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
关键词：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源流；内涵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彝文劝世类经籍的当代价值和转化应用研究”； 项目编号：19XMZ024。
世居祖国西南边疆滇、川、黔、桂的彝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历史长河中，彝族既创造和传承着本民族语言，又创造和传承着本民族传统文字——古彝文，用古彝文记录下来了卷帙浩繁、包罗万象的彝文文献并收藏于彝族毕摩家中。古彝文字研究专家认为，古彝文具有图画之美、象形之美、厚实之美、灵变之美、多彩之美。同时，在彝文文献中有丰富多彩的彩色绘画作品或插图艺术，也有不少图文并茂的彝文文献，各种花鸟画、人物画、鬼神画、自然风景画，均生动逼真，栩栩如生。[1]232彝族毕摩经籍绘画是以彝文文献为载体，并以形象生动、惟妙惟肖的图解、释疑而进行创作的彝族传统绘画作品。既有毕摩经籍系列性连环画式的绘画作品，也有散见于其他彝文文献的零星插图绘画作品，形成图文并茂，或独立成幅的毕摩经籍绘画作品，或图与图之间有内在联系的毕摩经籍绘画作品，形成鲜明的民族共性特色和地域个性特色。表现手法拙朴形象，构思独特，简洁夸张，寓意丰富，概括出一幅幅内涵丰富的经籍绘画作品。质言之，彝族毕摩经籍绘画是彝族传统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充分吸纳了道家、儒家、释家绘画艺术内涵的书画作品。
然而，纵观彝学研究成果，以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哲学宗教、伦理道德、民俗礼仪、生产生活、天文历算、文学及毕摩经籍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对彝族毕摩经籍绘画作品研究极少，可谓寥若晨星。因而，笔者试图对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源流、载体、类别以及其反映的文化蕴意作一番探讨，以求各位同仁赐教。
一、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源流与发展
文字源于图画，图画文字是原始文字的雏形。也就是说，没有图画就没有图画文字，没有图画文字就没有原始文字，没有原始文字就没有当今成熟规范的文字。前苏联历史学家B.A.伊斯特林对古埃及绘画艺术颇有研究，认为，“古埃及语中‘画’和‘写’”、‘绘画’和‘文字’、‘艺术家’和‘写书人’这几组词是相同的，这不是偶然的”[2]。这说明古埃及文字最早与绘画有渊源关系，其最早是从图画文字演变而来。无独有偶，当今四川凉山彝语中称“文字”为“bbur ma”（图画文字），可以理解为“一个一个的图画文字”。同时四川凉山彝族称“艺术”、“图画”为“bbur bbur”和称“文化”为“sip lu bbur bbur”。这与B.A.伊斯特林观点如出一辙。
据古彝文字专家统计，古彝文（包括异体字在内）有23000余字，与完备的其他民族文字一样，经历了“图画文字”“象形文字”阶段，是比较完备的“表意文字”。汉文史籍《滇系·杂载》《新纂云南通志》卷九载：“撰爨字如蝌蚪。”《天启滇志》卷三十记载：“夷皆爨，状如蝌蚪。”这里道明了古彝文像“蝌蚪”，在一定意义上说，古彝文源自“蝌蚪”状的绘画图形或图画符号。滇南彝文文献《尼苏史诗》记载，先祖尼拾搓等六位天师毕摩即毕摩鼻祖对金银树花状进行绘画而成古彝文甚至传统彝文，如：
……走到花树下，抬头望高处，睁眼赏鲜花，手中握画笔，睁眼看银花，银花三千五，朵朵逗人爱，照花画下来，一朵画一字，三千五文字，画在竹片上；睁眼看金花，朵朵惹人爱，照花画下来，一朵画一字，三千五文字，画在竹片上。一个画一卷，六人写六卷。[3]
