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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史俗到经述: 彝族毕摩经籍中的“狸猫换太子”故事

作者:​王菊 发布时间:2021-09-22 原出处:《民族学刊》2019年01期
彝族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yizuren.com
摘要:彝族毕摩经籍中出现了关于宋仁宗的"狸猫换太子"故事,在历史记载、说书演义、叙事模式、社会语境、仪式过渡的共同作用下,由毕摩撰写完成了"仁宗的故事"。但是,该故事又由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其深层次结构与很多故事类型和原型仪式有相似之处。
关键词:“狸猫换太子”, “仁宗的故事”,彝族毕摩经籍,故事类型,过渡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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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演进历史中,民族文化的他者表达和被重构的层出不穷。

“狸猫换太子”是中原地区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故事源于宋仁宗认生身母亲,自宋以来受到人们的热情关注。尤其是清代说书人石玉昆将故事情节编入《三侠五义》中以来,得到小说家、曲艺家的青睐,被不断加工和传播。巧的是,在云南彝族毕摩经卷中发现的“仁宗的故事”是其变体之一,但在被流变和彝族毕摩再书写的过程中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一、史实:通俗演义的基础

翻检关于中国历代帝王的正史叙述中,从《史记》开始到《清史稿》都有关于帝王的本纪专门介绍帝王的一生。一直以来,对帝王的出生叙述有两种基本恒定的叙述范式:一是颇具玄幻色彩的想象性描述;一是似乎忠实于现实的客观性表述。

《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清史稿·清太祖本纪》:“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姓爱新觉罗氏,讳努尔哈齐。其先盖金遗部。始祖布库里雍顺,母曰佛库伦,相传感朱果而孕。”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颇具玄幻色彩的想象性描述,具有神话的色彩。历朝开朝先祖由于资料不详,神化能开辟一个朝代的英雄祖先,是历代史书编撰者常用的表述方式。“一个文类(结构)的形成,如‘正史’,是由于后世史家在编辑、书写‘正史’时,遵循、模仿以前历代的正史书写,此种文本架构上的模仿,形成正史文类的‘文本规范’。”这些直接玄幻性表述并没有为后世人的演述提供太大的表述空间。

而对随后的历代君王表述,由于皇宫严密的记言记事制度而资料充足,因而似乎显示出表述的真实性和平淡性。这些似乎真实和平淡的表述却为后世说书人演泽情节带来了大大的便利。

关于宋仁宗赵祯(1010-1063)在《宋史·宋仁宗本纪》中的表述为:“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讳祯,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也。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献皇后无子,取为己子养之。……乾兴元年二月戊午,真宗崩,遗诏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权处分军国事。”这段表述手法并无任何玄幻和神秘之处,显得真实而自然,只是透露出宋仁宗是李宸妃所生,而由于皇后无子而变成了皇后之子,后继承皇位成为宋仁宗。同时,《宋史·后妃列传》中也曾记载:“初,仁宗在襁褓,章献以为己子,使杨淑妃保视之。仁宗即位,妃嘿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出也。……后章献太后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有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壮懿。……”关于宋仁宗认亲《宋史》有所记载,同期的文人也或多或少有所提及,如司马光、苏辙、卲伯温等。可见,仁宗认亲是史载的真实事件。

同时,史书中对同期的重要人物包拯记述,《宋史·列传第七十五·包拯吴奎赵捵訉涮平樽邮缥室逦仕锼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裴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关于包拯,也是平实地介绍了他的生平和事迹,可见包拯是一位孝顺、耿直、敦厚、清廉的官员。但是,据考,包拯与仁宗认亲一事毫无关联。

从上,这些正史史书上并没有看到关于宋仁宗身世与包拯之间有任何关联,宋仁宗身世很清楚即是妃而非皇后所生,同时也不存在包拯将来判解皇帝生世的“狸猫换太子”的离奇情节记述。但是,这些看似不关联的史实记述正好为后来的推演新的通俗故事提供了素材和基础,因为演义作为中国历史小说的一种形式,其特点为:依傍史传,再现成文;偏重叙述,故事性强;行文浅显,通俗易懂。

