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文古籍整理简介
在中国56个民族中，彝族是一个分布面广，人口众多的民族。主要分布云南、四川南部、贵州西北部和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国外如越南、缅甸等国都有彝族居住。贵州彝族约有90万人主要分布在威宁，赫章、毕节、大方、黔西、织金、金沙、水城、盘县、六枝、兴义、兴仁、普安、等县市。20世纪70年代在威宁县中水出土的战国至西汉的刻划陶文符号，经有关专家认定是彝族文字。可见至迟在西汉已有彝族先民进入贵州。彝族先民和其他民族一道为开发黔西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创造了自己光辉灿烂的文化，用彝文写下了许多珍贵的典籍。
彝文古籍主要是指用彝文写成的各种古书和将各种古代彝文金石碑刻辑录成集的书。一般没有具体的作者和具体的写作年代，多为民间手抄本，木刻本很少。流传下来的木刻本有云南省武定县的明刻本《太上感应篇》，亦称《劝善经》，四川有刻于光绪年间的《玛牧特衣》（教育经典），贵州有刻于光绪年间的《摩史书》。清代改土归流之后，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还处于典型的奴隶制形态，乌蒙山区和哀牢山区大部分地区的彝族也不同程度地处于封建土目领主的统治之下，民间还保存着大量的彝文古籍。而一些发展到地主经济阶段的彝族地区，由于布摩（祭司）和摩史（歌官和史官）地位的下降，不少彝文古籍已经散失。鉴于以上原因，学术界一般将彝文古籍的下限定为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于上限至今尚无定论。此外，由于彝文古籍历遭浩劫，因此，对于书虽已失传，还仍然装在群众脑中，流传在群众的口头上，反映着彝族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口碑古籍也视为彝文古籍。
彝族有着自古相传的古文字。彝语属词根语，词形在句子中不起变化，词在句子中的各种语法主要靠词序和虚词来表达。作为记录彝族语言载体的古彝文属表意文字，一个字表一个音节。彝文古籍的行文次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直行排列，以五言句式为主，间杂三、四、七、九言。其内容广博宏富,系统地、全面地记录了彝族社会中的诸多文化事象和文明成果。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早就引起了封建王朝的重视和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垂涎。明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推行“以夷治夷”的政策，培养自己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代理人。要各地土司子弟入学学习汉文化，否则就不能袭替土司职位。并在会同馆和四夷馆设专人编写了多种少数民族语文与汉语对译的《华夷词语》。1931年在故宫发现的42种71册中就有云、贵、川地区.彝语文五种。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主义者打着“传教”、“探险”、“旅游”、“科学考察”的幌子，在祖国的大西南广泛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进行文化侵略。许多彝文古籍也成了他们掳掠和盗劫的对象。法国亲王奥尔良曾在云南、四川将大批彝文古籍运送到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在云南“旅行”的保尔.博厄尔也将收集到的彝语词汇送给巴黎东方人学会。法国Dolon在其《最原始的野蛮人》一书中说仅在清朝末年就有2000多本彝文古籍流落到欧洲。至今在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馆藏书室、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法国巴黎天主教外国教会、法国巴黎民族志博物馆、安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迷哇基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等均有彝文古籍藏书。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我国的一些学者也开始重视彝文古籍的搜集和研究工作。著名民族学家杨成志先生在云南工作期间，曾收集70余部彝文古籍，他所著的《云南倮倮族的巫师及其经典著作》、《中罗字典》、《云南倮倮的文字》等开了彝文古籍研究的先河。1930年我国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在云贵川三省搜集了十多部彝文古籍，经彝文翻译家罗文笔先生翻译后出版了《爨文丛刻》，为弘扬彝族古籍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40年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先生在云南搜集了2000多册彝文古籍分藏于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北平图书馆及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图书馆。建国初期中国科学院原川康工作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第四语言工作队在滇、川、黔、桂地区工作期间也先后搜集了一批彝文古籍，后均被有关单位收藏。贵州西部与滇东北、川南比邻，从蜀汉年间开始彝族先民在这块土地上曾先后建立过水西、乌撒、扯勒、芒部、播勒、阿望惹等地方政权，在史志和地方志中记载的就有罗甸、罗殿、罗施鬼国、自杞等小方国。这些地方政权曾统治贵州西部长达一千多年，由于政治上的相对稳定，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彝族地方政权中的布摩（祭司）和摩史（乐官兼史官）用彝文撰写了大量的古籍，贵州彝文古籍虽在历史上多次遭到兵燹之灾，。损失十分惨重，但藏书量至今仍为全国之冠，仅毕节地区就有四、五千册。其他如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室、六盘水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委、六枝特区民族宗教事务局、盘县特区民族宗教事务局等地均有彝文古籍藏书。
