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医药文化产业生存环境与发展路径探索———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
我国有 56 个民族，许多少数民族在生存、繁衍的过程中不断与疾病抗争，创立和发展了民族医药文化以及民族医药产业。四川民族地区不仅是我国长江上游绿色屏障之一，也是野生名贵药材的主产地。历经了千年而不衰的四川藏、羌、彝等少数民族医药文化产业，是我国中医学非物质文化产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今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使民族医药文化产业经受着极大的挑战。
一、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对民族医药文化产业的冲击
人类生存、延续和发展需要医药，任何一种民族医药都依赖于药材资源，而中药材资源丰盛来自于当地生态环境的好坏。因此，生态环境的好坏是民族医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基础之一。但近几年四川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生的变化，从内外两个方面给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医药产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 一) 影响民族医药文化产业发展的外部因素
1. 民族医药文化产业面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困境
四川民族地区由于植被呈现高山草甸、低山灌木和山谷森林的垂直分布，草药和野生动物极其丰富，是世界十大生物多样性地区之一。但新中国建国后，四川民族地区为了经济建设的发展成了提供木材资源的来源地。大规模天然林砍伐，在四川民族地区经历了近 40 年的历史。流域地区大量森林植被的砍伐，使四川民族地区药材资源大面积减少。同时，四川民族地区多为峡谷地段，水流湍急，自然落差大，水力资源丰富，是水电开发最理想的场所。水电开发虽然能减少电力系统的碳排放，但也给四川民族流域地区带来了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甚至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恶化的趋势。例如，水电工程对沿岩山体的开挖造成地表植物破坏，山体松动，易诱发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由于流域上游大量的植被被水淹没，加速了流域内中药材资源的日趋枯竭，有的种类甚至到了濒临灭绝的境地。四川民族地区也是我国地震多发地带，仅岷江上游地区从 1958 年 ～ 1976年，共发生 4. 7 级以上的地震 14 次，其中 7. 2 级 2次，6 ～6. 9 级 4 次，使中草药的生长环境和民族医药文化遭到多次破坏。2008 年汶川大地震和2010 年青海玉树 7. 1 级地震，不仅造成部分地区藏族古籍文献的散落和丢失，更使四川民族地区生态环境( 植被、水体、土壤等自然环境) 遭受破坏。大量山体塌陷、滑坡，植被面积大量减少，使得许多珍贵草药处于濒危境地，其中受地震影响严重的药材品种包括川芎、贝母、附子、川乌、黄连、云木香、厚朴、杜仲和黄柏等。严峻的生态环境对四川民族地区土地、山林、草药等的经济价值造成不可挽回局面。
2. 民族医药文化产业面对西医药冲击的局面
伴随着世界文明的进程，从 20 世纪初，西方医药进入我国之后，包括四川民族医药在内的中华医学文化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西医药之所以能成功登陆我国，是由于西方医药文化以其治疗病症简捷、快速、疗愈度高、效果好，受到民众与医学界的认可和欢迎。当外来医药文化与产业优越于本土医药文化与产业时，本土医药文化产业的弱势就会呈现出来，其结果必将带来人们对传统医药文化产业的不理解，甚至产生怀疑。例如，我国民族医学中存在的阴阳辩证理论以及药物中化学成分的组成，目前还没有科学准确地阐述和辨别的方法，而一些病痛( 小至病毒感染，大到白血病、肝肾坏死等) 民族医药的诊疗和医治不仅疗效慢、时间长，而且还无法保证药到病除的效果。相反，从临床实践上看，西医对( 脑颅疾病、尿毒症、白血病、肝肾移植等) 的检测和治疗功效就高于民族医药，这不免引起人们对传统民族医药的不信任和质疑，甚至一些人们脱离了民族医药的治疗，改为能立竿见影的西医药治疗。由于部分人群开始对自身民族医药文化的合理性产生怀疑，甚至走入了极端，开始否认自身民族医药文化产业，而对西方医学文化加以偏执的肯定，结果导致了民族医药文化产业的市场份额日趋减少。可见，民族医药文化在西方现代医学的冲击下，丧失了许多患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局面。
( 二) 影响民族医药文化的内在因素
1. 民族医药文化产业面对人文生态环境的危机
