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母语：论彝族口头传统对当代彝族文学的深层影响
内容提要：在彝族文学发展史上，浩若烟海、自成体系的口头诗学传统由诗的形式、诗的思维、诗的品质等方面，在整体的彝族文学乃至彝族文化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特有的审美意识和精神境界，构架了彝族人世代相沿的审美心理定势和审美文化传统，并穿越母语、穿越时空，对彝族当代文学同样产生了深层影响。
关键词：彝族 口头传统 当代文学 穿越母语 深层影响
彝族是一个擅长以自己的方式追根溯源的民族。彝族文学历来就是构建和完善这一追根溯源的民族品质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无论是彝族文化的大传统，还是民间文学的小传统，追根意识和溯源精神始终成为彝族传统文化的精神主导。在这一精神主导始终如一的推动下，彝族文化不论其口承形态还是经籍书写形态，都有着自然天成般的内在统一性和难以简单割裂的整体感。在历史文化形成及发展进程中，彝族人虽然发明创造了自己独立的文字符号体系，并较早地进入了有文字记录的族群文明史，但由于历史诸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上述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和精神主导，还是更集中地蕴蓄于源远流长、生机蓬勃的民族民间口头传统之中，譬如，广泛流传于大小凉山诺苏彝族地区的“勒俄”史诗演述和“克智”口头论辩就是一个最具典型性的例证 。口头传统既是熔炉、泉源，又是载体、形式，不断铸造着、承传着彝民族独特文明的形象体系和精神属性。
在彝族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过去的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在对具体文本内容的时代性和形式的民族特色的分析、阐述层面上，偶有论及外来艺术思潮对当代彝族文学创作的影响方面的论述。但研究界不知是故意悬置，还是无遐顾及，对当代彝族文学的研讨一直以来有一个理论盲点：忽略彝族口头传统对当代彝族彝、汉双语文学创作应该和必须产生的深层影响，对民间口头文学与作家书面文学的比较研究十分缺乏 。本人在长期从事彝族文学教学、研究及创作实践过程中，对这一问题有一些粗浅的认识，基于对彝族口头传统的诗学分析，认为彝族口头诗学传统从诗的形式、诗的思维、诗的品质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学禀性和诗性建构，并通过母语传递、文化沿袭、审美传播等方式贯穿于彝民族文学艺术创造的整个过程而世代相传，渗透进彝族人、特别是作家、艺术家深层的心理和精神结构意识中，对当代彝族文学艺术创作与发展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深层影响；“史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不仅是一个文学的概念，它还标志着一种口传诗歌的品格，一种审美的传统，它具有一种既有别于书面文学类型，又有别于其他民间口头文学样式的特质。换言之，口传史诗应该有它内在的、不可移易的质的规定性。” 由此，民间口承诗歌传统、特别是具有“内在的、不可移易的质的规定性”的史诗传统，对当代彝族文学发展史产生了持久、深入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诗的形式――艺术载体的生成与延伸
要讨论口头传统对当代文学的深层影响，必须先对彝族口头传统之所以能对当代文学产生深层影响的首要条件和内在特性，即口头传统的文学性进行考察。所谓文学性，换言之就是诗性，而诗性就是一个民族通过自身的各种文化方式传达出来的其对人性的本真性、深邃性、普适性及超越性的深入把握、透彻颖悟和生动升华的一系列精神符号及其符号本身的生命意义。它隐含着一个民族形成之初的原始记忆(神话、仪式)、原生语言(母语的形成)及思维的始基状态(诗性思维的萌芽)，同时又凝聚了一个民族将这些文化要素进行高度抽象化与个性化的才情和智性；诗性集中表现着一个民族情感力量的最大深度和智慧生命的最后高度。总之，诗性使人更深刻地触摸和贴近自然母体的本真，从而切实感悟生命亘古的源泉，诗性又让人更自觉地发挥人自身的主观创造力，不断开掘、拓进并抵达人类文明可能的新领域，以及人的精神生命的新境界。
德国启蒙主义时期的著名学者格奥尔格•哈曼曾强调指出：诗是“人类的母语” 。进而，我们认为诗发源于人类的母语，没有母语，无所谓一个民族的诗。这两种认识基于对母语诗性的认同，而这种母语诗性首先是对其诗的形式及其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与精神取向上达到的共识。由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种内涵去理解“诗的形式”：其一，从广义理解，是母语形成之初自由无稽的价值选择和思维方式，这是“诗的形式”的内结构，是判断和区分诗的民族特性的内在标准，在诗的形式要素中起着主导和支配性作用；其二，从狭义理解，是言简意赅、朗朗上口、意辞合一、易记易诵的外在话语形式，它是人们认定狭义之诗的外在标志和载体，是母语生长过程中人们按照“快乐原则”营构的语言艺术形式规范。如彝族古体诗的五言、七言及押韵(押音、押字)等形式要求。