解放后，贵州彝文古籍的整理工作在全国开展得最早。为了满足学术界对彝族文化研究的需要，贵州省毕节地区专员公署民族事务委员会于1955年成立了彝文翻译组，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有领导有组织的彝文古籍整理工作。从1955——1966年间共计翻译了彝文古籍25部51卷约80万字。其著名者如《西南彝志》、《水西制度》、《六祖纪略》、《吴三桂入黔记》、《洪水泛滥史》等。“文革”期间，彝文被视为巫师和奴隶主的文字，彝文古籍被斥为“封资修”的东西，许多散存于民间的和毕节彝文翻译组搜集的的彝文古籍原本被没收、烧毁、散失，翻译人员被打成“牛鬼蛇神”遣散回乡，彝文古籍又一次遭到历史的浩劫。打倒“四人帮”之后，党和国家对民族古籍的翻译整理工作十分重视。1977年10月经贵州省委批示才又重新恢复了原毕节彝文翻译组的建制。彝文古籍整理又获得了新生。1979年国家民委签发的[79]341号文件中指出：“彝族历史文献需要继续搜集和整理研究，请各有关地区和有关部门引起足够重视。为了落实此项任务，首先要发挥现有科研组织机构的力量……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有关科研、教学单位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人力和藏书的条件，把整理和研究彝族历史文献的工作列入本单位的科研规划，并且迅速付诸实施。”中共中央[ 81]37号文件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国家民委179[81]号文件再次指出：“少数民族古籍目前亟待抢救、收集整理和研究。我们希望有关科研、教学藏书单位，根据自己的人力物力条件，把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古籍的工作列入本单位的科研规划，并迅速付诸实施。同时希望有关教育文化和出版部门重视培养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人才和少数民族的出版工作。”在上述文件的正确指引下，彝族古籍的收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得到迅猛的发展。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等高校都设立了彝文专业，培育了一大批整理和研究彝文古籍的人才。中央民族大学彝学研究所、贵州彝文文献研究所、四川凉山民族研究所、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云南红河民族研究所等研究单位纷纷成立。云贵川三省的民族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不少彝文古籍。彝文古籍文献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正在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
彝文古籍从不同的角度划分有不同的分类。按传承人分贵州彝文古籍可分为“布署”和“摩史署”。“布署”是彝族祭司—布摩使用的彝文经典，如《献洒经》、《指路经》、《祭龙经》、《鸡卦经》、《解冤经》等。“摩史署”为摩史在庆典、恋爱、结亲嫁女、丧祭等礼俗场合吟颂和演唱的诗歌，如《曲谷》、《阿买凯》、《凯洪》、《鲁呕》、《把署》等。按地域分贵州彝文古籍可分为乌撒古籍、水西古籍和水东古籍。古乌撒地区包括今贵州省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和赫章县的部分地区。当地的彝语属东部方言乌撒土语，是贵州彝文古籍最多，彝族传统文化保持比较完整的地区。如《六祖源流》、《彝族族创世志》《彝族诗文论》、《物始纪略》等皆属于乌撒古籍。水西地区包括今贵州省的大方县、黔西县、织金县、纳雍县和水城县、毕节市、金沙县的部分地区。该地区的彝语属东部方言水西土语，其古籍文献十分丰富，如《西南彝志》、《爨文丛刻》中的《把署》、《献酒经》、《祭龙经》、《解冤经》、《玄通大书》等古籍和大多数的金石碑刻、岩刻皆出自这一地区。水东古籍指流传于彝语东部方言盘县次方言区及周边地带的彝文古籍。主要分布在六盘水特区的盘县、六枝、水城；黔西南自治州的普安、晴隆、兴仁、兴义；安顺地区的关岭、普定等地。该地区的彝文古籍数量不少，但是翻译整理公开出版者不多。 彝文古籍按内容分。可分为哲学、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谱牒、天文历法、地理、伦理、民俗、医学、医药、建筑、宗教、工艺、美术等门类。
丰富的彝文古籍是支撑彝学大厦的基石。至2005年，已召开了四届国际彝学会，1995年第一届国际彝学会由长期研究凉山彝族的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郝瑞教授发起，在华盛顿大学举办。第二届彝学会由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海博乐教授组织，在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市的特里尔大学召开。第三届国际彝学会在阿诗玛的故乡云南石林自治县举行。第四届国际彝学会在毕摩文化之乡—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举行。参加开会的代表有美国、日本、德国、波兰、法国、瑞士、越南、英国、俄罗斯等国的代表。国际间的彝学研究交流与合作正在有序地进行着。
目前，云南楚雄州正组织人力、财力，准备整理出版一百部彝文古籍。西南民族大学成立彝学研究中心，收集彝文古籍三千余册，准备与云贵州的专家学者合作，翻译、研究彝文古籍。毕节学院也成立了彝学研究院，由中央、省、地区投资35万元，将数万彝文字输入电脑，准备申请国际区位码，为彝文古籍整理、出版电子化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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