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婧：全面回顾与多向度的开放式写作
2019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异彩纷呈。尽管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本文是年度阅读印象与综述，理应直入主题，对2019年的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盘点和评价，但在这特别的一年，纵观共和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更需要对70年来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发生与流变以及其产生的成就展开回顾。因此，本文试图围绕“70年回顾”、“出版传播”与“创作综述”三个不同的视角展开，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进行立体的审视，对2019年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场域内涌现出的多元化的创作、出版与传播做出观察。
回顾少数民族文学70年：制度建构、作家培养与文学生产
2019年10月，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中，56个民族的作家共聚一堂，参与到探讨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如何发展的盛会之中。那么，在过去的70年里，极富组织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制度是如何建构、发生、发展的，显然是十分值得回顾的一个议题。
1949年后，“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概念，正式成为共和国亟待发展的文学类型与命题之一。同年，《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创刊。其中，茅盾在《人民文学》1949年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正式提及少数民族文学的建构：“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相互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的多方面发展。”其后，茅盾在发刊词里的这一关于发展民族文学的号召被写入新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之中。
1956年，老舍又具体提出了“开展各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八条措施，中国作家协会还成立了专门的民族文学委员会，并且选派了“兄弟民族青年作家”到文学讲习所参观学习。1949到1960年间，“兄弟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这两个概念交叉并存。1960年，老舍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将民族文学这一类别正式命名为“少数民族文学”。
除了制度建构外，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发表活动也几乎同时展开，当时的官方期刊（尤其是《人民文学》）承担了重要的发表任务。袁向东曾统计，1949年到1966年间的《人民文学》共出版了198期，发表了共计670篇反映各个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的文章。尽管其中不乏汉族作家或文艺工作队深入民族地区并从事“代言式”创作，但是从较为密集频繁的发表数据中，也可以看出同时期政府对少数民族作家有着较大的培养力度。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政府在少数民族文学方面也有新的举措。继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并成立了中国作家协会民族委员会之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也宣布成立，由此，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又迎来了新的契机。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1981年，《民族文学》创刊，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开设了少数民族作家班。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创刊。198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搜集工作的通知》出台，自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均得到了十分稳健的政策支持和激励。