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奴隶制与殷周奴隶制比较研究
川滇两省交界处的大小凉山，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有彝族140余万人，民主改革前还保留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第一个阶段社会一一奴隶社会。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客观存在，不仅证明了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正确性。同时，它又以自身的生动材料和鲜明特点，丰富了我们对人类奴隶社会形态的认识。本文拟通过解放前的凉山彝族奴隶制与古代殷、周社会的比较研究，以说明殷、周社会皆属奴隶社会性质，不当之处，请指正。
首先，探讨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是通过等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①凉山的情况正是如此。
① 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表现为等级已为众多历史学、民族学资料所证实，如《汉谟拉比法典》等即是明证。
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社会的基本阶级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两个基本阶级的对立。在彝族内部很早就存在“色颇”(汉译为“主子”)与“节伙”(汉译为“娃子”)的等级差别。色颇这个统治等级中包括着“兹莫” (汉译为“土司”和“土目”)和“诺合”(汉译为“黑彝”)这两个等级。节伙是整个被统治等级的泛称，其中包括“曲诺”(汉译为“白彝”)、“阿加”(汉译为“安家娃子”)和“呷西”(汉译为“锅庄娃子”)三个等级。在凉山，所有的节伙毫无例外地均隶属于一定的兹莫或诺合主子。如彝谚所说： “儿的主宰是父，奴的主宰是主”。不同等级的节伙承受色颇的奴役与剥削不同，等级愈低，所受压迫愈深。就等级结构而言，兹莫与诺合占总人数的7％，曲诺占50％，阿加占33％，呷西占10％，以曲诺等级人数为最多。凉山彝族奴隶制的特点是：兹莫和诺合占有阿加和呷西等级成员的人身；曲诺等级成员对兹莫和诺合主子存在一定的人身隶属关系；曲诺以下的每一等级成员亦可占有下一等级成员的人身(阿加还可以占有同一等级的成员)。这种赤裸裸的人身占有与隶属关系是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特点。
由于被统治等级的经济地位不同，因而兹莫和诺合奴隶主对他们所采取的奴役方式也有所不同。呷西是一无所有的单身家内奴隶，阿加是仅有少数微薄析产，而已成家的生产奴隶。因而，奴隶主采取沉重的无偿劳役、抽其子女为奴，以及“吃绝业”(占有其绝户时的财产所有权)等方式来榨取他们。至于曲诺，一般占有一定的财产(富裕者还占有阿加和呷西)，享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权利。他们原系氏族公社成员，进入奴隶社会后，一般是奴隶制度下依附于兹莫或诺合奴隶主的隶属民。因而，奴隶主往往采取向其出租土地以征收高额地租，强迫放高利贷和“杂布达”(放粮食债)，强行摊派和“吃绝业”。以及征调无偿劳役等方式，来榨取他们。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各等级少数成员的经济地位已有了变化，等级与阶级之间已有了错动。但从1956年凉山民改的实践来看。等级与阶级的内容基本还是一致的，即兹莫与诺合基本上是贵族奴隶主．呷西基本上是奴隶，阿加基本上是半奴隶，而曲诺基本属于介乎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个体劳动者这个中间阶层。
由此可见，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矛盾，可以归结为：奴隶与奴隶主，或者说呷西、阿加与兹莫、诺合之间的矛盾，是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兹莫、诺合与曲诺之间的矛盾是次要的矛盾。兹莫和诺合奴隶主对奴隶和隶属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往往使两类矛盾同时激化，交织发生，使得斗争的焦点共同指向兹莫和诺合奴隶主阶级。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的特点，无疑具有一般奴隶社会的普遍规律，如果我们将它与古代殷、周社会相比较，可以看出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
殷代奴隶社会是由百姓(包括王族、子族)、庶人(亦称众或众人)、羌(包括臣、仆、妾、宰等)三种人组成的。这三种人实际上是三个等级，依其阶级地位而论，百姓是贵族奴隶主，羌、臣、仆、妾、宰是奴隶群众，而居于当中的庶人则是农村公社成员。在这一社会中，奴隶主固然是少数，而奴隶的数量也不算多。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其次是罪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仍是广大的农村公社成员。
