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与整理彝文典籍及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的研究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长期使用并至今还在通行成熟表意文字的唯一民族。用这种特有的表意文字撰写的典籍卷帙浩繁，涉及内容广泛，在国内外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特别是在当代的彝区文化脱盲与经济发展中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几千年来的彝族文化典籍足以和汉文、蒙文、藏文、维吾尔文等文献典籍媲美，这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自从著名汉学家丁文江的《爨文丛刻》问世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就一直都在致力于搜集与研究彝文典籍中的学科领域，许多年来中外学术界已在这方面取得了众多成果，编译研究出版了不少珍贵的彝文典籍史料。但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近年来各地对彝文典籍的收藏保管与彝文典籍的价值极不相衬，因此，呼吁有关部门应重视在原彝文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划拨一定的专项经费来实施对彝文典籍的及时抢救与整理。
一、我国民族古籍文献的翻译整理研究工作，原本就是一项鲜有人问津的实事，特别是在如今的年代里，除了国家来重视之外，另外还有多少人来重视？像彝族这样的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从秦汉到元明，特别是在明清前后的多年中，整个西南彝区硝烟弥漫、战乱流离、风霜雷电，使彝族古籍文献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已走到了濒临衰亡的境地，如今有许多珍贵的古籍原文手抄孤本，已残破不堪，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工作的研究者，面对如此的景象，更多的也只能尽到一种抢救的责任。也正因为彝文字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中，具有其独特而又是唯一性的一种文本，在千百年来的历史长河中，唯有汉文与彝文由于都是同属于表意文字，因而曾发生过错综复杂的关系与互动过程，传世彝文与典籍所反映出来的彝文文字中的流变史实，自然就成了深入探讨汉字演化不可多得的辅助资料。无论是在表意文字的理论探讨上，还是在当代通过表意文字的人机对话上，在当今的世界里，除汉字外，仅有我国彝文才能发挥其这一研究价值。
1、传世彝文典籍所记载的内容涉及面极广，如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医学、生物学、法制、政治、经济、军事、哲理、经典、文艺理论等无所不包。其中尤其是有关川、黔、滇、桂四省区的历史文献及文物资料、历史地理资料、特种动植物资料、灾变资料、文艺理论资料等都很丰富，有很多资料还填补了汉文典籍和其他少数民族文本资料没有记载之空缺。就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生态学、地理学、气象学、水文学等都是离不开彝文资料典籍的辅助研究，若是离开了，就难以查找上述地区的可凭历史资料的考证，我们要深入翻译整理研究彝文典籍，才可以为推动上述学科领域内的研究项目奠定其坚实的资料基础。
2、以往在研究我国西南地区的各民族历史时，大多都是长期依赖于汉史文献典籍资料，除了个别地区可借助藏文、傣文、纳西文典籍资料外，宽达近五十万平方公里地区内还涉及到了二十多个民族的文化历史研究，除汉文典籍资料外，只有彝文典籍资料才能提供这一可凭的文本史料依据。我们若是不深化对彝文典籍的研究，那对这二十多个民族的文化历史研究，就只能停留在单纯依赖于汉文典籍的水平上了。
3、彝族是一个跨境区的民族，在东南亚地区的各国中，如今都还有一定数量的彝族人民在使用彝文。因为历史上彝族土司曾对东南亚各国产生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至今尚有残存。若不深入研究彝文典籍，当代的许多跨境纠纷在处理时就会很难找到可凭的文本资料及史实来作为证明。我们提出要研究与整理彝文典籍，也就是主要深化对东南亚各国开放进行研究必备的前期准备。
