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朝改土归流对镇雄的影响
摘要:镇雄属于彝族古37部中芒布部所在地,彝族直系先祖是“六祖”中的慕齐齐。镇雄彝族的历史悠久,土司制度较为完善。清朝改土归流对镇雄影响深远。
关键词:清朝 土司 镇雄 改土归流
镇雄县土司后裔陇维邦的故居
镇雄土司制指的其实就是彝族的土司制度,在镇雄,只有彝族建立了土司制。镇雄彝族的土司制形成得很早,但作为官方制度则始于元朝,延至民国。随镇雄牛场却作陇寡妇在1936年被红军消灭而归于瓦解。土司制在其存续期间对镇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直接塑造了镇雄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形成了镇雄人与众不同的心理特质。镇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镇雄的统治史绝大多数内容是彝族的历史,彝族人民在镇雄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大而积极的作用。
一、镇雄县建制沿革及镇雄彝族源流概述
镇雄位于云南省东北,云贵川三省结合部,地跨东经104°18′至105°19′,北纬27°17′至27°50′。东以赤水河为界与四川叙永相邻,南连 贵州毕节、赫章,西毗彝良,北抵威信。镇雄位处云贵高原北部斜坡地带,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全县无坝区,只有半山区、山区和高寒山区。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中部和南部稍平缓。最高点是安尔乡麦车村的戛么山,海拔2416米;最低处为罗坎镇桐坪村大滩,海拔630米。镇雄大多数地方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少数河谷地区属北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11.3℃,日照1341小时,无霜期218.6天,年平均降水量914.6毫米。
镇雄开发较早,历史悠久,曾被称为“大雄古邦”。自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置南广县起,迄今已有2100多年。其间,建置多次变更,夏商,镇雄属于梁州,雍州;西汉武帝建元六年置南广县;东汉,南广隶犍为属国;献帝建安十九年刘备入蜀,改属朱提郡;蜀汉延熙元年置南广郡;西晋泰始初,废南广郡;隋开皇四年改南广郡设协州;唐南诏时,因乌蒙后裔阿统与其子芒部同居协州,以后芒部子孙繁衍强大,以祖名改称芒部部;宋大理时,仍称芒部部;元朝至元十年,置芒部路军民总管府,至元二十四年,改属乌撒乌蒙宣慰司;明洪武十五年正月设置芒部指挥使司,随即改设芒部府,十七年升芒部为军民府;万历三十七年五月,改称为镇雄府。[⑤]从镇雄建制沿革可以看出,镇雄建县的历史十分悠久,自南诏称镇雄为芒部至万历三十年取消芒部称呼,历时约900年。这九百年间的县名中深深地打上了彝族的文化烙印。镇雄的统治史一直是彝族的统治史,即土官或土司史这种说法在镇雄是可以说的。镇雄的土司制度完全瓦解是1936年红军长征过镇雄牛场时对却作土司陇寡妇的剿灭为标志的。
彝族公认的人文初祖笃慕生子六人,分别为彝族“六祖”,根据易某远在《彝族史要》记载,长房生子慕雅切、慕雅考,发展为武、乍两个支系,分布于滇西、滇中、滇南一带;次房生子慕雅热、慕雅卧,发展为糯、恒两个支系,为今昭通、凉山、四川盐源、古阑等县的彝族祖先;幺房生子慕克克、慕齐齐,发展为布、默两个支系,为今云南会泽、宣威、曲靖和贵州毕节、六盘水、兴义、安顺等地区及广西隆林等地彝族的祖先。默支系发展为十余部,除阿哲(水西)、芒部、余补莫施外,尚有其他九个部,默支系子孙繁衍,遍及滇、川、黔彝区。慕齐齐的24世君勺雅妥:“生子有三人,长名妥取汝。未成长而亡。次名妥芒部,向左路分支,居赫默仲显(今云南镇雄),为芒部君长。”[⑥]据此,镇雄彝族直系先祖当为妥芒部。
二、清朝改土归流对镇雄的影响
陇、安、龙、禄是镇雄彝族的四大姓,即通常所说的“黑彝”,是镇雄的彝族甚至是整个镇雄的统治者。在四大姓中,又以陇姓为代表,因陇姓是芒布部的官姓,所以整个镇雄彝族的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陇姓的历史,回避这个事实的结果就是镇雄没有历史或历史极大的残缺不全。陇姓统治镇雄最早的历史起源于东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三月蜀汉诸葛亮南征,南征部队行至南昌(今镇雄)北境,宿营阿路林中大、小草坝时彝族六祖之一慕齐齐后裔济火帅众往大草坝迎接,开山通道,聚粮供军,充任先锋,英勇作战,为诸葛亮擒获孟获立了大功,蜀汉后主封济火为罗甸王,以其次子分管大雄(今镇雄),即以后陇氏土司。芒部土司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在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在唐与南诏的征战中,当天宝十三年六月剑南节度留后李宓率军进攻南诏途经芒部诸境,遭到各部族伏兵袭击,死伤颇多。芒部土司还在元朝时后响应水西(今黔西)土司阿里之妻蛇节反元。明朝洪武至嘉庆间芒部土司与赤水河土司与明间的战乱。纵观镇雄历史,彝族土司与中央政权间总是分分合合,有协助,有摩擦。除与中央政权间的斗争与角力外,镇雄彝族土司之间也不断因为利益而发生冲突,俗称“打冤家”。彝族有“打冤家”的习惯,动辄“打冤家”,劳民伤财,在一定时期内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据方铁教授在《西南通史》中的表述,清朝在西南进行改土归流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1.土司不能驭下而被改流;2.土司发动叛乱,平定后被改流;3.土司因纷争仇杀被改流;4.土司有罪被改流;5.土司因绝嗣被改流;6.。应土官请求而改流。”[⑦]清朝在镇雄的改土归流属于第二种情况,鄂尔泰函劝乌蒙、鄂尔泰命令游击哈元生率兵征讨,并咨文川军协助进剿,一举击败二土司联军,遂又对二地改流,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和镇雄州(今镇雄县),在乌蒙设镇,以总兵刘起元镇守,因刘起元贪赃枉法,残害百姓。据《镇雄县志》记载,雍正八年八月十八,值刘起元生日,镇雄各寨土目以庆寿为名举行反抗,土目禄万福攻入镇雄城内,杀死刘起元。鄂尔泰闻报调集官军进行围剿,镇雄土目施额者布、阿路等率众与清军韩勋部战于莫都都,一昼夜血战27次,施额者布被公平4寨,死亡300余人。