羌或多羌是农业和畜牧业中的生产奴隶，他们与殷人是不同族的。 卜辞中常有“令多羌圣田”的记载。 “圣”即掘土，并有开垦之意。甲骨文中还有臣、仆、妾、宰，都是家内奴隶。他们除来源于战俘外，还有些是买来的奴隶和奴产子，但也有一些是由公社成员下降的，如宰即是。
殷代直接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劳动者除羌或多羌外，主要是庶人。关于这种人的来历，说法不一，值得探讨。殷代农村公社还保存着土地按农村公社的组织分配耕种。整个土地有公田、私田之分。公田原系公社的公田，后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并由国家分给贵族奴隶主世袭占有，而私田即贵族奴隶主交给庶人各家庭进行耕种的份地。庶人除了在私田上进行劳动生产外，更主要是还在于负担公田上沉重的劳役形式的“耕田”的劳役。除此，庶人还要服国家的徭役和征伐、卫戍等军事劳役。庶人的来源，有以为系被征服的外族人，其实他们是本族中的公社成员。殷代保留着“邑”即农村公社。每一“邑”有“土”即社，为祭祀的场所。农村公社的基本群众即是庶人。由于存在这种农村公社以及氏族制度的残余，故当时的农业耕种采取了“名田”，即集体协作的形式。
由此可见，殷代的贵族奴隶主“百姓”与凉山的贵族奴隶主“兹莫”和“诺合”相当，羌(臣、仆、妾、宰)与阿加、呷西相当，庶人与曲诺相当。虽然民主改革前的凉山已不存在农村公社，而曲诺也非自由民，但无疑曲诺的原生形态即农村公社的成员。
西周社会与殷代并无本质区别，由于周灭殷时还处于氏族公社末期和阶级社会初期，而当时殷王朝的奴隶制也还没有发展到鼎盛阶段。因而，当周代殷之后所采取的制度仍然不能不是奴隶制度。《吕氏春秋．慎大览》云：“武王胜殷，……命周公旦进殷之遗老。而问殷亡之故，又问众之所说(悦)，民之所欲。殷之遗老对曰： ‘欲复盘庚之政’。武王于是复盘庚之政。”即是指此。
西周奴隶社会是由百姓(包括王族、诸旧族、百工)、庶民、臣(包括鬲)三个等级组成的。百姓是奴隶主，臣和鬲是奴隶，庶民则是公社成员。与殷代社会相似，在四周社会中奴隶的数量仍不算多，社会的主要农牧业生产者仍是庶民，亦即公社成员。西周社会中同样有一种从周族中分化出来的与宗子亲属疏远或亲属已尽的族人，其地位基本与庶人相当。可见西周的阶级关系与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阶级关系，其基本状况也是一致的。
其次，探讨奴隶制度下的剥削方式。
民主改革前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土地已经可以自由买卖。这种土地买卖关系，可以发生于统治等级或被统治等级之间，亦可以发生于统治等级与被统治等级之间，虽然被统治等级对土地的买卖受着若干限制。但是，古代的凉山无疑也存在过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形式。那时，土地是由最高统治者逐级分配给下级，直到公社成员手中；统治阶级使用这种手段来束缚公社成员，并对其进行剥削，对此，本文后面还要讨论。在这里只想说明，由于凉山有了土地买卖，因而存在土地租佃，奴隶主用土地租佃关系进行剥削作为他们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总的说来，凉山奴隶社会的土地经营形式有两个特点：一是奴隶主的自营地，主要使用所属的“节伙”的无偿劳役进行耕种，故又称“娃子耕作地”；另一是奴隶主的出租地，利用土地租佃的关系，向所属“节伙”及其他成员进行地租剥削。一般说来，奴隶主的娃子耕作地大于出租地。两类土地的剥削率，娃子耕作地均在50％以上，高至60％-70％，而出租地则在50％以下。同样，从剥削量来看，在奴隶主的土地剥削收入中，一般也是前者大于后者。如昭觉城南乡的六户诺合奴隶主的娃子耕作地是850亩，出租地是7940亩，后者为前者的九倍。但地租收入仅占总收入的48％。这是由于出租土地的质量，一般均较娃子耕作地为低劣的缘故。
各被统治等级基于人身被占有和隶属的关系，对统治等级承担着隶属性负担和无偿劳役。这些隶属性负担包括摊派、高利贷、“杂布达”①以及强迫性的“送礼”等等。无偿劳役是对节伙的一项重要剥削。曲诺每年要为主子服一定时间的生产劳役。如昭觉城南乡的每户曲诺，每年要出一人为其诺合主子服数日至一月的劳役不等。服役时还须自带耕牛、农具前往。阿加所服劳役则要重得多，几乎全年绝大部分时间均为主子服田间劳役以至家务劳役。呷西则主要为主子从事家务劳役，间或亦担负一些田间的劳役。
殷代对农村公社成员庶人的剥削，主要采取强迫他们进行无偿劳役的办法。其中一部分劳动成果由各地的“伯”来“氐”(献)给国王。公社成员负担的实物年贡，在甲骨文中称为“氐岁”。这种剥削的具体形式从“耕田”的卜辞中可以看出：“辛丑贞：……人三千耕” (粹1299)： “丙子卜，呼耕，受年”(前6，17，6)； “丙辰卜，争贞：呼耕于唯，受有年。贞呼廪归田”(乙编2，57)。所谓“耕田”即是国王以及贵族奴隶主“借民代耕的田，美其名曰‘借”’，而掩盖其剥削的实
① “杂布达”系凉山彝区主子向所属“节伙”强迫施放的粮食高利贷。