4、彝文典籍中收藏的西南各民族有效利用所处生存环境资源的史实已不少，这些资料史实中都蕴藏着古今大量生产与生活方面的智慧与技能和丰富经验，这些都是当代西南地区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借鉴，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必备组成部份，对于深化对彝文典籍的研究，也就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和各民族现代化建设的必需环节之一。
5、对有关彝族典籍文献抢救的紧迫性。在历史上彝族曾经形成过较大范围的地方政权，也形成过统一的宗教社团，所以彝文典籍也像藏文典籍那样曾由寺院和地方主摩政权集团集中收藏与研究过，彝文典籍在历史上也像蒙文典籍那样也被地方主摩政权收藏与利用过，更像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典籍那样由宗教机构统一收藏与利用过，在过去的年代里也由历史上的各土司家支的布摩靠一个人的力量来分散收藏与研究过，随着土司制度的解体和民主改革的实现，彝文典籍的收藏也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力量的支撑，目前有许多宝贵的资料基本上大多数都已散失和残损极其严重，尽管传世彝文典籍虽是卷帙浩繁涉及内容广泛，但如今也很难让世人对其彝文典籍进行全面的认识，彝文典籍的价值虽然极高，但却又无法实施其有效的全面协调研究，彝文典籍文本的保管水平也极为低下。
6、鉴于上述彝文典籍研究的理论与现实价值，若要想研究好此项工作,就必须要得到国家和有关专家领导们的支持与重视才能顺利完成，因为这项工作必须要有足够的专项资金来进行投入抢救，才能组织启动高层次的彝文典籍的收集与集中选项翻译研究应用，这项古籍项目涉及内容广泛，工作量较大，应当是把它立为国家“十一五”期间刻不容缓的西部民族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规划项目之一，且事关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问题。
二、由于彝族的文化艺术曾经历过几千年的产生、发展、成熟、鼎盛的过程，与之相应的文化及文学艺术古籍，亦经历了原生、变异、多元、定型的过程，从而使彝族古籍再现了一个具有几千年产生、发展、变迁经历的民族文化及文学艺术史，对这项课题的研究必然导致人类对自身认识的升华。以彝族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为综合载体的彝族古籍文学艺术文献，自然也就成为了人类文化的稀世之宝。而抢救这些沉埋于民间且有的几成断简残文的历史文化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翻译，作为一项跨世纪的历史文学艺术科研工作，其意义将是更为深远。
1、将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已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研究工作者毕生的一大追求，我们在这看似枯燥的民族文化研究的工作进程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也一次次被民族文化的巨大魅力而感染，我们的工作激情也由此喷薄而发。特别是我国彝族自古就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并拥有两万多个古老文字创世的唯一民族，彝族古籍文献的研究早已有了十分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声望，并且有各类研究专著、论文、译著等一直相继活跃于中外研究领域内。当前，对整个彝文古籍文献的研究工作正呈现盎然生机，方兴未艾，其中，属于古籍经典文学研究的彝族古代诗歌文艺理论已得到国家的重视，也就是现已完成的国家社科立项课题——《彝族古代文艺理论》。