社会学家认为，人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除了需要自然生态环境，还需要有人文生态环境。虽然全国各地方都逐渐在增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但民族对自身文化保护和传承仍有不少误区，这会造成民族医药文化产业生存土壤进一步恶化。从四川民族医药人文生态环境来看，医治病痛主要以经验医学的形式进行，并将医治经验传承下去，即多数采用家传或师承方式把医治技能和经验传承下去。四川民族医药中，医治病方法没有统一的应用标准和固定原则，多为医生或师傅的经验积累，治疗中善用单方、验方、秘方来治疗疾病。学艺者必须从实践中逐步认识药物、熟悉药性，掌握药物的生长特性、采集季节、加工技术和内外治疗方法等实际经验，从而达到掌握药理，世代承袭。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和生计方式的转型，民族医药人文生态环境出现了危机。一方面，虽然民族医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表现形式，受到各方面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医药文化在当地的职能正在减弱，许多年轻人看到民族医药在社会医疗体系中地位的没落，以采药、看病为生计的方式不能给家庭带来稳定的收入和经济上获取更大的利益，导致当地大量的年轻人走出村寨碉楼，进城经商或务工; 另一方面，四川民族医药文化当前主要通过“经传”方式进行，而“经传”内容丰富难学，且程式冗杂，学习起来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去学习。例如，藏、彝、羌药学中都存在“唱经”的传承形式，藏族的活佛、彝族的毕摩、羌族的释比其“唱经”中虽然包含着丰富的医药知识和医药文化，但语言古老，意思晦涩难懂，造成“唱经”医药文化难以完整传承。加之，民族老医生对徒弟的要求和期望很高，使得许多年轻人望而生畏，自然没有人愿意学习。综上，人文环境的变化，造成四川民族医药呈现出医药文化的延续、生存、发展后继无人的人文环境危机。
2. 民族地区生活方式结构的变化对民族药物采集与使用的影响
解放前，民族地区原住居民主要依靠放牧、打猎、养殖、种植、采集维持生计。解放后，打猎活动逐渐减少，放牧、养殖、种植、采集成了居民生活的主要来源，大多数居民把药物采集作为维持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补充方式，所采药物有自用和贩卖两种行为，且在每年一定的时节还会专门上山采收特定的珍贵药材( 如虫草、贝母、天麻等) ，采收后经贩卖给收购站以增加家庭经济收入。而在民间的草药使用中，多以治病和养生两个目的为主。如，阿坝州的白马藏族、羌族以及大渡河畔的藏族与彝族，都有采用传统的固定采收草药，用于饮食等日常生活的习惯，以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然而受地震和水电建设的影响，目前，在河流流域的原住居民被迫移居安置，所处定居地与迁出地在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原有的采集等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灾后重建和库区移民是以推进当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为目标的，新建的基础设施以及发展文化产业的扩展都将对原住居民的生产生活习俗带来影响。伴随灾后重建和移民搬迁，现代文明加速进入原住居民的生活之中，更多的原住居民选择了接受现代文化生活方式，他们改变了原有的一些传统生产、生活习俗乃至宗教信仰来适应新的社区，以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文化与文化生活，而不愿意再重复以往的传统生产与生活。[1]如此之下，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传统医药文化产业的传承与推广，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3. 民族医药研究人才匮乏
民族传统医学文化作为一个古老的文化系统有着天然的不足。从内部环境来看，传承渠道不畅，原生态传承缺乏自觉和自醒，民俗流变冲击较大。在经济发展大浪潮的冲击下，我国民族医药研究长期陷于后继乏人的困境，这一点在四川医药领域尤其突出。例如，目前，四川彝族传统医生中医技全面的并不多，有的彝族医生只了解一些粗浅而原始的诊治方法和部分药物; 有的却对传统彝族医学一知半解，甚至有的彝族医生只知药的使用，而不知药名。[2]再如，四川阿坝州白马藏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医药知识来自于父辈的口传心授，至今许多白马藏族使用的药都没有鉴定命名，年轻一代白马藏族对本民族医药文化并不重视，使白马藏族医药文化正面临失传的危险。[3]然而，作为少数民族中的一些老医生或民间医生，他们满腹经纶却不懂汉语，而年轻人虽然懂汉语，却不懂医学，很多人甚至不懂本民族的语言。至于精通汉族与民族双语且知了医理，可以开展科学研究的人才，那是少之又少了。四川现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医生年龄都已经 40 岁以上了，作为民间医生或乡村草医，他们并不以治病作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大都没有收徒弟，也未进行有意识的传承。他们认为，治病救人是乡亲们对自己行医的需要，随着各级医疗体系的完善，人们有其他的地方求医了，自己就可以不再行医了，“有多大本事出多大力”是民族老医生们的对行医状态的描述。这种无意传授的现象，对民族医药人才的培养十分不利，也对民族医药的保护和传承带来了一定的困境。