滇南彝文文献《尼苏夺节》也类似记载。红河流域彝文文献《查姆》记载：
龙王罗阿玛，昼夜图画写书文，天地日月画出来，草木风雨画出来，粮食种子画出来，马鹿野兽画出来，男人女人画出来……阿朴独姆（笃慕）画出来，世上万物一齐画出来，画成万物十二册，写成字书十二本。[4]
滇东南彝族口传创世史诗《爱佐与爱莎》中也如实唱述了文字产生与传播的全过程。据传，远古没文字前，世间长有一棵马缨花树，开红白两种花，祖先采下白马缨花来记事，又把白马缨花画成图画，并用红白两种马缨花汁先后画出男女祖妣头像、牛羊猪鸡、虎豹、山水、云雾、日月等万事万物。如：“天上九千事，九千应变事；天上八万事，八万应变事，事事已画明。动的已画明，静的已画明，高的已画明，矮的已画明，大花已画明，小花已画明。”“祭神的图案，驱鬼的图画，样样已画出。”“图画记事人，两个最出名，一个画动物，一个画草木，一个画日月，一个画云星。戈戛洛他啊，图画很出名；布阿几作他，图画最形象。”经过如此十代先祖画师不断创作、改进、提炼后，“画画成了书，画画成文字。”[5]
各地彝族现存毕摩经籍中，有部分毕摩经籍抄本还采用大量的插图绘画，这些插图绘画一般多用墨线勾画物体，再用黑、白、黄、红、绿、蓝等颜色添色。插图绘画或配合毕摩经籍文字内容而绘画；或与内容无关，仅作一种装饰而已。[6]其功用有二：一是色调和谐、醒目，二是格外明显，彝族毕摩传抄的经籍给人一种工整感和艺术感，也便阅读，并在阅读过程中移行时不容易产生混乱。
其实，各地彝族现存毕摩经籍的篇章天头或页眉、篇章末空白处，或画家畜家禽头，如牛头角、牛峰、羊头角、马头、雄鸡头，也画有如马鹿、鹿角、虎头、虎豹纹、鲤鱼、鱼尾、燕尾、凤凰、孔雀、鹤雁、鹰鹫、香炉，以及花草树木如葫芦、马缨花、桃花、连理枝、松柏枝、青秀竹、金竹，还有水纹、海浪、火把、火焰，等等，不胜牧举。滇南彝族毕摩经籍多有花纹标点符号，其形式有三：一是标题多为方框修边或屋檐斗拱形符号；二是句读符号多为“等腰三角形”带尾符号；三是段末或篇末为“等腰三角形”下画形式多样、复杂纷纭的花纹图案。滇东南彝族毕摩经籍一卷（册）之篇（章）首末均绘画图案有200余种，还有一卷（册）彝族毕摩经籍以虎、龙变形图结尾。以上这些图案符号，并非仅作修饰或装饰，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而思想深邃，不无凸显了彝族图腾文化符号或敬畏自然文化符号，也彰显了彝族先民的生产生活文化内涵。
二、彝族毕摩经籍绘画工具和颜料及其表征意义
笔者深入实地调查发现，彝族毕摩经籍绘画工具极为原始简单，多为就地取材。就画笔而言，自制的竹签、棕桐叶柄、细树枝和草茎，或鸡翅羽毛、或箐鸡羽毛、或绵羊毛、或山羊毛制作成既原始又粗糙的作画工具（画笔）。滇东南彝族毕摩经籍《裴妥梅妮——苏颇（神祖源流）》记载：
默陆那地方，一人叫于德，羊皮来做纸，牛骨当画笔，一天钻一孔，十天画一圈。[7]
就绘画颜料而言，也是俯拾即得的一些矿石、锅烟灰、动物血、猪胆汁、赤土等，近代才使用各种墨汁。据考，滇东南弥勒市金子洞坡石崖、开远市红石崖及滇南元江县它克石崖等3000多年前的崖画均是赤铁矿粉末兑动物血作画而成，且留存至今。
就作画载体而言，多为土绵纸，少有土纸或草纸。
彝族毕摩经籍绘画作品中常见的色料多为红、绿、黑、白、黄等五色颜料，每种颜色都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强烈地反映和表现了彝族先民五色文化观。彝学资深专家张纯德先生认为彝族传统五色文化有如下表征意义和思想内涵（详见下表）：[8]8
彝族传统五色文化有如下表征意义和思想内涵：