自元朝开始,在民间就流传着关于“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元杂剧《金水桥陈琳报妆盒》《仁宗认母》等开始搬上舞台广为传唱。明朝的传奇《金丸记》《百家公案》等对之也有逐步的演化和丰富。清朝的传奇和小说《龙图耳案》等继续演绎这个故事。

二、俗讲:演义形成及传播媒介

“演义”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周党传》:“党等文不能演义……”据《辞海》解释:“谓敷陈义理而加以引申。”可见“演义”是指根据史传、融合野史经艺术加工敷演而成的一种通俗的长篇小说。到了明清时期,历史演义小说在民间广泛地流行起来。

载有与宋仁宗和包拯相关联的“狸猫换太子”故事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表述语境中:因为对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的市民而言,他们听说书、读小说是为了娱乐、消遣,那些情节悬念迭出、离奇刺激的故事更适合他们的口味。因而说书艺人为吸引众多听众,在讲述故事时必须尽量满足听众当时的审美需要——豪侠们多是武功超群、剪恶除奸,救人于危难……都大大增强了故事的惊险程度和刺激性。而且,小说弘扬人间正气,把侠客义士的除暴安良行为与保护清官、协助清官断案完美地结合起来,表现了宣扬忠义、维护社会秩序、为国为民的思想。《三侠五义》是古典长篇侠义公案小说的经典之作,是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完美结合,出现在了清朝的说书人石玉昆笔下,同时,《三侠五义》的版本众多、流传极广,书中脍炙人口的故事对中国近代评书曲艺、武侠小说乃至文学艺术的内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整部小说的第一回———“设阴谋临产换太子奋侠义替死换皇娘”,因其怪诞性、刺激性备受关注,影响范围较广。

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指出:《三侠五义》出于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原名《忠烈侠义传》,百二十回,首署“石玉昆述”,而序则云问竹主人原藏,入迷道人编订,皆不详为何如人。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其在《三侠五义》者曰包拯。拯字希仁,以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其间尝除天章阁待制,又除龙图阁学土,权知开封府,立朝刚毅,关节不到,世人比之阎罗,有传在《宋史》(三百十六)。而民间所传,则行事率怪异,元人杂剧中已有包公“断立太后”及“审乌盆鬼”诸异说;明人又作短书十卷曰《龙图公案》,亦名《包公案》,记拯借私访梦兆鬼语等以断奇案六十三事,然文意甚拙,盖仅识文字者所为。后又演为大部,仍称《龙图公案》,则组织加密,首尾通连,即为《三侠五义》蓝本矣。《三侠五义》开篇,即叙宋真宗未有子,而刘李二妃俱娠,约立举子者为正宫。刘乃与宫监郭槐密谋,俟李生子,即易以剥皮之狸猫,谓生怪物。太子则付宫人寇珠,命缢而弃诸水,寇珠不忍,窃授陈林,匿八大王所,云是第三子,始得长育。刘又谗李妃去之,忠宦多死。真宗无子,既崩,八王第三子乃入承大统,即仁宗也。书由是即进叙包拯降生,惟以前案为下文伏线而已。复次,则述拯婚宦及断案事迹,往往取他人故事,并附著之。比知开封,乃于民间遇李妃,发“狸猫换子”旧案,时仁宗始知李为真母,迎以归。……至于构设事端,颇伤稚弱,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

宋朝之后,已经开始在民间陆续出现了有关于清官包拯的很多传说故事,元杂剧中也有关于包拯的,而明朝问世的白话短篇公案小说集《龙图公案》(又叫《包公案》),内容大都是包公明断谋财害命、仗势凌人以及奸盗诈骗等案,塑造了一个刚直正义的清官形象。逐渐地,到了《三侠五义》,包拯被塑造为能审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能审人世和冥界的神能之人。《三侠五义》中既有有胆有权的清官,又有有才有忠的侠士,二者的结合实际上体现出民众呼唤清明世界的强烈诉求。