二、造成四川民族医药文化产业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
民族地区空间生态环境的好坏是关系到当地自然物质资源和人们生存条件、文化产业持续的基础性问题，四川民族地区的区域生态环境和社会道德环境的好坏，还直接关系到民族医药文化产业的传承方向，决定着民族医药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 一) 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药物资源的下降
1. 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变导致药材数量的减少
某一区域生态( 山涧、河谷、草甸等地带) 环境是植物群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也是民族医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国内外实践经验证明，良好的区域生态环境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福址，也是人类所需资源的来源地; 相反区域生态环境遭受到破坏，资源短缺将不可避免地给产业带来严重的危机。四川省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由于自然界的地震、次生灾害和人为的森林砍伐、水库植被被淹等区域环境出现的恶化，使药材天然资源的生物场和生物链发生断裂而遭到严重破坏，一些药材正面临数量急剧下降和灭绝的境地。早在 1992 年，根据学者调查所出版的《中国植物红皮书》一书中，就记载了在我国 398 种濒危植物中，药用植物达 168 种，占到了 42%。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已利用野生植物为主的 300 ～400 味常用中药中，有 100 多种资源量急剧下降。[4]在区域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情况下，四川有几十个珍稀野生中药材数量严重萎缩。比如，境内的冬虫夏草数量大幅度减少; 重楼在 20 世纪 90 年代产量可达 300吨，但 2010 年却不足100 吨; 金龟莲20 世纪60 年代可产 1000 吨以上，2010 年其产量仅为近 100吨; 当下红景天与 20 世纪末相比产量锐减了一半等等。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为四川民族地区多种野生中药材产业拉响了濒危的警报。
2. 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变导致药物质量的下降
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变不仅会造成药材数量的下降，更严重的是原有的生物场和生态链发生改变后，将导致药物的生物遗传基因异变，即药材内部结构和化学分子结构发生改变，从而使药材质量下降。四川民族地区药材中的大部分为植物药，药材生长环境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各地区的土壤、水质、气候、雨量、温差等环境条件都能影响药用植物生长、开花、结果等一系列化学分子结构生成的过程，特别是气候、温湿、土壤成分的变化更会影响药材内在代谢功能和化学合成成分，进而影响到药材的质和量。据四川省的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初步表明，与 30 年前相比，冬虫夏草、黄芪、川贝母、佛手参、羌活、大黄、石斛、重楼、天麻等药材的品质有明显的下降。过去川西民族地区的蜂蜜其药用价值很高，这是因为蜜蜂采集了几十种西部经济143不同作物的花粉，经过蜜蜂加工而成，而现在由于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许多药物资源的濒危和消失，蜂蜜的药效自然出现降低。可见，民族地区药材生态系统，由于区域环境的变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 二) 市场经济中趋利行为导致药物资源出现的危机
1. 药物资源遭到竭泽而渔
药物资源是发展民族医药文化产业的基础，充沛或萎缩的野生药物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民族医药文化产业的传承与发展。然而，一些地区对原生态医药文化价值认知肤浅，受经济利益驱动对野生药物采取了毁灭性的采挖、廉价开发的方式，其结果带来对原生态民族医药文化资源的破坏。“不按季节采收、不遵循采大留小、采密留稀、合理轮采”是一些地区对野生药物资源破坏的写照。例如，白芨、重楼等药材由于市场价格一路攀升，原本秋天才能开始采挖，但很多药农春末夏初就开始四处寻觅采挖，导致药物的种子都没有成熟落地，药材就被连根拔起，有的野生药材甚至被挖得根须无存。这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采挖方式，致使许多野生药材被“直接绝杀”。“越少越贵，越贵越采，越采越少”的轮回，使民族地区野生中药材正陷入此种恶性循环之中，[5]这也是导致很多药材资源因人为因素加速枯竭，民族医药文化产业传承速度放缓、传播范围缩小的重要原因之一。