在彝族传统观念中，红、绿、黑、白、黄不仅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和东西南北中五方及彝族五个主要支系，也是构成宇宙天地及世间万事万物的基本元素，而且红绿二色和黑白二色还有雌雄观或阴阳观的文化蕴意。彝族雌雄观或阴阳观思想囊括了天地万物起源、发展之基点，也是天地万物生长、对立统一的规律，这不能不说是远古氐羌族群乃至中华古代大多族群崇拜黑白二色文化在彝族毕摩经籍中承继与遗存，并且具体反映和表现。
彝族五色文化中以红、黑、黄三色为主。一般而言，红色是火文化，表征激昂和神圣，彝族世代崇火，生不离火，死也不离火。火葬是火神把亡魂送回到祖先发祥地，与历代祖先团聚。贵州彝文文献《颜色的由来》记载：
男人主作战，女人主管事，作战凯旋日，打牛打马，杀猪宰羊，如此之后，大岩上作画，黑石画骨架，牛血和马血，猪血和羊血，用血染肌肉。[9]
说明远古彝族母系氏族部落时代，曾常取用畜血在石岩或石崖上作画之习。血为红色，除信仰红色文化之外，还有不可屈服的精神、不可亵渎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的深层文化内涵。黄色是大地的原色，引意为地生万物，绿荫葱葱，树木茂盛，生机盎然，繁荣祥瑞。如滇南红河县虎山一带彝族村寨，举凡村社性原始宗教和民俗祭仪活动，如祭寨神、招村魂中以绣或画有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的一青龙、一黑虎的两面黄旗，按“左龙”“右虎”的传统插于祭坛前，以象征庄重、祥和、安吉、和美、繁荣、太平盛世之意。黑色是“圣水”，水是雪融化的，人类是由水演化而来的，彝族的灵魂属于“雪族”。四川凉山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中就有“雪子十二支”之说，并黑色象征刚强、坚韧、成熟、庄重、威严，是铁文化。滇南红河县虎山一带彝族联村祭祀黑虎山神时，在祭坛前插有一面漆黑的黑旗，高高飘扬，以彰显黑虎之雄风、威武，并象征此祭祀庄严、肃穆之意。贵州彝文文献《西南彝志》中所指“天地人”的形成，亦是红（火）、青（黑）、金（黄）三色文化源于远古彝族先民对火、日月、雪、铁等的自然崇拜，并且红、黄、黑三色是彝族毕摩经籍绘画的基调。质言之，彝族红、黄、黑三色文化，是彝族先民自然崇拜的产物，并赋予了神秘的原始宗教文化色彩。同时，彝族人生礼仪、衣食住行、言语举止、宗教民俗、节日庆典等，都与红、黄、黑三色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彝族历代先民对红、黄、黑三色文化的执着偏好，是彝族历代先民“尊崇，尚黑”的传统。彝族自古以来，视黑色为高贵、庄重、荣耀；视红色为兴旺、吉祥、发达，视黄色为光明、希望、祥瑞。①
三、彝族毕摩经籍绘画类别及其文化内涵
纵观云贵川三省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多为彝族毕摩根据经籍内容，充分发挥毕摩自身对彝族文化的认识和掌握，并积极结合彝族古典哲学思想、民俗宗教、生产生活、风俗礼仪，借题发挥，凭自己的想象，即兴创作成相应的绘画艺术作品，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8]9例如滇南彝族毕摩经籍绘画作品，是根据毕摩经籍主要思想内容，以素描或淡描的方法，素描是以勾勒主要线条或轮廓，以此表现取精达神似；淡描是以一个完整的形象物体或变形物体，并多着色。驱邪禳解经籍多淡描鬼怪，虽有头身，但无手足；招魂纳福经籍多淡描神灵或人物祥和、欢乐的形态；神话史诗经籍多淡描远古先人如牛首人身、人首鱼身、竖目独脚人及伏羲女娲连体等图案。就彝族毕摩经籍绘画画幅而言，有纯幅单面绘画和图文并茂两种，多为后者，即观图知文意，释文知图意。