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文艺报》也创立了“少数民族文艺专刊”，既刊发文学作品，也登载关于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理论评论文章和新闻报道。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设立也极大地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产生。自1981年至今，“骏马奖”已经颁发了11届，由于其设立的目的是鼓励少数民族作家积极创作，也由此产生了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还举办了“朵日纳文学奖”、哈萨克族“阿克塞文学奖”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土家族优秀作品奖、多民族优秀作品奖、朝鲜族优秀作品奖（檀君文学奖）等文学奖项。
另一个重要的鼓励措施是中国作协自2013年起组织实施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资助了数百项文学选题得以出版，尤其重视对少数民族作家新人的培养。据2019年统计，在中国作协12211名会员中，有少数民族会员1464名，约占会员总数的12%。
鲁迅文学院的“少数民族作家班”也是培养少数民族作家以及鼓励作家创作的重要途径之一。2009年，鲁迅文学院开办了第十二期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与往期作家研讨班不同的是，这一期将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代表纳入研讨班。除此之外，各种形式的“作家培训班”，针对不同民族语开办的“作家翻译班”、《民族文学》“创阅中心作者改稿班”等等的集中研讨活动也在持续不断展开，这些活动有助于少数民族作家的交流和经验互动。
回顾70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而仅就阅读经验而言，我将这些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解放话语、社会主义新人等议题为主要创作内容，以主流汉语文学中的“十七年”文学时期为主要的创作时段，在作品中体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可以说，这一阶段是少数民族文学百花齐放的首个时期。在此时的多民族文学版图中，既活跃着在共和国建立前就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的老一代作家，也涌现了大量的少数民族身份的新人作家。如蒙古族作家巴·布林贝赫、纳·赛音朝克图、玛拉沁夫；满族作家老舍、端木蕻良；朝鲜族作家李旭、金哲；回族作家木斧、沙蕾；藏族作家饶阶巴桑、丹真贡布、伊丹才让；维吾尔族作家赛福鼎·艾则孜、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哈萨克族作家赫斯力汗、库尔班·阿里；壮族作家陆地、韦其麟；彝族作家李乔、苏晓星、普飞、李纳、吴琪拉达；白族诗人晓雪、那家伦；纳西族作家赵银棠、木丽春等。
第二个阶段大致是1980年到20世纪末期，和主流文学的变迁一样，这一时期文学话语相对上一时期来说更加自由、开放、多元，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总体转型也随之展开，大量的创作案例证明，作家们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技法，并加之以地方性知识，述说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通过地理景观、日常生活、民俗符号等意象来表述对于本民族的热爱。个人经验和宏大叙事合一，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创作特征。当时，不仅一些共和国早期活跃的作家们继续从事创作，还有新一批的作家和诗人不断开始活跃在同时期的文学舞台上，比如写出《自画像》、彰显彝族古老文化传统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引导彝族青年一代诗歌创作浪潮的西南民院派彝族诗人阿库乌雾、阿苏越尔，以及异常活跃的西南彝族现代诗歌群；以《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藏族作家阿来，融合了现代主义诗歌与藏族宗教传统的藏族诗人旺秀才丹、才旺瑙乳兄弟，擅长藏族题材抒情诗的刚杰·索木东；从事蒙汉双语创作的诗人满全、陈岗龙；书写生态主题的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蒙古族作家郭雪波；谱写小凉山抒情诗的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
第三个阶段是新世纪至今，多元化和多样性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体现得更加明显。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转型、全球化、现代性对于少数民族“原乡”及日常生活经验的改变或影响尤其直接地体现在文学作品之中。这样的写作转向，并不仅仅如前一阶段那样体现出朦胧性质的感伤，而是更加走向写实或反思。另外，更多的创作素材悄然出现，比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东南沿海的生活、精准扶贫视野下的地方经验、重新回望或反思共和国初期的少数民族地区改革……这一时期活跃的作家不仅有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创作中坚力量，又加入了“80后”和“90后”的青年创作者，由于生活阅历与阅读经验的多样性，这一阶段可谓为多声部共振时期。创作题材较为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持续输出，为中国多民族文学持续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例证。