2、这部国家给予立项了的社科课题——《彝族古代文艺理论》，在早些年里，我与康健、王冶新、何积全一起是从大量的彝族古籍文献中鳞选精译而成的几个译文篇章，这些译文篇章就曾被相关权威人士贾芝、刘锡诚、刘魁立等专家誉为“民族文化天空中的一颗璀灿明珠”，他们认为“这几个译文篇章全面地反映了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实貌和信息量。它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古籍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翻译等研究方面，无疑处于领先地位”等等。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诗歌文学都很发达，但有诗论专著的民族则不多见，像彝族诗论产生那样早、那样多的民族就更少了。单就这一点来说，彝族历史文化古籍在我国文化史上就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更不用说这些古籍论著内容之丰富和论述之独到。特别是近几年来出版的彝族古籍，就已洋洋大观，内容相当广博。有许多古籍论著虽然主要都是讲如何写诗、怎么论文，但实际上都已经涉及到了彝族古籍文学的一些理论性的问题，由于古籍里的诗歌是彝族古代文学的主要形式，古籍中的诗论必然反映出彝族对古代文学的种种基本观点。诸如彝族古代文学的性质和作用、彝族古代文学的特点、彝族古代文学作品的构成、彝族古代作家与创作以及彝族古代文学的美学原则等等。在研究古籍里的彝族古代文学的理论方面，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佑夫等有关专家已多次在《民族文学研究》期刊上发表文章，在对中国少数民族（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研究进行回顾和展望时，他们说：“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的研究现已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震动，是值得我们大家去认真研究的一项主题。”
3、我们对这一部国家给予立项的社科课题《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的翻译研究，便主要是针对以上专家们的这些不可多得的理论评价和一些原著古籍的译集与精选而成为我们申报的国家立项项目，我们的本意是让本项课题最终的研究成为全面透彻地剖析彝族典籍译著中涉及到的每个理论观点，并真实地把翻译古籍原著中所选的诗例名篇都进行精选精译，使读者亦赏亦析，让所有阅读者们全新领略到彝族古籍中所代表的彝史上处于鼎盛时期的古代彝族文学大观的丰碑，从而较为全面地建构起了彝族古代诗学的一大理论体系。
三、《彝族古代文艺理论》里的古籍内容是从彝族古代“羊皮书档案”（彝文古籍）中精选翻译、整理研究出来的一部上、下两集的古代彝族文艺理论译著，我们已经精选精译了112篇，原文约为两万四千余行，音标、对译、意译总计约为五万二千余行，按二十诗行一千字计算，总计约为两百余万字数。从其成书年代及时间跨度上看，上始于以补时期，中起魏晋、下迄明清时段的古籍；从精选古籍的表现形式上看，全书都是以五言的诗句写成，其内容已涉及到了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起源、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的创作过程、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文艺作品的体裁、作家的艺术修养、文艺精品体裁的欣赏，以及天文历法理论、哎补八卦理论、人文科学理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等一系列重大的古代彝族文艺理论问题。这部古代典籍论著，它将不仅给人们研究彝族古代文学提供了一把钥匙，而且也将为人们研究彝族古代美学、思维科学等都打下坚实的基础。该课题全面采取文库中的彝族古典文献精选部份，用精选精译的形式作出精益的科学理论深化译节，最重要的是精选译文的每篇前面都附有彝文古籍的原文，以便于研究者们查对。这部古籍分别全面地展示了彝族的古代诗歌文化，它既是一部古代彝诗文论典籍中的精选精译集粹，又是一部对古代彝诗文例赏析的文集。这部古代彝诗文论译著均以原文、注音、意译的形式全面体现，课题内容主要体现古老的彝族文化，如十围之木，始生如蘖，是今日知识大成之幼芽，不容忽视。它是一部我国民族古籍中论证奇特、理论精益的一部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翻译经典巨著，它无不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因果。古老的彝族先民，早在原始的图腾信仰时代，就已涉足到了古代文学的领地，并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成熟、鼎盛的过程，为祖国留下了这一笔珍贵的古老文化遗产，其意义非同寻常。