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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历史文化视角下的古蜀王“鱼凫”和“大禹”

作者：段树乔 发布时间：2023-10-19 原出处：彝族人网点赞+（）

摘要：“鱼凫”和“大禹”都是后人根据前人世代相传的口语用近音汉字记载下来的人名。众所周知，公元前2000年前的古蜀人的语言并非能与西汉时期的汉语相提并论，所以“鱼凫”和“大禹”不能用汉语汉字来解释。“鱼凫”和“大禹”作为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且曾经共栖于蜀地治理湔水，有与彝族共同的文化底层。因此，通过探究“鱼凫”和“大禹”之间的关系，并从彝族的历史文化角度去研究其称呼的真实含义和他们所共有的文化底层，得出“鱼凫和大禹是同一个人，是三星堆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主人”的结论, 这一结论对揭开三星堆祭祀之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鱼凫；大禹；彝族历史文化；治水王；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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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谋远先生认为：“彝族起源的主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贵州通志·前世志》记载：“罗鬼夷书曰：一世孟遮(即希慕遮)，自旄牛徼外入居邛之卤。”《彝族源流·阿武源》也记载：“阿武往南方迁徙，来到了有九条大河的地方，……阿武在九条河边选择益毕叟舍录河岸定居了下来。”笔者考证“希慕遮”为“姒慕遮”，是夏王室派来管理九州之一梁州的大臣，他从“希姆古嘠（彝语,意指姒王住的都城）”来经旄牛徼外进入邛之卤，“邛之卤”是指今广汉三星堆，“益毕叟舍录河”就是指鸭子河,其彝语意为“流经祭祀之地的鸭子河”。鸭子河，又名湔江，湔江古称湔水、蒙水、玉村河，是沱江上游的三大支流之一。湔江主要支流有白水河、白鹿河等。湔江流出关口，古分九河。显然，彝族的祖先希慕遮、阿武王所在的地域与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所载的“鱼凫田于湔山”和“湔水古分九河”一致。当然，鱼凫不是希慕遮或阿武，希慕遮和阿武分别是夏末、商末在今三星堆一带称王的彝族祖先。这里之所以要以易老的论断和彝族古文献为前言，是想说明从彝族的历史文化角度来探究古蜀王“鱼凫”和“大禹”的含义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样就能更准确地反映出4000多年前古蜀文化的原始底层。

一、鱼凫和大禹出现在同一时空

鱼凫：扬雄的《蜀王本纪》有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考古证实，鱼凫村遗址的早期( 第一、二期) 是鱼凫城的使用年代，属于新石器晚期龙山时代，与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文化年代相当。而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文化年代为龙山文化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代初期。扬雄是西汉时期的辞赋家、思想家，蜀郡郫县人，曾担任大司马王音门下史。《蜀王本纪》是其收集蜀地奇闻轶事和民间传说，并加以整理撰写而成的关于古蜀历史的“现存最可靠之纂辑文字”。林向先生通过对《蜀王本纪》记载的考究和考古证据分析也确认古蜀王“鱼凫”存在的真实性。

《路史》有：“鱼凫治导江”，“导江”即为导江县，今都江堰聚源镇导江村。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载：“鱼凫田于湔山”，湔山据考证应该是现在成都平原西北方向的都江堰和阿坝汶川县之间的茶坪山，这正是鱼凫重要的活动区域。

林向先生认为：温江万春镇鱼凫村的“鱼凫古城”是“鱼凫之世”的遗存。《四川省温江县鱼凫村遗址调查与试掘》也指出：“鱼凫村遗址第一、二期与宝墩遗址、月亮湾下层遗存和三星堆第一期年代大致相当，或略有早晚。它们的年代范围应不晚于龙山时期，即不晚于距今约4000年。”三星堆一期“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实验室进行C14测定，距今4075士100年。”也就是说“鱼凫”在“鱼凫古城”和三星堆一期时是在公元前2125年左右，这时“鱼凫之世”应该是开始了从“野蛮时代”( 酋邦制) 向“文明时代”( 国家制) 的过渡，即处于原始社会开始向文明社会的转型期。