滇南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作品，常以天师六毕摩手持法铃或法杖及携带经书驾云巡游、地师六毕摩手持法铃聚会诵经、先人毕摩聚会赛诗、先人或狩猎或骑虎或骑鹰、先天八卦、后天龙虎八卦、十二生肖图、婚丧嫁娶吉凶图、破土奠基吉凶图、祭祈日月星宿、祭拜自然神灵、白鸟栖林、龙虎戏珠、鹰蛇大战、驱魔除邪、招魂纳福、庭院幽深、路桥亭廊、臣僚断案、骑虎降妖、笃慕葫芦、诵经送祖、吹拉弹唱、伐木竖柱等上百种不同形态及文化内涵的绘画艺术作品，其中以日月云雾、龙鱼蛇龟、虎獐鹿麂、鹰鹫鹤雁、猪羊牛马、鸡鹅喜鹊、葫芦竹木及历代英豪绘画艺术作品为多见，并以人物的活动为中心，同时反映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睦相处。如滇南彝族毕摩经籍《签卦书》《占卦书》《命理书》《人与花树占书》《天文历算》等便是典型的代表作。特别是占卦（卦签）书，虽绘画技法因人而异，画风抽象，笔触简洁，构图不求精细，不加浓墨重彩，比例不显均衡。一个人体或动物，或短手少足，大头微身，拙中含雅，趣意弥漫；或一种植物，或干粗叶盛，或缺枝少叶，或干细根茂，拙朴自然，寓意深邃；或国画式笔墨，或工整细腻，一丝不苟；或简洁繁多，随心所欲。滇南彝族毕摩经籍绘画中人物造型从衣着到场景，时代特征一目了然。凡占卦历算类经籍，都是图文并茂的彝族毕摩经籍。
插图是彝族毕摩经籍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既具有宗教经籍内容的从属性，又具有绘画艺术的相对独立性。如果说彝族聚居区古代崖画、岩画、壁画及现当代木牌画、水彩画、皿器漆画等多种形式和内容的绘画艺术作品，是彝族传统绘画艺术的历史文化积淀。那么，彝族毕摩经籍中的插图绘画就是高层次的传统绘画艺术作品。因为彝族毕摩经籍中的插图绘画作品，综合了各种传统绘画艺术的优点，并吸收了各种绘画艺术精华而又自成一体。是既有本真性和写实性，又有概括性和抽象性的绘画艺术作品，体现了彝族绘画拙朴、质朴、简洁、优美的特点。
然而，彝族毕摩经籍中的插图绘画，多以单色形式为主，以黑墨勾画出物体轮廓的主线条，在抄写彝文经籍时用黑墨一道用手画出插图。除此，也有采用投影式涂抹法，并以彩色线条勾勒物体的绘画方式。其绘画风格有二：一是直线式勾勒绘画手法。这种绘画手法用若干条直线勾勒富有象征的部分，没有其他特点，线条均匀，不采用粗细线，整个绘画用同样的直线粗细组成，这类插图绘画一般不采用曲线，绘画运笔显得格外笨拙、粗放、古朴，既概括和抽象又保持着原始古风特色。据推测并考证，直线式勾勒绘画手法是早期彝族毕摩经籍插图绘画形式的主要之一。二是曲线式勾勒绘画手法。这种绘画手法根据物体形状，或直、或曲、或粗、或细，在此基础上，多着笔墨作艺术点缀，使所绘画之物精良逼真。这种绘画手法运笔娴熟，出自有一定抄写彝文经籍能力和绘画能力的毕摩之手，有点接近水墨画。[10]103-104
彝学先驱杨成志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从昆明西郊彝族地区收集的毕摩经籍《云南昆明西郊彝族生活图谱》，为绵纸墨书，尚存61页，每页均为上图下文的经籍，每一页上方插图绘画，且插图绘画上加汉文题字，下方为彝文。这部图文并茂的毕摩经籍，以娴熟的绘画技艺，生动地反映了彝族生产生活概貌和精神风貌。这卷（册）毕摩经籍插图绘画艺术作品按其形式和内容看，草拟图题与汉文题字对照，其名称分别是（括号内为汉文题字）：祭祖献牲（家堂香火）、祭神除祟（怪物之神）、求神保佑（天地三界）、迎神祈福（大罗三宝）、田间耕作（田公地母）、天神司辖（天神天将）、太平吉利（五显天子，直年太岁）、邪怪作祟（怪物之神）、雷公霹雳（怪物之神）、升堂判案（口舌官司）、阴魂迷魂（迷魂五郎）、逢凶患难（刀兵、死气）、家宅不宁（天狗、白虎）、遭受灾祸（五鬼）、吉利平安（太阳、太阴破财）、阎王迷魂（抓魂兵将）、凶死杀气（死气亡魂）、灾星破财（主人破财）、病魔作祟（牛头马面）、六畜兴旺、祭奠屋神（家祭香火）、天灾人祸（天神天将）、飞龙怪神（飞龙怪蛇）、撞遇猎神、饲养放牧（山神、地神）、耕耘稼樯（田公地母）、诅咒解冤（勾绞咒骂神）、所事不利（跌蹼神）、土主保护