彝族民间口头传统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这悠久富厚的口头传统除了少量的民间传说故事以外，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比例的民间口承遗产均以“诗的形式”传承着、传播着。一切有关天地演变、物种起源、族群迁徙、部落争战、英雄神话、宗教信仰、情爱故事等等记录和反映民族重大历史遭际、文化命运、社会规范的民族文化内容无不以诗的形式得到严格的承传，并通过诗的创造性本质和未来性启示的全面发挥，使这一口头传统永远充满生机、充满对未来的无限吁求。正如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指出的“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我们认为，彝族民间浩繁的口承遗产虽无具体的诗人和历史家可寻，但这些文化遗产已兼有亚里斯多德所揭示的历史学与诗学的本质，同时描述“已发生的事”和“可能发生的事”。从而完成了整个彝民族历史叙事的诗化进程，进一步从意识根基，认知方式上孕育着、缔造着这个民族、这一文化的诗性特质。《勒俄》、《玛牧》、《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阿惹妞》、《阿诗玛》、《阿嫫尼惹》、《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创世志》等均是这种诗史合一、相得益彰之口承遗产中的典范之作，甚至还有大量的毕摩典籍和古典诗文论，如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麦阿纽的《论彝诗体例》这样的书面理论典籍都采取“以诗论诗”的方式完成 。可见“诗的形式”成为彝族人记录自身的心路历程、精神走向、甚至文明进程的第一方式，已经是无庸置疑的事实。这一“诗的形式”在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淀和时代演进后，在淘滤与被淘滤、筛选与被筛选过程中，逐渐生长成一棵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民族民间口承文化之常青树。犹如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所描述的囊括了一切空间与时间，包含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生命之树――关于伊格德拉西树(Tree Igdrasi1)一样，这棵常青树既是彝族古老的口承文明的源头，又是其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精神骨架和意识血脉，同时，还是彝族人独特的文化智慧、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及生存精神本身的外化方式和直接载体。这棵常青树历史性地成为彝族人母语形成之后几千年来的口头传统内因与外因合力，主观与客观统一的文化传承和文明传递中的价值核心和精神要素，使口头传承之文化行为本来地带上了一种对外界和对未来的辐射力和穿透性。这也就是口头传统之所以能穿越时空而对彝族当代文学创作乃至当代彝族文化建设与发展会产生深层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二、诗的思维――艺术心理的构型与承续
一个民族在母语形成之初，同时会形成相应的思维模式和价值结构。在探讨艺术思维的形成与发展时，我们不愿把精力过多地投入到语言与思维的产生孰先孰后的问题上。而是将语言与思维看成一对孪生兄妹，是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人的生理机能和物理属性自身不断演化，以及在外界作用下逐渐滋生与养成的两种相辅相成的生命能力。由于不同族群生存受不同的自然环境因素，特别是地域因素及社会历史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人类的语言与思维的形成，自衍生之时起就打上了浓厚的不同地域与不同民族群落的印痕，且随人类文明的推进不断被自觉化、规范化和理性化，进而构成了今天不同地区不同族群语言与思维形态的千差万别。
历史家和考古家不断证明，彝民族是一个拥有过辉煌的远古文明的古老民族。在原生宗教、自然哲学、天文历算、文字创造、文学艺术等方面都为中华文明做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这些有目共睹的伟大成就都以口头传承和文字记录两种方式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传播。其中，诗的思维贯穿着整个传承与传播的全过程，成为彝族传统文化最为核心的思维根基。特别是其口头传统始终离不开这一诗化思维的主导，甚至上升为一种精神主旨，不断深化和升华着其所传递的智慧体系和所传承的文明成果的价值和意义。诗的思维在彝族口头传统中主要表现为：
