壮族是两兄弟。 现在龙洋的高裤脚白彝也住在田蓬这边的。 后来为号地互相争议，他们是结草为号，我们是埋石为号，结果，火烧山把他们所结的草烧光，争议起来无证据，得地太少，才迁到龙洋那边去。”[37]370
另，广西那坡县者祥屯和达腊屯的彝族口碑亦印证了相关事实。 者祥屯的苏亚留老人说:传说我们的老祖宗原先在云南的木里；也有老人讲者祥的老一辈是从云南的木央来，由于出现纠纷，住不下去就迁出来。 者祥彝族的迁徙路线，老人的一种说法是:最初是从云南的文山，迁到今富宁县的里达公社下木桂，时间大约在乾隆年间；后于光绪年间来到镇边(今那坡)，最后才居住在者祥这里。 达腊屯老人黎光明(摩公①，当过小学老师)说，我们的祖先是从云南普天迁来的，从普天出发，经过普梅、拉杆、拉常、拉文、上野、下野、郎恒、马拔、镇安府，最后才到达腊定居。[39]51②
再，彝族《铜鼓歌》则较完整地记录了富宁县沿边地区彝族倮支系的由来。 据富宁县龙洋地区民委彝族干部李正文提供的《铜鼓歌》歌词资料显示:
开荒来种地，土地也肥沃。 饮水来种田，田地长禾苗。 都梦落了户，得过好生活。 人心刚安定，继而遭兵祸。 再次大搬家，流离又失所。从西往东来，最后到特磨。 进入普腊地，到处长苞芽。 (注：“普腊”，今富宁县城)普腊土地肥，土黑又松泡。 开田又种地，不怕苦与劳。 辛勤来劳动，庄稼长不错。 谷穗像马尾，苞谷像牛角。 棉桃像拳头，绽花一朵朵。 长势太喜人，个个乐心窝。 彝家庆丰收，都把铜鼓敲。 改朝又换代，皇帝换几个。 直到宋灭唐，再次遭兵祸。彝家受排挤，重又受煎熬。 官家逼皇粮，捐税如牛毛。 越人和罗罗，日子都难过。 罗罗和越人，共同反宋朝。 结果都失败，东藏又西逃。 官府和土司，撵我彝人跑。 多数去普梅，少数去了交(趾)。各走各的路，各逃各生活。 彝家四兄弟，人称“四大炮”。 兄弟又分支，分别各在各。[37]408-409
上述歌词显示，彝族倮支系最迟在宋朝期间就已定居到曾经的普梅地区，即现在的富宁县沿边地区，并形成部落。 部落名分别为蒙彭、蒙尤、蒙信，各有区域。 蒙彭即高裤脚白彝部落，简称高白彝；蒙尤即花彝部落；蒙信即黑彝部落。 另外，约在清初，该地区彝族各支系因号地而出现纷争，甚至械斗，致使高白彝全部从木央、田蓬一带向东迁入木腊、龙洋地区。[37]370-371同时，由于彝族倮支系为最早定居的土著，因之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特别是清朝中后期之前，他们均是富宁县沿边地区的主体族群。
(二)外来的汉人
对于富宁县沿边地区的汉人的由来，笔者曾有专门文章作过较为详细的考证。[40]在目前该地区汉人的历史源流构成中，来源主要有守卡绿营兵、咸同变乱难民和商人三类。 来源年代，虽然道光《广南府志》《民国广南县志》《富宁县志》和《富宁县民族志》都强调，最早进入该地区的汉人为北宋时期的狄青南征侬智高带来的“狄家军”，但由于历史较久远，大多被当地土著所同化，因之留下痕迹较少。 该地区外来汉人的记忆，多为明清痕迹。 就此，《富宁县民族志》言及:
广南卫所辖的广南、富宁之军屯，主要屯聚在里达、睦伦、木央、田蓬、郎恒沿边国境线上(注：四地几乎都处于清朝普梅汛辖区内)，就地屯田戍守，不许逃军。 到了明朝后期，军屯渐变，军户有的就地定居，有的迁来归朝、洞波地区。 如永乐初年曾调广南卫的一些军队去戍守交趾(今越南北方)，后来又命令原属广南的军队撤归。 已故卫军孙彬的儿子，想和一些江南同乡从海道返回原籍老家，但他的母亲谢氏立即阻止说：“你父原隶广南军籍，你逃归，勾牒必至。”儿子只好就地落籍。[37]172
再则，虽然明朝镇守云南的“沐家军”多次深入该地区开展镇边平叛工作，留下一定数量的汉人群体，但他们也不是当地汉人构成的主流。 就此，方国瑜先生的研究提及，即使明朝已经在广南府地区设置哨戍，实行军屯，但介于布防性质的特殊性，特别是明朝哨戍的周期性特点，致使明朝兵防汉族留守广南府地区较少。此中原因，主要是明朝的哨戍大多设在山险道僻之处，又实行“守哨军民一年一换，轮班服役”，加之山区生活条件差，守哨是苦差。 所以，到卫所制度废弛以后，“哨戍虽多，逐渐名存实亡”。 以广南地区为例，“徐霞客滇游日记二载维摩州设五哨，以通广南，每哨拨官军十五名、民兵十五名把守，至晚明已无存者，全省亦大都如此，定居成村落者，只是很少数”。[41]1229所以，该地区的明朝汉族守哨兵士，即使有少数留下，亦最终搬离该地。 虽然明朝汉人军队落地当地的人群较少，或者说可以忽略不计，但清朝大量外来的汉人绿营兵和咸同变乱的汉人难民涌入，则成为了当前当地汉人的主流形态。 据道光《广南府志》载，清道光年间，当地还驻扎了近100 名绿营兵[35]70-71，后来大多形成了汉人村落。 《广南府志》还提到，清朝嘉庆、道光后，湖北、四川、贵州、广东的民户大量流入，即“携挈妻拏，风餐露宿而来，视瘴乡如乐土。 故稽烟户，不止较当年倍蓰”[35]54。 同样，《民国广南县志》亦提及:
清康熙雍正以后，川楚粤赣之汉人来者渐多。 其时，滨之区已无插足余地，商则麇集于市场，农则散于山岭间，垦新地以自殖。 伐木开径，渐成村落。 夷人向汉人索取地租，一户年需租金三钱余。 当时不谓之租金，谓之烧山吃水钱。 此制降至清末，仍存而未废。 ……迨至嘉道已降，黔省农民大量移入。 于时，垦殖之山地数已渐增，所遗者只地瘠水枯之区，尚可容纳多数人口。 黔农无安身之所，分向干瘠之山，辟草莱以立村落，斩荆棘以垦新地，自成系统，不相错集。[36]414-415
(三)汉彝同村共寨格局
虽然富宁县沿边地区曾经的土著主要为彝族倮支系，但随着清朝大量汉人绿营兵和汉人民户大量流入，使得该地区的彝族倮支系和汉人逐渐混杂居住，特别是当大量汉人绿营兵落地成村后，由于相关防守的边塞哨卡均是彝族倮支系居住地，最后汉人村落与倮人村落自然靠近或者共寨。 就笔者调查情况，绿营兵布防地名以“木”或“篾”字开头的地方，汉彝同村共寨尤为突出，形成了“木”或“篾”串联起来的共村同寨现象。 在富宁县沿边地区，大部分地名皆以“木”或“篾”字开头。 如，由西向东延伸，村落名分别有木令、木瓯、木邦、木桑、小木香、木亩、木杠、木袜、木岩、木腮、木贵、大木香、木寒、木匠、大木杠、木兄坪、木冷(睦伦)、木思、木树、木桌等。 以及与“木”字有基础辅音相同的“篾”(方言读音为“mià”或者“mia”)的地名，包括篾那、篾拉、篾沙、篾弄、篾斜等。 其中，木贵的驻地兵防地名哨卡为篾那卡，其系“木”字地名与“篾”字地名的中间交界地带。 而，有“篾”字为开头的地名区，绝大多数为汉族与彝族花倮支系的混融共居村寨；以“木”字开头的地名区，除了木贵和木桌外(因其本身系篾那卡所管辖村寨)，绝大数均是汉族与彝族白倮支系、红倮(又称黑倮或花倮，《富宁县民族志》称之为“红倮”“黑倮”或“花倮”[37]370，较为混淆。 另，国外相关研究称之为“花倮”，即“Flower Yi”[42])支系混融共居的村落。 其中，汉族与红倮支系共居的村落也仅有木桑和木瓯两地。
上述情形，根据富宁县地名调查显示，20 世纪80 年代末，富宁县有村寨2748 寨[43]28，其中冠以“木”或“篾”字地名，分布于西南边境地区，与姓氏村落杂处，清代有20 多条，现有80 多条，多为汉族和彝族村名[50]30，占到全县总村寨数的3%左右，可见该现象之普遍性。 而根据富宁县1990 年的调查显示，全县有彝族村落92 村，占全县总村数的3．36%。 彝族村数中，白彝59村，高白彝13 村，黑彝3 村，花彝14 村，白花彝1 村，汉夷 2 村，分布于 6 个乡镇(注:即木央、田蓬、睦伦、郎恒、里达、板伦。 2006 年乡镇合并，睦伦合并于木央，郎恒合并于田蓬，剩下4 个乡镇。 而板伦的高白彝，亦是清朝初期、中期从普梅地区迁入)，36 个村公所(办事处)。 其中，纯彝村 54 个，和汉、苗、瑶、壮杂居 38 村。[37]371
三、混融共生：富宁县沿边地区汉彝同村共寨的演变逻辑
富宁县沿边地区汉彝同村共寨格局的形成，在历史演变环节，主要体现为清代驻边守卡绿营兵的“落地成村”和咸同变乱汉人移民后入建村两种形式。 而当新村旧寨不断扩建，形成连片性跨民族混杂居住聚落后，跨民族间的相处形态也逐渐走向混融共生，走向共同体模式。
本研究参照相关的改良技术规范文件，综合胶东半岛地区耕地的具体情况，选取pH值、有机质、有效磷（P2O5）、速效钾（K2O）等 8种因子作为胶东半岛地区耕地地力的限制性因素，并划分各限制因子标准（表8），结合各因素统计分析结果（表5和表7），对胶东半岛地区耕地地力等级的限制因素进行分析。
(一)绿营兵和汉人移民紧邻倮人“落地成村”或“同寨共住”