（本境土主）、屋神不宁（屋神不安）、神灵庇护（禄马平安）、聚义合心（满堂合和）、祭奠吊丧（感应孝服）、破财失物（破财失物）、遭遇火灾（火星龙神）、阎王迷魂（抓魂兵将）、恶运降临（凶恶天神）、怪神作祟（怪物之神）、邪树凶神（冷兵、冷马、树神）、合心求子（合和二神）、求神拜佛（感应庙神）、请师祭天（祭天）、生子寄拜（九天卫房）、消灾解冤（烧帛解结）、出行巡视（天愿未明）、诅咒降祸、龙神庇护（龙神、树神）、祭奠考妣（感应孝服）、祭神还愿（土主、口愿未了）、祖神保佑（驲马贵人）、喜气盈门（六甲喜神）、吉庆佳音（喜神入宅）、敬天报恩（受又百禄）、威震荣耀与天地离间（五郎迷魂）、法术消灾（请师禳送）、祭祀土主（土主保护）、祭祀祖神（家堂祖先）。这不仅再现了昔时昆明市西郊彝族物质文化生活的画面，而且展示了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彝族原始宗教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众多毕摩经籍插图绘画艺术作品多跳跃式地夹在扉页中，且多为单色，而这部毕摩经籍在为每页上都有插图绘画，文字内容与插图绘画内涵相配，其插图绘画艺术作品用的色彩之多也是非常罕见的。全书分别用黑、红、绿、蓝、紫等多种色彩来绘画。这部毕摩经籍是研究彝族传统美术绘画艺术与毕摩经籍插图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10]103-104
张纯德先生2003年搜集整理出版了《彝族古代毕摩绘画》、云南省民族古籍办2005年搜集整理出版了《彝族原始宗教绘画》。从这两本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作品收入的题材和内容看，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作品非常丰富，内容涉及彝族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前者收录了云南江城、云南新平、贵州水城、云南峨山、云南武定、昆明西郊、云南禄劝、四川凉山、云南宣威、云南昭通、云南石屏等彝族毕摩经籍绘画及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法国亚洲图书馆馆藏的滇南彝族毕摩经籍绘画作品上千幅。如“云南江城毕摩经籍绘画”有：“毕摩与圣人”“一路顺风”“神物守顺”“毕摩作法”“勾魂缺慢”“咂酒”“六畜兴旺”“人世康乐”“拒魔守福”“大象开路”“多子多福””惊马寻主”“虎鸟同行”“平平安安”“武士狩猎”“圣人教诲”“春风留人”“官员出行”“躲避雷神”“人丁兴旺”“家道亲和”“彝女放牧”“双马候主”等23幅绘画作品。又如“云南峨山毕摩经籍绘画”有：“白虎灾星”“悼丧”“毕摩驱白虎”“其乐融融”“招魂”“六畜兴旺”“酒宴侵扰”“求神护佑”“种田得食”“武士守门”“悼念亡灵”“毕摩作法”“有福有禄”“百解消灾”“君显威荣”“祭龙神佑”“粮丰畜旺”“龙虎护佑”“牛羊兴旺”“山下放牧”“仙鹤招贤”等插图绘画。滇东南曲靖彝族毕摩经籍《纳史画》一部（册）共临摹了59幅“那史”图案，如笃勒下地、撮矮出地、牛头人、人首鱼等，每图案均附有彝文图题或图解，作为范本，供丧祭仪式举行前参照绘制。丧祭活动时，针对每幅图案念诵《那史释名》，以慰逝者。滇东南弥勒市彝族毕摩经籍《苏颇苏嫫绘画》也是一部（册）图文并茂的水墨画，绘有祭天祭日月、孔雀衔花、拜叩猎神、龙马腾云、蜘蛛织网、雄虎守门、喜鹊筑巢、鲤鱼跳跃、蝙蝠捕虫、飞貂觅果、草豹捕兔、拉弓搭箭射鹿、徒弟拜毕摩、双牛犁地、春耕播种、四面八方图等84幅绘画作品233首歌图像。也就是在这个地区，还有一部（册）彝族毕摩经籍所有章首、章末、篇末的符号就达200多种图案符号。
