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背景下民族古籍出版创新
摘要：民族古籍出版既能保护民族文化，又能传播、开发和利用民族文化。在传统出版业市场日渐萎缩的今天，贵州省要转变民族古籍的出版思路，第一，探索民族古籍编辑出版人才新的培养模式;第二，整合资源，建立民族文字古籍出版基地;第三，改变过去民族古籍出版物单一化的格局，走多元化发展道路;第四，利用贵州省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契机，实现民族古籍的云出版。
关键词：民族古籍；云出版；贵州；民族文化
民族古籍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86年以来，国家民委制定了六个五年民族古籍出版计划，每个五年计划都根据阶段性特点出版了一批民族古籍，保证了民族古籍工作的整体推进和健康有序的发展。
一、贵州民族古籍出版的意义
贵州省于2016年初制定了民族古籍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在“十三五”期间要基本实现民族古籍基地化、品牌化、制度化、数据化，其中品牌化是指要以《贵州民族古籍经典图书》为主要依据，出版一批贵州省民族古籍的精品。[1]
1.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民族古籍的价值
贵州省少数民族多，世居的少数民族达17个，在这些少数民族中只有彝族、水族等几个民族有文字，大多数少数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文化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对这种濒危口碑古籍的抢救、整理、出版是贵州省“十三五”时期民族古籍事业的一个重点内容，通过出版，不仅能进一步丰富贵州省民族古籍的内容和种类，而且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这些口碑古籍，从而发现其价值所在。对于有文字的少数民族的古籍大都是用民族文字书写的，现代年轻人很少能认识民族文字，再者这些古籍的载体种类多样，除了纸，还有布、皮革、骨、木牍、竹简等，这给民族文字古籍的交流和流通制造了很大的障碍。如果用汉语或其他文字来翻译民族文字古籍并出版，将能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民族文字古籍，从而发掘出民族古籍中更多、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对于金石铭刻类民族古籍，由于其数量少往往被世人所忽视，这类民族古籍大都没有经历过辗转传抄，因此讹、脱、衍、倒等传世古籍中常见的错误在金石铭刻类民族古籍中很少出现，从存真的角度来看，其价值在所有类别的民族古籍中是最大。
2.能增强民众的抢救和保护意识
民族古籍很多还散落在民间，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少数民族古籍大都被民间艺人、巫师、宗教从业人员等收藏着，由于收藏条件的简陋和对民族古籍保护意识的薄弱，很多被收藏在柜子、麻袋中，甚者直接堆放在屋檐下，遭受着风化、雨淋和虫蛀。由于艺人、巫师、宗教从业人员靠自己的职业很难维持生计，所以很难找到学徒，一旦他们仙逝，他们所拥有的民族古籍往往被家人烧掉或用来陪葬。随着近年来政府对民族文化越发重视和新闻媒体加大宣传民族文化的力度，特别是随着一大批精品如《西南彝志》《彝族源流》《水书》《苗族古歌》《布依族古歌》等的出版和获奖，大家对民族古籍重要性的认识逐渐提高，很多民间收藏者视民族古籍为宝物，民族古籍的价格逐年提高。
3.有利于民族古籍的开发利用和民族文化的传播
民族古籍内容广泛、题材丰富，蕴含着巨大的开发利用价值，对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是开发利用的前提条件。如贵州省提出在“十三五”期间打造黔酒、黔茶、黔药、黔银、黔绣、黔珍、黔菜、黔艺、黔织、黔景、黔节11个民族文化产业品牌，而这些品牌的打造要依托记载这些丰富民族文化资源的古籍，对梳理出来的材料进行归纳、分析，结合当今时代特点和地区特色提炼出民族文化产业品牌。离开民族古籍空谈民族文化产业品牌，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通过点校、翻译、出版之后的民族古籍，既可以用来作为民族地区学校教育普及民族文化的教材，又可以作为普通读物。民族地区群众通过阅读这些古籍出版物，对民族的历史认识会更加深刻，从而能增强对民族的认同感和自信心。
民族古籍的出版甚至能扩大在海外的影响，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贵州省出版的民族古籍中有一批引起了国际学者的重视，如《西南彝志》《苗族史诗》《布依族古歌》《水书》等引起了韩国、日本、英国、法国、马来西亚等国学者的高度关注，《苗族古歌》等被译成英文、法文等多种文字并出版。
二、贵州省民族古籍出版现状
少数民族古籍的出版既是一项文化工作，又是一项政治工作，它关系到民族平等政策的贯彻实施。但其专业性极强，是极少数专业人员才能胜任的工作，出版一种（部）民族古籍往往要耗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成本极高。目前，民族古籍出版主要依靠政府的规划和投资。