这些精选古籍的文学观点都有着它那古老文学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它已进入了世界文学理论的一大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已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份。它相比于国内外其他民族的文学理论，既有共同点又有其独特之处。包括一些独特的理论范畴和独特的古代美学原则。正是这些独特的理论视角，使我们扩大了视野，增加了中国各民族文学理论的丰富性，这也是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家先哲们对整个中国文学理论文库的一大重要贡献。再加之彝文古籍都是手抄孤本，若我们再不进行立项抢救，将会使其毁于一旦。则吾辈就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子孙后代。
1、这一部彝诗文化集粹主要论述五言诗歌的韵律扣、彝诗文化的十要素、彝族史诗的抒情特色与以及彝族诗歌的艺术内容的重要性等等。我们在精选彝族典籍译论的过程中，将不囿于对原著译文理论观点的单调研究翻译，而是旁征博引、援古论今地认真对照译介，将彝诗文化与汉诗文论、西方文论等进行了适当的比较翻译与研究论证，以加深读者对古代彝诗中的彝诗译文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例如：在论述彝族五言诗歌的韵律中，史诗提出了古代彝诗中诗歌语言追求音乐性的优美等，于是有了韵律扣。这种韵又可分为四十七韵，四十七韵让诗歌变得更能传情达意，从而也就让诗歌起到了影响、感染、甚至起到了教育人的作用。而诗的十要素则将分别用译文对照论述彝诗的主骨、主根、诗架、诗连、诗音、诗思、诗色、诗影等方面的理论观点。在“彝族史诗的抒情特色”的译文论述中，古籍史诗内容着重强调了记事和表情并非完全隔离，史诗古籍内容记事可借助情感，情感可寓于记事之中，论证将充分肯定有史可依的二十余位彝族古代文论家提出的一些很有见地的古籍史诗内容论点。另外，此部古籍还将译文研究的视角伸向“论诗歌与写作的关系”、“论诗歌在民众中的推动力”、“论诗歌的积极的社会功用”等领域。把这些古籍中诗的内容进行翻译、整理是一种极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积极探索态度。
2、这一部彝诗文论译著，它将会使彝族古代文论的原音重现，使读者有据可依，有典可查。在具有雄厚的译文论证即可查阅的原文特定环境下，对前面古籍诗中的内容译文的种种论点都进行了综述，如：彝族古代诗文化的特点、社会功能、美学原则、哲学理念、婚姻始源等，理论观点的再度认识，它必将导致对彝族古籍诗歌内容译文的认识更加深入，并从这个真实的古籍译文文学视角去审视这一经历过原生、变异、多元、定型等漫长进化历程的彝族古籍文化现象；把那份穿越时空的顽强的民族文化生命力，融化到当今西部大开发中的彝族古籍文学理论文化工程里，使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3、这一部古代彝诗文论赏析，它将对整部译诗全文内容的古籍经典诗歌进行赏析，选取的诗例文辞优美，朗朗上口，内容丰富新颖，它具有很高的彝族古代文化艺术代表性。对于理论部份则着重分析论证了彝族诗歌创作中的几种巧妙独特的方法与技巧，以及对它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及年代背景等的全面考析。彝族诗歌是古代彝族先贤们在本民族文学创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本民族语言文字的特点，按照本民族文学欣赏习惯和文学审美的基本原则来不断完善而写成的多部彝族古代诗论集粹，因而彝族诗歌有着它那极其鲜明浓郁的民族特色。在它那长长的诗例赏析过程中，除了能获得一份心智澄明、人性纯美的人生感悟以外，最大的收获就是寻找到了古代彝族人民对诗文化这一古籍经典文学领域中的许多新的亮点，我们都知道，对于民族文化理念内的许多美好的东西是不能忽视的。
四、我们对彝族古籍诗论的预期研究价值是：古籍的精选理论创新程度极高。《彝族古代文艺理论》将作为一个完整的彝族古代文艺理论体系，让读者充分接近一个遥远而真实的民族以及其独特的文学理论范畴，用古今的美学原则去认真进行一次更加深入的探索研究。以前研究彝诗的视角多停留在彝诗的诗体上，全都过多地去注重彝诗的外在表现形式，即使涉及到彝诗内容的分析，也仅停留于彝诗强调内容与骨、韵、根、音等的观点上。本课题古籍的精选研究是从彝诗产生的背景开始，反映它的时代风云和它的战斗精神以及彝诗的审美价值等，全景式地展示出彝诗在民族古籍经典文学的翻译与理论研究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崇高地位，可谓对彝族古籍文学的精选翻译研究做一次全面的准确对译总结与科学的考证论述。