2. 伪劣假冒药材冲击市场
由于区域生态环境恶化和人为乱采乱挖的双重原因，四川民族地区药物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面对采药者对野生稀有药材的过度开采，已殃及到了常态品种，野生药材资源日益减少，所引发的药材资源供给和需求的矛盾日益突显。一些地区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采用了极端方法，以假冒伪劣药材投放市场。例如，一些造假者就在药材中加水、加土，甚至添加金属来增大药物的重量，获取不当收入。在药材市场上我们不难发现，有的将用蛹虫草假冒冬虫夏草; 有的将冬虫夏草浸入明矾水或喷洒重金属粉，更有甚者在虫草内部插入金属丝或加进泥粉等; 用煮熟的土豆晒干后冒充天麻; 以川芎冒充三七; 以模具种植出来的鸡矢藤、脚板芋、山药来冒充何首乌等等。市场上的药材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使人们一时间难以辨认，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等在药材市场时有发生。一种民族文化产业如果出现了岔道，将会引起了民众对民族医药的信任度的降低，甚至有时还出现不满情绪，长此以往伪劣假冒、劣质产品冲击市场，便会使传统民族医药产业发展步履维艰。
3. 药材资源开发中有悖于自然规律
在当今的社会中，人们有许多违背生物成长自然规律的做法都得到了惩罚。例如，由于青草中含有很高的蛋白质，而奶牛产奶主要依赖鲜嫩的青草，所以以奶、茶为主要食物的游牧民族，呈现出逐水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但现在许多圈养奶牛，由于缺乏充足的青草，牛奶中的蛋白质自然不能达标，于是有人就添加三聚氰胺来提高牛奶的蛋白质含量，这种害人利己的行为，最终断送了自己的前程。目前，中药材质量的下降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其中大田化作业也是导致药材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大田化作业违背了生物群落自身的生物场和生物链，致使生物内在的化学成分和代谢功能出现异常，由此直接影响到药材的质量。在我们的调查中得知，甘孜州巴塘县曾大片种植黄芩并向内地出售，第一年内地在得知有大量黄芩药材出售的消息后，进货商纷纷涌入购买，当年黄芩的种植获利不菲，但第二年，进货商却寥寥无几，大量种植的黄芩药材无人问津，结果许多药农落得血本无归，只好把种植的药材当作柴火。究其原因，内地第一年所购的黄芩药材与往年的不同，药效极差，进货商卖不出去。可见，成片种植药材导致药效下降的事件，不仅有悖于生物成长自然规律还会给药农带来重大损失。目前，许多中药材的质量下降，疗效大不如野生药材，由此，有的厂商在中成药中添加西药来增强药力和疗效。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只能使四川民族传统医药文化的人文与道德环境日益恶化，医药产业走向保护和传承的误区。
三、少数民族医药文化产业兴起的有效途径探索
四川民族医药文化产业在今后如何走出一条创新之路，如何寻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不仅需要我们进行经济意义上的思考，还需要我们进行文化意义上的考研与探索。
( 一) 维系生态平衡，了解生物生长规律
1. 生态环境保护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自然界中的生物群体和一定区域环境共同组成了相对稳定的生态综合体，生物群体在一定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相互依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来调节自身和环境，来达到维持生态平衡系统的目的。人类社会活动干扰和影响自然生态环境，使其进行必要的调适，不断地调整和尽量地维持自身的平衡状态，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人类社会活动对其影响过大，旧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新的平衡又建立不起来时，那就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即人类社会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了破坏。这种破坏所造成的后果，会使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活动实行反作用，影响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和生活环境。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是人类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物质，若在自然界各生态群落之间和生态群落与它的周围环境之间达到平衡，人类便有充足的食物和保证人类身体健康的药材，但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一旦遭到破坏，人类便会丧失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环境，最终人类会因破坏自然生态平衡走向自我毁灭。可见，人类社会要想维持社会经济的持久发展就必须保持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其中包括人类生产内部结构的平衡、各生态群落之间的平衡和生态群落与它的周围环境之间的物质结构和能量输出输入之间的平衡，这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2. 生态环境决定生物的变异