大禹：段渝先生和李伯谦先生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西周时期的豳公盨和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秦公簋上的铭文确认“大禹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帝王世纪》有载：“禹，……尧命以为司空，继鲧治水，十三年而洪水平。尧美其绩，乃赐姓姒氏，封为夏伯，故谓之伯禹。及尧崩，舜复命居故官。禹年七十四，舜始荐之于天，荐后十二年舜老，始使禹代摄行天子事。”可见，禹治水十三年,七十四岁才被舜举荐，八十六岁才代摄行天子事。《帝王世纪》的记载与《史记》的“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帝舜荐禹於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於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基本一致，虽然这些记载难以考证，但也说明了大禹踔厉奋发的一生。如果按“继鲧治水，十三年而洪水平”和“禹年七十四，舜始荐之于天”来推算，大禹大概从六十岁以后（即公元前2095年）才被任命为“司空”踏上治理黄河、长江水患之路，那么大禹在这以前（公元前2125-前2095年）又在何处？黄剑华先生认为：“大禹治水首先就是从蜀地开始的,大禹先用导山治水的办法治理岷江，取得了成功，才推广到了九州。”显然，大禹带领蜀民 “导江为沱”，说明大禹在蜀时已经成为一名一呼百应的大王，帝尧是得知禹在蜀治水的丰功伟绩后才“命以为司空”来治理黄河、长江水患的，禹的大半生是在蜀治理水患。

最早有禹出生地记载的有《史记•六国年表》的“禹兴于西羌”，《心语•术事篇》的“大禹出于西羌”，《盐田论•国疾篇》的“禹出西羌”，这些都是说“禹出生于汉时的西羌”，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离禹生活的年代也有二千来年，所以禹与鱼凫一样都是古人口语流传下来的近音汉字记载。《蜀王本纪》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段渝先生也指出：“禹生西羌之地的石纽，石纽在四川西北岷江上游地区，这是为历史文献、民族学、民俗学和考古学资料所共同证实了的，可谓信而有征。”《舆地广记》卷三十说：“《禹贡》岷山在西北，俗谓之铁豹岭。禹之导江，发迹于此。” 根据《尚书·禹贡》所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可知，大禹是从岷江开挖出一条人工河道“江沱”，用来分引岷江洪水。段渝先生考证胡渭的《禹贡锥指》后指出：“江沱的进水口在今都江堰南马尔墩。”

《古本竹书纪年》有“禹居阳城”，《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也有“夏禹都阳城”，李伯谦先生认为：河南登封的王城岗大城遗址就是禹都阳城。根据《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报告得知：王城岗城址大致相当于登封一带的龙山文化中期。……可能是夏王朝初期城垣的遗迹。王城岗二期灰坑中出土木炭的碳十四测定年代的数据为距今4000士65年，约当公元前2050年。这个数据与《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将夏朝的始于年代定在公元前2070年相当。方燕明先生和郝红星先生也在《追寻“禹都阳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发现历程》中指出：“大城城墙的年代，上限不晚于公元前2100～前2055年或公元前2110～前 2045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70～前2030年或公元前2100～前2020年，取其中值约为公元前2055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的夏代始年公元前2070年基本相符。”那么，以夏代始年公元前2070年计算，往前55年就是三星堆一期时的公元前2125年。

可见，鱼凫城遗址早于夏禹都阳城，这也符合鱼凫从蜀地入主中原的先后时间排列，现在我们不难发现，“大禹”和“鱼凫”在公元前2125-前2095年都在今三星堆一带称王、带领蜀民抗洪，难道这是巧合吗？而且，从关于蜀人事迹的最早的传说看，鱼凫也是从今眠江上游进入成都平原，先后建都于鱼凫城、三星堆。任乃强也在《四川上古史心探》中认为“鱼凫是从茂纹盆地进入成都平原”。显然，鱼凫、大禹都是从眠江上游进入成都平原治理湔水，这种同一源流和同一时空的交集，正是说明了鱼凫和大禹是同一个人。