质。在殷墟王宫旁的窖穴中，曾发现上千把石镰。这都是当时“耕田”时使用的工具。殷代保存着农村公社，土地按农村公社的组织进行分配，公田是公社的公田，私田是庶人的份地，庶人在合力耕种公田后，才能去经营自己的一小块私田。私田的收入归自己，公田的收入原是归公社公有的，后来被国王及贵族奴隶主攫为已有。所谓“呼廪归仓”即国王传令庶人将耕田中所获归于国家之仓，而实际上是落人王室的私囊。这种剥削就其实质是以征取劳役的方式来进行贡赋剥削。
迄至西周，殷代遗留下来的公田、私田制度仍未改变。《孟子．滕文公》记述井田时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又说：“助者籍也。”并谓“《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关于庶民在私田中劳动的情景，《诗》中多有描述，如《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至于在公田上的劳动，有如《载芟》：“芟载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珍。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昭侯以。有喷其■，思媚其妇。”总之，这种情景都是十分壮观的。
殷时的庶人还担负着国家的土木徭役和卫戍出征等徭役。甲骨记载：“贞：师……亡其工”(粹1216)：“戍卫，不雉众，戍亡哉”(佚，契1152)： “己卯贞：令盅以众伐龙，哉”(库方1001)。迄至西周，庶人同样负担着这些徭役。《左传．昭三年》载叔向言春秋时晋国庶人反对徭役时云：“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馑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
当然，殷代除了对作为公社成员的庶人的剥削而外，还有对奴隶的剥削，而且这一剥削方式在该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卜辞中有： “贞：王令多羌圣田” (料1222)； “王令多口圣田”。(粹1544)。西周时仍有大量奴隶从事各种劳役，(左传．昭七年》云：“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巨台。马有围，牛有牧，以待百事。”这指的是西周的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阶梯的皂以下都是奴隶。由于周王朝对外征服和掠夺的增多，相应的奴隶的数量也增加了。《大盂鼎铭》记载康王对贵族盂的赏赐说：“锡汝邦同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人三千耕又五十夫。”①这些人鬲即家内奴隶，驭是赶车的奴隶，邦司和夷司王臣虽是奴隶的首领，但也具有奴隶的身份。与殷代相似，周代社会中奴隶用于经营贵族奴隶主的农业和山林川泽的樵牧、渔猎等副业，但社会的主要农业生产是由庶人来负担的。
商品的发展导致公社成员的分化，庶人所处的地位来看正是如此。贵族对他们的徭役来源于氏族公社末期因阶级分化而引起的对同族人的剥削。该社会的另一种剥削则是针对奴隶的，而奴隶的主要来源则是对异族人的征服和掳掠。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对曲诺和阿加、呷西的两种剥削，也来自两种不同的方面。前者仍然可以看作对公社成员剥削的继续，后者则是对奴隶的剥削。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以对奴隶的剥削占据主导地位，而殷、周奴隶社会去今太远，究竟以哪一种剥削形式占据主导?一般说来殷代是奴隶社会早期阶
① 《西周金文大系图录》第18页，考释33页。
段，对公社成员的剥削是主要的。即便到了西周，奴隶制较商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公社成员仍是这一社会中的主要生产者。这就是凉山彝族奴隶制与殷、周奴隶制的差别所在。尽管殷、周社会中奴隶数量不多，但仍不失其为奴隶社会的性质。因为衡量奴隶社会的准绳，不能单纯从奴隶数量的多少来确定，而应以整个社会的基本生产者的实际地位以及奴隶制是否已构成该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来判断。在殷、周社会中，奴隶的地位低下自不待言，而广大的公社成员，实际上也“从未能成为财产的所有者，而只不过是一个占有者，所以，事实上他本人即是财产，即是公社的统一体人格化的那个人的奴隶”。①从这个意义而言，广大的公社成员只不过是“普遍奴隶”而已。如果就这个标准来衡量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的曲诺，说他们实际也不过是“普遍奴隶”，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再次，讨论奴隶社会中的土地所有制问题。