作者石玉昆,清代满清贵族子弟,爱好子弟书,大约出生于乾隆末期,是嘉庆道光年间著名的子弟书说唱人,大约去世于同治时期。其将《包公案》(也叫《龙图公案》)整理成《三侠五义》一百二十回。也就是说,石玉昆生活在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的清中叶时期,清王朝经康乾盛世后已经由盛转衰,吏治败坏,武备松弛,国库空虚,国内相继出现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同时满清相继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应运而生的《三侠五义》反映民众对国泰民安、吏治清明的向往,因为其中的清廉官员与忠义侠客能体现出民众对社会整治的愿景。“文学及艺术中的英雄人物,不仅表达作者个人的意见和美梦,体现流行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而且也强烈刻画出当时社会中各种力量之冲突”。通过像石玉昆这样的民间说书人通俗易懂、栩栩如生的讲说,一方面能够反映民众心声,因而能吸引民众的受众人群;另一方面,小说宣扬的忠义精神,有包拯的忠于职守,有侠士的忠于正义,而且小说是讲的宋代的事,这些是朝廷能够允许的,所以《三侠五义》能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快速的传播,同时或许是通过听说书、或许是听人转述、或许是看到了小说文本,它自然地就传入了西南彝区,最后被当时掌握文字书写能力的彝族毕摩记入了毕摩经书。据鲁迅先生推测《三侠五义》成书于1879年,那该书中的“狸猫换太子”故事进入彝区最晚时间也应该有一百年了,同时从小说转化为了诗歌体进入毕摩经卷,从忠义的宣传变成了善恶有报的道德规诫。

三、经述:立意转化与叙事建构

彝族传统文化除了在民间耳口相传之外,主要就是通过毕摩撰写经卷利用文字传承。彝族毕摩是彝族社会的宗教活动者和文化书写者。彝族毕摩经卷的功能主要有四个,即祝、咒、述、劝。前两项体现出宗教活动的心理慰藉价值———祝福生者和死者,诅咒敌人和鬼怪,后两项体现出了文化的传承和社会规范的价值———记述世间万物、天地日月、动物植物、人类活动的来源,规劝社会成员向善向好。这四种功能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杂糅在一起。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的百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于2009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其中第四十七卷《彝族物源神话》是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收藏的彝文文献翻译整理而成,共分为:人类起源、物种起源、祭祀经和人物故事四部分。本文论述的“狸猫换太子”故事便是该卷中人物故事之二的“仁宗的故事”,因为其中的主要人物和情节基本上是与《三侠五义》中的第一回“设阴谋临产换太子奋侠义替死换皇娘”一致的。《三侠五义》中讲到的主要是:刘妃为了能成为正宫娘娘(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太子)设计陷害先生育的李妃(谎报皇上李妃生下的是怪物狸猫),李妃被打入冷宫,李妃之子被宫人带出皇宫交给八王抚养。不几年,刘妃所生儿子病死,皇上无子,便从八贤王那里过继所谓三世子(实为李妃所生的皇长子)立为太子,后成为宋仁宗。最后关于狸猫换太子的真相一直要到第十九回“巧取供单郭槐受戮明颁诏旨李后还宫”才大白天下。“仁宗的故事”讲述的是二妻用狸猫换走太子并将之放入河中淌走,太子被救起,经历一番磨难后打回皇宫取代父皇成为新的皇帝即宋仁宗,经包丞相讲述真情,一家相认团聚。