一方面，绿营兵紧邻倮人村寨“落地成村”。清朝康熙以后，大量绿营兵驻防广南府地区，特别是乾隆时期，兵员布防达到了高峰的1100 余名。 边地普梅汛地区的布防绿营兵亦达到上百名的规模，同时亦有百余名的土练协同戍边守卡，因之最后绿营兵“落地成村”之地，大多于哨卡和倮人村落重合。 就此形态，方国瑜先生的研究认为，“清代则招募兵役，多为受压迫流落之穷民，分防汛地、塘房、哨所，年衰退役，而归原籍之念头淡薄，吃粮安家定居为常，故各自垦田立业”，而“凡设汛塘、关哨之处，多成居民聚落”。[41]1229对此，方国瑜先生通过其对丽江地区六汛二十四塘所进行的考察实例而加以印证，即“沿金沙江约三百里，村落分散，汛塘名号沿用至今，民多驻防兵丁后裔，与原住民户错杂而居”“凡设汛地之处为大村落，设塘房之处为小村落。”[41]1230
通过笔者长时期田野调查发现，此绿营兵“落地成村”之典型特征，在富宁县沿边地区同样突出。 以道光时期普梅汛靠近越南的边塞卡哨为例，紧邻彝族红倮支系的木瓯卡驻防之地形成了公棚、烂泥沟、驮田等汉族村寨；近邻彝族红倮支系的南利卡驻防之地形成了坪子汉族村寨；紧邻彝族花倮支系的篾那卡形成了前进、中寨、半坡和田湾等汉族村落；紧邻彝族白倮支系的木央卡驻防之地形成了何麻湾、老房子等汉族村寨等；紧邻彝族花倮支系的竜哈卡形成了田湾、篾沙等汉族村落；紧邻彝族花倮、白倮支系的篾弄卡驻防之地形成了石垭口、朝土、下寨等汉族村寨等。
同时，在该地区绿营兵“落地成村”的过程中，由于他们与当地土练一同戍边守卡，据调查可知，当地之土练大部分系彝族各个支系。 如篾那卡之守卡土练为彝族花倮支系，当地前进方氏家族和中寨田氏家族称他们为“土兵”，其他各哨卡的土练大部分是彝族白倮支系和红倮支系。 这种跨族群兵练间的交流互通，以及绿营兵驻防哨卡与彝族村落重合或者靠近，无疑影响到了普梅地区汉夷同村共寨村落结构布局的演化与形成。
就调查实证而言，即使纯彝族村落亦是和汉族村落相邻或靠近，相互间的距离大多不超过1000 米。 如，纯彝族村寨中的木央村委会大木香村(白彝支系)，其村落离隔壁的汉族村落老房子，直线距离不到100 米；纯彝族村寨中的木贵村委会岩脚村(花彝支系)，其村落离隔壁的汉族村落前进和中寨，直线距离也就400 ～700 米；大坪村委会公棚汉族村落则直接与彝族红倮支系混杂居住，两个民族之间没有距离间隔。
另一方面，清代汉族移民紧邻倮人村寨建村或“同寨共住”。 清朝中后期，当大量贵州汉人移民抵达富宁县边境地区时，大多土地均已经成为土著彝族倮支系和汉人绿营兵的产业，无以为耕，因之部分贵州汉人移民成为了绿营兵汉人家族的长工或者租借彝族倮支系的山地开荒耕种。 在此背景下，后来的贵州汉人移民村落亦大多紧邻彝族倮支系或者直接“同寨共住”。 如，木央镇木杠村委会木岩寨、丁家坡寨、新寨、小木相的汉族与彝族白倮支系共住一村；木央镇木央村委会老街、老寨的汉族与彝族白倮支系共住一村；木央镇木匠村委会木匠村的汉族与彝族白倮支系共住一村；田蓬镇下寨村委会下寨村的汉族与彝族白倮支系共住一村等。
(二)同村共寨下的汉彝混融共生形态
在清朝绿营兵和汉人移民紧邻倮人“落地成村”或“同寨共住”的历史村落演变逻辑下，该地区的汉彝村落，即使没有共寨，但也绝大多数同村，均在同一块相邻的地域上和睦相处。 而同村共寨共享地域前提的搭建，亦为当地汉彝间实现混融共生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地域社会认同基础。 具体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村落利益共同维护。 汉彝共寨村落的形成，使他们在认同上大多是村落认同高于族群认同。 即由于共享村寨的客观形态组合，致使他们之间的简单利益大多和村寨地域挂钩，形成村寨利益共生链条，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族群认同，磨合了跨族群间共寨而族群不同的间隙，强化了彼此间一致对外的合作性。如，当地若是出现利益纠纷时，混杂民族村落的人群大多都会以本村利益为重，不会考虑我是什么族，而是先在乎我是什么村。 因此，我们村的利益不容他们村侵犯，虽然他们村的族群也许和我们村的族群同类，但亦会以本村跨族群间的整体利益为重，即当地所俗称的“村委会利益”和“生产队利益”。