奴隶社会中的土地所有制究竟是什么形式，是历来学术界聚讼未决的问题之一。我们可以从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方面，得到一些启发，有助于理解殷、周的土地所有制。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奴隶社会一般有两个发展阶段，即它的早期阶段与典型阶段。在古代东方，奴隶制长期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在古代，奴隶制发展到了典型阶级。马克思曾指出奴隶制这两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
① 马克思：《资本主义以前各形态》，第30页。
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不同，有时只是使家长式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①
古代东方的奴隶社会的基本生产者是农村公社成员，马克思称之为“普遍奴隶”制。由于掌握国家机器的贵族奴役广大的公社成员，并使之处于实际的奴隶般的地位，故名。在这里，公社成员“即是公社的统一体人格化那个人的奴隶”。由于古代东方奴隶制具有这样的特点，因而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具有如下特征：一、国家是若干公社的统一结合体，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属于国王，因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②。二、土地分为王室所有和公社所有，实际都受到沉重的剥削。三、社会上除公社成员外，还有奴隶，但数量不大，其所受的剥削则更为沉重。
至于古典古代，奴隶社会中的土地所有制又是另一种形式。这里由于商品生产的发达，有的农村公社业已解体，自由的土地私有制已经形成，各个自由私有者转为“小农组成的农村”，因而马克思称之为“小的自由土地所有制”③。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小的自由土地所有制”的解体，土地又逐渐集中于贵族和富有者之手，形成大的自由土地所有制。这时，由于商业的发展，对外掳掠的加强，才使得奴隶的数量在社会中大大地增加(如雅典梭伦立法前的情况)，从而古典古代的社会进入了发达的奴隶制。不过公社残余仍旧存在，它表现为公社成员才有资格成为国家的公民，才能是土地私有
①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1页。
② 《诗．小雅．北山》。
③ 马克思：《资本主义前各形态》，第3页。
者，也表现在公民(公社成员)失去土地受到城邦国家(或政府)的津贴以维持生活。上述土地私有制的形式是“古典的形态”的基础。
按照古代社会历史进程分析，土地所有制这种从公有到私有的发展过程，从规律上看，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都是一致的。只不过在古代希腊、罗马，由于生产和社会分工较为发达，公社的瓦解比较彻底，自耕农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才可能一时占据优势，而且是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之后，奴隶制未切实支配生产以前，还是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但是。土地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形式也曾经是西方广大地区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这正如马克思所说：“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塞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遇到这种形式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和各种形式中推出来。”①当然，土地的私有制也并非在古代东方就没有。只不过它的发展较为不充分而已。
我们再看看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土地所有制：在兹莫统治区，土地所有制的原生形态是土地王有制；而在诺合统治区，则是自由的土地私有制。后者是近二三百年来逐渐形成的状态。直到清初凉山基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2页。
本还是兹莫的统治天下，诺合也是隶属于兹莫的一个等级。当时凉山所有的土地均为数家兹莫分别割据，然后再分配给属下的诺合、曲诺耕种，而收取其贡赋。当时的诺合曲诺都是聚族而居，因而土地是依照“家支” (凉山特有的血缘组织形式)进行分配的。这种聚族而居实际上是农村公社中父系氏族公社的遗留。民主改革以前，凉山还保存着四大兹莫(即沙马兹莫、阿都兹莫、斯兹兹莫和阿卓兹莫)以及一些较小的兹莫。由于清王朝曾给兹莫加封，故大兹莫通称土司，小兹莫通称土目，而在彝语中却没有这些区别。以现有行政区划而论，大兹莫的领地横跨数县，而小兹莫通常仅有相当于一个乡的辖区。