聚焦2019：少数民族文学的出版与传播
2019年，“金石榴丛书”如期出版，这套丛书全称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年度精选》，包括中短篇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评论卷等等。这一年度精选集，选自上一年刊发的文学作品，囊括了40个民族作家的文学作品，其主题拟定为“讲述中国故事、体现民族变迁”。在中短篇小说卷里，有土家族作家田瑛的《生还》、少一的《假发》、壮族作家凡一平的《上岭村丁酉年记》、藏族作家王小忠的《事故》等等。在诗歌卷里，有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大河 ——献给黄河》，阿苏越尔的《我的疑问随风飘散》，蒙古族诗人阿尔泰的《太阳月亮》，舒洁的《巴丹吉林颂辞》，满族诗人巴音博罗的《致一座废弃的钢铁工厂》，北野的《我的北国》，藏族诗人扎西才让的《黎明时分》，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山水之间》等等。在散文卷中，有藏族作家丹增的《巴拉格宗记》，土家族作家叶梅的《红月亮》，藏族作家阿来的《一团美玉似的敦煌》，满族作家关仁山的《那一条古老而美丽的茶道》，壮族作家石一宁的《紫云归来常看云》。另外，评论卷的编选也集合了多民族文学的丰硕成果，尤其是对于入选的评论者，并不局限于少数民族的族别身份，而是集中了新近产生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
另外，2019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也于年内出版。这套丛书集合了10部入选的小说、散文、诗集和理论评论成果。其中，在小说方面，蒙古族作家娜仁高娃的中短篇小说集《长角羊》中包括13篇小说，描述了人迹罕至的沙窝子地里的人们及相关的文化记忆。在小说里，作家既书写了青年、老人、独居者，也穿插了民俗记忆和历史故事，并试图描绘出沙窝子地人独特的精神世界。瑶族作家钟二毛在《回乡之旅》中收录了《死鬼的微笑》《回家种田》《回乡之旅》等 5 部聚焦底层、乡村、现实的小说；藏族作家扎西才让的《桑多镇故事集》作品均以20世纪90年代的藏地“桑多镇”为地理空间，塑造了一系列不同职业的人物形象，描绘藏族人的世界观以及对待生命、生存的思考；土家族作家陈克海的《简直像春天》包括6篇小说，以细致入微的笔触绘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心路历程。
在散文方面，维吾尔族作家阿舍的散文集《像风一样》极富生命意识，尤其着意性别视角的书写，塑造了一系列个性化的女性形象，充满人文关怀；白族作家李达伟的《在体内生长的丛林》集结了系列与剑川旧城有关的建筑、文化、历史散文，最终扎根于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思索；畲族作家朝颜的《陪审员手记》为长篇纪实散文集，她以本人的陪审员经历为底本，取材于和法律相关的社会事件，探寻社会问题的多样性。
在诗集方面，羊子《祖先照亮我的脸》以岷山、岷江、汶川等地标为中心，主要抒写对羌族文化的热爱；如果说羊子的作品代表了西南羌族地域文化的话，马占祥的《西北辞》与其相呼应，也体现了民族民俗与日常生活的关联。另外，回族作家石彦伟的理论评论集《地方性知识与边缘经验》集合了他对回族文学作品的评论和研究。
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也得到了具有组织性的海外译介传播。本年度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传播成果尤其令人瞩目。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少数民族作家海外推广系列”，这个项目自2017年启动，在2019年内，由中译出版社出版了若干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按照签约规划，包含了约19种语言的输出。年内出版的作品以英文译本为主，有何永飞的《茶马古道》、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等等。
另外，本年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 “原风景·大地记忆”非虚构长篇散文系列第一辑，全系列呈现了民族志式的散文书写，其中藏族作家王小忠的《黄河源笔记》、哈尼族作家莫独的《阿倮欧滨：哈尼人一座灵魂的高地》入选并出版。王小忠为探寻“黄河之源”的现状，在玛曲草原进行了大量的实地田野调查，延续了藏族文学“行走叙事”的模式，表达了对草原生态、文明、自然、经济模式等问题的反思；莫独以一个地名“阿倮欧滨”为中心，展开了对哈尼人历史文化传统的追寻。