二、“鱼凫”是古蜀人的语言用近音汉字记载的王称

扬雄为公元前53年至公元18年之人，撰写《蜀王本纪》时已距鱼凫时代有二千余年。显然“鱼凫”是蜀人从二千多年前世代口语相传下来的近音，扬雄就用这两个汉字记载了下来。因此，“鱼凫”两个字音不属于汉语，更不能用汉字来解释，有人认为“鱼凫原为鸟名，是善于捕鱼之鸟，鱼凫族以此为名，透露了对渔业的崇尚，说明是一个嗜好渔猎的民族。”“鱼凫的本义应该指鱼老鸹之类的捕鱼鸟,鱼凫氏或鱼凫王即指以捕鱼为生的鱼凫族。”这些观点值得商榷，难道距西汉二千多年前的古蜀人语意与汉语一样吗？答案是否定的。说到底，我们的对古蜀文化的研究还是跳不出汉文化的篱笆！黄剑华先生又把三星堆一号坑所出的金杖上的箭穿鸟、鱼图案，说成是“鱼凫族的文化遗存”。林向先生也认为：“三星堆金杖”与“金沙射鱼纹金带”可作为古蜀历史上曾经有过“鱼凫王”或“鱼凫时代”的地下出土文物证据。“金沙鸟首鱼纹金带”可作为古蜀历史上曾经有过名号叫“鱼凫”部族的地下证据。显然林向先生也是把“鱼凫”作为汉语字面去寻找地下出土文物证据，还是囿于汉语的“鱼”和“凫”。金沙遗址出土的“人面鱼鸟箭纹金王冠带”和“鱼纹金带”同样都有人头、鸟、鱼三个要素，特别是“人面鱼鸟箭纹金王冠带”与三星堆金杖的图符如出一辙。众所周知，三星堆一号祭祀坑相对年代为殷墟文化一期，金沙“人面鱼鸟箭纹金王冠带”和“鱼纹金带”属于商周时期的文物，也就是说，金杖、“人面鱼鸟箭纹金王冠带”和“鱼纹金带”都不是鱼凫时代的文物，与鱼凫时代至少相差700年以上，因此将其作为“鱼凫”部族的地下证据显得有些牵强，甚至有些张冠李戴的嫌疑。冯广宏也指出：“三星堆器物坑（祭祀坑）的时代，晚于鱼凫氏年代的下限，因而不能说器物拥有者或都城的主人就是鱼凫氏。”那么在三星堆祭祀坑文物之后的金沙“人面鱼鸟箭纹金王冠带”和“鱼纹金带”更扯不上“鱼凫时代的地下出土文物证据”。实际上，在祭祀过程中“金杖”象征的是“力量的法杖”，而不是“权力”。一号坑所出土金杖上的戴冠状的人头、箭穿鸟鱼图案是一句“图语”。戴冠状的人头为“太阳神”，“箭”象征着力量（文鹤先生认为，箭代表着权力。但笔者认为古蜀人最畏惧的是水患和地震，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是向太阳神和祖先祈求战胜灾害的力量，所彰显的是力量，而不是权力。）彝族阿细人称“轩辕”也为“少”，“黄金”也与“轩辕”同语，彝族的这种文化在《史记·五帝本纪》里也体现得淋淋尽致，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其中明确了“少”为轩辕。所以金杖也有“祖先轩辕氏赐予的力量”之意。因此，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杖既代表着太阳神，也代表着祖先轩辕氏，合起来就是“太阳神和祖先轩辕氏赋予的力量”。三星堆人用这个富有图语的金杖祭祀，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太阳神和祖先轩辕氏的崇拜，期盼能从太阳神和祖先轩辕氏那里获得战胜自然灾害的力量！