其次，汉彝跨族群文化共享。 汉彝同村共寨村落的存在，使他们彼此共享相互间的跨族群文化，谈不上你同化我，或者我同化你，而是彼此间的你情我愿，特别是语言和通用宗教信仰的方面实现自然的交融与共通。 如语言方面，当地大部分汉彝同村共寨的汉族皆通晓彝语，而且当地汉语方言中亦混入了一定数量的彝语词汇，从而在语言交流上使得相互间为了方便沟通而自然折中；宗教信仰方面，如信鬼神仪式中“么(汉语方言读“mao”)公”(该词汇为汉语外来词，当地汉族原始称巫师为端公，也许是受到彝族影响而改称通用的“么公”)和唢呐匠共用现象等，即汉族“么公”可以为彝族驱鬼乃至超度，彝族唢呐匠以可以为汉族吹奏红白喜事曲调等。 而这种宗教或是技能性的风俗文化，族群间大多都可以角色转换，互学互用。
再次，称谓与礼俗共通。 当地同村共寨的汉族与彝族各支系之间，不知从何时开始，便有了彼此间约定俗成的“辈分”排名称谓习俗，而且百年不乱。 汉族哪一辈分对照彝族哪一辈分，泾渭分明。 而在“辈分”排名这一称谓习俗的作用下，致使同村共寨的汉彝之间，形成了跨族群间的称谓系统，即相互间以“爷”“伯”“叔”“侄”“孙”等称谓根据辈分排名互称。 另，同村共寨的汉彝之间彼此互认“干宝爷”，即互认干爹、干妈的现象也较突出。
最后，互帮互助与节庆共享。 当地共村同寨的汉彝族群间，无论在盖新房，还是从事农业活动，或是办理红白喜事等，多会互帮互助。 在办酒席帮忙方面，不是汉族去帮忙彝族，就是彝族来帮忙汉族。 特别是较小的村落，他们之间在办理红白喜事过程中，多会抱团帮忙。 而在办酒席过程中，彝族还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即第一天办理汉族酒席，第二天才是彝族酒席。 在节庆方面，每逢彝族过节，或者汉族过节，双方间都会互约一起吃饭过节，等。
总之，在同村共寨地域共享的前提下，在共同维护村落利益、跨族群文化共享、称谓与礼俗共通、互帮互助与节庆共享等，多方面的交融共通作用下，该地带的汉彝同村共寨村落逐渐实现了跨族群间的混融共生关系建构，使得混融共生形态成为了汉彝同村共寨格局后的自然演变逻辑。
四、共同体意识：边民社会混融共生案例的经典诠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结构中最为重要的边地，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席位。因此，积极挖掘边塞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层面的经典案例和特色范本，进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塞的铸牢提供边地逻辑层面的范本论据支撑，实为迫切而必要。 在此前提下，云南省富宁县边境地区普遍存在的汉彝同村共寨现象，无疑从客观层面证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地地区铸牢的历史性和可行性，同时通过边民社会混融共生性的特征经典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普遍性。 再则，需要强调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需要内地逻辑的铺陈，更需要边地脉络的点缀。
其一，边民社会的民族混居形态客观孕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富宁县沿边地区，多元民族混杂居住，共享边塞地域，使得多民族杂居村落自然形成，进而从居住地域和居住村落层面奠定了边民社会的民族混居形态。 多民族混居村落的客观存在，反过来推动了混居村落里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使得同村共寨成为当地村落发展走向的必然逻辑和自然选择项。