贵州民族古籍抢救、整理工作开展的较早，始于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到目前为止，抢救、整理的民族古籍有5万多册（含1949年前），其中出版了300多种。已经出版的主要是目录、提要以及经典民族古籍。出版的代表性民族古籍如《西南彝志》 《彝族源流》 《水书》《清水江文书》 《苗族古歌》，其中一些图书还曾先后获得中国民族图书奖。如彝文古籍《西南彝志》，罗国义和王兴友两位老先生1957年即开始对彝文抄本《哎哺啥额》进行汉译，花费9年于1966年才完成了汉译初稿并供内部使用。之后罗国义和陈英历时两年修订，于1982年以《西南彝志选》之名正式出版。1986年，《西南彝志》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于2004年才完成整个26卷的出版。该书被列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民族史文献的重要条目之一，2008年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民间契约文书古籍《清水江文书》，目前已出版3辑33册，于2010年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亚鲁王》是第一部苗族英雄史诗，于201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文化部把它列入2009年中国文化的重大发现，并于2010年入选中国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彝文经典系列古籍：《土鲁黎咪数·哲学篇》《投确数·祭祀经文篇》《海腮耄启·教育篇》《彝族婚嫁礼俗经·礼仪篇》《彝族丧祭礼俗经》《诺素咪谷则》，该系列民族古籍是贵州省“十二五”民族古籍抢救推进计划的重要成果。
目前正在出版的有大型出版工程《贵州文库》的编纂，该出版工程是为了加快贵州文化强省的建设步伐，对过去已经出版过的、认可度高的贵州古籍重新编辑出版，到2016年8月已经完成了整体规划、编纂体例、书目整理等出版的前期工作，并初步选定214种、500多册古籍，2016年完成45种74册的出版，该工程将于2020年完成，贯穿整个“十三五”时期。在编纂《贵州文库》的同时，对贵州省古籍中版本价值高的善本、孤本、稿本等珍贵古籍影印并以仿古线装的装帧样式出版，是对善本古籍的再造，古籍善本的面世既达到了对珍贵古籍典藏保护的目的，又能让更多的读者认识了解其文化价值，给科学研究者检索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贵州省民族古籍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提出在“十三五”期间，民族古籍基本实现数据化。
三、云出版背景下贵州省民族古籍出版对策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国民的阅读习惯正在发生改变，以手机、平板、阅览器等带有网络通信功能的电子阅读逐渐成为主流，这对传统民族古籍出版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民族古籍的出版要转变思路，从多方面应对出版市场的发展变化。
1.探索民族古籍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模式
民族古籍编辑出版是一个综合性强、要求高的行业，首先要掌握深厚的专业基础理论和广博的专业基础知识，还要熟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这大大缩小了民族古籍人才选择的范围，很难吸引年轻的优秀专业人才。
在民族古籍出版市场日渐萎缩的当下，要探索新的民族古籍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模式。贵州省经济落后、地理位置偏僻等客观因素导致很难从省外高校引进民族古籍出版编辑方面的专业人才，建议采取省内高校培养的模式来解决人才紧缺问题。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开设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高校有93所，贵州省没有一所高校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开设编辑出版学专业，而周边的云南、广西、四川等省区都有1～5所高校开设了编辑出版学专业。为了缓解贵州省民族古籍编辑出版人才紧缺的现状，建议在民族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实力较强的贵州民族大学开设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采取单独划线、定向招生的办法，招生的考生除了参加普通高考文化考试，还要参加民族语言测试，加试采取口试的方式，测试考生能用苗语、布依语、侗语、彝语、水语、瑶语、仡佬语等7种民族语中的其中一种交流的能力。
2.建立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出版基地
贵州省民族古籍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提到省级财政每年预算100万元用于资助民族古籍的出版，重点出版民族文字古籍和口碑古籍，[2]其中口碑古籍用民族文字整理出来之后也是属于民族文字古籍的范畴，因此出版民族文字古籍是今后的重中之重。贵州省17个世居少数民族中，苗族、侗族、布依族、彝族、水族、瑶族、壮族、仡佬族、毛南族、畲族等10个民族语言保存完好，回族、土家族、仫佬族、白族、蒙古族、满族、羌族等7个民族语言已经失传或失去交际功能。[3]这些民族语言保存完好的民族大多数有自己的文字，出版有文字民族的古籍是一项任务极其繁重的工程，如彝文古籍数量大、价值高，但目前贵州毕节、六盘水各县区机构从事彝文古籍翻译的都在50岁以上，5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数不能用彝语进行流利的交流，彝文功底就更差，更不用谈翻译彝文古籍，人才断层的现象相当突出。
贵州省民族文字古籍编辑出版专业人才本来就很稀缺，如果分散在各个出版机构，沟通协调不顺畅会导致选题重复、民文用字不统一等现象，这样就会导致资源浪费、出版物水平降低等严重后果。为避免发生此类情况，建议整合资源，建立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出版基地，让一家出版机构如贵州民族出版社集中精力专做民族文字古籍的出版，打造贵州省民族文字古籍出版行业的“航空母舰”。
3.民族古籍出版物要多元化