在三星堆这个地震频繁的环境里，“三星堆金杖”和“金沙射鱼纹金带”还有另一层意思，戴冠状的人头为“太阳神”，金带上的圆脸图像为“月亮神”， “箭穿鸟射鱼”寓意为“借助日月神的力量征服或战胜鱼和鸟的作恶（地震）”，这里的鸟和鱼所象征的是邪恶，“三星堆人”作为“鱼凫”的后人，绝不可能诅咒自己的祖先，岂敢用箭穿射！其实，“三星堆金杖”和“金沙射鱼纹金带”上的“鱼”和“鸟”与“三星堆人”语曰“鱼凫王”无关，整个图语寓意为“祈求太阳神或月亮神用箭把鸟射死，制服大鱼，消除地震。”彝族《阿细的先基》就有这样的叙述：“天倒是生稳了，地还会动。那团团的地，铺在三个大鱼背上，鸡（鱼鹰）啄鱼的眼睛，大鱼跳起了，地也跟着动。天上的银龙神（月亮神），把银链子放下来，叫阿托去拴鱼。大鱼拴好了，鱼跳不起来，地就平稳了。”时至现代，彝族阿细人还有人说 “地震是鱼翻身”，在远古的时候彝族阿细人认为人类居住的地是“如同铺在鱼背上的一团毯子一样在水里浮动”，这种朴素的文化流传至今，称地震为“miqi”。所以“三星堆金杖”和“金沙射鱼纹金带”上的图案是“图语”，象征着日月神和祖先轩辕氏战胜地震灾害的力量，即祭师手持的“法杖”和头上戴的“法带”。

扬雄《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拍濩、鱼凫、……。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扬雄的这句话似乎把龙山文化晚期到西汉二千年的时空大尺度用小尺度给缩了，龙山文化晚期有文字吗？有汉语吗？连甲骨文都尚未出现，根本不存在“左言”、“不晓文字”之类的说法！不过扬雄明确了鱼凫等古蜀王称不是汉语，正如蒙默所说：“至《本纪》所载之蜀王名称，故多不可以汉字之义释之。”，于是李道明先生提出：“我们大概只能从现存相关的少数民族语言中推求其含意了。”但是李道明先生还是跳不出汉语的樊篱，认为“鱼凫”就是“鱼妇”，又将大量出土渔具文物的巫山大溪遗址说成是“巫山鱼国”，并认为“鱼凫”既为“鱼巫”。我们不可否认先秦时期重要的古籍《山海经·大荒西经》里确有：“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谓鱼妇。颛顼死即复苏。”之神话的虚构记载，这个虚构有明显的“时空错位、汉语与古语混同”的问题，试问公元前二千年前的古蜀人发音“yu”是指汉语的“鱼”吗？有渔具、鱼符出土的遗址是“鱼国”吗？显然有些荒谬！因此，“鱼凫”之意不能按汉语字意来理解。

三、“鱼凫”是彝语 “治水王”之意

究竟“鱼凫”为何语意，应该还是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撰的《西南夷列传》一书中去寻找答案，“西南夷”中除了冉駹和白马以外，其它夜郎、滇、巂、昆明、徙、筰等民族几乎都成为了今天的彝族，彝族主要源自夏商时期的昆、徙（斯）、葛，先秦诗经《长发》有句“昆吾夏桀”，正是说明了彝族的祖先昆吾人是夏朝的主体民族，而且彝族的祖先在夏、商、周都曾栖息过今成都平原，称三星堆为“邛之卤”，“成都”为“盛产丝绸的地方”，汉源麦坪遗址是彝族人世代传颂的美丽富饶的地方——“阿着底”。