其二，汉彝同村共寨经典诠释先来后到民族之间的相处之道。 就该地区汉彝之间普遍存在的同村共寨现象来说，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性，即清代外来汉人守边绿营兵“落地成村”的客观使然，但外来汉人移民通过长时期与当地彝族倮支系之间的全方位交往，主动融入倮支系村落，共享村寨地域，无疑经典诠释了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最终走向同村共寨的交融之道。 再则，两百多年的磨合，亦是汉彝同村共寨现象形成的历史演变逻辑。 清代外来汉人绿营兵和彝族倮支系土练之间的协同守边、守卡，共同居住于边塞哨卡周边的自然环境作用力，无疑进一步增强了双方间交往和交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总之，该地区汉彝同村共寨经典案例的普遍存在，无疑为我们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过程中的跨民族混杂历史性、地域性、文化性和社会性，提供了视角层面的切入口。
其三，汉彝混融共生形态演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边地逻辑。 由于历史作用而不断形成的汉彝同村共寨现象，最终在村落利益、跨族群文化共享、称谓与礼俗共通、互帮互助与节庆共享等客观要素的推动下，使得该地带边地社会中的汉族和彝族倮支系，自然形成一种“共住一寨，人分两族”的混融共生形态，进而在边地社会经典地演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逻辑和社会逻辑。 同时，混融共生形态在边地社会的客观存在，也进一步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在边地铸牢，能够在边地社会生根发芽，能够在边地社会继续演绎着属于边塞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逻辑。 诚然，云南省富宁县沿边地区，仅是中华边地之一隅，其在代表性层面的普遍性问题有可能会引起追问和反思，但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只是一隅之见，但该地区汉彝同村共寨格局下产生的混融共生形态，亦能从特殊经典案例层面反衬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的边地逻辑。 然则，至少可以确定的是，与云南省富宁县沿边地区汉彝同村共寨相类的案例，至少在西南边境地区客观存在，如中缅边境普洱段地区存在的“宾弄赛嗨”现象，以及中缅边境地区普遍存在的山地民族立体混杂共生案例等。 总之，云南省富宁县边境地区普遍存在的汉彝同村共寨现象，至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提供了社会层面的活态参考案例，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边地论据层面的客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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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注:摩公，即道公或者端公，与凉山彝族的毕摩相似。
②注:此处记忆应该有误，里达镇下辖的村子中没有下木桂这一地名。 而下木桂应该系木央镇下辖的木贵村委会所属的下木贵。 据木贵的汉族老人和木贵岩脚的花彝老人口传:现在下木贵一带，曾经居住是彝族，具体是高白彝还是白彝不清楚。 而彝族聚居的住址痕迹现在仍存。 下木贵地界处在篾那卡山脚下的河谷地带，曾经地广人稀，原始森林密布。 在此条件下，居住于彝族之上半山腰的壮族(侬族支系)，时常向山下滚动石头，山下的彝族由于害怕而整体迁徙远走，不知去处。 据花彝老人口传，一说去了富宁的板伦，一说到了广西，但不知确切地址。 而本来是彝族的居住地下木贵，也就成了壮族袭居地，该地现在有90 余户壮族居住。
原载：《民族学刊》2022年2期；文字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富宁八角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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