1、这一部彝族古籍诗论的实际应用价值是：我们对本课题古籍的内容都全面地做到了精选考证翻译，最为主要的就是对古籍的意译部份都进行深入的考证，这将有助于向世人更真实、更全面地推介出在民族文学领域中去“创造出独特的诗文理论，”使其彝族古籍诗歌文论全貌在当今的世界里光彩长新。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有许多研究者们对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都注意得不够，再加上民族古籍文献中翻译、整理研究出来的东西不多，从而使许多专家、学者不得不把目光仅只投向于汉族的理论，这样一来造成一部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不过就是一部汉族的文艺理论批评史的状况。直到近些年来的《论傣族诗歌》、《彝族古代文艺理论丛书》、《彝族诗文论》等一系列少数民族古籍文论的发掘、出版后，在许多的专家、学者面前才突然展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而这一部《彝族古代文艺理论》，是采取彝汉音标逐句对译的方法来进行译介的，它不仅是现代彝族科研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也是启发未来研究者们的灵感，开阔其视野的当今彝族文艺理论的一部译著。它展示给今人的是一个民族历史进程的艰辛步履，展示给后人的是一个神奇民族恒久不衰的文化魅力。从而提高了读者对民族文学的鉴赏水平，加深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感情，吸取了精神营养，并以其独特而神秘的西部民族文化，幅射出整个西部地区民族文化旅游业经济的蓬勃发展，使中外客商加深对西部民族文化古籍的了解，让他们更好地投身于建设西部、振兴西部民族文化事业的最佳时代潮流，这将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不可估量的民族文化的宝贵价值。虽然采用彝汉音标对译意译是加大了整理与研究的工程量，但我们最主要的责任和目的就是要抢救好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古籍，因此，我们不得不去努力地做好这项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工作。
2、该书古籍译著内容丰富，需者可以从中找到各种学科的一定资料：例如历史家可以从中看到民族的历史；哲学家可以从中看到民族哲学；社会学家可以从中看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作家艺术家可以从中看到人民的艺术才华；多学科多门类都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养料；广大读者可以从中得到思想的启迪、品德的薰陶、文化的滋养、艺术的享受。这种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它总是超越着时空，我们理当要有责任地去努力继承发展，让它成为人类永恒的财富。
3、至于112篇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的内容，原文与译文俱在，读者自会从中去领悟它们的妙处，评价它们的价值，不需赘述。只是既然采取了彝汉对照的方式，这就存在着一个如何翻译和译得如何的问题。翻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聚讼也多，这里应当有交待一下的必要。
本来，如何译法似乎不成问题，“信达雅”三字诀不是早就为许多译家译者所津津乐道，几乎成了定论了吗？然而不幸的是，我们是在译诗——既有真正的诗，也有诗体的“文”。而译诗，天生就是一件麻烦的事：一说“诗不可译”，一经翻译，任是出自怎样的大手笔，总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损失，就不再是原来的诗了，甚至完全失掉了原有的诗味，不再是诗了。任何厨师，只要他愿意，总会做出一盆原汤鸡来。惟独翻译家，过去没有，今后大概永远也不会有谁能译得出 “原汤鸡”式的译诗来。这大概是天君地母在天地产生以前就规定死了的罢，谁也奈何不得。 “原汤鸡”是有的，那就是它的原文；译文嘛，对不起，近似而已，只要没有大的错误，就谢天谢地了。因此，我们的翻译工作是颇带一点苦涩味的，并不如主观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那么美妙。大抵，过去我们搜集整理少数民族的诗歌，首先是用记音符号把原歌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记好后念给歌手听，请他审查，他说“合啦”，就算通过。第二步再请歌手或别的口译者逐字逐句解释，把“字译”即逐字对译和“句译”即逐句意译或直译用汉字记在“原文”下边，只求忠实和达意。这样吃透以后，第三步再来整理。这一步，包括押韵和文字的琢磨推敲，修改润色，乃至必要的注释、说明，直到最后定稿。这样，整个的搜集、记录、翻译、整理（简称搜集整理）的全部工作，就算完成了。这一次，虽然面对着的乃是现成的彝文，无需记音，而且又有既通彝文，又懂汉语汉文的同志合作，取长补短，各尽所能，条件比上述情况优越得多；但是困难仍然不少。因为我们不仅仅是翻译诗歌而已，而是在翻译彝文古籍中的“诗论文论”，其中有不少精微奥妙的地方，常常是竭尽数人的智慧和精力，反复若干次也未必就吃得透！但不管怎样，经过五年多的共同努力，我们终归还是把这112篇珍贵的诗论文论全译下来，再加上必要的注释也就算完成了。总之我们不是先有了一套保险的翻译方法和无懈可击的翻译标准，才来搞翻译的。我们是有着非翻译不可的国家课题需要，而后才开始着手翻译的；方法、标准之类的东西，是在翻译、整理的过程中才碰到和逐渐明确起来的。这主要是实践和摸索的产物，是百分之百的土办法。如果说，是“洋”必香的话，那么说来惭愧，外国似乎也有过类似于我们的办法的办法。曾经看过郭沫若同志在一篇论说翻译的短文里谈到：“苏联翻译诗，采取两道手的办法，即通外文者先直译原文，再由诗家根据俄文韵律把它诗化。我看是值得取法的”。理由是根据我们过去翻译少数民族民歌和近年翻译彝诗及其诗论的实践经验的证明，这种办法是完全可行的，它可以使合作者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既能比较忠实于原文，又可使得译文多有一点诗味和文采。何况我们并不局限于词句的修改和润色之中，绝大多数场合可以说都是共同翻译的——即是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将一句一段的意思吃透以后，才一起用汉字译出；有时一个句子可以反复推敲修改数次乃至十数次后才写定。因此，若说我们的译法也算是一种译法的话，那么，与其说是林纾式的译法或苏联式的译法，倒不如说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彝汉双语对译法”。好在不仅译文印了出来，而且原文俱在附后，一行对着一行，大家都可以来给予评判。
五、这部精选精译的彝族古代文艺论著，它不仅给人们提供了今后研究彝族古代文学的一把钥匙，而且也为今后的人们研究彝族古代美学以及思维科学，天文历法学，天干地支学，彝族家支部落关系学，彝族长诗短语韵律学，哎补阴阳学（乾坤八卦），氏族部落婚缘关系学等都打下了一步坚实的理论基础，根据我国古代民族文学理论中的许多史事证明，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文学史上，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的发端，都可以远溯到先秦诸子乃至六经。不过，那时候这方面的议论大多还是片语只言，不成体系；仅《礼记·乐记》和荀子《乐论》，可算是成篇的专著。两汉之世，除《诗大序》对后世影响甚大外，司马迁、班固、杨雄、王允对于文艺，也都有所论述和品评。魏晋南北朝，则要数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为最著，至今不失光辉；沈约声律论的《四声谱》虽早佚，但是影响却也不小。后世论著日多，那就不胜枚举了。
然而所有这些，无非都是汉文学史上的东西，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我们所知实在太少；若不是根本阙如，就一定是尚未认真地去挖掘和发现，在我们大量搜集整理彝族民间文学的过程中，看到彝族不仅有着比较完备的民族文字老彝文，而且在大量彝文古籍手抄本中，诗歌，特别是史诗、叙事诗，竟是这样丰富，丰富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于是我们想，彝族文学、特别是诗歌既然如此丰富，彝文的历史又那样悠久，难道竟然不曾产生过与这种发展程度相称的诗论与文论之类的东西么？想必是会有的，不过今人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未曾涉足，无从知道罢了。
