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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荐：《贵州彝族制度文化研究》

作者：beley工作室 发布时间：2020-04-29 原出处：彝族人网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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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彝族制度文化研究》封面。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38.7万字。）

《贵州彝族制度文化研究》序

李平凡

《贵州彝族制度文化研究》是王明贵先生的又一力作，是一部科研项目课题成果精编。通览之后，使我受益匪浅。该著作由以下八个部分组成：贵州彝族制度文化研究、贵州古彝文编码字符集构建、水西文化考察报告、新建地方高等院校彝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彝语诗歌格律的研究、贵州彝族文学史探、增订《爨文丛刻》经书研究、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的内容，大致能得知贵州彝族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从文化范畴而言，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又有制度文化，而且以制度文化凸显本著作的研究，因此取书名为《贵州彝族制度文化研究》也就不难理解了。从学科的角度上说，既有基础理论的研究，如贵州彝族制度文化研究、彝语诗歌格律的研究、贵州彝族文学史探、增订《爨文丛刻》经书研究等；又有应用理论的探索，如新建地方高等院校彝学学科建设的思考、毕节市小河彝寨风景区旅游策划、那鲁洞彝族历史文化发掘景点命名解析等。本书充分体现了作者这些年来研究成果“两结合”的路径和方向，研究视角既偏重于历史文化，又关注现实彝区的发展，这是值得从事彝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认真仿效的。

翻阅这部著作中相关的研究成果，容易看出其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大多是国家课题、省级课题或省属相关部门的招标课题。这些成果大多早已通过验收、结题。有些课题在招标立项或结题验收之时，我有幸参与，已经拜读了，并写过鉴定意见，如《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研究》、《增订（爨文丛刻）经书研究》、《彝语诗歌格律研究》等。因此，明贵请我为本书写点文字时，我自知才疏学浅而犹豫了片刻，但责任和感情不允许我推辞，只好应承。所叙之言，只能说是读后感，望方家赐教。

试以几个内容说明本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贵州彝族制度文化研究》是本著作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关于贵州彝族古代宗法制的调查研究，前人有可观的研究成果发表于报刊，如水西则溪制度的研究，乌撒彝族政权结构的分析，普安彝族十二营长制的调查与研究，等等。甚而，明贵编著的《水西简史》中，也对水西彝族的文化制度进行了简要的探索，但因篇幅所限而未能全面展开，只能给读者一些概念性的常识。容易看出，本书对贵州彝族制度文化的研究，是纵横贯通之作，肯定超越了前人，是突破性的成果。从纵向上说，本书从彝族家支制度的起源着手，分析从家支制度发展而来的彝族古代宗法政治族权和政权合二为一的演进过程；从君长制度向土司制度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基本内容，及改土归流后彝区流官统治和土目势力残存的社会状况。总之，宗法制度是彝族的根本政治制度，则该制度是彝族的基本政治制度，如同我国历史上西周时期的分封制，王室通过分封诸侯形成金字塔型的政权组织结构。不同地域的彝族基本政治制度如营长制，都是宗法制下则溪制度的另一种表现而已。纵向的研究包括彝族先民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领主制向地主经济的过渡，跨越数千年。横向的研究，则以政治制度为核心推向其它的彝族文化领域，如法律制度、等级制度、毕摩文化的传承制度、丧葬制度等，可以说基本包容了贵州彝族的制度文化。