而在彝族“仁宗的故事”中,全文采用五言诗体形式,共17段366行1830字,便讲完了整个“狸猫换太子故事”,只是这两者之间有一些异同,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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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石玉昆是讲“包公案”的说书人,正如满族子弟书《石玉昆》中所说“编来宋代包公案,成就当时石玉昆。”石玉昆成就的《三侠五义》主要讲述的是包拯的神奇出生和精明断案,所以在“狸猫换太子”故事中主要歌颂的还是包拯铁面无私审理皇家案件,所以对于宋仁宗的经历是较少着墨,而彝族毕摩经卷中的“仁宗的故事”仁宗成为了主角,因此对仁宗的出生及经历篇幅较多(13段),而包丞相只是成为了陪衬(3段),这种处理其实是与标题相关的,因为故事是围绕仁宗展开的,所以诗中讲述了仁宗出生后的各种磨难和遭遇。

彝族毕摩经卷中的“仁宗的故事”里主要宣扬的善良和孝顺的主题,虽然仁宗的出生、经历非常曲折苦难,但是最终有了圆满的结果。故事中无论是三妻(仁宗母亲)还是利哈利(仁宗妻子)、还有仁宗都是非常善良的,仁宗母亲———“诚心祈祷说:/‘如我无儿女,/我的两个姐,/但愿能生育,/承祖传香火。’”仁宗妻子并未因仁宗当时是讨饭人而看不起他,反而心甘情愿嫁给他。仁宗的养父母去世后,由于他的善良,家里的田地全部让人骗走了。孝顺体现在仁宗得知生育自己的母亲还在,虽然未曾养育过自己依然用自己的宝扇治疗生母的眼疾,眼睛治好后,他马上跪下认亲。有趣的是:这个在民众间和民间艺人之间流传的故事为何被远在西南的彝族毕摩记入了自己的经卷呢?因其传奇性,该故事流传范围极广,但是在流传的过程中根据不同流传者的不同意图进行再创作未尝不可,《三侠五义》原本主题是“公案+侠士”来整饬社会现实、弘扬社会正义,而到了彝区结合彝族历史文化传统,“公案”与“侠”的主题在彝族传统文学中就根本是没有出现过的,解放以前彝区出现纠纷基本上都是在民间经过德古进行调解完成,而且在彝族传统社会没有侠这种分类,只有武士的分类;那为了落地生根,就只有结合彝族传统社会中重要而且恒久的劝善主题展开,才能适应彝区社会的文化环境,因此彝族毕摩经卷中的“仁宗的故事”与《三侠五义》中的“狸猫换太子”虽然故事情节基本相同,但是所宣扬的主题却发生了变化,这是因时因地变异的结果,同时也是多民族文学借鉴和融合的结果。毕摩想借此故事来告诫后人良善之人必有好的结局,良善的三妻、利哈利、乞丐(仁宗)都有了完满的结果:分别成为了太后、皇后、皇帝。

彝族毕摩经籍里“仁宗的故事”虽然是毕摩用彝文记述的故事,但是其中的关于仁宗出生和人生经历的故事情节虽有一些神奇的成分,但是还是反映出了一个勇于抗争的英雄帝王形象,具有民间故事和神话的相类似的叙事类型。最重要的是“弃婴”叙事类型。古希腊关于“俄狄浦斯”的神话传说中,俄狄浦斯成为弃婴,最终经历一番周折后,自己又回到自己的王国最终取代自己的父亲做了忒拜王。后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据此写了著名的剧本《俄狄浦斯王》。在“仁宗的故事”中由于宫廷中妃子之间争后位,人为地让仁宗从生下来就变成了弃婴,他经历很多磨难之后,最终也“举旗抗朝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逼自己父王下台,自己做了皇帝。由于这个故事在彝区流传的时间比较短,且较早被毕摩用文字固定在了毕摩经卷当中,因此故事情节较之流传广远和深思熟虑创作的《俄狄浦斯王》显得单薄一些,但是却有惊人的相似:弃儿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帝王,相对于《三侠五义》中的比较符号化的仁宗,彝区的“仁宗的故事”中的仁宗这个人物更加丰满鲜活。“弃婴”类型民间故事,江苏淮阴师范学院教授萧兵在其专著《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中专辟一章“弃子英雄·磨练与考验”,其中将弃子英雄分为两类:“山野-物异”型与“河海-漂流”型。比较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也指出,英雄有一个出走和回归的过程,出走是为了磨砺自我,最后在异地经历了考验和挑战以后,得到神物的帮助,最终会回来成为国王。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宙斯,中原周民族始祖后稷等都曾经是弃婴,然后经过一番磨难最后成为了王或英雄。就连彝族自己的神话传说中“支格阿龙”(或“支格阿鲁王”)也都是弃婴型的故事。与支格阿龙“山野-物异”型(支格阿龙生下来后不吃母奶、不穿母衣,因其怪异而被母亲抛弃于悬崖)不同,“仁宗的故事”是“河海-漂流”型的(仁宗生下来后被掉包抛弃于黄河,成为一个漂流儿)。其次,关于弃婴型故事中的“狸猫换太子”亚类的,有高贵血统的婴儿生下来被人掉包替换和扔弃、最终一番磨难或奇遇后又华丽回归,在中国的多民族文学作品中有很多体现,如:彝族的《淌来儿》、傣族的《朗鲸布》《粘巴西顿》、藏族的《娶杜鹃鸟的故事》、傈僳族的《寻找母亲的故事》《寻找太阳头发的故事》等。这些故事弘扬的都是善恶有报的因果轮回的思想。