这里想特别指出，彝族阿细人在夏商时期就自称为“徙泼”、“徙商泼”，即“徙族”。“徙”上古音为sì,与“斯”同音，《史记·西南夷列传·正义》说：“徙音斯。”阿细语为“快乐”之意，“徙泼”就是“快乐的民族”，是夏之姒氏、商之子氏的自称。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太平御览》卷四、《事类赋·日部》、《博物志》卷七均有记载有：“徙族归殷。”《路史·后纪》十三注也有：“东者为商，西为夏。乃徙族之商。” 因此，从彝族阿细人语意来释义古蜀王“鱼凫”更合乎原始含义、原始文化底层。

彝族阿细人谓“水”和“聪明”为“鱼”，谓“治水”或“排水”为“凫”，“鱼凫”是“治理水患”之意，对于人称就是指“聪明的治水王”。古蜀最大的灾害就是水患，治水成为了历代蜀王的神圣职责。黄昊德先生也指出：“对于处于新石器时代、居住于河流密布、洪水频发的成都平原的鱼凫村先民而言，防洪应是他们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当时的古蜀王“鱼凫”率众抗洪，消弭水患，得到了万民的拥戴，于是尊其为“鱼凫——聪明的治水王”，“鱼凫”之称便流传于后人，到了西汉扬雄就以近音汉字记载，后人也就以字义理解，直至现在仍然指鹿为马。

“鱼凫”的语法也符合彝族“宾语在前，谓语在后”的谓宾颠倒的语法结构，“鱼（水）”为宾语，“凫（治水）”为谓语，“治水”彝语为“水治”。

鱼凫城遗址，遗址埂长1810米，这是古代鱼凫防洪治水的河堤。考古发现：鱼凫城遗址“墙体建筑方式为堆筑，形成坡状堆积，……最后使墙体纵剖面呈梯形。坡状堆积的墙体形状和墙表排列密紧的卵石层，都有利于防水。墙体各层中的大量卵石，应是为各层次本身的结构牢固。”鱼凫村遗址的土墙修筑“对于防洪来说，土墙的这种斜度加上这层卵石，能起到独特的作用。它既能有利于缓和洪水对墙体的冲击力，也有利于减轻水流对墙体的浸蚀，很好地起到固堤防洪的作用。现今的防洪大堤就是采用的这种修筑方法。……鱼凫村遗址的土墙，其斜度及铺设的卵石层都说明它的确具备防洪的能力，因此防洪才应是它的主要功能。”显然鱼凫城遗址的城墙或土墙具有先进的防洪功能，鱼凫王在修建三星堆一二期时也充分利用牧马河和鸭子河，以“导水”而防洪，彰显出了非凡的智慧。

所以，从彝族语意和语法以及考古学证据来考证，“鱼凫”语意为“聪明的治水王”，“鱼凫”是当时深受古蜀人民尊敬的“治水王”。

四、“鱼凫”和“大禹”是同一个人

“鱼凫”治理蜀地的水患成功后，名声鹤起，被“尧命以为司空”，继鲧治理黄河、长江水患。“十三年而洪水平。尧美其绩，乃赐姓姒氏，封为夏伯，故谓之伯禹。”“鱼凫”离开蜀地后先以“司空”之名治水，后又称为“伯禹”，蜀人不知“鱼凫”去向，就以为“仙去”，庙祀之于湔，后人又造“鱼凫墓”祀之，就如《华阳国志·蜀志》所云：鱼凫“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蜀人为何思之、立祠、立墓？并非“鱼凫兴于此”，而是有恩于人民，解决了成都平原常年遭受的岷江水患问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为什么大禹导江为沱名扬大江南北却没有得到蜀人之赞颂呢？”，这正是说明了“鱼凫”和“大禹”是一个人！

《帝王世纪》所说的“禹名文命，字高密。”是后人加的，禹时不可能有汉语之名。“禹”也是非汉语，是后人根据前人口语传下来的语音用近音汉字或造出来的，《金文诂林》卷十四就有禹字为“周人始造”之说。因此，“禹”之原意并非能用汉语解释。