《彝语诗歌格律研究》是国家级立项课题，主要内容：一是深化彝诗理论研究。彝族古代文艺理论和当代研究的成果，对许多重要理论概念如押韵、谐声、押调和扣、对、偶、连等，都没有诗歌实例加以论证，对此本书进行系统、深入、全面的例举、分析和阐释，通过诗歌例子与理论相结合的实证研究，使诗歌格律的研究有理论依据。二是重新定位彝族诗歌类型。成果通过对彝语诗歌形式进行全面的分析后，提出了“梅葛”是彝诗总的称谓，同时也是彝语的“总括”。它包括彝语诗歌中婚嫁类诗歌的阿买恳、陆外、阿硕、丧祭诗歌的克洪、打歌调及曲谷、走谷、勒俄、诺沤、曲姐、尔比、克智、博葩、纪透、则透等形式。在科学分类并进行适当归纳的基础上，把彝语诗歌分为“叟口咪”、“勒俄”、“走谷”、“博葩”、“尔比”、“克智”、“踏歌”等7个大类，首次从形式上对彝语诗歌进行了具体归类，分类有据。三是分类研究突出重点。从对大量彝语诗歌的搜集、整理的情况看，“叟口咪”即三段诗、尔比、踏歌即打歌调等三种诗歌类型所见到的诗歌数量很多，因此这三种类型的诗歌是《彝语诗歌格律研究》的重点。四是强化格律要素观点。成果对彝语诗歌进行研究，也对彝语诗学理论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彝语诗歌格律的要素。主要观点是：彝语诗歌有基本的格律形式；彝族古代即有格律诗，其代表形式就是“三段诗”；彝语诗歌格律有押调、押字（押音节，扣字）等音韵形式；“扣”是彝语诗歌区别于其他语言诗歌的关键特质；“五言”是彝语诗歌的基本句型，“偶”和“对”是彝语诗歌的句式特征；“连”是彝语诗歌格律普遍的形式。五是建立韵谱格律模型。成果通过彝文的大量比较研究，在所有的能够搜集到87046个彝文中，选择了17650个彝文建立了《彝语诗韵表》。同时，将彝语诗韵的韵目从360个扩展为468个。在对彝语诗歌格律要素进行充分的例证研究之后，确定彝语诗歌的特色格律要素是“扣”，而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格律形式是“叟口咪”即三段诗。因此根据三段诗的句、段、篇（首）的结构特点，构建了彝语诗歌的格律模型。这是难得的创新探索。总之，该成果是一部系统全面的彝学诗歌格律研究，是超前人的研究成果，其所尝试和创立的理论自成一家之言，可望在彝学界产生较大影响。选择在这部著作中的，是这一成果的理论要点。

《增订〈爨文丛刻〉经书研究》，介绍彝汉文翻译家翻译整理《爨文从刻甲编》的历程与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的合作。论述“爨文丛刻”书名的来历及多年来学界的使用情况，认为“爨文丛刻”是研究者主观取的书名，而没有《爨文丛刻》这部书。作为彝文文献整理、翻译者和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学者都应当清楚“爨文丛刻”所指的不同内涵。同时，作者对《爨文丛刻甲编》和《增订〈爨文丛刻〉》的内容及相承关系作了概述，并对两书内容作了比较研究。除此，作者对《爨文丛刻甲编》中的彝文经书特别是献酒经等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其用意不仅在于“甲编”经书本身，而是指引读者思考“增订”本的经书内容及来源。接下来，对“甲编”与“增订”本中彝文经书的“三轮”选择进行了探索，以深化本项目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成果对献酒经在不同场合的使用及方法开展了细致的诠释，拓展了研究视野，提示了彝文经书共同性特征，成果有突破性的意义。该成果重点论述《增订〈爨文丛刻〉》中的《献酒经》的概念、分类、翻译、研究状况，分别对经籍形式和口头形式的《献酒经》进行辨析。经籍形式的“献酒经”为毕摩所掌握，内容大致相同，口头形式的“献酒经”为各家族（家长）所传承。成果结尾的几点思考，仍能引发读者的共鸣，甚而可延伸到其它彝族古籍文献的研究之中。