首先，表现为原生宗教形态的万物有灵和先祖崇拜观。万物有灵观和先祖崇拜观，不仅是一种自然观、生命观，而且成为彝族人认知自然、理解自然、感悟生命、把握生命甚而透彻生命本质与规律，坚信生命的灵性存在，毅然放弃肉身依恋，直驱灵魂世界的诗性思维模式。在彝族大量的民间口头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甚至于日常的生产生活、言行举止中，也都无不强烈地表现出彝族人思想观念深处、生命无意识层这一充满宗教感、充满诗意、充满古典的理想主义色彩的诗性思维及其深蕴其中的独特的精神气质。万物有灵观念虽是一种主观意识的产物，但究其思维本质，却是发端于对生命世界的相对性规律与客观性原则的深度认同与遵守，对自然世界的自足性存在、潜(前)在性魅力及神圣的光辉的一种彻悟、仰慕进而永恒的沐浴。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淀，经过无数次的历史衍变与浣滤，通过文化承袭与历史遗传等途径，形成彝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当代彝族人，特别是有文化自觉的作家诗人中，以新的姿态和样式，万物有灵和先祖崇拜观依然成为他们思维世界的原初支点，成为彝族人表达对自然之爱、对人类之爱、对生命之爱的情感内核和精神动力。
这种万物有灵和先祖崇拜的“集体无意识”对民族民间口头文学深层浸透不必多论，在当代作家文学中也有突出、明晰的投射。比如吉狄马加诗歌的“猎人生活”系列，巴莫曲布嫫诗歌的“图案的原始”系列，倮伍拉且诗歌的“诗歌图腾”系列，马德清诗歌的“情爱诗歌”系列，阿苏越尔诗歌的“雪的自述”系列，李骞诗歌的“彝王”历史系列，巴久乌嗄小说的“文化历险”系列，均可视为通过史诗传承，对这种由族群早期记忆不断内化而来的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诗的思维脉流的延伸与咏唱。
其次，表现为寓抽象哲理于形象创造中的形象思维。彝族是一个形象思维十分发达的民族，可以说，一座彝族思想文化的神圣殿堂，几乎就是由富丽奇谲、独特美妙的形象思维构筑而成；彝族又是一个注重内敛，勤于反省，乐于思辩，精于哲理的民族。在进行这两种思维品质的辩证统一的努力过程中，彝族人像西方象征主义理论家主张的那样，找到了以生命作为支点去观照世界的方法。在《诗与抽象思维》中，瓦雷里这样写道：“我发现天真朴实的冲动和形象，也就是我的需求和我的个人经验的原始产物，是我的生命本身受到突然袭击；如果可能的话，我的生命必须向我提供回答，因为我们的真理的十足力量与其必要性只能存在于我们生命的反应中。来自那个生命的思想，从来不使用某些似乎只适宜于外间使用的词语来表达自己；也不使用其他一些含义晦涩而可能歪曲思想的真正力量和价值的词语。” 瓦雷里把生命本身作为体验、观照、表现世界的主要参照系，认为它大于真理，真理是其中的反应，生命的外化直接体现为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艺术。浩若烟海的彝族口承诗歌，早已践行了这一原则，以记录、描绘、叩问、揭示或是吁求千姿百态的生命万象同时作为一切语言艺术行为的起点和归宿，无论是天地万物、生老病死、婚丧礼仪，还是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日月流转，都被幻化为具体可感、生动活泼、呼之欲出的生命形式，通过对“形式”本身的“意象”和“意境”的创造性发掘与展示，把握和揭示生命与现实的本质特征，从而或象征、或隐喻、或暗示、或理性抽绎出人类生命活动的无限价值及理性精神。彝族口承诗歌中占重要比例的“波帕”(述源诗)，以及那些数以千万计的民族民间“尔比”、“克智”诗都是寓抽象思维、深刻哲理于独特的形象创造的典范。这一思维传统在彝族当代文学中同样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如阿库乌雾的哲理诗，阿蕾的民俗小说等等。此外，彝族传统诗性思维还凝结了早期自然崇拜、神巫观念、比兴习惯等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
三、诗的品质――艺术精神的铸造与升华
就个体诗人而言，诗的品质意味着该诗人通过诗的创造，可以表达和能够表达的精神传统、生命悟性、知识修养、人格取向，以及情感深度、思想高度和艺术审美境界。而对于一个民族的诗的品质，那就会自然地指向该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推演过程中，通过思维与语言的形象表达和形式创造，逐渐凝聚、不断积淀，并反复淘滤和提升出来的这一民族的综合性的民族自我意识与人类意识，民族文化总体的文化智慧、精神意志和信仰体系，也就是通过语言艺术所达观的该民族全方位的文明程度。一句话，诗的品质，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与他人认同的内在标准，是创造自我与创造世界的能量源。