总之，如前述，大多彝族毕摩经籍插图绘画艺术作品，大多与内文有关。换言之，一些彝族毕摩经籍内容并非用文字就能直观地表达作者的意图，所以通过插图绘画艺术作品使文字内容更生动、更鲜明、更突出，通过插图绘画艺术作品让读者形象地了解毕摩经籍的关键情节，继而潜移默化地接受彝族毕摩经籍的主题。如：贵州彝文文献《物始纪略·鸡冠黄人根》载：
天地的西方，鸡冠黄人管。食九担食物，吞九层树叶。九百斤畜毛，做领毡子披，九百驮红铜，做条手镯戴。寿命九百九，寿命长，富贵不多。鸡冠黄人，说的就是他。[11]
如实记述了鸡冠黄人的形象。该书《物始纪略》中《尼能九只脚》《实勺六只手》《独脚野人纪》《猪毛黑人根》《九掐脸白人》《释鹤》《释杜鹃》《释牛》《说火》等等，不胜枚举，都是用彝文详细记述外，还配插图绘画艺术作品，有观图知文意、释文知图意之效果和功用，并始终以图文并茂呈现和彰显。
然而，也有个别彝族毕摩经籍插图绘画艺术作品与经籍内容毫无关系的，这类插图绘画作品多为章首、段首尾装饰性，也没有规定哪一类彝族毕摩经籍配何图案，是由书写者的审美、兴趣、爱好来选择，纯属于装饰作用。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四川凉山彝族毕摩经籍有“防癞”“防卫”“隔离”经文插图、神座图、尾花等绘画艺术作品。其中“防癞”图案在毕摩经籍绘画艺术作品中居首，如有足掌类支格阿龙图、长翅类凤凰图或鹰雕图、爬行类龙蛇图和蜈蚣图、食人食蛇类叭哈阿支（蟒龙）图、野兽类斑纹猛虎图或獠牙野猪图等。[12]
川滇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作品中最为典型的神图是支格阿龙神图。具体地说，每一幅拙朴的神图都有其神话的原型，每一个彝文字都讲述着远古射日英雄支格阿龙的种种事迹，每一笔每一画都投射和透发着神人祖先的强大神力，并神图中还有这样的一段彝文字：
支格阿龙氏，左眼如日明，日形辉灿灿；右眼似月亮，月形亮堂堂。头顶白云天，脚踏黑土地，头戴千层赤铜盔，跨下九层翅神驹。左手执铜叉，右手提铜网。左手执铜弓，右手拿铁剑，铜叉铁剑如林立，见到敌人势汹汹，见到癞神手痒痒，见到斯色则言打，飞舞而前来，见到小孩现慈相，阿龙最能打癞神，阿龙最能击斯色，来将癞神防，来将疾病防。[13]
先祖英雄支格阿龙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以及战胜妖魔鬼怪的精神和勇气，也正是彝族先民在无比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得以生存和繁衍的亘古之歌。川滇毕摩经籍神图绘画及动物画，从上到下，依次画日月、英雄支格阿龙、左方铜弓、右方铁叉、肩挎铜网、头戴铜盔、左眼如日、右眼如月、骑独翅神马。然后是吞食麻疯蛇的凤凰（或孔雀）和食人食蛇的怪龙，便是典型的四川凉山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作品。[14]79
概言之，川滇彝族毕摩经书绘画就是毕摩经籍绘画艺术作品，有神鬼画像、动物画像、自然画像以及神枝图等，又以神枝图最多，据有关资料透露就达100多种。②
四、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特点
纵观彝族毕摩经籍绘画形式和内容及其表现手法和特点，既具有鲜明的个性与共性特点，也具有现实性和广泛性特点；既具有写实性和形象性特点，也有完整性与局部性特点，更具有多种学科文化价值。
一是个性和共性的特点。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作品内容均涉及彝族社会生产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既反映神话人物、神灵祖先、鬼怪妖魔、自然神灵，又表现彝族先民生产劳作、祭祈奉祀，或者日月星辰、云雾风雨、五谷稼穑、民居庭院、路桥亭廊、飞禽走兽、家畜家禽等，都是凭绘画者自己的想象、画技、手法绘画成艺术作品。不论绘画在经籍上、画技手法如何，其取题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人活动为中心，同时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在一定程度上说，既真正体现了个体乃至地域个性特色，又体现了整个彝族传统审美共性特色，均反映彝族原始宗教思想观念。