生态平衡是动植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动植物的进化中，土壤、阳光、水源、温差、湿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动植物对环境的选择和适应性造就了不同物种的出现。生态环境的改变将会破坏生物成长的外部环境，导致生物代谢的混乱，从而造成生物内部构造和化学成分出现异变，[6]这种异变的结果，轻者生物体内化学合成成分下降，重者生物由于体内化学合成混乱而枯萎，甚至死亡。同时，生态平衡意味着生物与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生存环境之间必须保持一种稳定、和谐、共生的状态，这种生存的状态是维系生物延续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从生态平衡方面来看，任何生物群落都有自己的生物场和生物链，即在同一环境下，不同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共生共存环境。中草药也不例外，药物的成长都离不开生物场和生物链，在一个生物场中几十种生物，甚至上百种生物构成了生物链，在蜜蜂、蝴蝶和昆虫的花粉传授中相互作用和影响，混合的化学反应最终才形成了名贵的药材。生物学家们认为，一个物种的变异会祸及 15 ～30 个物种出现危机。可见，这种生物场和生物链一旦遭到破坏，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物链就会断裂，生物的遗传基因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并使其他生物发生变异。因此，了解生物的生长和成长规律，是我们进行民族医药文化产业创新之路的必要前提。
( 二) 积极探索药物生长规律，科学地培育出高效的药材
1. 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培育药材产业基地
目前我国许多民族地区都采用了种植基地来培育药材，这种大面积成片栽培的药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对名贵药材的需求，但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遗憾，即药材质量普遍下降。在种植基地中，人们忽略了生物群落自身存在生物场和生物链的事实，单一植物成片生长减少了混合的化学反应的过程，从而产生原遗传基因变异，最终导致药材质量下降的结果。这不仅在中药市场得到了证实，而且在许多药材成分测试中也得到了验证，即成片种植的药材其药疗成分低于野生药材的质量。由此产生的病人所吃的中药量越来越大、企业在中成药中添加西药成分等怪事就不难得到解释了，究其原因，药材中的药效成分大大衰减。因此，民族地区要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培育药材产业，在栽培药材方面要讲究科学性，研习药草相互生存、生长的环境，尽可能采取山峦川涧的窝种、点播或几种相互依存药材的套种，使种植的药材在生物群中保持原生态的生物场和生物链，以此来提高所种植药材的质量。可见，只有在充分了解药物生长、依存、共生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科学地培育出合格、高效的药材。
2. 遵循自然法则，科学实施药材的采集、储备与制作
四川民族地区很早就认识和掌握了许多药物的产地、形态、性味以及功能，在长期的实践中能够有效地针对各种疾病施行治疗。其中对药物的采集、储备与炮制就有着深厚的医药文化。例如，对药材采收的季节性就十分重视，总结出立夏挖冬虫夏草，端午挖贝母，立秋挖羌活、大黄、黄芪、秦艽等，认为此时药材的药效最佳。但随着经济利益的影响，当地对野生中草药材的乱采滥挖，致使民族地区药材产业遭受到毁灭性打击。因此，厘清中药材采集自然规律，实施科学的采集、储备与制作是民族地区药材产业兴起的必要举措。《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 《新修本草》中记述“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 乖于采摘，乃物是而实非”;《本草蒙筌》所叙“凡药贮藏，宜常提防，倘阴干曝干烘干未尽去湿，则蛀蚀霉垢朽烂，不免为殃”等记述，都强调了科学采集和储存是提高药材质量的有效方法。此外，通过炮制工艺来消除或降低西部经济145药材的毒性和副作用，或者改变药性来提高药物的医疗功效，同时便于贮藏以及加工等，都是提高药材质量与知名度的重要方法。所以，遵循自然法则，科学实施药材的采集、储备与制作对于保证药材质量，保护和扩大药源，提高药物功效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三) 创立教育育才、教育兴业的模式
1. 充分认识教育传承文化的功能