《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研究》，在系统叙述文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论述文学人类学与彝族传统经籍的关系，对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概念及价值进行了综述，以此作成果研究总纲，来展开对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研究。这是基于用文学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彝族传统经籍是“研究空白”的起点考虑的。因此，本研究在总体把握上，从绪论中就立竿见影，即用新兴学科文学人类学全面拓展彝族传统经籍的解读，较之于以往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研究，在理论方法上有创新。从严格意义上说，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研究，是一项开创性的彝学课题，其材料搜集和科学归类很难，其相关概念、定义等理论问题的建构更为艰辛。成果第一章和第九章前后呼应，对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与传统宗教信仰的内容及传承者毕摩、苏尼的关系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并对传统宗教生态与传统经籍文学的传承在当下的持续及存在状况作深刻的透视，这是对现今传统文学研究中常被忽略的一大内容的补白，具有原创性的意义，值得借鉴。成果第二、三、四、五、六、七、八章内容，虽没有跳出传统彝族文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如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形式分类、内容分类、艺术表达等，其内涵和外延都在过去的研究成果所涉及的范围之内，是彝族文学研究者所共同关注的重点，但本成果所特别注重采用的文学人类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使过去习以为常的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研究内容有崭新的视角，研究成果达到的高度自然超过了前人的研究，方法的创新决定了研究的深度。本成果研究的另一大突出贡献，是其所囊括的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资料量。可以说，滇、川、黔、桂四省彝族900余万人口的六大方言区的传统经籍文学作品，都在成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所引用的成果达到300多项（著作、论文、调查报告），可谓是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集大成研究成果。难能可贵的是，为了突出成果的真实性，研究过程中，资料使用了彝语几大方言区的语音及对应的方言区的彝文字，为今后跨省区的彝学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范式。由此可知，本成果是彝学理论界所能认知的代表性著作，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不言而喻。

读完书稿，我自然想到了明贵在彝学研究上的拼搏及所作的贡献。上世纪80年代中期毕业于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的王明贵，回老家纳雍县工作多年，曾任过乡长、民宗局长、县人大副主任，在行政事务繁忙之余，从未间断过对彝学的探索和彝族文学的创作，以业余作者的身份，在较短的时间内就相继出版了诗集、论文集和《彝族三段诗研究》等专著，在彝学界和文艺界表现出了其笔耕不辍的勤勉精神，更显示出了其彝学研究在深度、广度和创新上的功力，成为彝学界老一辈学人期盼的学科带头人和新一代彝学研究者的治学标杆。

明贵调到毕节市委政策研究室后，作为单位班子成员的他，在为制定政策而调研、为领导服务而议政的事务肯定比过去忙得多，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其彝学研究的劲头。又在几年之内，明贵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了系列性的学术论文，对彝族传统诗歌作了深入的探讨，并出版相关专著，其数量多质量高的学术成果超出人们的想象，受到全国彝学界的广泛赞誉，有彝学专家还猜测他可能是专业科研机构的业内人，殊不知他还是一个业余的彝学研究者。2011年，王明贵在仕途和学业都齐头并进、前程光明的时候，毅然选择了学术之路，应毕节学院的商调，出任该院刚成立的彝学学院院长，在人到中年之时开启了专业从事彝学研究的行程。次年，明贵破格申评研究员，以成果的质量数量获得贵州高评委全票通过，成为当年为数不多的几位破格研究员。近年来，明贵频频出击，申报国家和省部级课题，而且几乎每报必中，以“彝语诗歌格律研究”、“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研究”中标结束了毕节学院没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历史。据不完全统计，迄今王明贵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了80多篇彝学论文，11部彝学专著、译著、论著，还有2部诗集，而且大多在国家级报刊和出版社发表（出版），据我所知其研究成果之丰厚，在现今中国彝学界堪称奇迹。

中国彝学的研究作为科学意义上的界定始于何时，实在难下断语，但至迟在明清之际即有之，正史、杂史、野史及各地方志上，都不难看到“彝学”的内容。自民国年间起，彝学研究在汉族学者带动下，越来越多地进入了人们的视角，部分彝族学者和外籍学者也加入在其中。建国前西南地区的彝学无疑已成为一门显学，不少研究成果时至今日不失为彝学研究的奠基性著作。解放后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彝学研究方兴末艾，多出成果多出人才，除了老一辈学者外，中青年彝学研究者和爱好者逐渐步入彝学研究的殿堂，给彝学研究队伍增砖添瓦。然而时至今日，彝学研究队伍特别是彝族学者的成长，与博大精深的彝族历史文化相比，还有大的差距，一部《中国彝族通史》的编写，举全国彝族学者之力，花了8年功夫，即说明彝学研究队伍的现状。