总之，从哎补时代开始，源远流长的彝族古籍文学在明清之际就进入了总结的时期，这种总结与布摩文化的发展交相同步。举奢哲早年提出的诗歌“对正说”和阿卖妮提出的诗歌“相称观”与彝族古老的“万物雌雄观”都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而从唐宋之至明清之际，彝族的布摩古典哲学著作《宇宙人文论》、《西南彝志》、《中国彝史文献通考》《彝族源流》、《宇宙源流》等的经典著述中所携带的彝族原生宗教哲学思想，尤其是“根骨观念”、“哎哺（影形）学说”与“三魂说”对诗经典籍诗歌及诗学理论的渗透，给予了古代经典古籍诗学的发展以强有力的影响，并促使彝族诗学营垒内部出现了以布摩哲学思想为参照系的自我矫正之动向。这样，彝族诗学便出现了明显的归纳、辩证、概括、论析的风气。如果离开布摩古代哲学及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我们很难发现其中的思想动力何在。明清诗学的总结可以说是以漏侯布哲的诗学建树为标志：在其《谈诗说文》中，历代诗学理想终于以明确的理论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如同他所提出的三个“十要”和“诗魂说”，全面总结了诗歌的创作主体、创作技巧，诗歌品评等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完成了彝族诗学理论中颇具民族特色的“诗魂说”。这一时期彝族诗学体系中最具民族特色的诗骨说、诗魂说、诗根说都纷纷建构完毕；与此同时，在历代诗学成果的基础上，彝语诗律论、诗歌发生论、诗歌本体论、诗歌功能论、创作主体论、传播接受论等的诗说都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说和概括。这样一来，不仅魏晋时期的举奢哲和阿买妮的论点、论说都得到了强劲的延续，而且移唐就宋以后各家的诗学见解也有了更充分的创作发展。故而明清的彝族诗学理论进入了成熟的境地，彝地的古代经典古籍诗学于是也呈现出了完整精细而圆熟的理论形态，从而较为全面地建构起了彝族古代诗学的一大理论体系。因此，可以说，明清是彝族经典古籍诗学理论集大成就的时代。
随着彝族古代经典古籍诗学的全面展开，我们的研究内涵还将更加丰富。诸如历史变革、民族分合、文化交流与诗学发展的内在关系；宗教哲学思潮、布摩传承惯制、民间仪式生活与彝民族的文学传统；布摩文化和民间文化以及各种艺术形态与诗歌的交互作用；经典古籍诗歌作品与经典古籍文化的民间文学作品在内容与形式各要素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及其在经典古籍诗学中的反映；以至于两千多年来彝族古代经典古籍诗歌随着布摩社会地位的改变、司职角色的分化等的历史演变，而在诗学演进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传播——接受路线的转移与诗歌审美观照的深化；乃至当代彝族经典古籍诗学的整理、翻译、训诂、考释等问题，以及其中随着今人眼光和汉族文学眼光等问题对诗学论著所产生的“二度创作”应当怎样给予公允和客观的评价与矫正，等等。这其中包含着大量可供我们今天研究的素材与课题、经验与教训，都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和探究的一大课题。正如刘魁立先生所指出的：“……这样一些深邃精微的思想，不仅蕴藉丰富，都需要我们去深入挖掘，而且也是对举奢哲等前人、以及同时代人们的很大发挥和突破，有待于后人对其发展和贡献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彝族古代经典古籍诗学的翻译与整理研究亟待我们的进一步深化。
此外，初唐的彝族诗学家举娄布佗在其《诗歌写作谈》中开篇就说：“从那古时起，彝地人世间，著书藏书多，诗文论著多。”虽然，迄今翻译出版的尚只有上述的二部诗学论著，但我们应该相信彝族古代经典古籍诗论作品除了深隐在卷帙浩繁的彝文古籍中以外，尚有散佚于民间者不记其数，只能寄望于今后彝族经籍文献的发掘、搜集、整理、翻译和考确了，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定会取得长足的进步，以期更全面地勾勒出古代彝族诗歌审美意识的发展和演进的历史脉络，并进一步对彝族古代文学的发展与走向以及它的诗学理论体系作出更深层次的再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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