现以土地王有制保存较为完整的昭觉滥坝乡尔恩兹莫区而论，可以看出凉山土地王有制这一类型的原生形态。该乡尔恩兹莫家族共有17户，占该乡总人口的3．9％，即占有全乡的全部土地，共16836．96亩。其余的198户曲诺、55产阿加和单身呷西130人却不占有丝毫土地。尔恩兹莫占有的土地，最早是从较大的利利兹莫处领来，并转而分配给所属曲诺、阿家领种，并收取贡赋。过去尔恩兹莫每三年两次向利利兹莫缴纳一定的贡赋，白1936年利利兹莫的继承者衰落以来，尔恩兹莫就停止了上缴贡赋，而实际占有了滥坝的整个土地。在这里，领种土地者主要是曲诺。他们每年要向兹莫缴纳一些“地赋”性质的生产品。此外，还要承受兹莫的摊派、无偿劳役以及“送礼”等负担。与曲诺隶属于兹莫的关系不同，兹莫直接占有阿加、呷西的人身，并对其进行剥削。显然这是一种奴隶制的占有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曲诺来源于公社成员的痕迹，只不过在这里公社的土地已变成兹莫占有的土地，并转而分配给他们耕种，借以猎取其“地赋”罢了。
在殷代奴隶社会中，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农村公社。从以下甲骨文可以看出：“土方征于我东鄙，哉二邑，舌方亦牧我西鄙田(菁2)；土方牧我田十人，东鄙哉二邑” (菁2)；大方(邦)伐■，鄙廿邑……(粹801)。这些“邑”不大，是村庄，几个村庄组成一个农村公社，因此卜辞中的“邑”有农村公社之意。甲骨文中还有许多关于“社”的记载： “贞：勿求年于凿(邦)■ (土)”(前4，17，3)；“贞：求年于土，九牛” (通336)。这里的“土”即“社”，是田地之神；每一农村公社都设有一个祭坛，祭祀社神，以求丰年。因此， “社’’也代表农村公社的存在，建立在农村公社之上的“最高统一体”的国家，也即是最高的社。因此，后来以“社稷”一词代表国家。国王为了求得好的收成，要到国社求雨、祈年。殷代的农村公社中还保存着氏族制度的残余，或者说家庭公社的遗迹还对社会有较大的影响。这反映在农业耕作中，还保有集体协作的所谓“名田”的方式。自然，这种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只是一个形式，其实土地已经成为受国王支配的“王土”。从而这个最高的家长一一国王可以通过苛重的贡赋与徭役来剥削村社成员，使之实际处于奴隶般的地位。
西周社会同样保存着农村公社，这种公社制度一直延续到春秋时代。如《吕氏春秋．慎大览》云： “武王胜殷……三日之内，与谋之士封为诸侯，大夫赏以书社。”又《商君书．赏刑篇》谓：“武王与殷战于牧野之中，大破九军，卒裂士诸侯。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以上说的是周初仍然存在着农村公社。春秋时的农村公社，如《荀子．仲尼篇》云： “齐桓见管仲……与之书社三百。”又如《左传．昭二十五年》：“(齐侯曰)： ‘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以待军命。’贾逵云： ‘二十五家为一社。千社二二万五千家也。”’这种公社同样体现为土地公有；农民是农村公社成员，土地分配给村社成员耕种；向村社以至国家缴纳贡赋，然后收获归己。这种情况正如《礼记．王制》所云：“古者公田籍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麓川泽以时人而不禁……田里不粥，墓地不请，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无旷土……无游民。”
由此，不难看出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的兹莫统治区的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与殷、周奴隶社会中的土地所有制是极相类似的。它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实行土地的王有制，这是古代东方早期奴隶制度下，土地所有制的特征。至于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诺合统治区的自由土地私有制，则是奴隶社会晚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它与战国以后兴起的自由的土地私有制是相类似的。
通过对凉山彝族奴隶制与殷、周奴隶制中的阶级结构、剥削方式以及土地所有制形式等三个方面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如下结论：凉山彝族奴隶制，尤其是这个奴隶制中所保存的早期奴隶制的一些特征，与殷、周时期的奴隶制是极其相类似的。它们都属古代东方奴隶制即早期奴隶制类型，只不过凉山彝族奴隶制从古代一直发展到现代，在某些方面也有了较大的变化而已。以现代存在的凉山彝族奴隶制与古代的殷、周奴隶制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提高和加深我们对古代奴隶制的认识，这就县本文探讨的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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