彝语“禹”有二层涵义：一为“聪明”或“明智”之意，二为“水”或“治水”之意，彝族阿细人称禹为“禹慕”，即“聪明的治水王”， “鱼凫”和“禹慕”的称呼在彝语里是一致的，前者突出的是“治

水的丰功伟绩”，后者强调的是“治水的君王”，估计尧赐“禹”的时候（当时所赐的是口语，非字）也出于“聪明”“治水”的考量。“鱼凫”是古蜀人对“禹”的称呼，“禹”是中原人对“鱼凫”的称呼，这种差异逐渐成为了迥然不同的两个人，二千年以后的汉时扬雄也只能以传说而记载。

现在我们不妨把“鱼凫”和“大禹”从源流、时间、空间及活动、声誉、共同的考古证据五个方面归纳如下：

（1）都是从岷江上游进入成都平原；

（2）时间都在公元前2125年-前2095年，30-60岁；

（3）都在湔山一带治理岷江，分九河；

（4）都是公认的“聪明的治水王”，彝语意相同；

（5）鱼凫城遗址、三星堆一期。

所以“鱼凫”和“大禹”是同一个人，是三星堆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主人。

五、余论

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历经夏、商、周三朝，可以把其归为中期古蜀国，中期古蜀国曾是夏王朝的重要之地——梁州，商后仍以“夏蜀”与商分庭抗礼，不与商同流。《彝族源流•人的根本》记载彝族先民从希慕遮到笃米共31代经营“邛之卤”，从夏末跨越了整个商代到了西周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三星堆和金沙一带繁荣的时代。《白虎通义》有“昔昆吾氏，霸于夏者也。”在彝族历史文化里祖先“轩辕氏”即为“昆仑”，“昆仑”与《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少典”的“少”同义，“昆仑”的后裔演变为“昆吾”“昆夷”“昆明”，根据《华阳国志·蜀志》所说的“（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完全可以认为“作为以昆吾为主体的彝族祖先希慕遮系帝颛顼支庶”，那么作为夏的创立者“禹”，就是源自昆吾，为帝颛顼的曾孙，黄帝轩辕氏第六代玄孙。

三星堆是古蜀人日月祭祀和祭祖的地方，在彝族阿细人的文化里日月神和祖先神是战胜一切灾害的力量源泉，在地震和水患频繁的古蜀时代，祈求日月神、祖先神庇护和给予战胜灾害的力量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活动。三星堆文化最显著的特征“眼睛文化”与彝族《阿细先基》中载叙的“ 蚂蚁瞎子代人、蚂蚱直眼睛代人、蟋蟀横眼睛代人、筷子横眼睛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所刻画的祖先面目高度一致，可以说彝族《阿细的先基》是迄今为止唯一可以反映三星堆文化的最原始的文化底层，所以三星堆文化是以黄帝为始祖的彝族先民（三星堆人）创造的，这也说明了今天的彝族与华夏民族的同源性、共同性。

“鱼凫和大禹是同一个人，是三星堆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主人。”这个发现，将古蜀的文化底层与中原文化有了联系，从这点出发我们可以理清：黄帝——颛顼——鱼凫（禹）——三星堆人对日月神和祖先神的精神（力量）寄托——三星堆祭祀之间的关系。希慕遮作为来自“希姆古嘠（彝语意为：姒王住的都城）”的夏后氏成员继承和发扬了夏朝的“禘祭黄帝”的文化，三星的文化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文化与古蜀地震、洪灾频繁的环境相结合的祭祀文化，这就更加夯实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大型立人像是古蜀人的始祖黄帝，二号祭祀坑是祭祀黄帝祈求战胜地震、洪灾的力量之后的掩埋坑”的结论，从近年发掘的3-8号坑的文物来看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