二是现实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作品思想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君王端坐于上堂，或骑马或坐轿巡视、狩猎，旗幛飘飘，浩浩荡荡；或臣僚端坐于案堂审案判案，案前有跪着且受刑杖的犯人；或毕摩则立祭场，右手摇法铃，左手持经书，祭场摆有祭牲祭具，口诵经书，一派庄严肃穆之气势；或工匠打制农具、百姓放牧、农耕等，展现一幅幅活脱脱的阶级社会生活图画。二是毕摩为人禳解驱邪、看病治病、招魂纳福、祭祈许愿等仪式和民俗活动。三是关乎个体、家庭、家族、村社等重大事件发生时如何解围和破解。四是占问一个人一生中的祸福、吉凶、贵贱及生死命运，或生死轮回转世的观念。概言之，直观地展现了古代各地彝族先民社会生活的缩影。
三是形式和内容统一的特点。纵观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作品，其形式与内容相对统一，并反映了在彝族原始宗教万物有灵思想支配下，全面、系统、完整地展现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灵物崇拜等文化内涵。如《历算书》《万年通书》为母题作系列都是左图右文或上图下文，图文并茂，并不论文字或插图都与一个人一生吉凶祸福、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主题思想相关。
四是写实性与艺术性的特点。彝族历代毕摩都未曾受过绘画方面专业培训，但其绘画作品拙朴生动，即使主题相同，但也绝无一幅表现手法和艺术效果雷同，既有“手法自然”式的本真性和写实性，也有概括性与轮廓性、形象性与抽象性、简笔性与素描性、写意性与艺术性等多种特点，可谓笔法娴熟，构思奇妙，立意鲜明，色彩绚丽，历经几百年而不变色不褪色。从实物或实体到绘画符号，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是不可多得的民族传统绘画艺术珍品，具有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并具有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毕摩经籍插图绘画艺术作品大多是彝文文献思想内容的补充和说明，起注释、讲解、释义、意译作用，使毕摩经籍内容形象化、具体化，便于释读和理解，但有的也不完全是注释、讲解、释义、意译，而是即兴之画作，与神话传说故事或民俗风物有关。一般地说，彝族毕摩经籍或上图下文、或上文下图、或右图左文，或左图右文，或一页彝文一页绘画，这样不仅留存和传承了彝文字，还留存和传承了彝文书画艺术作品，所以毕摩经籍绘画对语言学、文字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考古学、文献学、古籍学、伦理学、审美学及书画艺术等多种学科都具有研究价值。
