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文书法与《爨宝子碑》的渊源
自彝文字产生的那时开始,彝文书法艺术也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文字的书写自产生之日起就温含有一种艺术元素,这种艺术元素在人们长期的书写应用过程中,被人们美的意识所发现,并将书写者美的意识、思维和文字温含的艺术元素相结合,并应用到文字书写上形成了书写的艺术。彝文书法艺术目前还无法知道在历史上经历了多少个春秋,也不知道与其它民族文字和艺术有多少渊源。但至少说与汉文书法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目前正在探索和研究之中。在这里我把彝文书写和《爨宝子碑》的书写作一个比较分析。
首先说说《爨宝子碑》的历史背景。根据文宗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立于今曲靖的《爨龙颜碑》记载,爨氏的先世本是楚国令君子文之后,班固之裔。后来因种种原因“迁运庸蜀,流薄南入”,并逐渐统治了整个南中的彝区,再后来,又因与彝族通婚而自觉接受彝族文化生活习俗。
爨氏统治南中400年,后称“爨人”。爨氏所统治的居民中,彝族是主体民族。因此,爨氏势力的扩大就是彝族势力的扩大,爨氏势力的发展就是彝族势力的发展。所以,在以后的历史上彝族也称爨人。“爨龙颜碑“刻立于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在清朝乾隆四十三年出土于今曲靖杨旗田,该碑的出土震动了金石书法界蜚声海内外。碑记:东晋咸和八年(公元333年),李雄派李寿率兵攻占南中,李寿被封为“建宁王”;以爨琛为交州刺史;霍彪为宁州刺史。到咸康五年(公元339年),建立太守岳、彦隆晋把霍彪缚送到晋朝,于是南中就被爨氏所独霸。
任何一种文化在任何区域的流传,都离不开各民族文化交流与互学,对于文字的书写当然也并不另外。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爨宝子碑》出现在彝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结果。
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因此,二爨碑的历史文化遗存不仅是爨文化的结晶,也是彝文化的结晶。从二爨碑的形势、书法及碑文看,内容赋于彝人多元文化心理和气质,使爨文化具有不同汉文化的民族精神和标记(黑格尔)等;也具有农耕民族严谨务实的文化心理,又具有游牧民族粗犷奔放的彝族之气,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别具一格的爨碑艺术。二爨碑没有留下书写者姓名,至于出自何人手笔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是久居爨地汉化或彝化程度较高的人所书写,并非是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从“远道请外地人所写”,其理由很多。
一、在二爨碑前有《孟孝琚碑》、孟孝琚是三国初年孟获(彝族称阿武家)的祖先。《孟孝琚碑》根据考证为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 年)所立,是汉文碑,出土在光绪二十九年(1901年),今昭通城南的白泥中,碑文书体表现为成熟的汉隶特征,颇见篆情和曲动的书意,但没有爨味。这就说明该碑纯属汉文化的产物。而二爨碑与《孟孝琚碑》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从年代上也晚了两百多年的时间。这就说明:二爨碑不仅是爨人所书写,也是彝汉文化溶合的成功之作。
二、西汉铜铸擂体(永传祖祠手碓);西汉“螳琅山统辖手印”;汉代一字格青铜剑“虎字”;汉代铜凉壶足圈铭文“水器”“又古”;毕摩传世骨卜等都出现在(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之间。其笔法中“善用曲”的特点可在其后的二爨碑笔法中寻找到,并成为二爨碑笔法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不会是巧合。应该是与二爨碑的书写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二爨的书写是彝汉书写溶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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