在彝族民间口头传统中，诗的品质表现为：
第一，根骨观念支配下的溯源品质。对一直贯穿于彝族传统的认知方式和意识结构中的古老的血缘根骨观念，过去的研究者仅认为是原始民族本位思想与血亲意识在阶级社会的一种延伸与扩张。这主要是从社会历史层面分析的结果。而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分析，我们却发现它不仅是原始民族血亲认同的结果，而且经过历史长河的不断冲濯与凝固，已构成一种深植于彝民族内在心理机制和意识世界的对人类的源流、万物的本质的超乎寻常的热忱、钟爱及其深入的透析和把握能力。这种内趋性的思维习惯和认知世界的方式，以及通过这一思维习惯和认知方式可能抵达和形成的人文底蕴和精神价值，正好与彝族传统文化中诗性思维和文化精神相遇，共同契合为彝族口头传统和诗化历史的第一品质。这也就是艺术哲学里所要提倡和彰显的“艺术里的精神”。这一原始根骨观念支配下的溯源品质，贯注于整个彝族民间口头传统及其经籍文化的各支脉，从而创造了大量述源、论根的口头和书面文本。比如云南彝区流传的《阿细的先基》、《查姆》、《梅葛》、《尼咪诗》、《尼苏夺节》、《阿赫希尼摩》、《门咪间扎节》、《俚泼古歌》、《洪水泛滥史》；大小凉山彝区传承着的《勒俄》；贵州彝区流传的《洪水纪》、《洪水与笃米》、《西南彝志•创世志》和《彝族创世志》(三卷)等等皆属“起源文学”，是经典的释原和述源诗。此外，彝族毕摩经书中充分体现彝族人根骨观念的图案、绘画可称为“画骨传统” ；彝族人对待自身的谱系时，以根骨、脉络纯正为荣，以旁根、他根、孽生为耻等都是极其典型的根骨观念对传统文化的渗透的明证。然而，这种释原、溯源，述根、论根的创世史诗正是彝族直抵本源、揭示原始、逼近根本，对人类、对生命世界进行终极追问，通过探知世界而完成自我澄明的艺术生命图式。“每个民族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全民族共同的族源、族史，共同生存的人文地理环境，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等等，构定了这个民族共同的‘预成图式’，从而导致了各支系、各地域的创世史表象材料的相同，也导致了创世史诗中原型象征的普遍相似，甚至也导致了文学现象的共生和并进。创世史诗这一韵语歌唱文学现象在整个西南彝区的普遍发达，以及史诗程式、史诗象征、史诗意义和功能的基本一致，都制导于本民族的永恒的‘心灵图式’――释原述源，也正是因了这个永恒的心灵图式，才使诗歌象征指向深层意识，使诗歌象征在思想、情感等内在含量上得以丰厚和深化。……在史诗作品中，激发人们创造性想象的本源并不是个人意识，而是全民族共有的集体无意识的、族群的和历史的积淀。史诗所独具的艺术魅力正是来自作品所指向的族群的深层意识――彝民族传统的集体心理图式”。 不仅创世史诗如此，就连彝族的古典文论作品也十分强调诗文的“根”和“骨” ，并由此形成了系统的“诗根说”与“诗骨说”。可见，在根骨意识潜在支配下的大量具有释原、述源、叙根、论根品质的创世史的创作及其这一艺术内在体系的形成过程，正是彝族人纯朴而超然的诗化哲学、原生哲学的创立过程。
第二，以英雄塑造为标的的自我塑造。崇仰英雄品质，膜拜英雄精神，论述英雄业迹，塑造英雄形象，一直是彝族民间口头传统的重大使命和重要特征。在自身古老文明的历史递进过程的每一个紧要关头，彝族先民都十分诚挚地，富于创造性地塑立了相应的文化英雄和精神偶像。就拿史诗“勒俄”来说，从开天辟地、物种起源到生物进化、婚姻革命、部落迁徙，先后塑造了恩体古兹、施惹底里、阿俄苏补、居木惹略、石尔俄特、支格阿龙，以及伙、侯等不同历史阶段和文明成就的代表人物。在以极大的忠诚与热情塑造这些虚虚实实、半神半人的英雄形象的过程中，彝族先民及其各时期的民众似乎表现出了空前的宗教狂热的感情势头，他们深信不疑、万分虔诚地笃信：英雄创造历史!英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卡莱尔在论述神话英雄时满怀激情地指出：“崇拜英雄就是对伟大人物卓绝的敬仰。伟大人物始终是可敬可佩的；从根本上讲，此外就没有什么再值得敬佩的了。没有什么比这种对高于自己的人的敬佩之情更为高尚的了，不独在今日，而在一切时期，它都给人的生活带来了活力。宗教的基础就在于此，――我们迄今所知道的一切宗教，都莫不如此。英雄崇拜就是以一种炽热的无限的深情，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一个像神一般的杰出人物的脚下，这不正是基督教的萌芽吗?至于一切英雄中的至高无上者，我们在这里就不说了。要从神圣的静默中去沉思这神圣的事情，这样你将会发现它是贯穿于地球上人类全部历史的一条最终的尽善尽美的原则。” 在彝族口承史诗中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以及英雄塑造的叙事历程本身，总是受制于一个仿佛躲在历史深处的，而又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旁观者”和“叙述者”。其实，这一“历史老人”，就是富于英雄精神的全体族群大众的历史群象的代表，是彝族文化缔造历史的同时，努力完成族群历史的整合与内在铸型的精神要求和创造方式。它主要制导于民族深层次的人格理想、民族文化品格的建构的渴望与对异己力量的克服与抵制能力的一种表述和自勉。这种膜拜英雄、塑造英雄，以叙述英雄的丰功伟业来完成历史叙事，全面凸现历史智慧和文明进程的“英雄造就历史”的历史观和文化精神品质，在当代文学创作、特别是当代彝族诗歌创作群体中得到了赓续与发展。当代彝族诗人们对历史英雄的追怀，对神话原型的回溯，对民族文化深度转型时期文化英雄和精神领袖的热望与祈盼等都是当代彝族彝、汉语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实践进程中最为突出的精神背景和文化策略。