除此，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作品也有传承性和承继性及功利性的特点，并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作品不仅上承岩画或崖画风格，而且具有晋代云南昭通霍承嗣墓壁画和唐宋时《南诏图传》《大理国画卷》的遗风，其历史文化背景类似。如《大理国画卷》中有一鸡冠人身图案绘画，滇南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作品中有鸡冠人身和鸟头人身图。据汉文文献记载，公元225年，蜀国丞相诸葛亮南征时，曾为“昆明人”作画，画中描绘了天、地、日、月、君长、城府及出行纳贡的活动，又因“昆明人”崇拜“九隆神话”和吉祥之物，就画“龙生夷”的神话传说和刺绣着瑞草琪花的美誉蜀锦相赠，颇受“昆明人”的欢迎和青睐。晋时《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诸葛亮根据“九隆神话”而作的“龙生夷图”，如：
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贲券宝诣之像，以赐夷。夷甚重之……
然而，诸葛亮的绘画艺术作品早已失传。但类似诸葛亮“龙生夷图”及夷人画龙之风犹存，或许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而“夷甚重之”，所以此画风沿袭和传承下来，也或许诸葛亮的“龙生夷图”就是根据“夷俗”画龙之风而总结和概括的”[8]4-7。
综观所述，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就彝族毕摩经籍绘画工具看，其绘画工具虽多，但多为就地取材，并材质非常简陋，根本谈不上文房四宝之列；就彝族毕摩经籍绘画颜料看，多为红、绿、黄、黑、白等五色，并每种颜色都有其丰富的文化蕴意，强烈地反映和表现了彝族先民的五色观文化；就彝族毕摩经籍绘画类别和文化内涵看，其类别繁多，内涵丰富，应有尽有，但以彝族原始宗教文化和毕摩文化为主；就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作品特点看，具有个性与共性、现实性与广泛性、写实性与艺术性、传承性与承继性的特点，以及具有多学科文化价值取向。质言之，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是彝族传统书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彝族毕摩经籍的一部分。没有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就没有彝族传统书画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因而深入挖掘研究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彝族毕摩经籍绘画艺术，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为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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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格尔大海：《浅谈彝族三色文化习俗（初稿）》，载《彝族文化》，内部刊物，1992:272-277．
②摩瑟磁火,曲比尔日：《美姑彝族毕摩木板画、木刻、竹编等艺术图解》，载《美姑彝族毕摩文化调查研究艺术专辑》，内部资料，2002:234-246．
原载：《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22年1期；文字来源：参考网。
作者单位：红河学院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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