在彝族现今分布的滇川黔桂四省区，彝学研究队伍建设和研究成果侧重点有差异，发展不平衡。云南彝族人口五百多万，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彝学研究起步早、学者多，建国以来研究成果显著，诞生了“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四川大小凉山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数百年来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致使彝学研究长期围绕着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主轴进行，这种状况改革开放以后才有大的转变。贵州彝族人口不足百万，经过改土归流后人口流动和文化变迁，现主要分布在乌蒙山区贵州辖境的毕节和六盘水两市，安顺、贵阳、黔西南、遵义等市州有零星分布，仅能体现出贵州彝族古代的分布影子。彝文献碑刻和历史遗迹的丰富，是贵州彝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彝族古籍整理自然也是贵州彝族学长期着力从事的基础性工作。因此，贵州的彝学研究文献整理占优势，理论研究成果处弱势，这是贵州的彝学研究队伍状况所决定的。用这样的视角看问题，明贵在彝学研究中的多种资料互证、多种学科理论结合更显得可贵，其成果的多样性更彰显不易，在彝学研究上这种求实的科学态度永远是值得倡导的。

贵州的彝学研究，自1988年成立贵州省彝学研究会以来，有关市州及其所辖彝族人口较多的县（市）都成立了彝学会，加上原有的翻译、研究机构，可谓彝学研究从官方行为向学术团体延伸，从个人自发向群体合作迈进。但是，有了平台，戏不一定就能唱好，这是缺乏一种团队精神的表现。我认为明贵在打造团队精神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无论他在纳雍工作的二十多年，还是毕节工作的十来年间，周围都拥有一批彝学研究的追随者。这些人从业余走向专业，从学生成长为专家，都与明贵的悉心指导和提携分不开，仅参与本书研究的作者就有10余人。团队精神是彝学研究不可少的精神力量，但愿我们的彝学专家和彝学团体在明贵身上受到有益的启发。

当今之世，各种因素时时干扰着人，静心治学不易。光阴似箭，我们祝愿明贵及他的学术团队再造辉煌！

2015年5月15日于“帝景传说”

（李平凡，贵州省民族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著名民族学家。出版《贵州彝族传统文化调查研究》《贵州世居少数民族迁徙史》等数十部，发表论文若干篇。）

《贵州彝族制度文化研究》跋

《贵州彝族制度文化研究》这本著作，是我2011年年底从中共毕节地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改行到毕节学院（今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任彝学研究院院长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后，到2014年年底之前所主持、完成的部分科研项目课题成果的选编。书中一共选择了贵州省省长资金专项课题“贵州少数民族制度文化研究”中的《贵州彝族制度文化研究》，贵州省教育厅规划项目一般课题“水西文化考察报告”，毕节学院校本研究课题“新建地方院校特色学科建设思考”，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课题一般项目“彝族诗歌格律研究”，贵州省省长资金重大课题“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史”分课题《贵州彝族文学史》，贵州省民族古籍研究基地项目“增订《爨文丛刻》经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课题一般项目“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研究”，贵州省普通高等院校自然科学创新人才团队项目“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平台建设”等8个科研项目的成果或成果要点。这是为了将取得的科研成果及时发表，提供给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企业家、社会各界作为参考，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中及时发挥作用。