在计划经济时代，出版社仅仅依靠几种出版物或几个出版项目就能“高枕无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过去的民族古籍出版主要是以整理研究为导向，以该民族古籍的学术研究价值来衡量出版的标准，这个导向就决定了民族古籍出版物的读者只能是以高校、研究所等机构中的专家、学者为主，受众面过于狭小。依照现在出版行业发展行情，一种古籍要出版3000册以上才能赚钱，但目前大多数民族古籍的销量很难超过1000册，最差的只能卖出几十册，订购民族古籍出版物的基本上是高校、图书馆、文化馆、研究机构以及民族文化研究人员。为了扩大民族古籍出版物的受众面，必须作出改革，走多元化发展道路。
民族古籍出版物的多元化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指民族古籍出版物内容的多元化，二是指民族古籍出版物形式的多元化。在出版内容方面，过去的出版物大多集中在民族学、艺术学、民间文学、语言学等少数几个主题，而民族哲学、宗教、法律、教育、自然科学、地理、工具书等主题的出版物相对较少，[4]事实上民族古籍内容中哲学和宗教占相当大一部分，尤其是彝文古籍，占70%以上。民族古籍关于哲学和宗教的内容是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精髓，记载了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自然观、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看法，因此一直被列入选题的重点。关于法律、教育、自然科学、地理等方面内容的民族古籍跟人民的生产生活也有着紧密联系。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很多食品的用料、工艺是极其讲究的，就可以饮食文化为选题，分民族介绍各自的健康特色食品，如贵州苗族的酸汤，清代李宗昉的《黔记》《乾隆·镇远府志》《民国·炉山物产志稿》、苗族民间传说等古籍中都有关于酸汤的记载，对酸汤的制作缘由、制作方法等方面都有介绍，可以把这些相关民族古籍整合起来，用文字配图片的形式加以出版。
在出版物的形式方面，对古籍标点、注释、校勘、翻译之后加以简单包装的出版物已经不适应现代审美多元化的时代。针对研究者这个读者群，民族古籍出版物可以继续沿用传统的出版形式，针对普通群众这个读者群，出版物的内容可以采用图文结合、专家点评等形式，装帧上要注重美观大方，富有现代气息。
另外，贵州民族古籍中包含大量的口碑古籍，口碑古籍中的民间故事、传说很适合3岁至12岁的儿童阅读，针对这个读者群的年龄特点，可以把故事、传说制作成动漫出版物，如在苗族流传的《刀的习俗和传说》《人是怎样才会栽秧的》《砍柴的由来》《狗同人住的来历》等传说就很适合儿童阅读。
4.大数据产业背景下，贵州民族古籍“迁入”“云上贵州”
出版业是一个依托内容创新和技术支撑的产业，技术进步是引起变革的基本动因。[5]2010年以来，数字化出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云出版，云出版就是利用云计算的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把出版者、平台运营商和读者等连接在云支撑平台即云平台上，编辑审定好的内容最快一天之内就可以在云平台上出版，省去了传统出版物销售环节中征订的漫长过程。出版者还可以根据读者登录时的身份信息、检索习惯来掌握读者的需要，以便及时调整出版内容。从经济成本的角度来看，云出版只需花很少的租金就能享用云平台专业化运营的服务，读者在云平台上能一站式获取所需资源，并能及时掌握资源的更新和当前的热点问题。
2014年7月，贵州省启动“云上贵州”云平台的建设，截至2015年年底，20个部门的266个应用系统入驻“云上贵州”平台，170个数据集在“云上贵州”共享和交换。目前贵州已经引进和开发了动态数字出版系统，只要把贵州省民族古籍整理、分类并作数字化处理形成数据集，就能借助贵州正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契机，登陆“云上贵州”这个平台，实现贵州省民族古籍的云出版。
四、结语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贵州省民族古籍抢救、整理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出版工作方面则落后于周边省份。在传统出版业市场日渐萎缩的今天，我们要转变民族古籍的出版思路，根据读者需求来决定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在发展传统出版业的同时，利用贵州省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契机，实现贵州省民族古籍的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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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丽艳,余成林.贵州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16,(4).
[2]彭绍明.云出版：数字出版发展的整体方案[J].出版发行研究.2012,(2).DOI:10.3969/j.issn.1001-9316.2012.02.003 .
[3]陆光华,钟海珍.三十年来贵州民族文献资源现状调查分析综述[J].贵州民族研究.2014,(1).
[4]佚名.加快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发展[J].中国出版.2011,(11).8-10.
作者单位：凯里学院。
原载：《中国出版》2017年22期；文字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搜狐号-黔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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