四、再造:仪式过渡与社会语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在其代表作《鹰灵与诗魂》中指出彝族毕摩经籍中的经籍文学包括了四个层面:一是毕摩文学作品,二是经籍诗学论著,三是经籍化的民间文学作品,四是毕摩用彝文翻译或改写的汉文文学作品和汉族民间文学作品。那“仁宗的故事”应该就是第四层面的彝族毕摩经籍文学,是用彝文对或汉文口头文学或汉文书面文学进行有意识改写的故事。对于故事的书写,彝族有自己的书写传统。魏晋时期的彝族大毕摩、文艺理论家举奢哲就关于写故事说过:“在写故事时,/要把人写真,/要把事写明,/只要这两样,/两样加起来,/加来有七成,/七成是真的;/其余三成呢,/你就可以呀,/凭想来完成。”在毕摩改写汉文文学的过程中,主要人物仁宗、包丞相是来自于汉文文学的,而关于仁宗出生后的种种经历和磨难是毕摩想象的,这想象的部分加入了煮、烧仁宗-黄河放流仁宗-老夫妇养育仁宗-屠户家和穷人家嫌弃仁宗-利哈利自愿嫁仁宗-仁宗在神龙的帮助下举旗抗朝廷-仁宗用金扇治好母亲的眼病,这些都是为了把人写真、把事写明而加进的内容,仁宗被遗弃离开皇宫后经过磨难和努力又回到皇宫,顺理成章,这些应该是七成的真。此外更加神奇的幻想成分就是:出生后的仁宗被二妻“放进开水里,/煮他煮不死;/投进火堆里,/烧他烧不死;实在没办法,/找来一木箱,/把他装里面,/投进黄河里。”仁宗被黄河岸边老夫妇救起后“取来燕口水,/一天喂三次,/日复又一日,/渐渐养育大。/到了七岁时,/喊了声阿爹,/叫了声阿妈,/听到喊爹妈,/兴奋过了头,/双双离人世…………没法活下去,/出门去讨饭。”仁宗成为了讨饭人以后,遇到女孩利哈利,女孩觉得他“头顶生紫气,/不像寻常人。”女孩自愿嫁给这个讨饭人,引起了全家人包括父母和兄长的强烈反对,兄长拿刀给女孩让女孩自己了断,又拿绳子给小夫妻俩自己去吊死,“俩姑娘兄长,/就把小两口,/推进大海里。/就在这当儿,/来了对怪物,/那一对怪物,/变成一对龙,/接住小两口,/顷刻之间里,/海水已干枯。/那对大神龙,/变成队兵马,/那个讨饭人,/骑上金鞍马,/他的好妻子,/骑上银鞍马,/带上兵和马,/举旗抗朝廷,/直指皇城来。”仁宗知道真相后,“仁宗这小子,/走到娘亲前,/拿出金扇子,/金扇扇一扇,/眼睛全好了。/速即跪下地,/认娘问亲爹。”这些幻想的成分应该是写故事中的三成“凭想来完成”的。想象中出现了三个重要的意象:燕、龙和扇。燕,中原《诗经》中早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很多学者注玄鸟为燕,玄鸟与商的关系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猜想着。其实可见,燕与人们生活源远流长。彝族作为一个迁徙民族,在观察物候中不断地迁徙,燕本来也是一种寒往暑来的候鸟。故事中燕口水代替了乳汁营养仁宗长大,这是彝族毕摩的丰富想象,就像彝族英雄支格阿龙是喝龙奶长大一样,英雄就应该是奇异的而且从出生开始,从婴儿时期的饮食开始。英雄经历种种磨难的过程中会收获爱情或得到神物的帮助才能获得成功。在仁宗的种种磨难中,也得到了女孩利哈利的爱情同时也得到了神龙的帮助,有了兵马来反抗朝廷攻打皇城。龙,《说文解字》载:“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龙,能登天能潜渊,是祥瑞之物,是中国很多民族的图腾崇拜之物。在彝族传统文化中,也有数不胜数的龙图腾文化,如彝族民众口耳相传的在龙年龙月龙日生的英雄支格阿龙,还有以线条构拟的众多龙的图像出现在毕摩经卷当中。龙,在古代还与帝王结合在一起。扇,扇在古代也是宫廷常用之物,扇能扇走暑热带来清凉、驱邪避害,而且还是金扇,足见其高贵。同时,金是黄色的,在古代黄色又是皇家专用颜色。因此,这些物象的选择和想象虽然是彝族毕摩加进去的再创造,但是其实也多少暗合了中原文化的传统。