在族别文学出版方面，彝族文学的结集出版有了巨大的突破。2019年，首批20部《当代彝族原创文艺作品集萃》作品集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由彝文出版中心策划。项目规划为100部彝族文艺作品。囊括了1949年以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区彝族文学文艺的最新成就。尤其是随着彝族地区的社会变迁，彝族当代原创文艺涌现了较多的作家、画家、诗人、音乐人、摄影人、导演、剧作家。其中70%的作品源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包含了多种艺术形式，集中反映了当代彝族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成果。就本人研究彝族文学作品的经验而言，以往的彝族文学以个人结集与个人发表为主，除了2015年《当代彝族诗歌大系》结集出版之外，其他综合类的彝族文学文艺作品极少有官方层面的专门化的系统结集，《当代彝族原创文艺作品集萃》填补了结集出版方面的空白，对彝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努力。值得强调的是，这套作品集以彝汉双语形式出版，比如青年诗人马海五达出版的作品集就是其创作的彝文诗歌。
与彝族文学相同，壮族文学在本年度的出版也十分值得注意。2019年，首套壮族作家丛书“我们丛书·壮族作家作品系列”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集中呈现了壮族作家文学创作的新作，创作内容大多以新时期以来广西的社会变迁为主，入选丛书的共有11位中青年作家，丛书包括了多种文体，其中小说集有凡一平的《合唱团》、李约热的《一团金子》、陶丽群的《被热情毁掉的人》，散文集有冯艺的《除了山水 还有什么》、黄佩华的《生在平用》、石一宁的《履痕心绪》、牙韩彰的《屈指家山》和黄鹏的《家园气象》，诗集有荣斌的《尘土之河》、梁洪的《一个饺子的距离》、三个A的《魔术师》。
2019年的文学创作可谓多向度发展。在这里我尝试根据自己有限的阅读体验，按照创作体裁来逐一评述。
小说方面，本年度回顾民族社会历史的作品较多，比如彝族作家俄狄小丰本年度出版了长篇小说《山风不朽》，描绘了凉山地区民主改革时期的社会图景，作家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汉族军人形象，他精通彝语，自小被贩卖到彝区，拥有着关于凉山痛苦而甜蜜的回忆。在人物的内心冲突与漫长回忆中，作家完成了有关社会变革的宏大叙事；藏族作家益希单增在小说《旋转的世界》中，则运用灵动的语言书写了改革前夕不同阶层的西藏民众所做出的思考与选择，其中还别出心裁地穿插了人与小动物的互动；藏族作家吉米平阶在小说《一颗黑豌豆》里从一对经历甚多的老夫妻的回忆入手，讲述了关于共和国干部在藏区工作的往事。
另外，不难发现，少数民族题材的儿童文学创作数量逐年增多，但如何将民族题材与儿童视角、儿童接受度相结合还是亟需作家处理的重点。彝族作家吕翼本年度出版的《比天空更远》独辟蹊径，从儿童的视角切入叙事。故事讲述了彝族少年觉格成长并且寻找已经成为红军军官父亲的曲折历程。儿童的目光是积极且充满问题意识的，主人公觉格爱憎分明，接受传统彝族社会等级的差异，然而通过反思平等、解放与自由，作家也解构了被“标签化”的彝族等级制度。在其笔下，头人也是有感情、可以沟通的人物形象，尽管不情愿也审时度势，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另一部分小说着力于关注日常生活与普通人的经验。比如云南彝族作家包倬出版的《路边的西西弗斯》，收录了《鸟兽散》《老如少年》《观音会》《狮子山》《路边的西西弗斯》《偏方》等6部作品。作品表现了人与自然相融合的关系，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回族作家马笑泉的《灵银》在开头讲述了祖母与孙女之间的传承与温情，而对游客细节的摹写又指向了与外部世界的关联。蒙古族作家梁鼐的《少年宝音的心事》从儿童的视角出发，讲述了一个蒙古族少年如何为了自己的妹妹而“不择手段”去获得一只小狗的有趣故事。瑶族作家红日在《码头》中抒写了老码头的消失，以及“船老大”等普通人由此所经历的心路历程。哈尼族作家秋古墨的《坝兰河上》则立足当下的精准扶贫工作，讲述了一个普通干部为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修路、旅游资源开发所做出的思考和努力。
在诗歌方面，诗人们的创作也相当多样化。擅长抒情诗创作的蒙古族双语诗人、学者满全的诗集《今夜，大海在北边》2019年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满全的创作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是新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蒙古族双语诗人之一。这本新出版的诗集为汉文创作，诗歌的题目大多以与蒙古族历史文化相关或相近的地理景观命名，如“阿尔山”、“白狼峰”、“亲王府”、“草原”、“额尔古纳河”、“鲜卑”等等，极富浪漫主义色彩。而本年度彝族诗人依乌出版了诗集《我的》，堪称口语诗歌的重要成果之一。这本诗集重新绘制了凉山的地理版图，每个章节分为若干首诗，章节的题目均为他所行走的凉山彝区的地名，比如西昌、昭觉、布拖、金阳、美姑、雷波、马边、峨边、甘洛等地区。通过在凉山不同地域的行走来展示凉山彝族的地方性知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重复堆砌与彝族民俗有关的意象，而是独辟蹊径，以口语诗歌的方式徐徐展开，充满张力和隐喻。