第三，以酒神文化精神为主领的开放传统。德国诗人哲学家尼采曾深入分析过文化的两种精神类型：酒神文化精神和日神文化精神。后者重理性、重思辩、重长时间的生命积淀与沉凝，形成一种追求恒定和实证的传统。而前者重感性、重激情、重感性生命瞬间的辉煌，具有一种内在的开放品质和相沿已久的开放传统。我们认为，几千年的彝族口头传统，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个自足而封闭的母语口述诗史，有它与生俱来的阅读屏障和认知局限。但是，从其叙事传统内在的审美意趣、精神旨归、宗教意蕴，以及无比自觉的生命意识上看，完全是一种以酒神文化精神为主领的开放性的文化传承模式和精神创造体系。我们只要设法贴近彝族传统文化的原始根脉和精神主流，就随时能领略到它那来自先民依凭母语的智慧对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关系的深切体察、自觉熔炼后的通达与彻悟，表现出这一文化精神特性中质朴而真挚的开放品质。这种开放品质在彝族当代文学创作中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表现形式：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意识形态话语完全支配下的传统艺术表达方式向十分典型而激越的时代内容的“开放”，以及母语叙事传统向汉语叙事现实的靠拢与转移。例如吴琪拉达明显带着彝族传统思维与表述程式的汉语诗歌；再如阿鲁斯基那些“旧瓶装新酒”式的母语“新诗”。都是一定程度地秉承了彝族口头传统深处那种以酒神精神为主领的开放品质，同时又被时代扭曲和重塑的结果。二是已经经过了“重新选择母语”这一很难以自我意志去改变的历史遭际后的彝族新老汉语作家诗人们毅然放弃（也只能放弃）本民族母语，自在地接受第二母语――汉语及其以汉语为载体的新时代新文化的孕塑，自觉地选择汉语来进行新的社会历史语镜中本民族生存与发展命运的文学书写。与此同时，他们通过汉语的认同与运用，更大可能的接受了异族文化、外域文化及时代新文化对其文学创作全过程、多层次的影响。这里除却时代历史所迫之外，与其他民族相比较，表现了彝族传统文化精神中所具有的历久弥新的博大情怀和开放姿态。诚然，在彝族汉语文学繁荣的背后，同样隐藏着那些良知自觉的写作者们心灵深处一直承受着丧失母语、丧失母文化深度感受与对话能力后，灵魂潜渊无尽痛苦与莫名恐惧的煎熬。李乔、李纳是这样，吉狄马加更是这样：“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ㄍ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 。如此深刻的自省与焦灼，正是人类文化传承与思变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综上所述，由于口头传统透示出彝民族历史纵深那生机盎然、鲜丽活泼、恒久承袭，具有巨大而持久的生命力和原创性的族群表达之根；透示出彝族母语生成与演化历程所固有的稳定性、承惯制及其特有的穿透力。在当代彝族母语“元叙事”全面受损、口头诗化叙事传统濒于中断之际，口头传统的文化心理、精神品质、思维习惯仍以新的方式甚至是新的语种（汉语）形式，通过作家诗人们“书写与差异”、意识和无意识的接续或转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生存与发展语境中，在走向“重新选择母语”的民族文化命运的新的历史关头，依然穿越母语、穿越单一文化精神圈限，对当代彝族文学创作乃至当代彝族文化建设产生一脉相承的深层次影响。这也许就是人类精神文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所在。
罗庆春：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副院长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四段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
邮编：6100 41 电话：028-89582098或13540398981
Email: akuwuw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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