参照方铁教授在《西南通史》中对“改土归流”的表述可知清朝改土归流对镇雄的影响表现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方面表现为:1.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镇雄土司及其在地方的割据势力,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有利与国家的统一和巩固;2.通过改土归流从镇雄土司手中夺回的部分土地为安置流民及发展偏僻地方的交通和经济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就镇雄的具体情况而言,清朝的改土归流政策在镇雄取得的积极影响十分有限,要说清朝的改土归流政策在镇雄有什么积极影响的话,那就是因为对镇雄土司的残酷镇压为汉族及县外人员大量的涌入镇雄创造了条件,镇雄彝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减少就意味着汉族及县外人员的增多,在现在镇雄近140万人中,彝族占近9万,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了近3万。而汉族则占了120多万。这120多万汉族人口绝大多数是清朝改土归流后大量移民及清朝驻军的后裔。当然,这些大量涌入的汉族为镇雄带来了大量外来的先进农业技术及新鲜文化。这些文化无形中加强了镇雄各民族的相互融合,为昭通走出龙云或镇雄走出原滇军60军长安恩溥等这些优秀的彝族人物创造和积累了思维条件。可以这样说,清朝的改土归流强行将镇雄的彝族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大环境中让彝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一起平等竞争,从而提高了自己对于社会的适应能力。清朝的改土归流对于镇雄的消极影响是巨大和显而易见的。这起因于清朝在昭通、镇雄等地实行的改土归流的手段。这是一种残酷、血腥的铁血手段,笔者在镇雄走访时惊讶地发现镇雄上一点年纪的彝族老人总能就前辈在清朝改土归流中所遭受的残酷对待说出许多的事例,作为一个在书本中出现的历史人物鄂尔泰在镇雄彝族中尤其彝族老人中的知名度如此之高是出乎笔者预料的。“改流中杀戮行为,以滇东北和贵州苗区最为严重。《圣武记·雍正西南夷改流记》说:‘其治边诸夷也,先革土司,后剿倮夷。’清军在滇东北对少数民族打开杀戒,不仅杀戮反叛土司,对土司地区的少数民族也不放过,清军元生、成贞部自威宁攻乌蒙时,连破村寨80余处,‘击败其众数万’,乃克乌蒙。鄂尔泰檄命提督张耀祖督诸军‘分道穷搜屠杀,剜肠截荳,分悬崖树间。’”[⑧]清朝的改土归流是以大量的少数民族死亡为代价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以铁血为代价的改土归流政策在镇雄并不彻底,“原本土司管辖下的少数民族,在改土归流以后,其社会待遇和经济地位的改善是有限度的。”[⑨]作为镇雄来说,改土归流的进行反而加重了原来在土司统治下的少数民族的负担,他们即不可能逃避土司的野蛮统治,同时也套上了封建统治的枷锁,受到了双重压迫。清朝的改土归在将镇雄从名义上纳入封建统治的范畴,其实质上虽然没有政府所授权的“土司”,但曾经土司的大姓仍然掌握着对所辖民众的管辖和治理,加之镇雄上千年的土司制度史也无法在短时间之内消除,作为具有共同民族心理的少数民族群众,他们其实并不愿意心甘情愿地接受其他民族和外人的领导,这也是导致改土归流不彻底的一个原因。在1936年镇雄牛场的确作陇寡妇被红军消灭之前,用镇雄的方言来说就是在牛场镇有两个衙门,一个是国民党的衙门,一个就是确作陇寡妇家的衙门,在两处地方所进行的活动都得到本地民众的认可。
三、小结
清朝在镇雄的改土归流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相情愿的政策过程,其消极作用远大于积极作用。以消灭或牺牲绝大多数当地土著民的利益达到自己统治的目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无疑是具有局限性的。后遗症就是现如今的镇雄彝族具有更敏感的神经同时又具有更坚韧的民族认同。大家一方面不轻易谈自己的民族观,但另一方面又找一切机会来表白自己的民族荣辱感。潜意识中对自己的历史与处境进行小心翼翼的保护和传承。纵观整个中国历史,现在的民族区域自治无疑是最具有优越性及最能代表最广大少数民族心愿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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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西南彝志》,1982年版,贵州人民出版社,p176.
[⑦] 方铁:《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P728
[⑧] 方铁:《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P737
[⑨]方铁:《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P737
文字来源:彝学研究网,原出处和作者不详,欢迎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