民族地区医药文化是我国非物质文化不可或缺的瑰宝之一，需要不断传承、扩展与光大。但是，目前许多民族医药还需补采标本，并进行植物分类鉴定与内含成份测定; 流散在民间的宝贵医药文化知识还有很多，都需要大量专业人员及时进行深挖、广查、分析、归类、建档和建立数据库等工作，才能有效地避免民族医药面临濒危、灭绝的危险。就四川民族医药文化传承来看，目前还处于经验式的传统师徒或家庭传承阶段。这种范围窄、规模小、时效差的文化传承方式既不适应现代医药文化人才的培养，更不适合民族地区医药文化产业扩展与光大的需要。因此，突破传统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方式，大面积地培养民族医药文化产业的储备人才，是民族地区医药产业兴起所面临的新课题。创立教育育才、教育兴业的模式，是民族地区医药产业实现扩展与光大的有效途径之一。学校是育人的重要场所，也是文化遗产传递的中心，通过教育能使更多的青少年了解民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对社会的贡献，在突破传统民族医药文化传承小、散、差的同时，能使民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广泛的保护与传承。教育育才、教育兴业，大规模培养民族医药人才的方式，这不仅是传统医药文化传承无法比翼的，也还是知识和经验传承中最有效的模式。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四川民族医药文化产业，学校教育理应成为传承民族医学文化的首选场所。[7]
2. 整合各种资源，建立全方位育才机制
四川民族地区有着深厚的医药文化蕴底，藏、羌、彝等少数民族医药文化经历了 1000 ～2000 多年的历史，医药名师、医药经验、医药文化典藏沉淀厚积。起源于公元前 2 世纪的藏医药，是藏族人在本土医学经验基础上，博采古印度医学、传统西方医学、传统中医学之长所形成的独具一格的医药诊疗风格。藏医拥有自成体系的诊疗手法，在治疗心脑血管、肝胆、消化、风湿、妇科及老年病等常见及疑难疾病方面具有独特效果。而藏药的强项也主要体现在对心血管、肠胃和肝胆方面的疾病治疗，其药方功效要强于中药。这些都为民族医药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理论支撑。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四川民族各种医药人才资源、文献资源还散流于民间，因此整合各种资源势在必行。虽然四川民族医药文化传承在建立档案、组建了博物馆、成立了协会、搭建了学术交流平台等方面开展了系列的工作，然而这对于要培养大批民族医药产业应用型人才是远远不够的。利用教育汇集人才的优势，整合各种资源，建立全方位育才机制，才是民族医药产业光大复兴之路。为此，教育机构一方面应招贤纳士扩充自身的师资力量; 另一方面要深入药产地，通过拜访、调查、总结、记载把民间药学经验、医药文化精华吸收进不同的学科，加以科学化、规范化，作为传授的基础。同时，通过学著一体、学工一体来实现民族医药文化科学属性挖掘和延伸。唯有如此，才能把民族医药文化引入科学的研究、教学之中，让民族医药文化得到更广泛保护和传承，医药产业得到光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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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喇明清. 灾后重建中民族文化“发展性保护模式”探讨———由地震灾后羌族文化保护引发的思考[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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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徐亚静. 中药资源危机日益加剧[N]. 中国医药报，2013 －03 － 12．
[5] 颜婧. 警报拉响 四川野生中药材亮起“濒危”红灯[N]. 四川日报，2011 －12 －05．
[6] 刘立军等. 影响中药材产量与质量的主要因子是生态气候因子[A]/ /药用植物研究与中药现代化———第四届全国药用植物学与植物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4．
[7] 吴铀生. 四川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补偿与民族医药文化传承的思考[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10) ．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8 期；文字来源：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图片来源：彝族人网。
作者简介：吴铀生( 1955－)，男，四川成都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研究方向: 民族资源开发。
所属专题：
彝族传统医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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