藏族诗人旺秀才丹本年度出版了《旺秀才丹诗选》，与诸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出版相比，比较特别的是这部诗集属于“常春藤诗丛——华东师范大学卷”丛书中的一本，此丛书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当代高校校园诗歌的结集。旺秀才丹在大学时期曾积极参与校园诗歌群写作，并担任夏雨诗社的社长。作为藏族诗人的旺秀才丹，其创作根植于中国多民族文学版图之中，在校园诗歌运动中也是较为重要的诗人之一。诗集的上卷分为上海诗篇和兰州诗篇，前者大多是在校园时期的创作，而后者则是回到兰州、藏区之后的书写。尤其是“鲜花”、“酒徒”、“大草原”、“草原儿女”等章节，均是现代主义风格与藏区地方性知识杂糅的精品之作。
白族诗人何永飞本年度出版的诗集《神性滇西》，分为“山水经”、“灵物志”、“众生谱”、“时光令”四卷。他的写作堪称生态主义的另一力作，将滇西的山地、河流视为多民族共生的地理场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突破了民族文学“单边叙事”的框架，而是将多民族交往交融的经验融入笔下，书写了滇西各民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云南回族诗人阮殿文的《九十九夜》集聚了诗人18年来的思考与创作，其写作既充满诗意和神性，也贴近现实生活，表达了细致的生命体验。彝族诗人阿索拉毅在《诡异的虎词》中，集结了大量的彝族民俗意象，用神话与想象色彩的语言进行长诗创作。
散文与纪实文学方面，旅居香港的傣族作家禾素本年度发表的长篇纪实文学《春天里的人们》，以采访的形式，讲述了香港推普工作者的故事；裕固族作家铁穆尔在《父亲送我雪豹皮》中叙说了由一张被赠予的雪豹皮而联想到的事情，如牧场、动物、生态、文明，而其中也穿插了有关民俗传统、节庆等方面的地方性知识；白族作家彭愫英在《追梦高黎贡山》中写到滇西北怒江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其背后普通人为此付出的曲折与艰辛努力；哈尼族作家何建安在《红水奔腾》中，先是从红河地区的江流、山川、云层、江岸、沙粒等自然景观入手，讲述了一个古镇的古今变迁；侗族作家黄松柏的写作超越了族别的界限，在他的《那年，我们去西藏》中，他回忆了1980年接受安排进藏教书的场景，尤其是对从贵州到藏区的旅程的摹写，十分真切感人。壮族作家苏长仙在《放歌右江“小平号”》里，围绕百色的历史论古述今，从修路、治水、矿产开发诸多方面描述其故乡的发展。
年初收到了来自浙江和海南两地的刊登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民刊。一本是仡佬族身份的浙江诗人弦河所编选的《中国少数民族诗人诗选》，共集结了24个民族的作者上一年度发表的诗歌作品，其中既有针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抒情诗，也有体现了流动务工、迁徙、行走等题材的写实诗歌。另一本是来自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学协会的《七峰诗刊》，为本年度新近创刊的诗歌刊物，刊载了当地黎族和苗族诗人的作品。这样的民刊丰富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边界，也可以看出文学爱好者在少数民族文学生产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纵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70年来的发展，以及2019年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出版与传播，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了。可以从内外两部分做出总结。在外部，少数民族文学制度下的文学生产、机制激励、出版资助等方面，推动了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积极性，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生产；在内部，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对于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意识的自觉性追求，以及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新事件的反映、对于本族群社会转型历史时期的回顾，甚至对于作品编选所体现出的自发性与主动性，共同构成了多元化、多样性的多民族文学书写。我们还可以看到由“向内性”向“开放性”的转变，也就是，少数民族作家不再专注和局限于封闭式的传统文化抒情写作，而是积极容纳不同族群的交往经验与日常生活，并且对当下社会、新生活的变化有新的思考，对变革期的族群社会历史进行重新反思、对于全球化和现代性语境下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变迁予以观照。
本文来源于《文艺报》 作者：邱婧
2001年，正是互联网兴起的年代，彝-人-网团队便确立了构建彝族文化数据库的宏远目标，初心不改，坚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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