考虑到单书的容量、学科范围、专业特色及其他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本著作中没有收入我主持的其他一些科研项目成果或成果要点，如已经出版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丛书”《彝族》卷，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子课题“基于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的彝族经籍研究”，民政部招标课题“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强化乡镇公共服务职能”，中共贵州省委重大问题调查研究课题“毕节试验区新型工业化研究”、“毕节试验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研究”，“毕节试验区新阶段新起点实现新跨越发展战略研究”，贵州省民族古籍研究基地项目“彝文碑铭纸书文献书法精选研究”，中共毕节地委招标课题“毕节试验区建设的制度成果研究”等8个科研项目，以及参加的2个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课题重点项目、1个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课题西部项目和其他一些横向科研项目的成果。

收入这本专书中的成果，有的是以贵州彝族为主要研究对象，所以在介绍贵州彝族历史、文化等内容时，各个单项成果中都分别作了叙述。但是当把它们汇编在一起的时候，难免会出现重复的情况，因此在编辑的过程中，根据成果在本书中出现的先后秩序的排列，在《贵州彝族制度文化研究》中已经有的内容，后面的成果中出现重复的，删除了大约2万字。这在《水西文化考察报告》中尤为明显，在《贵州彝族文学史探》和其他个别篇章中也删了一些，有的地方作了注明，有的则没有说明，所以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个别成果可能在结构上会感觉缺省了一些内容。而《贵州彝族文学史探》是《贵州彝族文学史》的绪论部分，考虑到作为绪论编入《贵州彝族文学史》中出版成书时，由于书籍容量限制和行文简洁的要求，其中“贵州彝族的文化特色”部分拟作删除，就是说在《贵州彝族文学史》中看不到这一部分了。但是在评审《贵州彝族文学史》时，有的专家认为这部分正好是深入了解贵州彝族文学发展的很好的文化背景，建议保留。为存其原貌，本书中作为未删节的全文收录，也是保存原来文本的一个较好的办法，既不占用史书的篇幅，也留给有兴趣的研究者以可查之资。

在这8项科研成果中，有3项成果是与其他4位专家合作研究所得，分别是：《贵州彝族制度文化研究》由卢玲副教授完成第二部分，秦松梅副教授完成第三分部；《水西文化考察报告》由王俊博士完成后半部分；《论贵州彝文编码字符集构建》主要由吴勰副研究员完成。综合考虑到课题、项目都是由我主持完成和书籍署名的简明，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就不在书的封面上署名，而是分别在各项相关成果之下，给予专门注明。

一些项目在立项文件下达并且资金到达学校账户后，毕节学院及更名后的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根据原来有关文件规定给予了补助，保证这些项目有基本的运行经费，能够按时完成、结题。项目完成后，评审专家们对课题的优劣进行了评判，所有课题都一次性通过评审，两个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均获得良好等级，其他课题均是优秀、良好等级。在评审中，评审专家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针对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建议，合理的意见、建议在本书出版之前都在各个课题中予以充分吸收，对一些成果的个别地方进行了修改、调整等处理，使课题研究的质量得到提高。

著名民族学家、贵州省民族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李平凡研究员，曾经参加过这些课题中几个成果的结项评审。应我的请求，他在通读了全部书稿之后，挤出时间为本书写序，切中肯綮分析和总结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介绍了我在民族研究工作中不为外界所知的长期的努力和组织带领团队共同奋斗的历程，让我感受到一个资深专家对民族学研究新成果期望的迫切和激励的真切，为我做好今后的工作增加了巨大的信心和力量。

在成果出版过程中，国家民族出版社罗焰编审和千日编审，对前后两个项目中一些重复的内容、个别冗长的叙述进行了删节，再次核对和规范了注释与参考文献，为提高书稿的质量付出许多心血。当然，由于学识所限和能力不足，这些成果中肯定还存在一些问题，这都是我个人的责任，希望读者不吝批评和指正。

从课题立项到研究完成，从结题评审到修改汇编，从写序激励到编辑出书，所有支持我和我的同事们共同奋斗的单位、领导和专家，你们的关心和爱护给我增加了不断奋进的正能量，为我今后努力工作增添了新动力，在此，我谨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礼和深深的谢意！感谢你们支持我和支持民族研究事业所做的一切！

王明贵

2015年10月10日于德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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