故事中仁宗从被弃到回归皇宫的经历,按照法国学者阿·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理论来解释,经过了分隔、边缘和聚合三个阶段。分隔阶段,体现在婴儿刚出生的仁宗被三妻人为地与自己亲身父母分隔;边缘阶段,被弃的仁宗过着边缘化的生活,仁宗被老夫妇收养、老夫妇死后开始流浪、被卖猪肉的赶走、被穷人赶走、被女孩利哈利的兄长推向大海,在这个过程中让仁宗逐渐完成了他的生理成熟期,会说话、会谋生(尽管是流浪儿),同时也开启了他的社会成熟期,与女孩利哈利成为夫妻、举旗抗朝廷;聚合阶段,仁宗带着兵马打进皇城,其实是回到了他的起点,然后与母亲相认,与父母团聚在一起。在这三个阶段中,边缘阶段是写得最丰富的部分,因为“某些边缘礼仪漫长而繁复,可进一步划分,以致形成独立阶段。”这三个阶段,并让以往世俗的平凡的仁宗开始变得神圣,并成为了皇帝。

故事中仁宗的经历与英国人类学家J·G·弗雷泽在《金枝》中繁复讨论的古代的“弑老”原型有巧妙的相似之处。“他们相信王的生命或精神是与整个国家的兴旺相一致的……所以,在他们看来,消灾的唯一方法是在王还健壮的时候就将他杀死,使他从先辈继承的、还是精力充沛未被老病减弱的神灵再由他传给他的继承者。”在这个故事中,仁宗作为流浪儿,被无儿无女的屠户一家埋怨:“‘自从你来后,/生意就不好,/没法养活你。’把他赶出门。”随后,仁宗遇到一户讨饭过日子的穷苦人家,“讨了一整天,/半碗没讨得,/都怨那孩子,/把他赶走了。”仁宗又到了一个官宦人家,这家人只有女孩利哈利誓死要嫁给他,而女孩兄长“遂拿一把刀,/递给妹妹说:‘自己了断吧,/祖宗的名声,/让你给败坏,/你不是我妹。’/又拿对绳子,/交给夫妻俩,/让他们吊死。/他们夫妻俩,/彼此离不开,/不愿去吊死,/俩姑娘兄长,/就把小两口,/推进大海里。”这个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有技能的、无技能的、有官职的对一个流浪儿毫无怜悯之心、帮助之意,毫无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的整个社会不再兴旺了,那么说明与这个社会紧密相连的统治者的生命或精神也已经不再富有生机和活力了,这或许就是让逐渐成长起来的仁宗揭竿而起抗朝廷的动因,也开始了弑老的进程,欲取而代之,虽然在很多“弑老”中是年轻的陌生人杀而代之,而在这个“仁宗的故事”里是年轻的仁宗取代自己的父亲(文中所说的“康宗帝”),虽然也并未杀死先王(自己的父亲)。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中,皇帝被神化为天子,被神化为与日月星辰相关,但不管所谓的各种征兆异象怎样,皇帝也终将一死。在这个故事中讲述的不是像《三侠五义》中生长在八王府温室中,转而变成了历经磨难看透社会种种弊端而成熟起来的社会人的仁宗,完成了彝族毕摩对英雄皇帝崛起和回归的想象性建构,再造出了一个经历过世俗炼狱并最终走向神圣的皇帝形象。

彝族毕摩经籍中的“仁宗的故事”在流传中以及被毕摩重新建构在自己的经卷中的过程中,除了受汉文文本(无论是口传文本或说书文本还是文字文本)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了彝族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而在文体、主题、人物塑造、故事情节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改写和重构,形成了具有彝族社会伦理和艺术审美的故事叙事。值得一提的是,整个故事虽是彝族毕摩撰写,但是并没有加入很多毕摩关于鬼怪信仰的渲染。结合彝族毕摩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得出,毕摩从政教合一中逐渐分离出来,明清以后的彝区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毕摩无政可佐,流入民间,主要从事宗教祭礼、医疗、传统礼仪、著书立说,翻译汉文经典,传授传播彝文彝经或根据职能的需要规范经典等工作,但不脱离生产劳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随着彝区毕摩社会地位和文化功能的转变,毕摩撰写的毕摩经卷已经不纯粹是宗教信仰方面的内容了,而更多地融合了社会文化传播和记录的功能了。“一位作者在创作文本时,或不自觉地顺从于一种文类,或刻意选择一种文类,皆显示这是在社会本相下的一种屈服或攀附。屈服或攀附的目的在于,在社会既定的价值观下,创造一可被接受的或被赞许的文本。”总的来说,该故事虽然在毕摩经卷中被发现、整理、翻译,但是整个故事还是比较完整的,具有文学性的想象和表达,应该列在彝族毕摩经籍文学行列之中。同时,它也是多民族文学互相借鉴沟通交流的结果,体现出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步调。从《三侠五义》中的“狸猫换太子”到彝族的“仁宗的故事”发生了一定的变异,“故事类型产生的变异,首先是故事情节以及相关的时间、地点、人物、道具、习俗等的变异,同时也包括语言文字、表达方式、详略程度乃至民族特色、艺术风格等的变异。就通常的情况而言,流布的时间跨度、地域跨度、民族跨度越大,故事类型所产生的变异越显著。”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文学就是一个流传、影响和变异的过程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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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菊(1971-),女,四川冕宁人,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導师、博士后,研究方向:民族文学与文化、文学人类学、彝族文学。四川 成都610041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演进历史中,民族文化的他者表达和被重构的层出不穷。“狸猫换太子”是中原地区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故事源于宋仁宗认生身母亲,自宋以来受到人们的热情关注。尤其是清代说书人石玉昆将故事情节编入《三侠五义》中以来,得到小说家、曲艺家的青睐,被不断加工和传播。巧的是,在云南彝族毕摩经卷中发现的“仁宗的故事”是其变体之一,但在被流变和彝族毕摩再书写的过程中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原载:《民族学刊》2019年01期
文字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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